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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逐步向“社会生产力滞后于物质文化需求的发展性矛盾与社会建设滞后经济建设的结构性矛盾并存”转变，具体表现为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我国城市和农村社会关系发生的重大变革，以及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凸现。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本文提出包容性治理的全新概念，从“和谐共生、整体超越、适度批判、融合式发展、共同情感”等方面对其进行解读；并从县域的研究视角，以巫溪县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为例，对包容式治理的制度设计、工作体系、工作方法、公共空间及话语系统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诠释。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县域社会；包容式治理；公共空间；话语系统
中图分类号：D632；D422
一、问题的提出
（一）对当前中国主要社会矛盾的研判
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我国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相当贫乏，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之中。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贫困人口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半以上，下降到目前的2500万左右，基本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私人物品极度匮乏的状况已经根本改变；相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物品需求同公共物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却逐渐凸显：城乡矛盾、财富分配矛盾、贫富差距矛盾、发展与污染矛盾、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矛盾、群体冲突等日益突出，社会公平、教育、医疗、养老、讨薪及社会秩序等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基于此，本文作出如下判断：当前，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已由“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逐步向“社会生产力滞后于物质文化需求的发展性矛盾与社会建设滞后经济建设的结构性矛盾并存”过渡的态势，所以“以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理应成为必然的政策性选择。
（二）转型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困惑
为了防止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走向和关键环节的误读和曲解，准确地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至关重要。由各种数据和案例支持的并通过社会公众突出感受体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公众的“不公正感”强烈，经验证明，这种情绪蔓延和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并最终使经济建设的努力化为乌有；二是权力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公共权力的公信力下降，结果是直接导致社会诚信度降低、社会安全感下降、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流失、社会不稳定性加剧，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人口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以及居住地由乡村区域向城镇区域迁移的空间聚集，在城镇化浪潮面前，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也面临着一些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和困惑。
1．农村社会关系变革引发的困惑
农民不再单纯依附土地生存。农村改革深入和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传统的以家庭为单元的“小农”生产经营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市场农业发展，广大农民迫切需要专业化、社会化服务，要求通过合作解决生产困难，参与市场竞争。大中城市吸引了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他们不再以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常年离土离乡，形成“候鸟式”的生活方式。农民不再直接依靠基层组织。“小政府、大服务”的职能转变后，农民可直接享受国家强农惠农的阳光雨露，向掌握行使更多行政职能、更高级别的行政机关表达诉求，与村、乡镇的联系纽带明显弱化。农民有了生产、生活自主权，打破了以往与村、队的依附关系，尤其农村党员的组织观念和集体观念趋于淡薄，不少农村基层组织逐渐丧失了实质性功能。农民不再容易满足于生活现状。许多农民长期在城市中打工谋生，逐渐在情感上对农村失去了归宿感，服务家乡建设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识逐步淡化。城市生活与农村形成强烈反差，农民相应地出现了心态失衡，对基层党组织的信任度逐渐降低。此外，农民在思想上受到乡村文明以外的观念冲击，农民的权利意识明显增强，不再轻易满足于现有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不再以过去安居乐业的心理倚重基层政权组织。
2．城市社会转型面临诸多问题
“陌生人社会”治理结构有待重建。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化的缺失及城市空间的规划，导致城市社会联结纽带的缺失、文化认同的弱化及功利关系的强化，广大城市正由“半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人际关系陷入了困境，这些都极大地冲击了城市社会道德的良性运转。“经济人社会”功利思想泛滥蔓延。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如同一把双刃剑，它在唤醒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导致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扩张，把人物化为追逐利润的“经济人”，造成社会生活的单极化，人际间的功利化在社会生活中逐渐被放大，从而滋生了道德上的利己主义。“忙碌人世界”信念理想普遍迷失。转型社会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新旧社会矛盾此起彼伏，交替影响。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许多人被动地选择终日忙碌，忘记思考努力工作的旨归，渐渐迷失了理想和方向，由忙碌变成了茫然，继而变成盲目。
3．城市与农村的社会融合困难重重
城乡空间依旧存在阻隔。农村幅员辽阔，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体等社会事业发展不足，加之非均衡发展的政策影响，改革发展成果不能全部惠及广大农村，城乡之间存在“空间距离远”、“设施落差大”的现实，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城乡资源缺乏双向流动。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至上，城市凝集了大量的市场要素，农村市场要素不全，加之重城轻农的思想桎梏、人为设置的制度藩篱，都阻碍了我国城乡资源的相互流动，城乡“二元”结构依旧突出。城乡人口不能相互融合。在城市的3亿多农民工或失地农民由于受户籍制度等方面限制，不能享有城市居民同样待遇，其生活技能、生活方式无法真正融入城镇，最终成为城乡社会的处境艰难的“夹心层”。广大农民工对于未来的预期极为茫然，普遍缺乏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继而对城市居民和管理者产生对立情绪。
（三）党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
