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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中的主人公布莱特·阿什莉（Brett Ashley）在过去常被看作是一个交际花，但现在，人们往往将她视作一个相对积极正面的角色。对她的定位的转变原因有三：女性批评家力量的增长;人们发现该角色被误读的事实;对她性格的多面性特征的进一步认识。
关键词：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文学批评;布莱特·阿什莉;角色定位
一、引言
（一）海明威与《太阳照样升起》
海明威是一名美国作家，也是一名记者，他的作品对20世纪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海明威的记者经历对他的写作帮助极大，作为 “迷惘的一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中常常阐释和讨论爱情、战争、荒野、迷惘等主题，而它们对读者有着永恒的吸引力。海明威在他的作品中真实地描述了“迷惘的一代”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人们对他的作品感兴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读者可以从他的作品中了解一些战后的情况，而且通过他的描述和思考，读者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精神状态。
海明威还以其实用、简洁的写作风格著称。他在其作品中仅描述人物和环境，而不就其背后含义和写作目的做进一步讨论，需要读者自己去把握。对于他书中的角色，尽管他可能表露出了某种程度的情感倾向，但他往往只是对他们进行描述，很少直接做出判断或试图引导读者去思考某种问题。这也就是海明威的作品在不同时期总能有大量的新解读和一直保持强大的生命力的原因。
《太阳照样升起》写于20世纪20年代，是描写“迷惘的一代”的生活的代表作，是海明威住在巴黎并担任驻外记者时完成的。这一代人经历过且完全参与过战争，当战争结束后，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感到被社会抛弃。这可能是他书中一些人物的行为与常人大相径庭的原因。
（二）前人研究成果概述：《太阳照样升起》与布莱特·阿什莉
对海明威及其作品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研究是从1952年开始的[1] 。
在海明威刚刚去世后的20世纪60年代，海明威研究的关键人物Phillip Young出版了《海明威：再思考》（Ernest Hemingway： A Reconsideration）一书， 并在书中举出了心理分析的例子，提出了 “伤痕理论” （Wound Theory），其具体内容是：痛苦可以让一个人变得阳刚。与此同时，该书还提出了“代号英雄”（Code Hero）的概念[2] 。这可以看作人们开始对海明威笔下的人物进行认真分析的标志，但这些只是与海明威作品中男性角色有关。
该时期的其他研究著作，如Joseph DeFalco的《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英雄》（The Hero in Hemingway’s Short Stories）[3] 和Delbert Wylder的《海明威的英雄》（Hemingway’s Heroes）[4] 等20世纪60-70年代的研究都曾受到Phillip Young的“代号英雄”的影响。20世纪60到70年代，海明威研究的主流是英雄主义，很少有女性批评家发表相关看法，也很少有针对海明威作品中女性角色的讨论出现。
而《太阳照样升起》中塑造的女性角色，尤其是布莱特·阿什莉，常被看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掀起女权主义运动浪潮的因素之一。海明威笔下人物的矛盾和挣扎为持续性的讨论提供了可能。因此，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批评界和读者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对海明威作品的解读和研究重点也会产生差异。
二、布莱特·阿什莉在不同时期的定位、分析与转变之因
（一）布莱特·阿什莉过去的定位及解读
英文中的“定位”（orientation）一词显然源于 "orient"一词，并在19世纪中叶首次使用。如今，它的意思是指将某人或某物相对于指南针的点或其他指定位置进行定向的动作[5] 。从这个定义出发，把布莱特·阿什莉放到她曾经的定位和现在的定位上来进一步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解读布莱特过去的定位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确过去人们对她的定位——交际花。布莱特善于在男人之间周旋，从这个角度来看，布莱特这样的角色是非正面的。若从传统的价值观来评判，这样的女子得不到任何尊重。
当她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时，她已经结了两次婚，且第二次婚姻在离婚边缘。与此同时，她还爱上了迈克（Mike）。尽管她对作家科恩（Cohn）完全没有感情，但因为他迷恋她的美貌和直率的个性，她便以恋人的名义答应和科恩一起去度假。当她遇到年轻的斗牛士罗梅罗（Romero）时，尽管罗梅罗和她在身份和年龄上都有差距，但她立刻被他吸引，也积极地投身于这段感情中。她虽知道罗梅罗和她并不会有什么美好的未来，但还是追求了他。但本书真正意义上的男主角是杰克，他才是她的真爱。读者对布莱特的第一印象是交际花是很正常的，她处处留情，利用自己的美貌和男人打交道，符合交际花的所有表现。
