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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中国雕塑进行深度审美是建立在深谙中国古典文化的基础上的。天人合一的古典哲学观和格物致知的古典认识论，使包罗万象的自然物主题进入中国雕塑家的视野。在进行中国雕塑审美时，就必然要重视自然物与人生命气质的交互感应。中国雕塑大部分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在群体中产生雕塑审美价值的升华，因此对中国雕塑进行审美，就必须注重雕塑群落与所处环境的意义共生关系。中国雕塑使用简约的方式和“净化了的线条”营造了古典雕塑质朴传神的艺术风格，因此对中国雕塑进行审美，还要注重七传神写意与质朴写实的互相补充。
关键词：中国雕塑审美;人与自然;雕塑群落;传神写意;质朴写实
雕塑是中国古典艺术的精华。中国雕塑在形式、风格、技法、材料和题材等方面，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就形式风格来看，各个时代都有不同。如秦汉雕塑雄浑阔大，魏晋雕塑风流健朗，唐宋雕塑华丽端庄等。就艺术门类来看，有圆雕、浮雕、纪念性雕塑、案头雕塑、建筑及器物装饰雕塑等。就使用材质来看，除了主流的青铜、石、砖、泥、陶等材料外，还有玉雕、牙雕、木雕、竹雕等。就题材内容来看，中国古代的雕塑作品有两种创作主流：一种以服务于帝王统治和宗教为目的，一种以描写社会生活及表现人的思想感情为内容。前者起到让人们服从、崇拜、信仰的教化作用，后者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精神境界的向往。这两类作品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有产生，在技术上互为启发和推进，在内容上和风格上互为影响，构成了蔚为大观的中国古典雕塑文化。本文将从中华文化角度，来探讨中国雕塑的审美特色。
一、自然物与人生命气质的交互感应
自然物为中国古典雕塑提供了广泛的题材，中国早期雕塑艺术尤以动物造型数量最多。距今六千年前的辽宁东沟后洼遗址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均出土有很多虎、猪、狗、鸡、鹅、鹰、蝉、鸟、昆虫、鱼、蜥蜴等雕塑形象。其中有一件陶猪（图1），高4.5厘米，长6.3厘米，作低头疾走的动势，体肥、口方，腹部肌肉松弛，将一头老母猪的形态，概括而传神地表现了出来。
仰韶文化的半坡遺址和湖北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动物雕塑则更多。除羊、狗、鸡等普通的家畜家禽外，还有大象、乌龟等动物。新石器时代，远古先民已经发展出农业和畜牧业，进入了定居时代。猪、羊、牛、狗、马、鸡等六畜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关系非常密切，这些动物形象自然而然就进入了远古雕塑家的视野，成为雕塑的重要主题。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雕塑也十分偏爱动物题材。《妇好鸮尊》（图2）是以鸮为原型的。鸮，又叫猫头鹰，它昼伏夜出的天性、击而必中的本领，让其成为“战神”的象征。《妇好鸮尊》宽喙高冠，圆眼竖耳，头部略扬，挺胸直立，双翅敛羽，两足粗壮有力，同垂地的宽尾构成一个平面，给人沉稳之感。整个身姿矫健威武，雄浑有力，仿佛是一位得胜凯旋的将军。不论从身姿，抑或是目光，都隐隐透露着自信和骄傲。不仅如此，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春秋牺尊》、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晋侯鸟尊》以及现藏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的《双羊尊》等，都是极富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动物题材的青铜器雕塑。