2004年6月，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社会管理创新成为2009年底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所强调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成为指导我们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纲领。201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提出“以社会管理为中心”，既是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包容性增长，引领未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词，也是未来30年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本线索和必然要求。①本文认为，探索社会管理创新既是适应我国社会转型的需要，也是化解当前逐渐演变中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更是全面践行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二、相关研究及综述
世界银行报告1989年首次提出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后，现代意义的“治理”便被广泛使用。[1] 围绕中国的乡村治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2]，于建嵘的国家—社会二分法[3]，吴毅的影响村庄权威与秩序的基本变量的研究[4]，以及Joel S. Migdal[5]等等在治理框架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针对个案解释力局限性的问题，费孝通主张用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结合，[6]李培林提出了理想类型比较方法 [7]；更多的学者则关注对于基层治理的历史考察和对实行村民自治后的现状及出现问题的思考，如费孝通的“双轨政治”、黄宗智的“三角结构”、杜赞奇的“经纪体制”从基层治理的历史考察开展了系统研究[8]。肖唐镖认为宗族势力的影响不容小视 [9]，朱秋霞（1998）则提醒，一些经济强人在村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学者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刘承礼[10]、赖海榕[11]，西方汉学家也对中国乡村社会充满了研究兴趣，其中代表性的学者包括欧博文（Kevin O’Brien）、李连江 （Lianjiang Li）、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戴慕珍（Jean Oi）、柯丹青（Daniel Kelliher）、史天健（Shi Tianjian）等[12]， 以上研究分别从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运用各自的理论对中国乡村问题展开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这些成果在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本文认为，中国社会正在逐渐或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良性互动的大格局，除了与传统联系较深的不同的宗教文化、多样化的民间文化等以外，还有各种形态的文化思潮如国家社会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市场自由主义、启蒙主义、消费主义、人文主义等的存在。作为一个典型的多元社会，转型期中国从社会结构上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特质，但却与西方社会的平面多元化不同。因此，必须对当代中国的治理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建设性的重构。
三、包容式治理的解读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致力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实践，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宝贵的经验。这些成功经验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深度挖掘，并将其用之于实践指导。比如重庆市巫溪县运用制度创新，为打造一条适合于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社会治理之路，以社会建设带动经济建设，探索一种党政主导下的“自治、共治、法治”多元共生的“包容式治理”模式。所谓包容性，是指不同事物处在同一开发体系中双向互动、相互贯通、吸收和借鉴、由此及彼、逐步扬弃转发的过程，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似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状态。[13]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包容式治理”的概念，希望用它来对巫溪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作一个理论的诠释和注解。本文认为，“包容式治理”的内涵包含下列中心价值原则。
（一）和谐共生原则
包容式治理认为，单方面突出一种价值取向，而不兼顾对其他文化形态意义思考的整体主义哲学，已经很难适应于当前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动，同时也很难对当代社会生活作出有效的概括与合理的指导，因此主张为弱小仗义执言，而且致力于人类的平等和共同的福祉，关爱自然与一切生命，“尊重他者，倾听他人”，推崇“有机整合，多元共存”。和是调和不同达到和谐统一。同与异是不相容的，和与异却是相容的。因为只有几种“异”调和在一起才形成“和”。但几种“异”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要按照适当的比例，即遵守“中”的规则，才能产生“和”的效果。所以“中”的作用是协调矛盾达到“和”。小到个人，大到社会、自然，要达到和的境界，必然是内部没有激烈冲突、组织得井然有序的和谐的整体。
（二）整体超越原则
包容式治理坚持的整体超越，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机械世界观、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包容式治理追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摒弃现代机械世界观，倡导有机整体观，不仅要实现由‘征服自然’向‘保护自然’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由‘我保护自然’向‘自然保护我’的转变，从而培养人对自然母亲的敬畏与爱戴之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摒弃激进的个人主义，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和‘关系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 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
（三）适度批判原则
当今世界中，不能以任何一种单一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影响的“积极性”抑或“消极性”，而是应当充分地考虑到它的多重“混杂性”，以免落入简单化的判断之中。本文认为，包容式治理是一种建立在有机联系概念基础之上的推崇多元和谐的整合性的思维方式， 它是传统、现代、后现代和中国现实的有机结合，是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的适度批判，是基于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建设性探索与实践。[14]
（四）融合发展原则
包容式治理主张的“和而不同”，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首先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和谐、和合），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地追求“同”，忽视或不尊重“不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导致事物衰败。包容式治理认为， “和”（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是目的，但“和”的前提是“不同”，是多样性的存在；没有“不同”，没有多样性，就无所谓“和”。它表现在各种文明的关系上，主张“善解能容、兼容并蓄”，各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不应当相互排斥，而应彼此尊重、保持特色、共同进步。
（五）共同情感原则