不过，深入思考后，读者可能就会发现布莱特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没有人会想让自己和交际花这种传统意义上非正面的形象挂钩。布莱特的行事方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这部小说描写的是生活在战后时期的“迷惘的一代”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时期，旧的、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被摧毁，新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却尚未建立。本来可以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的青年男女，美好生活都被战争摧毁了。他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损失和痛苦之后，往往会因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而对生活采取逃避的态度。因此，像布莱特这样的人物的存在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
人们当时把布莱特定性为一个非正面的角色有以下几个原因：如本文第一章所述，在对海明威及其作品的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评论家和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海明威作品中的英雄主义。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是需要为英雄树立榜样。菲利普·杨提出的“代号英雄”确实对当时的文学批评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样一来，为了更好地讨论英雄和男性角色，研究者和批评家们便只给布莱特和其他女性角色贴上了“交际花”或“热情善良”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标签。在他们眼里，可以把女性角色定位为纯粹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也因此忽视了每个角色的多面性特征，忽视了女性角色和男性角色一样值得探討这一事实。《太阳照常升起》以第一人称视角写就，其叙述者是杰克。杰克曾是一名战地记者，因为在战争中受伤，所以他和布莱特虽然彼此相爱，但在战争之后他们只能拥有柏拉图式的爱情。如果读者随着书中的叙事节奏，站在杰克的角度看问题的话，便会跟随杰克，放任其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引导我们。作为读者，我们不会怀疑他叙述中的真实性，但他却可能会因为自己强烈的情绪和自身喜恶误导我们。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往往把女性看成这样的形象：她们应该有优雅的长发，这是多数男性所喜欢的。然而，布莱特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人物，她留着一头男孩子气的头发，当罗梅罗要求她重新留起头发嫁给他时，她拒绝了。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布莱特身上叛逆的一面。她与传统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因为她的内心表现出了男性气质的积极一面，事实上，她才是那个在男女交往中占据主动权的人。当她想要什么的时候，她会主动去追求。她打破了女性在恋爱关系中的传统定位，而这在过去恰恰是不太被接受的。 （二）当代对布莱特·阿什莉的定位与解读
随着时间的推移，女评论家如Susan Beegel等在海明威研究中逐渐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6] 。她们开始寻求对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角色进行不同的解读，关注点集中于恢复女权主义者的声誉和再分析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布莱特在这种情况下，便成为一个相对积极正面的且有魅力的人物，因为她想通过不同方式来寻求爱情和生命的真谛。一些女性批评家，如Wendy Martin等甚至认为，布莱特是一个女神[7] 。女性批评家可以进一步深入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发现这些角色未被发现的一面。因此，布莱特的角色定位在这些女评论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发表了看法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然而，女性批评家逐渐获得话语权并不是布莱特这样的女性角色定位变化的唯一原因。有观点认为布莱特·阿什莉在《太阳照常升起》中被误解，这些观点导致人们重新思考对她的定位。例如，富尔顿指出，将布莱特贴上不同负面标签的误读源于读者全程跟随杰克的叙述，从他的角度看故事。正如第二章中所提到的，一本以第一人称视角写就的书，描述很难做到绝对客观。布莱特至今仍是 “海明威作品中最常受到恶意和被误读的女性之一[8] ”。该观点表明，批评界开始意识到，读者实际上是从杰克的角度来认识布莱特的。也因此出現了与认为布莱特是一个仅有缺点的角色不同的观点：她是一个长期以来被误解的角色，因为我们受到杰克的影响，只是跟着他的叙述走，这既不客观，也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除了“迷人”与 “一个试图寻求生活真谛的女人”之外，现代人对布莱特的定位还包括“有自己的判断和标准”和“矛盾”。她目前的形象是相对积极正面的：布莱特是能引起人们共鸣的人物。在小说的最后，她对杰克说：“我们本来可以一起度过这样的一段美好时光。”这说明布莱特心底清楚地知道谁才是她爱的人，而这只能怪那个年代和战争，而不是她。对于布莱特而言，如果杰克没有在战争中受伤，他们一定会结婚。出于无奈，她只能用叛逆的生活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悲伤。她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是资本主义的腐朽产物，然而她始终对爱情抱有追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她不过是一个在男权社会中挣扎的、追求自由的人物罢了。由于过去的读者未能摆脱杰克视角的叙述的影响，而忽略了应将小说放入历史背景中，她便被误读了。