动物也是中国陵墓雕塑的重要题材。中国古代有厚葬习俗，帝王以及王公贵族往往在生前就修建陵墓，准备陪葬品。陵墓群雕和陪葬雕塑中，有很多都以动物为题材。以汉代霍去病墓群雕为例。霍去病墓群雕刻画了多种动物，如马、牛、虎、野猪等，是中国古典雕塑中的绝世珍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这件作品的主体是一匹气宇轩昂、英姿勃发的战马，马蹄下牢牢踏着一个垂死挣扎的匈奴败将，整件作品雕刻在一整块花岗岩上，厚重古朴、雄浑凝练，象征着霍去病远征匈奴的丰功伟绩，以及大汉帝国的赫赫国威！
《昭陵六骏》（图3）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先后骑过的六匹战马雕塑形象，六骏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和“飒露紫”。为纪念这六匹战马，李世民令工艺家阎立德和画家阎立本，用浮雕描绘六匹战马列置于陵前。《昭陵六骏》造型简练，手法圆熟浑厚，以立、行、奔、驰等姿态概括性地表现了六匹骏马在风云际会的历史中的勇武与风神，以形传神，又以物写人，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昭陵六骏》雕刻的是马，歌颂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建立大唐王朝的不朽伟业。
为什么早期中国雕塑如此钟爱自然物，尤其是动物题材？早期的图腾信仰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这还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关。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和畜牧业为中国人提供主要生存来源。畜牧业以六畜为主体，农业种植依赖人与耕牛的齐心协力，战争离不开战马，动物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动物不仅维持着中国人的生存，还用品格滋养着中国人的内心。中国人讲究“格物致知”，即通过与自然物相感通，来获得生命的内在修养：马代表雄浑、高昂、豪迈、进取的精神，雁代表忠贞不渝的品质，鹤代表俊逸高雅、超凡脱俗的生命境界……实际上这是人将自我的人格期许投射到自然物身上，再反过来以之关照、激励自身，达到物我合一的哲学境界。在民间生活和宗教信仰中，动物也和人类世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认知联系，比如鱼代表富裕和多子，蝙蝠代表多福，羊代表善良知礼、外柔内刚、吉祥如意，牛象征着吃苦耐劳、忍辱负重，龙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凤是吉祥和谐的象征等等。
二、雕塑群落与所处环境的意义共生
许多中国雕塑作品除了作为独立的艺术品之外，还与其所处的环境产生意义的共生关系。也就是说，中国雕塑的意义与价值，更多地是在其与环境的交融中完成的。如果单独去欣赏一个孤立的雕塑作品，往往不能领会其完整的意义。
这里的“环境”，首先是指天地山川。在中国，丰富发达的水系和广阔的平原为农业经济提供了自然环境基础。农业种植必须仰赖天的阳光雨泽、地的丰厚肥沃和人的辛勤汗水，才有可能收获硕果。天、地、人在这样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中，形成了稳固的实践统一体和哲学统一体。“天人合一”也就成为中国人朴素的基本思维范式，进而形成了天人相融、主体与客体相通的哲学观。这样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艺术领域普遍存在，雕塑也不例外。比如，中国的石窟群雕和陵墓群雕，都是在钟灵毓秀的天地山川之中，铺排出浩然大气的群落景观。它们和环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营造出天地浑溶一气的境界，创造出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雕塑艺术空间。 著名的“四大石窟”雕塑群落，原是僧侣们选择崇山峻岭、幽僻之地来开凿石窟以便遁世隐修的场所。卢舍那大佛是龙门石窟佛像群雕中的一尊，它和其余97000余尊佛像密布于河南洛阳伊水东西两侧的龙门山和香山的峭壁之上，沿峡谷南北绵延1公里，形成大气磅礴、气势恢宏的雕塑群落。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均凿于高20—80米、宽200米的垂直崖面上，存有窟龛194个，共有泥塑、石胎泥塑、石雕造像7800余尊;开凿于甘肃敦煌鸣沙山东麓的莫高窟，南北全长1680米，现存洞窟492个，彩塑2400多身，皆分布于高15—30米高的断崖上。