包容式治理注重共同情感，认为共同情感在既定的情境或情境类型下对一个或群体行动者的选择余地有所限制，而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同样也取决于具体情境中情感融合的大小。[15] “共同情况本向就是社会秩序的建构性力量”——涂尔干就曾经将社会界定为完全由观念和情感组成的复合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建设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充分考虑到情感维度，以培育积极的共同情感，这样不仅可以让人在这种共同情感中获得意义、价值和尊严，而且可以进一步激发出共创美好社会的热情。
四、包容式治理的制度设计—— 以巫溪为例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构建以自治为基础、以共治为平台、以法治为保障的包容式治理模式
本文认为，包容性治理中的社会共治，就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要求下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落地模式。在党委的领导下，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支持、广泛动员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从而有效调动公众参与的热情。
在实践探索中，巫溪打破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式管理体制，以党的组织为核心，通过将分散在基层社会的资源、信息、人才、权力整合起来，将个体公民和条块分割的组织与机构联系起来，通过对话、协商方参与等方式，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形成了党政组织、公民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有效整合、良性互动的局面，有效提升了执政能力。包容式治理模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表现为“多方共治”，即以村（居）党支部为核心、以村（居）委员会为主导、乐和互助会协同、社工组织助推、帮扶单位支持的治理格局。村（居）党支部作为基层社会的核心组织，与村（居）委会一道，负责召集村乐和联席会、把握政策、统筹村务；乐和互助会负责动员群众、实施具体事务，监督相关政策的落实；社工组织提供环保、文教等专业性公共服务；帮扶单位在软件和硬件方面帮扶村（社区）。多方各司其责、有效运作。
（二）包容式治理的工作体系——“五三三”模式
巫溪的大群众工作体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成立县委群众工作部，由县委副书记担任部长，以群众工作部统揽群众工作，构建“五三三”工作体系；二是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信访办原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工作职责、经费渠道仍然不变，按照群众工作“统揽不包揽”信访工作的要求，信访办作为社会矛盾化解处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群工部民众服务中心合署办公，整合老百姓利益诉求相对集中的人民调解、民政救济等部门进驻民众服务中心，接受群工部统一管理和考核。实行“一站式”集中接访，实现信访事项的快速处置和反馈。
所谓“五三三”，即指五项职能、三级网络、三个中心。一是明确五项职能。确定了县委群众工作部“整合群众资源统筹协调、联系管理社会组织、解决热点难点问题、督查落实群众工作、调查研究方法政策”五项职能。二是构建三级网络，纵向组建县级民众服务中心、乡镇群众工作站、社区（村）群众工作室三级网络，与乡镇 （街道）“六位一体”、村 （居会）“七位一体”综治工作平台有机融合，统筹推进群众工作。三是建立三个中心，横向整合“民政救济、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国土房管、人力社保、纪检监察”等部门职能，建立民众联络中心，负责联络、组织、发动群众；民意调查中心，负责征求民意，汇聚民智；民众服务中心，负责信访接待、矛盾化解，服务群众。
同时，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舞蹈协会、老年协会、太极拳协会等组织也归口群众工作部联系指导，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协会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作用，构建起第三方桥梁，及时了解基层动态，大力宣传政策法规，深入组织和发动群众参与建设。在重大问题、普遍性问题和需要统一协调的问题上，不断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分别建立了群众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县委书记牵头，每月召集有关县领导、党政部门、社会组织召开“群众工作联席会议”，对群众工作进行专题研究；信息互通会议制度，每半月召集相关党政部门举行信息互通会议；民调和督查制度，由群工部负责，定期不定期开展大范围民意调查和督查群众工作落实情况。
（三）包容式治理的方法——“乐和工作法”
巫溪以民生为导向，遵循“尊重、沟通、融合”的理念，顺应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需求，针对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结合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提炼并着力推行了“乐和工作法”。
1. 用共同梦想凝聚人心
共同梦想是优化社会管理的重要前提，没有共同梦想的社会是缺乏向心力和生命力的。对于政府来说，在群众纷繁复杂的诉求和期盼中，准确地寻找到政府与群众的共同梦想，以此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意志、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从而使政府与群众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一致，有助于在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发展。巫溪通过组织发动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并对他们的部分活动进行有力的扶持，来唤醒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增加集体认同感，从而带来社会凝聚力的提高。如开展“四城同创”，建设三乡两镇南部片区，实施三村六社区“乐和家园”试点，实现基础设施明显改变、人居环境不断美化、社会风气大为改善，让群众确信共同梦想正在实现，从而形成紧密团结的利益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2．用矛盾转换的方法推动工作
态度决定一切。在矛盾出现时，干部面对它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它产生的后果。巫溪为避免部门之间在面对矛盾时相互推诿、办事效率低下甚至回避矛盾的情况发生，专门成立了群众工作部，并定下“只进一道门，只找一个人”的工作目标。从制度层面端正了干部面对矛盾的态度。历史经验表明，化解矛盾最有效的场所，是老百姓熟悉的生活场景。巫溪县抓住群众的心理特征，逆向思考工作方法，把解决信访问题、为民服务的场所换到群众熟悉的场景之中，比如老年大学的课堂上、群众散步休闲的慢滩路旁，把非常严肃困难的问题化解于笑谈之中，群众感觉非常亲切，诉求很方便，思维也很清醒、很理智。事实证明，巫溪这种在矛盾转换中采用的工作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用互动参与方式实现融合
巫溪鼓励干部与群众进行平等而真诚的沟通交流，把高深的专业术语和复杂的政策法规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学得会、做得到。同时将进门做宣传与听民声、察民情、办民事、解民忧、化民怨结合起来，用实际行动和实在效果获取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巫溪深入开展干部下访群众、“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结穷亲等“三项活动”，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在机关、在支部、在驻地开展“三重组织生活制度”，充分融入基层社会、服务基层，以扎实的工作作风赢得理解支持，让干部生活在群众中。通过建立复合社区，巫溪将50万平方米的廉租房、商品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配置到同一小区。在小区内搭建公共活动平台，统筹配备图书馆、休闲广场、公共绿地等基础设施；统筹搭建托老托幼、物业管理等综合服务平台；统筹提供就业服务、业务技能、文明礼仪、健康养生、法制宣传教育等培训服务；统筹建立太极拳、木兰拳、老年大学、摄影、书法协会等社会组织，让不同阶层群众融合在社区中，以空间融合促进社会融合。同时加快建设县级体育馆、游泳池、主题公园，建成10个主题公园，完善26个乡镇、100个农村农体工程，举办太极拳、坝坝舞、腰鼓队、龙狮队、健步走等群体活动，通过举办“黄桷树下的故事会”、“古城墙边的老电影”、“大宁河畔的红歌会”等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主题活动，搭建沟通平台、增进感情交流、丰富业余生活、占领精神阵地，实现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通过让群众生活在集体中，真正形成了全民参与、共建共创共享的良好格局。