布莱特同样有自己的标准，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她拒绝了罗梅罗的求婚，因为她为耽误一个年轻小伙的生活感到内疚，觉得他们不会有未来，她不想成为毁了这个年轻人生活的坏女人。她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在小说中，她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她选择了杰克，那么就只能拥有精神上的爱恋，这是她无法忍受的;如果她选择了罗梅罗，那么她就会毁了他的生活，她也不会从他那里得到真正的快乐。
在文学作品中，痛苦并不只是男性角色的专利。在这部小说中，女性角色和男性角色同样承受着痛苦。过去，评论家们只想为男性角色寻找借口，而忽略了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是无辜的。布莱特想要逃离现实，但她却无法逃离。她试图掌控自己的命运，但却以失败告终。在海明威研究的早期阶段，布莱特的以上特征被大多数批评家忽视了。
批评家们现已意识到，仅仅标签化布莱特这样的角色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她表现出了她内心的复杂性。批评家们，如Lawrence Broer等表示，布莱特不仅是“海明威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女性角色”，还是“现代文学中最难以捉摸、内涵最丰富的最神秘的人物之一[9] ”。一些评论家，如Linda Miller 认为，长久以来，批评家们忽略了布莱特性格的复杂性和在小说中的复杂作用[10] 。上述论断皆说明，随着人们对布莱特的认识加深，读者们对她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也导致了对布莱特定位和评价的变化。与过去的“轻浮交际花”相比，她的定位已经转变为相对积极正面的了。
（三）布莱特定位转变的原因
布莱特的定位由交际花转变为相对积极正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女性批评家在海明威研究中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她们中的成员如Susan Beegel和Wendy Martin等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并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布莱特这样的女性角色，或者说可以从女性读者的角度来分析这样的角色;批评界逐渐意识到布莱特是一个被误读的人物：她看似轻浮的行为背后是有历史原因的;评论家发现并承认布莱特的性格具有复杂性。其实，不仅是布莱特，任何人物都有其复杂性，也不应该仅从一个角度或方面下判断。尽管对角色解读的趋势可能还会变化，但目前布莱特这一角色定位的转变表现了对海明威作品中角色研究的多方面发展趋势。
三、结语
从对布莱特·阿什莉的定位和解读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批评领域的强大力量，因为男性不会太在意一个女性形象，他们只会给她贴上标签。然而，每一个人物都是鲜活的、多面的，只从单一角度来评价是不公平的。从对布莱特定位的改变和海明威作品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女性角色在批评家们眼中的转变。对于像布莱特这样矛盾的女性角色来说，女性批评家开始逐渐获得话语权，对女性角色再分析，并试图从女性的角度找出这些角色行为的原因，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一定有其原因或某些理由，但如果不深究，不考虑历史和社会背景，只凭臆想和偏见来评判一个人物是不合理的。
在书中我们或可察觉海明威对她的同情和怜悯：如果没有战争，她可能会成为一个优雅的人，和她的真爱杰克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布莱特身上的一些“男性特质”。她不应是一个反派角色，但她所处的时代却迫使她做出种种十分糟糕的行为。如果我们深入书中，在叙述中摆脱杰克第一视角的偏见，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布莱特只是一个对时代和社会环境绝望，并试图寻求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人。海明威并没有用传统的方式来塑造这个人物，相反，他表现出了尊重、同情，并维护了性别的平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权利寻求生命的真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布萊特·阿什莉的定位从轻浮负面到较为积极正面的转变有其原因，了解这些原因可以帮助我们跟随前人的研究，尝试着提出新的想法，并推动对布莱特这样的人物的研究。在过去，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恰当的评价。但可喜的是，从对布莱特的研究和她定位的转变中，研究者和评论家对女性角色的关注力度加大，并可能有更多的发现。
参考文献：
〔1〕刘树森：“纪念海明威：回顾与展望”[J].国外文学，1999（3）：34-44.