石窟雕塑群落，也是环境的艺术。石窟雕塑群落无一例外地都选择在山清水秀之处。山川河流为石窟群雕造像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舞台，烘托着雕塑艺术的超验审美感受。如龙门石窟的大卢舍那佛龛（图4）凿建在龙门西山南部山腰，朝拜者需要走一段山路，到山下还须沿山坡小路攀登，才能见到石窟群雕造像。这是一段身体的旅途，同时也是精神的跋涉。想急切朝拜佛像而不能立即见面，必须经过艰难攀登。这些屹立于天地山川的佛像群雕，主尊雕塑往往高达十几米，气势宏伟。众里寻他千百度，峰回路转，当高大伟岸的佛像突然出现在人的面前时，我们只能卑微地仰视。在对比中，人的渺小感和神佛的崇高威严神秘感立现，人的灵魂一下子就会被征服。除了佛教石窟，中国还有大量陵墓雕塑群落也依山势地形建造。尤其是唐代太宗李世民设立“以山为陵”的体制后，陵墓雕塑群落就与山脉的自然起伏巧妙融为一体。陵寝深藏于宽厚神秘的大地，面对着浩渺无垠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人与自然、生与死在天地间循环往复、和谐一体。与日月山川融为一体的陵墓地面雕塑群落，正是为这样的主题而服务。
这里的“环境”，还指雕塑群落本身作为一个整体的环境。雕塑群落之所以以群雕的方式存在，是因为其数量的庞大或者布局的宏大而产生独特的主题意义。如果把一个雕塑单独剥离出来欣赏，那么环境整体所指向的主题意义在它身上就消失不见了。比如数以万计的秦始皇兵马俑（图5），无论人物还是战马都与真实的一样大小，其整体以体量的巨大、数量的众多、形象的真实，显示出对人的力量的肯定，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如果单独欣賞一个俑塑，固然也有审美价值，但失却了其构成整体的庞大的震撼力量。
乾陵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合葬墓。陵墓前，一条纵贯南北的长长神道依起伏的山势自然延伸，石雕群则对称地配置在神道的两侧。自南而北，计有华表1对、 翼马1对 、鸵鸟1对、鞍马5对（各配奠官1人）、文武侍臣10对、蕃臣像61躯。这些体貌不同、高低错落、排列空间不等的石雕群，为整个陵区创造了神圣、庄严、崇高的气势。这个庞大的雕塑群无论人物还是动物形象，除了具有象征守护和仪仗的作用外，都是服从于整个乾陵所要表达的主题，即君权神授、皇家气象、天下归心等宏大意义。如果把单独一个石雕拿出来欣赏，同样难以感受其构成整体的恢宏气象。
三、传神写意与质朴写实的互相补充
不同于西方雕塑注重表面和细节的逼真，中国雕塑不拘泥于细致的刻画和繁琐的装饰，而着意于瞬间动势的捕捉和对对象内在精神的把握，造型简练，完整而厚重，整体风格朴拙粗犷、雄健豪迈。比如霍去病墓群雕之一《跃马》（图6）。这件作品在整体上借用了石头的天然形态，只是略加雕刻，浑然天成出一匹雄强有力的跃马。那行将伸展的前腿，那已经点地的蹄尖，那高昂的马头和警觉的双目，仿佛都预示着这匹千里马即将腾空而起，去参加战斗。《跃马》是中国雕塑传神写意风格的典型代表。
传神写意的风格，主要是运用“简约”的造型处理手法去达到的。简约，是指用最少的笔墨表现出最丰富的形象。简约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单纯朴素之美的深刻智慧。中国美学认为，艺术需要去除掉多余的华丽表象才能到达质朴归真的境界。中国传统雕塑始终不追求雕塑形象的精确性，而多从感觉和意境出发。像中国画一样，惜墨如金，却能达到以少胜多又耐人寻味的境界。通过简约而达到传神写意的效果，这在中国的雕塑中处处都有体现。例如中国传统雕塑在刻画人物头部时，眉毛往往被简约为几何形，没有鼻骨转折与肌肉的变化，颧骨咬肌等面部的凹凸起伏也被简约法则所取消，成为平整、饱满的大形，浑然简约，却充满神韵。
中国雕塑还通过“净化了的线条” 来达到传神写意的效果。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体积，中国雕塑受到绘画的影响，非常注重线条的辅助造型作用。如《跃马》就是在大块花岗岩上用寥寥几笔粗线条勾勒出的，质朴简约又雄浑大气;如唐代女陶俑的面部（图7），用灵动的线条勾勒出飞扬的眉毛和迷离的眼神，传达出大唐仕女自信饱满、气定神闲的韵味;如石窟里北魏、唐、宋时期的佛像菩萨，细润的线条勾勒出轻纱透体的衣襟裙带，仿佛吴带当风般显示出肌柔肤润的生动美感……