4．用群众的办法治理社会
巫溪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正确引导乡村道德模范、经济能人、乡村名流、技术能手甚至健身协会、红白喜事协会会长等民间力量，使之成为治理社会的有力助手，培育和管理乐和互助会这种集互助性、服务性和公益性于一体的群众组织，调动群众参与基层自治的热情，通过把党的思想政治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公民道德标准，通过灵活多样、贴近生活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各种评比活动，塑造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优秀模范，用榜样的力量营造民风，教育群众，着力提升群众的法制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逐步形成责、权、利相统一的基层党组织运行制度，确保各种基层民间组织牢牢掌握在党的组织之中。巫溪坚信“妙方在民间，关键在发现”，群众长期身处经济社会发展第一线，对生产生活的细微变化体会最真切、认识最深刻、要求最直接。群众为适应经济社会变迁和发展，所做出的各种适应性对策和客观实践，最终证明多数都是行之有效的。为此，巫溪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善于发现群众创举，充分利用民间智慧，并将其借鉴沿用到组织群众的工作中去。始终坚持把群众路线贯穿到有效组织群众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与群众共同参与、共同认可的公开透明的工作机制并予以推广。文峰镇三宝村坚持“两委”民主公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以完善村委会和自然村民主事务管理为重点，建立健全在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民主自治机制。在实现农村民主自治基础上，全面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村委会、村小组换届时，让群众“海选”，将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现有威望的能人，选进了村委会和村小组两级班子之中。全面推行村、组两级财务公开，设置了公开栏，定期向村民公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情况，坚持每季度公布1次，做到了公开的范围全、项目多、过程不减。通过推行公开透明的工作机制来发挥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的监督作用。
5．用网格化管理覆盖城乡
巫溪县深化推进在“四城同创”中探索总结出来的网格化管理经验，将农村和城市社区细划为432个网格单元，将所有县级部门和各级党政干部分到各网格之中，成立网格党小组，建立联合党支部，参与社区和乡村事务管理，实现“机关与村社区、干部与群众、党员与组织”的三重互动。以基层党组织为主心骨加强社会建设，把基层组织的威信树立起来。2009年以来，巫溪利用村级换届机会，整顿了34个软弱涣散支部，选派了60名大学生村官，领办创办龙头企业28家、专业合作经济组织32个，带动15000户农民，整顿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加300元左右，集体经济收入平均达到5000元以上，充分印证了：只有强大的基层党组织，才能有效地领导和服务农民。巫溪坚持召开三级联动的“三重党组织生活”，让“县级领导联系的县级单位党组织生活”、“村社党支部活动”、以及“驻地党小组组织生活”等三重党组织生活，在以农业生产或社区活动为载体的基层驻地定期不定期地召开，使党组织生活成为沟通联系县、乡（镇）、村三级党组织的大动脉，重新构建起“上下联动、上传下达、联系顺畅”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并以此作为领导基层组织建设的核心力量，真正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力军作用。巫溪把农村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与引导利用非政府组织优势资源、与城市党建和企业党建结合起来，引导城市、企业基层党组织带动、帮扶、支持农村党组织，组建12个联合党支部，盘活各类党建资源、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形成“城乡基层党建资源共享、功能互补、以城带乡、共同提高”的网格组织新格局。
（四）包容式治理的公共空间——社会融合
公共空间不仅是身在其中的每个居民安身立命的场所，同时还是一个具有一定共同体特征的群体，具有很强的生活互动性和资源共同性，是居民完成社会化，规划自己生活、赋予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主要场所。本文认为，要实现包容式治理必须打造公共空间，而对公共空间概念的把握与拓展，要从公共场所、公共规范、公共活动、公共资源等四个方面来进行，它们影响着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塑造着社会的价值体系，共同指向一个方向：社会融合与和谐发展。
1. 打造实体空间是人际交往的载体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在现代主义的建设理念下，宽大马路、公园中的高楼阻隔了人与人交往的纽带，住宅小区、邻里单元结构没有为人们提供有效的社交、娱乐街区公共空间，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冷漠、隔阂、猜疑、敌视的根源。[16] 现代主义的逐渐表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导致了以新城市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城市主义运动。[17] 后现代主义思潮主张放弃现代主义的标准化、均一化、普遍化和快速化的思想,强调多元化、差异性、个性化和人性化，强调城市街区复合功能、多元形态、适度规模和历史文脉。
在此启发下，巫溪在进行相关规划和设计时都禀承以下原则：(1)创造紧凑、适于步行的街区；(2)创造融为一体的街区办公、商店、学校、图书馆、公园和运动场等场所空间；(3)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城市开发模式；(4)鼓励市民参与城市规划与街区公共空间设计；(5)强调开发计划与规划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已开发土地和基础设施；(6)鼓励现有建成区内“垂直加厚”；(7)打破功能分区思想和社会隔离局面，提倡土地混合使用、住房类型和价格的多样化。[18]
2．加强公共活动是促进融合的手段
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受访者只有30%的居民能叫出他们邻居的名字，大大地低于设计单元的居民数。[19] 由于同一个小区内居住人口过多，居民间从相遇、相识、相知，到建立交往圈，并重组社会邻里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可能性随着异质性人群人数的增加而减少。[20]在我国农村，在土地未分包到户之前，群众围绕一系列集体的生产与生活而形成了极度频繁的公共活动，比如一起上工，评工分，各种行政集会、文艺活动等，但这一切都随着分田到户而减少、消失。在城市，市民们虽同住一个屋檐下，却过着“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在农村，随着农民越来越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许多人的生活面向已经在村庄之外，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农村生活之中。本文认为，公共活动减少的一个后果便是集体记忆衰弱。一个社群集体记忆的强度，直接影响着社群的认同，集体记忆的消失，必然导致文化主体性的消亡。集体记忆的维持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要件，它以集体活动(尤其是一些仪式)、公共场所为媒体与载体；通过人们一系列亲身参与的活动与事件得以维持。为了实现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群能够和谐地生产与生活，不同的文化顺利地融洽交流与碰撞，不同的价值观进行日益交汇与融化，巫溪极力打造各种特色化、专门化的健身、游戏、娱乐设施，组织形式多种的各类集体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通过开展公平、公正、公开、真诚、友好、互惠互利的交往，尊重文化、种族、伦理、性别、宗教和精神上的多元性，唤醒集体记忆，强化集体认同，最终实现和谐沟通。