〔2〕Phillip Young.Ernest Hemingway： a Reconsideration[M].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3〕DeFalco，Joseph.The Hero in Hemingway’s Short Stories[M].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3.
〔4〕Wylder，Delbert E.Hemingway’s Heroes[J].Studies in the Novel，1970：382-383.
〔5〕Definition of the word “orientation”[EB/DB].https：//www.oed.com/.2020-03-28.
〔6〕Beegel，Susan f.The Critical Reputation of Ernest Hemingway[A]//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rnest Hemingway[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7〕Martin，Wendy.“Brett Ashley as New Women in The Sun Also Rises”.Edited by Linda Wagner-Martin.New Essays on The Sun Also Rise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65-82.
〔8〕Fulton，Lorie.W.“Reading Around Jake’s Narration： Brett Ashley and The Sun Also Rises”.The Hemingway Review，2004：61-80.
〔9〕Broer，Lawrence R.Hemingway’s Spanish Tragedy. University，AL;U Alabama P，1973—.“Intertextual Approach to The Sun Also Rises.”In Teaching Hemingway’s The Sun Also Rises.Ed.Peter Hays.Moscow：U Idaho P，2003：127-146.
〔10〕Miller，Linda P.“Brett Ashley：The Beauty of It All.” In Critical Essays on Ernest Hemingway’s The Sun Also Rises.Edited by James Nagel.New York：G.K.Hall，1995：170-184.
关键词：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文学批评;布莱特·阿什莉;角色定位
一、引言
（一）海明威与《太阳照样升起》
海明威是一名美国作家，也是一名记者，他的作品对20世纪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海明威的记者经历对他的写作帮助极大，作为 “迷惘的一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中常常阐释和讨论爱情、战争、荒野、迷惘等主题，而它们对读者有着永恒的吸引力。海明威在他的作品中真实地描述了“迷惘的一代”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人们对他的作品感兴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读者可以从他的作品中了解一些战后的情况，而且通过他的描述和思考，读者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精神状态。
海明威还以其实用、简洁的写作风格著称。他在其作品中仅描述人物和环境，而不就其背后含义和写作目的做进一步讨论，需要读者自己去把握。对于他书中的角色，尽管他可能表露出了某种程度的情感倾向，但他往往只是对他们进行描述，很少直接做出判断或试图引导读者去思考某种问题。这也就是海明威的作品在不同时期总能有大量的新解读和一直保持强大的生命力的原因。
《太阳照样升起》写于20世纪20年代，是描写“迷惘的一代”的生活的代表作，是海明威住在巴黎并担任驻外记者时完成的。这一代人经历过且完全参与过战争，当战争结束后，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感到被社会抛弃。这可能是他书中一些人物的行为与常人大相径庭的原因。
（二）前人研究成果概述：《太阳照样升起》与布莱特·阿什莉
对海明威及其作品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研究是从1952年开始的[1] 。
在海明威刚刚去世后的20世纪60年代，海明威研究的关键人物Phillip Young出版了《海明威：再思考》（Ernest Hemingway： A Reconsideration）一书， 并在书中举出了心理分析的例子，提出了 “伤痕理论” （Wound Theory），其具体内容是：痛苦可以让一个人变得阳刚。与此同时，该书还提出了“代号英雄”（Code Hero）的概念[2] 。这可以看作人们开始对海明威笔下的人物进行认真分析的标志，但这些只是与海明威作品中男性角色有关。
该时期的其他研究著作，如Joseph DeFalco的《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英雄》（The Hero in Hemingway’s Short Stories）[3] 和Delbert Wylder的《海明威的英雄》（Hemingway’s Heroes）[4] 等20世纪60-70年代的研究都曾受到Phillip Young的“代号英雄”的影响。20世纪60到70年代，海明威研究的主流是英雄主义，很少有女性批评家发表相关看法，也很少有针对海明威作品中女性角色的讨论出现。