中国雕塑家运刀如运笔，各种各样的神态、质感、体型、个性，都可以通过那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表现出来。这种“净化了的线条”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的灵活性和自由美，其传达出的无穷韵味拨动着人内心的琴弦，使人欣赏过后永久不忘。
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从早期原始雕塑的人形和动物形陶塑中自然稚拙的抽象模拟，到以粗线条捏塑人物形体动势的汉俑，到昭示着时代活力的唐三彩俑，到大型石窟群雕和陵墓群雕，都表现出中国雕塑对客观物象形体塑造上的传神写意风格特征。
传神写意体现在艺术风格上，质朴写实体现在题材上，这二者互相补充，并不矛盾。中国雕塑除却宗教题材之外，还有大量反映日常生活的题材，朴素写实，活泼生动。比如汉代的砖画像浮雕，舂米、采芋、酿酒以及舞乐百戏等世俗生活情景，还有宴饮、驱车、习射等士大夫生活都是主要素材。
世俗题材的增多和写实风格的发展是宋、辽、金时期雕塑艺术的主要特点，山西晋祠、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直保圣寺彩塑，都生动传神地表现了世人情态，有很强的写实性。辽代大同下华严寺的菩萨造像体态优美，神情含蓄，衣饰华美，大有唐塑遗风。此外小型泥塑，在写实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写意传神的艺术风格和质朴写实的现实题材相互补充，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既境界高远，又脚踏实地的美好景观。
基金项目：
1. 本文为2017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重点项目“财经政法类高校素质教育育人体系的研究与实践——以大学美育课程建设为视角”（项目编号：2017SJGLX073）的结项成果。
2. 本文为2019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大学美育翻转课堂教学模型设计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欣杰（1985—），河南焦作人，文学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美育。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关键词：中国雕塑审美;人与自然;雕塑群落;传神写意;质朴写实
雕塑是中国古典艺术的精华。中国雕塑在形式、风格、技法、材料和题材等方面，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就形式风格来看，各个时代都有不同。如秦汉雕塑雄浑阔大，魏晋雕塑风流健朗，唐宋雕塑华丽端庄等。就艺术门类来看，有圆雕、浮雕、纪念性雕塑、案头雕塑、建筑及器物装饰雕塑等。就使用材质来看，除了主流的青铜、石、砖、泥、陶等材料外，还有玉雕、牙雕、木雕、竹雕等。就题材内容来看，中国古代的雕塑作品有两种创作主流：一种以服务于帝王统治和宗教为目的，一种以描写社会生活及表现人的思想感情为内容。前者起到让人们服从、崇拜、信仰的教化作用，后者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精神境界的向往。这两类作品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有产生，在技术上互为启发和推进，在内容上和风格上互为影响，构成了蔚为大观的中国古典雕塑文化。本文将从中华文化角度，来探讨中国雕塑的审美特色。
一、自然物与人生命气质的交互感应
自然物为中国古典雕塑提供了广泛的题材，中国早期雕塑艺术尤以动物造型数量最多。距今六千年前的辽宁东沟后洼遗址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均出土有很多虎、猪、狗、鸡、鹅、鹰、蝉、鸟、昆虫、鱼、蜥蜴等雕塑形象。其中有一件陶猪（图1），高4.5厘米，长6.3厘米，作低头疾走的动势，体肥、口方，腹部肌肉松弛，将一头老母猪的形态，概括而传神地表现了出来。