（五）包容式治理的话语系统—— “乐和家园”
构建包容式治理的共同话语系统，目的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的沟通和融合。本文认为，在多元文化的前提下，相互尊重是沟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包容式治理的共同话语机制，并用易理解、好接受、简明的群众语言表达出来，实现各治理主体在思想、行动、利益上的深度融合。2010年7月，巫溪县与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女士，共同提出了以“乐和治理、乐和人居、乐和生计、乐和养生、乐和礼义”为核心的“乐和家园”理念，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形成了“干部讲得清、群众听得懂、大家愿意干”的乐和话语系统，逐步实现了从行政强制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从党委政府单向管理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从政府“包办式”管理向“自治、共治、法治”的“包容式”治理转变。
1．相互尊重是构建共同话语系统的前提基础
以相互尊重的态度包容差异，就是要全体社会成员积极承认、接受差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打破孤立与封闭，形成全社会极大的凝聚力，这也是包容性治理需要的精神。狭义的包容就是实现公民与社会、公民之间、人与自然和谐包容，必须用尊重的心态缓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分裂风险，整合各方面社会力量，从而达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可以说，相互尊重构成了社会成员相互沟通的润滑剂，是人们相互理解与信任的桥梁。广义的包容是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这几方面着力，不仅人类社会需要尊重的精神，还需要把这种精神扩展到整个自然界，体现众生平等相处的人文情怀，这也是实现有效沟通最根本的基础。这一点在巫溪县上磺镇羊桥村村民齐心共建“乐和门”的例子中得到充分体现：一次乐和互助会代表议事会上，有人提出了要建一座代表羊桥村形象的“乐和门”，赢得大家一致同意。在规划设计、资金筹措等方面，村支两委并没有采取“一言堂”，而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广泛征集、听取群众意见。在干部、党员的带头下，全村热情高涨，原计划七天建成乐和门，结果只用了五天就建成了。
2．“简单、明确、重复”是共同话语系统的沟通原则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社会群体低弱的普遍思维决定了其观念的简单化，而浅显易懂的疏导方式是形成群体观念的唯一途径。[21] 为此，巫溪在构建包容性社会治理的共同话语系统中，坚持“简单、明确、重复”的沟通原则。一是做到干部讲得清。首先要念好“实”字经，要说真话，说实话，让群众信得过、听得进、记得住，同时用鲜活的实践和平实的话语，解答重大理论问题，用平等交流、双向互动、相互启发、共同提高的方式方法，考虑群众需求，体现人文关怀，真正使政策宣传生动活泼，入脑入心，增强感染力。二是做到群众听得懂。要把宏伟的奋斗目标，化繁为简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老百姓的认同。乐和家园，正是运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将先进的理念传达给群众，如今“乐和”已经成为巫溪老百姓的生活词汇和自觉的日常行为，成为干部群众的共同话语。巫溪通过打造“人人心中皆有、人人口中想说”的话语系统，唤醒了人民群众的集体自豪和参与热情。三是做到大家愿意干。巫溪借助宣传推广“乐和”理念，畅通全县干部群众的沟通渠道，增进理解互信，扩大交流共识，塑造集体信仰，凝聚发展合力，切实把政策号召转化为干事创业的集体行动。
3．群众语言是实现有效沟通的现实途径
把体现党的意志用群众的语言表达出来，将“我们想说的”和“群众想听的”统一起来，用群众语言密切联系群众，是实现包容性治理有效沟通的现实途径。早在延安时期，我党就善于利用群众语言组织发动群众，毛泽东同志曾鲜明提出“反对党八股”，提倡要讲群众听得懂的话；邓小平同志善于运用群众语言，“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等表述生动形象，过耳难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一句“不折腾”，显示出中央领导锲而不舍地推进政坛“白话新风”。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也频频出现“群众语言”：“要把学校建成最安全、家长最放心的地方”“要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让人民群众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等等，反映出文风、会风的悄然变化。我们宣传学习科学发展观，可让群众理解为“不端群众碗、不欠自然帐、不吃子孙饭”。正确处理经济和环境的关系，就要做到“既要金山银山、更要青山绿水”。宣传外派劳务促进就业，就要体现“打洋工，赚洋钱；活路轻，收入丰”的群众诉求。总之，政策措施只有用群众语言反映出来，才能感动群众；干部宣传只有用群众语言表达出来，才能亲近群众；群众智慧只有用群众语言挖掘出来，才能找到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五、结语
通过较长时间对疑惑的探究思索以及对答案的寻觅梳理，我们逐渐清晰地意识到：货币资本和市场资源固然至关重要，但如果没有责权利相统一、公平合理的投入机制，给得再多群众也不会满足。如果没有全民的集体认同、公众的社会责任，政府管得越少，群众越迷茫，越无所适从。如果没有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覆盖城乡、良性互动的社会组织体系，未能塑造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道德规范，富裕之后的社会并非必然稳定和谐。
本文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既是化解当前社会的诸多矛盾的当务之急，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长远之策。重庆市巫溪县在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探索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包容式治理的工作模式，包括“一种以自治为基础、以共治为平台、以法治为保障的治理机制，一个整合社会资源的党政大群众工作体系，一套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一系列承载群众生活的公共空间，一套适应形势便于传播的话语系统”。通过这种包容式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08—2010年，巫溪全县信访总量下降了39.8%，无重大集访事件发生，无恶性治安案件发生。2010年，群众安全感达到96%，民意调查多项指标位列全市第一，被评为第四届“2010年中国城市化社会建设典范案例”。希望巫溪县的实践探索，能为我国县域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一个可以借鉴、便于操作的样本。
注释：
① 参见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0，
20110226121630820.html。
参考文献：
[1] 张康之.公共行政学[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 郁建兴，吴宇.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OL]. http://www. renwenza-zhi.cn/doc/ 03no4/ yjx.doc.
[6] 费孝通.论小城镇及其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7]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 黄淑瑶.近年来中国村庄治理的研究综述[J].新东方，2008，（5）.
[9] 肖唐镖.当前中国农村宗族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关系[J].文史哲，2006， (4).
[10] 刘承礼.匈牙利乡村治理的模式解读与经验借鉴[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1）.
[11] 赖海榕.乡村治理的国际比较——德国、匈牙利和印度经验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1).
[12] 郑卫东.“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中国乡村研究综述[J].中国农村观察，2006，（3）.
[13] 谢光绎.文明的多样性、包容性与和谐社会建设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08，（7）.