而《太阳照样升起》中塑造的女性角色，尤其是布莱特·阿什莉，常被看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掀起女权主义运动浪潮的因素之一。海明威笔下人物的矛盾和挣扎为持续性的讨论提供了可能。因此，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批评界和读者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对海明威作品的解读和研究重点也会产生差异。
二、布莱特·阿什莉在不同时期的定位、分析与转变之因
（一）布莱特·阿什莉过去的定位及解读
英文中的“定位”（orientation）一词显然源于 "orient"一词，并在19世纪中叶首次使用。如今，它的意思是指将某人或某物相对于指南针的点或其他指定位置进行定向的动作[5] 。从这个定义出发，把布莱特·阿什莉放到她曾经的定位和现在的定位上来进一步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解读布莱特过去的定位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确过去人们对她的定位——交际花。布莱特善于在男人之间周旋，从这个角度来看，布莱特这样的角色是非正面的。若从传统的价值观来评判，这样的女子得不到任何尊重。
当她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时，她已经结了两次婚，且第二次婚姻在离婚边缘。与此同时，她还爱上了迈克（Mike）。尽管她对作家科恩（Cohn）完全没有感情，但因为他迷恋她的美貌和直率的个性，她便以恋人的名义答应和科恩一起去度假。当她遇到年轻的斗牛士罗梅罗（Romero）时，尽管罗梅罗和她在身份和年龄上都有差距，但她立刻被他吸引，也积极地投身于这段感情中。她虽知道罗梅罗和她并不会有什么美好的未来，但还是追求了他。但本书真正意义上的男主角是杰克，他才是她的真爱。读者对布莱特的第一印象是交际花是很正常的，她处处留情，利用自己的美貌和男人打交道，符合交际花的所有表现。
不过，深入思考后，读者可能就会发现布莱特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没有人会想让自己和交际花这种传统意义上非正面的形象挂钩。布莱特的行事方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这部小说描写的是生活在战后时期的“迷惘的一代”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时期，旧的、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被摧毁，新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却尚未建立。本来可以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的青年男女，美好生活都被战争摧毁了。他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损失和痛苦之后，往往会因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而对生活采取逃避的态度。因此，像布莱特这样的人物的存在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
人们当时把布莱特定性为一个非正面的角色有以下几个原因：如本文第一章所述，在对海明威及其作品的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评论家和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海明威作品中的英雄主义。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是需要为英雄树立榜样。菲利普·杨提出的“代号英雄”确实对当时的文学批评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样一来，为了更好地讨论英雄和男性角色，研究者和批评家们便只给布莱特和其他女性角色贴上了“交际花”或“热情善良”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标签。在他们眼里，可以把女性角色定位为纯粹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也因此忽视了每个角色的多面性特征，忽视了女性角色和男性角色一样值得探討这一事实。《太阳照常升起》以第一人称视角写就，其叙述者是杰克。杰克曾是一名战地记者，因为在战争中受伤，所以他和布莱特虽然彼此相爱，但在战争之后他们只能拥有柏拉图式的爱情。如果读者随着书中的叙事节奏，站在杰克的角度看问题的话，便会跟随杰克，放任其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引导我们。作为读者，我们不会怀疑他叙述中的真实性，但他却可能会因为自己强烈的情绪和自身喜恶误导我们。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往往把女性看成这样的形象：她们应该有优雅的长发，这是多数男性所喜欢的。然而，布莱特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人物，她留着一头男孩子气的头发，当罗梅罗要求她重新留起头发嫁给他时，她拒绝了。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布莱特身上叛逆的一面。她与传统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因为她的内心表现出了男性气质的积极一面，事实上，她才是那个在男女交往中占据主动权的人。当她想要什么的时候，她会主动去追求。她打破了女性在恋爱关系中的传统定位，而这在过去恰恰是不太被接受的。 （二）当代对布莱特·阿什莉的定位与解读