仰韶文化的半坡遺址和湖北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动物雕塑则更多。除羊、狗、鸡等普通的家畜家禽外，还有大象、乌龟等动物。新石器时代，远古先民已经发展出农业和畜牧业，进入了定居时代。猪、羊、牛、狗、马、鸡等六畜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关系非常密切，这些动物形象自然而然就进入了远古雕塑家的视野，成为雕塑的重要主题。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雕塑也十分偏爱动物题材。《妇好鸮尊》（图2）是以鸮为原型的。鸮，又叫猫头鹰，它昼伏夜出的天性、击而必中的本领，让其成为“战神”的象征。《妇好鸮尊》宽喙高冠，圆眼竖耳，头部略扬，挺胸直立，双翅敛羽，两足粗壮有力，同垂地的宽尾构成一个平面，给人沉稳之感。整个身姿矫健威武，雄浑有力，仿佛是一位得胜凯旋的将军。不论从身姿，抑或是目光，都隐隐透露着自信和骄傲。不仅如此，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春秋牺尊》、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晋侯鸟尊》以及现藏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的《双羊尊》等，都是极富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动物题材的青铜器雕塑。
动物也是中国陵墓雕塑的重要题材。中国古代有厚葬习俗，帝王以及王公贵族往往在生前就修建陵墓，准备陪葬品。陵墓群雕和陪葬雕塑中，有很多都以动物为题材。以汉代霍去病墓群雕为例。霍去病墓群雕刻画了多种动物，如马、牛、虎、野猪等，是中国古典雕塑中的绝世珍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这件作品的主体是一匹气宇轩昂、英姿勃发的战马，马蹄下牢牢踏着一个垂死挣扎的匈奴败将，整件作品雕刻在一整块花岗岩上，厚重古朴、雄浑凝练，象征着霍去病远征匈奴的丰功伟绩，以及大汉帝国的赫赫国威！
《昭陵六骏》（图3）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先后骑过的六匹战马雕塑形象，六骏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和“飒露紫”。为纪念这六匹战马，李世民令工艺家阎立德和画家阎立本，用浮雕描绘六匹战马列置于陵前。《昭陵六骏》造型简练，手法圆熟浑厚，以立、行、奔、驰等姿态概括性地表现了六匹骏马在风云际会的历史中的勇武与风神，以形传神，又以物写人，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昭陵六骏》雕刻的是马，歌颂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建立大唐王朝的不朽伟业。
为什么早期中国雕塑如此钟爱自然物，尤其是动物题材？早期的图腾信仰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这还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关。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和畜牧业为中国人提供主要生存来源。畜牧业以六畜为主体，农业种植依赖人与耕牛的齐心协力，战争离不开战马，动物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动物不仅维持着中国人的生存，还用品格滋养着中国人的内心。中国人讲究“格物致知”，即通过与自然物相感通，来获得生命的内在修养：马代表雄浑、高昂、豪迈、进取的精神，雁代表忠贞不渝的品质，鹤代表俊逸高雅、超凡脱俗的生命境界……实际上这是人将自我的人格期许投射到自然物身上，再反过来以之关照、激励自身，达到物我合一的哲学境界。在民间生活和宗教信仰中，动物也和人类世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认知联系，比如鱼代表富裕和多子，蝙蝠代表多福，羊代表善良知礼、外柔内刚、吉祥如意，牛象征着吃苦耐劳、忍辱负重，龙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凤是吉祥和谐的象征等等。
二、雕塑群落与所处环境的意义共生