[14] 王治河.中国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建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
[15] 潘泽泉.理论范式和现代性议题：一个情感社会学的分析框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7）.
[16] 洪亮平.城市设计历程[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17] 伍学进.西方后现代主义城市街区的公共空间思想及启示[J].咸宁学院学报，2008，（10）.
[18] 张京详.西方城市规划史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19] 王彦辉.走向新社区——市居住社区整体营造理论与方法[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20] 朱海波.走向融合：城市住区公共空间网络的建构[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6.
[21]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编辑：张小玲）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县域社会；包容式治理；公共空间；话语系统
中图分类号：D632；D422
一、问题的提出
（一）对当前中国主要社会矛盾的研判
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我国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相当贫乏，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之中。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贫困人口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半以上，下降到目前的2500万左右，基本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私人物品极度匮乏的状况已经根本改变；相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物品需求同公共物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却逐渐凸显：城乡矛盾、财富分配矛盾、贫富差距矛盾、发展与污染矛盾、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矛盾、群体冲突等日益突出，社会公平、教育、医疗、养老、讨薪及社会秩序等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基于此，本文作出如下判断：当前，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已由“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逐步向“社会生产力滞后于物质文化需求的发展性矛盾与社会建设滞后经济建设的结构性矛盾并存”过渡的态势，所以“以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理应成为必然的政策性选择。
（二）转型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困惑
为了防止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走向和关键环节的误读和曲解，准确地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至关重要。由各种数据和案例支持的并通过社会公众突出感受体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公众的“不公正感”强烈，经验证明，这种情绪蔓延和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并最终使经济建设的努力化为乌有；二是权力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公共权力的公信力下降，结果是直接导致社会诚信度降低、社会安全感下降、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流失、社会不稳定性加剧，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人口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以及居住地由乡村区域向城镇区域迁移的空间聚集，在城镇化浪潮面前，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也面临着一些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和困惑。
1．农村社会关系变革引发的困惑
农民不再单纯依附土地生存。农村改革深入和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传统的以家庭为单元的“小农”生产经营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市场农业发展，广大农民迫切需要专业化、社会化服务，要求通过合作解决生产困难，参与市场竞争。大中城市吸引了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他们不再以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常年离土离乡，形成“候鸟式”的生活方式。农民不再直接依靠基层组织。“小政府、大服务”的职能转变后，农民可直接享受国家强农惠农的阳光雨露，向掌握行使更多行政职能、更高级别的行政机关表达诉求，与村、乡镇的联系纽带明显弱化。农民有了生产、生活自主权，打破了以往与村、队的依附关系，尤其农村党员的组织观念和集体观念趋于淡薄，不少农村基层组织逐渐丧失了实质性功能。农民不再容易满足于生活现状。许多农民长期在城市中打工谋生，逐渐在情感上对农村失去了归宿感，服务家乡建设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识逐步淡化。城市生活与农村形成强烈反差，农民相应地出现了心态失衡，对基层党组织的信任度逐渐降低。此外，农民在思想上受到乡村文明以外的观念冲击，农民的权利意识明显增强，不再轻易满足于现有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不再以过去安居乐业的心理倚重基层政权组织。
2．城市社会转型面临诸多问题
“陌生人社会”治理结构有待重建。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化的缺失及城市空间的规划，导致城市社会联结纽带的缺失、文化认同的弱化及功利关系的强化，广大城市正由“半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人际关系陷入了困境，这些都极大地冲击了城市社会道德的良性运转。“经济人社会”功利思想泛滥蔓延。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如同一把双刃剑，它在唤醒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导致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扩张，把人物化为追逐利润的“经济人”，造成社会生活的单极化，人际间的功利化在社会生活中逐渐被放大，从而滋生了道德上的利己主义。“忙碌人世界”信念理想普遍迷失。转型社会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新旧社会矛盾此起彼伏，交替影响。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许多人被动地选择终日忙碌，忘记思考努力工作的旨归，渐渐迷失了理想和方向，由忙碌变成了茫然，继而变成盲目。
3．城市与农村的社会融合困难重重
城乡空间依旧存在阻隔。农村幅员辽阔，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体等社会事业发展不足，加之非均衡发展的政策影响，改革发展成果不能全部惠及广大农村，城乡之间存在“空间距离远”、“设施落差大”的现实，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城乡资源缺乏双向流动。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至上，城市凝集了大量的市场要素，农村市场要素不全，加之重城轻农的思想桎梏、人为设置的制度藩篱，都阻碍了我国城乡资源的相互流动，城乡“二元”结构依旧突出。城乡人口不能相互融合。在城市的3亿多农民工或失地农民由于受户籍制度等方面限制，不能享有城市居民同样待遇，其生活技能、生活方式无法真正融入城镇，最终成为城乡社会的处境艰难的“夹心层”。广大农民工对于未来的预期极为茫然，普遍缺乏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继而对城市居民和管理者产生对立情绪。
（三）党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
2004年6月，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社会管理创新成为2009年底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所强调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成为指导我们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纲领。201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提出“以社会管理为中心”，既是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包容性增长，引领未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词，也是未来30年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本线索和必然要求。①本文认为，探索社会管理创新既是适应我国社会转型的需要，也是化解当前逐渐演变中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更是全面践行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二、相关研究及综述