随着时间的推移，女评论家如Susan Beegel等在海明威研究中逐渐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6] 。她们开始寻求对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角色进行不同的解读，关注点集中于恢复女权主义者的声誉和再分析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布莱特在这种情况下，便成为一个相对积极正面的且有魅力的人物，因为她想通过不同方式来寻求爱情和生命的真谛。一些女性批评家，如Wendy Martin等甚至认为，布莱特是一个女神[7] 。女性批评家可以进一步深入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发现这些角色未被发现的一面。因此，布莱特的角色定位在这些女评论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发表了看法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然而，女性批评家逐渐获得话语权并不是布莱特这样的女性角色定位变化的唯一原因。有观点认为布莱特·阿什莉在《太阳照常升起》中被误解，这些观点导致人们重新思考对她的定位。例如，富尔顿指出，将布莱特贴上不同负面标签的误读源于读者全程跟随杰克的叙述，从他的角度看故事。正如第二章中所提到的，一本以第一人称视角写就的书，描述很难做到绝对客观。布莱特至今仍是 “海明威作品中最常受到恶意和被误读的女性之一[8] ”。该观点表明，批评界开始意识到，读者实际上是从杰克的角度来认识布莱特的。也因此出現了与认为布莱特是一个仅有缺点的角色不同的观点：她是一个长期以来被误解的角色，因为我们受到杰克的影响，只是跟着他的叙述走，这既不客观，也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除了“迷人”与 “一个试图寻求生活真谛的女人”之外，现代人对布莱特的定位还包括“有自己的判断和标准”和“矛盾”。她目前的形象是相对积极正面的：布莱特是能引起人们共鸣的人物。在小说的最后，她对杰克说：“我们本来可以一起度过这样的一段美好时光。”这说明布莱特心底清楚地知道谁才是她爱的人，而这只能怪那个年代和战争，而不是她。对于布莱特而言，如果杰克没有在战争中受伤，他们一定会结婚。出于无奈，她只能用叛逆的生活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悲伤。她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是资本主义的腐朽产物，然而她始终对爱情抱有追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她不过是一个在男权社会中挣扎的、追求自由的人物罢了。由于过去的读者未能摆脱杰克视角的叙述的影响，而忽略了应将小说放入历史背景中，她便被误读了。
布莱特同样有自己的标准，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她拒绝了罗梅罗的求婚，因为她为耽误一个年轻小伙的生活感到内疚，觉得他们不会有未来，她不想成为毁了这个年轻人生活的坏女人。她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在小说中，她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她选择了杰克，那么就只能拥有精神上的爱恋，这是她无法忍受的;如果她选择了罗梅罗，那么她就会毁了他的生活，她也不会从他那里得到真正的快乐。
在文学作品中，痛苦并不只是男性角色的专利。在这部小说中，女性角色和男性角色同样承受着痛苦。过去，评论家们只想为男性角色寻找借口，而忽略了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是无辜的。布莱特想要逃离现实，但她却无法逃离。她试图掌控自己的命运，但却以失败告终。在海明威研究的早期阶段，布莱特的以上特征被大多数批评家忽视了。
批评家们现已意识到，仅仅标签化布莱特这样的角色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她表现出了她内心的复杂性。批评家们，如Lawrence Broer等表示，布莱特不仅是“海明威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女性角色”，还是“现代文学中最难以捉摸、内涵最丰富的最神秘的人物之一[9] ”。一些评论家，如Linda Miller 认为，长久以来，批评家们忽略了布莱特性格的复杂性和在小说中的复杂作用[10] 。上述论断皆说明，随着人们对布莱特的认识加深，读者们对她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也导致了对布莱特定位和评价的变化。与过去的“轻浮交际花”相比，她的定位已经转变为相对积极正面的了。
（三）布莱特定位转变的原因