许多中国雕塑作品除了作为独立的艺术品之外，还与其所处的环境产生意义的共生关系。也就是说，中国雕塑的意义与价值，更多地是在其与环境的交融中完成的。如果单独去欣赏一个孤立的雕塑作品，往往不能领会其完整的意义。
这里的“环境”，首先是指天地山川。在中国，丰富发达的水系和广阔的平原为农业经济提供了自然环境基础。农业种植必须仰赖天的阳光雨泽、地的丰厚肥沃和人的辛勤汗水，才有可能收获硕果。天、地、人在这样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中，形成了稳固的实践统一体和哲学统一体。“天人合一”也就成为中国人朴素的基本思维范式，进而形成了天人相融、主体与客体相通的哲学观。这样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艺术领域普遍存在，雕塑也不例外。比如，中国的石窟群雕和陵墓群雕，都是在钟灵毓秀的天地山川之中，铺排出浩然大气的群落景观。它们和环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营造出天地浑溶一气的境界，创造出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雕塑艺术空间。 著名的“四大石窟”雕塑群落，原是僧侣们选择崇山峻岭、幽僻之地来开凿石窟以便遁世隐修的场所。卢舍那大佛是龙门石窟佛像群雕中的一尊，它和其余97000余尊佛像密布于河南洛阳伊水东西两侧的龙门山和香山的峭壁之上，沿峡谷南北绵延1公里，形成大气磅礴、气势恢宏的雕塑群落。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均凿于高20—80米、宽200米的垂直崖面上，存有窟龛194个，共有泥塑、石胎泥塑、石雕造像7800余尊;开凿于甘肃敦煌鸣沙山东麓的莫高窟，南北全长1680米，现存洞窟492个，彩塑2400多身，皆分布于高15—30米高的断崖上。
石窟雕塑群落，也是环境的艺术。石窟雕塑群落无一例外地都选择在山清水秀之处。山川河流为石窟群雕造像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舞台，烘托着雕塑艺术的超验审美感受。如龙门石窟的大卢舍那佛龛（图4）凿建在龙门西山南部山腰，朝拜者需要走一段山路，到山下还须沿山坡小路攀登，才能见到石窟群雕造像。这是一段身体的旅途，同时也是精神的跋涉。想急切朝拜佛像而不能立即见面，必须经过艰难攀登。这些屹立于天地山川的佛像群雕，主尊雕塑往往高达十几米，气势宏伟。众里寻他千百度，峰回路转，当高大伟岸的佛像突然出现在人的面前时，我们只能卑微地仰视。在对比中，人的渺小感和神佛的崇高威严神秘感立现，人的灵魂一下子就会被征服。除了佛教石窟，中国还有大量陵墓雕塑群落也依山势地形建造。尤其是唐代太宗李世民设立“以山为陵”的体制后，陵墓雕塑群落就与山脉的自然起伏巧妙融为一体。陵寝深藏于宽厚神秘的大地，面对着浩渺无垠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人与自然、生与死在天地间循环往复、和谐一体。与日月山川融为一体的陵墓地面雕塑群落，正是为这样的主题而服务。
这里的“环境”，还指雕塑群落本身作为一个整体的环境。雕塑群落之所以以群雕的方式存在，是因为其数量的庞大或者布局的宏大而产生独特的主题意义。如果把一个雕塑单独剥离出来欣赏，那么环境整体所指向的主题意义在它身上就消失不见了。比如数以万计的秦始皇兵马俑（图5），无论人物还是战马都与真实的一样大小，其整体以体量的巨大、数量的众多、形象的真实，显示出对人的力量的肯定，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如果单独欣賞一个俑塑，固然也有审美价值，但失却了其构成整体的庞大的震撼力量。
乾陵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合葬墓。陵墓前，一条纵贯南北的长长神道依起伏的山势自然延伸，石雕群则对称地配置在神道的两侧。自南而北，计有华表1对、 翼马1对 、鸵鸟1对、鞍马5对（各配奠官1人）、文武侍臣10对、蕃臣像61躯。这些体貌不同、高低错落、排列空间不等的石雕群，为整个陵区创造了神圣、庄严、崇高的气势。这个庞大的雕塑群无论人物还是动物形象，除了具有象征守护和仪仗的作用外，都是服从于整个乾陵所要表达的主题，即君权神授、皇家气象、天下归心等宏大意义。如果把单独一个石雕拿出来欣赏，同样难以感受其构成整体的恢宏气象。
三、传神写意与质朴写实的互相补充