世界银行报告1989年首次提出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后，现代意义的“治理”便被广泛使用。[1] 围绕中国的乡村治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2]，于建嵘的国家—社会二分法[3]，吴毅的影响村庄权威与秩序的基本变量的研究[4]，以及Joel S. Migdal[5]等等在治理框架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针对个案解释力局限性的问题，费孝通主张用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结合，[6]李培林提出了理想类型比较方法 [7]；更多的学者则关注对于基层治理的历史考察和对实行村民自治后的现状及出现问题的思考，如费孝通的“双轨政治”、黄宗智的“三角结构”、杜赞奇的“经纪体制”从基层治理的历史考察开展了系统研究[8]。肖唐镖认为宗族势力的影响不容小视 [9]，朱秋霞（1998）则提醒，一些经济强人在村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学者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刘承礼[10]、赖海榕[11]，西方汉学家也对中国乡村社会充满了研究兴趣，其中代表性的学者包括欧博文（Kevin O’Brien）、李连江 （Lianjiang Li）、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戴慕珍（Jean Oi）、柯丹青（Daniel Kelliher）、史天健（Shi Tianjian）等[12]， 以上研究分别从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运用各自的理论对中国乡村问题展开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这些成果在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本文认为，中国社会正在逐渐或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良性互动的大格局，除了与传统联系较深的不同的宗教文化、多样化的民间文化等以外，还有各种形态的文化思潮如国家社会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市场自由主义、启蒙主义、消费主义、人文主义等的存在。作为一个典型的多元社会，转型期中国从社会结构上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特质，但却与西方社会的平面多元化不同。因此，必须对当代中国的治理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建设性的重构。
三、包容式治理的解读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致力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实践，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宝贵的经验。这些成功经验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深度挖掘，并将其用之于实践指导。比如重庆市巫溪县运用制度创新，为打造一条适合于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社会治理之路，以社会建设带动经济建设，探索一种党政主导下的“自治、共治、法治”多元共生的“包容式治理”模式。所谓包容性，是指不同事物处在同一开发体系中双向互动、相互贯通、吸收和借鉴、由此及彼、逐步扬弃转发的过程，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似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状态。[13]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包容式治理”的概念，希望用它来对巫溪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作一个理论的诠释和注解。本文认为，“包容式治理”的内涵包含下列中心价值原则。
（一）和谐共生原则
包容式治理认为，单方面突出一种价值取向，而不兼顾对其他文化形态意义思考的整体主义哲学，已经很难适应于当前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动，同时也很难对当代社会生活作出有效的概括与合理的指导，因此主张为弱小仗义执言，而且致力于人类的平等和共同的福祉，关爱自然与一切生命，“尊重他者，倾听他人”，推崇“有机整合，多元共存”。和是调和不同达到和谐统一。同与异是不相容的，和与异却是相容的。因为只有几种“异”调和在一起才形成“和”。但几种“异”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要按照适当的比例，即遵守“中”的规则，才能产生“和”的效果。所以“中”的作用是协调矛盾达到“和”。小到个人，大到社会、自然，要达到和的境界，必然是内部没有激烈冲突、组织得井然有序的和谐的整体。
（二）整体超越原则
包容式治理坚持的整体超越，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机械世界观、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包容式治理追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摒弃现代机械世界观，倡导有机整体观，不仅要实现由‘征服自然’向‘保护自然’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由‘我保护自然’向‘自然保护我’的转变，从而培养人对自然母亲的敬畏与爱戴之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摒弃激进的个人主义，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和‘关系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 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
（三）适度批判原则
当今世界中，不能以任何一种单一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影响的“积极性”抑或“消极性”，而是应当充分地考虑到它的多重“混杂性”，以免落入简单化的判断之中。本文认为，包容式治理是一种建立在有机联系概念基础之上的推崇多元和谐的整合性的思维方式， 它是传统、现代、后现代和中国现实的有机结合，是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的适度批判，是基于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建设性探索与实践。[14]
（四）融合发展原则
包容式治理主张的“和而不同”，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首先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和谐、和合），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地追求“同”，忽视或不尊重“不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导致事物衰败。包容式治理认为， “和”（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是目的，但“和”的前提是“不同”，是多样性的存在；没有“不同”，没有多样性，就无所谓“和”。它表现在各种文明的关系上，主张“善解能容、兼容并蓄”，各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不应当相互排斥，而应彼此尊重、保持特色、共同进步。
（五）共同情感原则
包容式治理注重共同情感，认为共同情感在既定的情境或情境类型下对一个或群体行动者的选择余地有所限制，而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同样也取决于具体情境中情感融合的大小。[15] “共同情况本向就是社会秩序的建构性力量”——涂尔干就曾经将社会界定为完全由观念和情感组成的复合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建设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充分考虑到情感维度，以培育积极的共同情感，这样不仅可以让人在这种共同情感中获得意义、价值和尊严，而且可以进一步激发出共创美好社会的热情。
四、包容式治理的制度设计—— 以巫溪为例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构建以自治为基础、以共治为平台、以法治为保障的包容式治理模式
本文认为，包容性治理中的社会共治，就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要求下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落地模式。在党委的领导下，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支持、广泛动员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从而有效调动公众参与的热情。