布莱特的定位由交际花转变为相对积极正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女性批评家在海明威研究中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她们中的成员如Susan Beegel和Wendy Martin等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并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布莱特这样的女性角色，或者说可以从女性读者的角度来分析这样的角色;批评界逐渐意识到布莱特是一个被误读的人物：她看似轻浮的行为背后是有历史原因的;评论家发现并承认布莱特的性格具有复杂性。其实，不仅是布莱特，任何人物都有其复杂性，也不应该仅从一个角度或方面下判断。尽管对角色解读的趋势可能还会变化，但目前布莱特这一角色定位的转变表现了对海明威作品中角色研究的多方面发展趋势。
三、结语
从对布莱特·阿什莉的定位和解读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批评领域的强大力量，因为男性不会太在意一个女性形象，他们只会给她贴上标签。然而，每一个人物都是鲜活的、多面的，只从单一角度来评价是不公平的。从对布莱特定位的改变和海明威作品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女性角色在批评家们眼中的转变。对于像布莱特这样矛盾的女性角色来说，女性批评家开始逐渐获得话语权，对女性角色再分析，并试图从女性的角度找出这些角色行为的原因，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一定有其原因或某些理由，但如果不深究，不考虑历史和社会背景，只凭臆想和偏见来评判一个人物是不合理的。
在书中我们或可察觉海明威对她的同情和怜悯：如果没有战争，她可能会成为一个优雅的人，和她的真爱杰克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布莱特身上的一些“男性特质”。她不应是一个反派角色，但她所处的时代却迫使她做出种种十分糟糕的行为。如果我们深入书中，在叙述中摆脱杰克第一视角的偏见，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布莱特只是一个对时代和社会环境绝望，并试图寻求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人。海明威并没有用传统的方式来塑造这个人物，相反，他表现出了尊重、同情，并维护了性别的平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权利寻求生命的真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布萊特·阿什莉的定位从轻浮负面到较为积极正面的转变有其原因，了解这些原因可以帮助我们跟随前人的研究，尝试着提出新的想法，并推动对布莱特这样的人物的研究。在过去，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恰当的评价。但可喜的是，从对布莱特的研究和她定位的转变中，研究者和评论家对女性角色的关注力度加大，并可能有更多的发现。
参考文献：
〔1〕刘树森：“纪念海明威：回顾与展望”[J].国外文学，1999（3）：34-44.
〔2〕Phillip Young.Ernest Hemingway： a Reconsideration[M].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3〕DeFalco，Joseph.The Hero in Hemingway’s Short Stories[M].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3.
〔4〕Wylder，Delbert E.Hemingway’s Heroes[J].Studies in the Novel，1970：382-383.
〔5〕Definition of the word “orientation”[EB/DB].https：//www.oed.com/.2020-03-28.
〔6〕Beegel，Susan f.The Critical Reputation of Ernest Hemingway[A]//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rnest Hemingway[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7〕Martin，Wendy.“Brett Ashley as New Women in The Sun Also Rises”.Edited by Linda Wagner-Martin.New Essays on The Sun Also Rise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65-82.
〔8〕Fulton，Lorie.W.“Reading Around Jake’s Narration： Brett Ashley and The Sun Also Rises”.The Hemingway Review，2004：61-80.
〔9〕Broer，Lawrence R.Hemingway’s Spanish Tragedy. University，AL;U Alabama P，1973—.“Intertextual Approach to The Sun Also Rises.”In Teaching Hemingway’s The Sun Also Rises.Ed.Peter Hays.Moscow：U Idaho P，2003：127-146.
〔10〕Miller，Linda P.“Brett Ashley：The Beauty of It All.” In Critical Essays on Ernest Hemingway’s The Sun Also Rises.Edited by James Nagel.New York：G.K.Hall，1995：17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