不同于西方雕塑注重表面和细节的逼真，中国雕塑不拘泥于细致的刻画和繁琐的装饰，而着意于瞬间动势的捕捉和对对象内在精神的把握，造型简练，完整而厚重，整体风格朴拙粗犷、雄健豪迈。比如霍去病墓群雕之一《跃马》（图6）。这件作品在整体上借用了石头的天然形态，只是略加雕刻，浑然天成出一匹雄强有力的跃马。那行将伸展的前腿，那已经点地的蹄尖，那高昂的马头和警觉的双目，仿佛都预示着这匹千里马即将腾空而起，去参加战斗。《跃马》是中国雕塑传神写意风格的典型代表。
传神写意的风格，主要是运用“简约”的造型处理手法去达到的。简约，是指用最少的笔墨表现出最丰富的形象。简约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单纯朴素之美的深刻智慧。中国美学认为，艺术需要去除掉多余的华丽表象才能到达质朴归真的境界。中国传统雕塑始终不追求雕塑形象的精确性，而多从感觉和意境出发。像中国画一样，惜墨如金，却能达到以少胜多又耐人寻味的境界。通过简约而达到传神写意的效果，这在中国的雕塑中处处都有体现。例如中国传统雕塑在刻画人物头部时，眉毛往往被简约为几何形，没有鼻骨转折与肌肉的变化，颧骨咬肌等面部的凹凸起伏也被简约法则所取消，成为平整、饱满的大形，浑然简约，却充满神韵。
中国雕塑还通过“净化了的线条” 来达到传神写意的效果。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体积，中国雕塑受到绘画的影响，非常注重线条的辅助造型作用。如《跃马》就是在大块花岗岩上用寥寥几笔粗线条勾勒出的，质朴简约又雄浑大气;如唐代女陶俑的面部（图7），用灵动的线条勾勒出飞扬的眉毛和迷离的眼神，传达出大唐仕女自信饱满、气定神闲的韵味;如石窟里北魏、唐、宋时期的佛像菩萨，细润的线条勾勒出轻纱透体的衣襟裙带，仿佛吴带当风般显示出肌柔肤润的生动美感……
中国雕塑家运刀如运笔，各种各样的神态、质感、体型、个性，都可以通过那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表现出来。这种“净化了的线条”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的灵活性和自由美，其传达出的无穷韵味拨动着人内心的琴弦，使人欣赏过后永久不忘。
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从早期原始雕塑的人形和动物形陶塑中自然稚拙的抽象模拟，到以粗线条捏塑人物形体动势的汉俑，到昭示着时代活力的唐三彩俑，到大型石窟群雕和陵墓群雕，都表现出中国雕塑对客观物象形体塑造上的传神写意风格特征。
传神写意体现在艺术风格上，质朴写实体现在题材上，这二者互相补充，并不矛盾。中国雕塑除却宗教题材之外，还有大量反映日常生活的题材，朴素写实，活泼生动。比如汉代的砖画像浮雕，舂米、采芋、酿酒以及舞乐百戏等世俗生活情景，还有宴饮、驱车、习射等士大夫生活都是主要素材。
世俗题材的增多和写实风格的发展是宋、辽、金时期雕塑艺术的主要特点，山西晋祠、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直保圣寺彩塑，都生动传神地表现了世人情态，有很强的写实性。辽代大同下华严寺的菩萨造像体态优美，神情含蓄，衣饰华美，大有唐塑遗风。此外小型泥塑，在写实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写意传神的艺术风格和质朴写实的现实题材相互补充，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既境界高远，又脚踏实地的美好景观。
基金项目：
1. 本文为2017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重点项目“财经政法类高校素质教育育人体系的研究与实践——以大学美育课程建设为视角”（项目编号：2017SJGLX073）的结项成果。
2. 本文为2019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大学美育翻转课堂教学模型设计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欣杰（1985—），河南焦作人，文学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美育。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