在实践探索中，巫溪打破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式管理体制，以党的组织为核心，通过将分散在基层社会的资源、信息、人才、权力整合起来，将个体公民和条块分割的组织与机构联系起来，通过对话、协商方参与等方式，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形成了党政组织、公民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有效整合、良性互动的局面，有效提升了执政能力。包容式治理模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表现为“多方共治”，即以村（居）党支部为核心、以村（居）委员会为主导、乐和互助会协同、社工组织助推、帮扶单位支持的治理格局。村（居）党支部作为基层社会的核心组织，与村（居）委会一道，负责召集村乐和联席会、把握政策、统筹村务；乐和互助会负责动员群众、实施具体事务，监督相关政策的落实；社工组织提供环保、文教等专业性公共服务；帮扶单位在软件和硬件方面帮扶村（社区）。多方各司其责、有效运作。
（二）包容式治理的工作体系——“五三三”模式
巫溪的大群众工作体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成立县委群众工作部，由县委副书记担任部长，以群众工作部统揽群众工作，构建“五三三”工作体系；二是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信访办原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工作职责、经费渠道仍然不变，按照群众工作“统揽不包揽”信访工作的要求，信访办作为社会矛盾化解处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群工部民众服务中心合署办公，整合老百姓利益诉求相对集中的人民调解、民政救济等部门进驻民众服务中心，接受群工部统一管理和考核。实行“一站式”集中接访，实现信访事项的快速处置和反馈。
所谓“五三三”，即指五项职能、三级网络、三个中心。一是明确五项职能。确定了县委群众工作部“整合群众资源统筹协调、联系管理社会组织、解决热点难点问题、督查落实群众工作、调查研究方法政策”五项职能。二是构建三级网络，纵向组建县级民众服务中心、乡镇群众工作站、社区（村）群众工作室三级网络，与乡镇 （街道）“六位一体”、村 （居会）“七位一体”综治工作平台有机融合，统筹推进群众工作。三是建立三个中心，横向整合“民政救济、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国土房管、人力社保、纪检监察”等部门职能，建立民众联络中心，负责联络、组织、发动群众；民意调查中心，负责征求民意，汇聚民智；民众服务中心，负责信访接待、矛盾化解，服务群众。
同时，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舞蹈协会、老年协会、太极拳协会等组织也归口群众工作部联系指导，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协会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作用，构建起第三方桥梁，及时了解基层动态，大力宣传政策法规，深入组织和发动群众参与建设。在重大问题、普遍性问题和需要统一协调的问题上，不断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分别建立了群众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县委书记牵头，每月召集有关县领导、党政部门、社会组织召开“群众工作联席会议”，对群众工作进行专题研究；信息互通会议制度，每半月召集相关党政部门举行信息互通会议；民调和督查制度，由群工部负责，定期不定期开展大范围民意调查和督查群众工作落实情况。
（三）包容式治理的方法——“乐和工作法”
巫溪以民生为导向，遵循“尊重、沟通、融合”的理念，顺应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需求，针对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结合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提炼并着力推行了“乐和工作法”。
1. 用共同梦想凝聚人心
共同梦想是优化社会管理的重要前提，没有共同梦想的社会是缺乏向心力和生命力的。对于政府来说，在群众纷繁复杂的诉求和期盼中，准确地寻找到政府与群众的共同梦想，以此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意志、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从而使政府与群众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一致，有助于在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发展。巫溪通过组织发动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并对他们的部分活动进行有力的扶持，来唤醒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增加集体认同感，从而带来社会凝聚力的提高。如开展“四城同创”，建设三乡两镇南部片区，实施三村六社区“乐和家园”试点，实现基础设施明显改变、人居环境不断美化、社会风气大为改善，让群众确信共同梦想正在实现，从而形成紧密团结的利益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2．用矛盾转换的方法推动工作
态度决定一切。在矛盾出现时，干部面对它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它产生的后果。巫溪为避免部门之间在面对矛盾时相互推诿、办事效率低下甚至回避矛盾的情况发生，专门成立了群众工作部，并定下“只进一道门，只找一个人”的工作目标。从制度层面端正了干部面对矛盾的态度。历史经验表明，化解矛盾最有效的场所，是老百姓熟悉的生活场景。巫溪县抓住群众的心理特征，逆向思考工作方法，把解决信访问题、为民服务的场所换到群众熟悉的场景之中，比如老年大学的课堂上、群众散步休闲的慢滩路旁，把非常严肃困难的问题化解于笑谈之中，群众感觉非常亲切，诉求很方便，思维也很清醒、很理智。事实证明，巫溪这种在矛盾转换中采用的工作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用互动参与方式实现融合
巫溪鼓励干部与群众进行平等而真诚的沟通交流，把高深的专业术语和复杂的政策法规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学得会、做得到。同时将进门做宣传与听民声、察民情、办民事、解民忧、化民怨结合起来，用实际行动和实在效果获取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巫溪深入开展干部下访群众、“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结穷亲等“三项活动”，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在机关、在支部、在驻地开展“三重组织生活制度”，充分融入基层社会、服务基层，以扎实的工作作风赢得理解支持，让干部生活在群众中。通过建立复合社区，巫溪将50万平方米的廉租房、商品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配置到同一小区。在小区内搭建公共活动平台，统筹配备图书馆、休闲广场、公共绿地等基础设施；统筹搭建托老托幼、物业管理等综合服务平台；统筹提供就业服务、业务技能、文明礼仪、健康养生、法制宣传教育等培训服务；统筹建立太极拳、木兰拳、老年大学、摄影、书法协会等社会组织，让不同阶层群众融合在社区中，以空间融合促进社会融合。同时加快建设县级体育馆、游泳池、主题公园，建成10个主题公园，完善26个乡镇、100个农村农体工程，举办太极拳、坝坝舞、腰鼓队、龙狮队、健步走等群体活动，通过举办“黄桷树下的故事会”、“古城墙边的老电影”、“大宁河畔的红歌会”等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主题活动，搭建沟通平台、增进感情交流、丰富业余生活、占领精神阵地，实现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通过让群众生活在集体中，真正形成了全民参与、共建共创共享的良好格局。
4．用群众的办法治理社会
巫溪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正确引导乡村道德模范、经济能人、乡村名流、技术能手甚至健身协会、红白喜事协会会长等民间力量，使之成为治理社会的有力助手，培育和管理乐和互助会这种集互助性、服务性和公益性于一体的群众组织，调动群众参与基层自治的热情，通过把党的思想政治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公民道德标准，通过灵活多样、贴近生活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各种评比活动，塑造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优秀模范，用榜样的力量营造民风，教育群众，着力提升群众的法制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逐步形成责、权、利相统一的基层党组织运行制度，确保各种基层民间组织牢牢掌握在党的组织之中。巫溪坚信“妙方在民间，关键在发现”，群众长期身处经济社会发展第一线，对生产生活的细微变化体会最真切、认识最深刻、要求最直接。群众为适应经济社会变迁和发展，所做出的各种适应性对策和客观实践，最终证明多数都是行之有效的。为此，巫溪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善于发现群众创举，充分利用民间智慧，并将其借鉴沿用到组织群众的工作中去。始终坚持把群众路线贯穿到有效组织群众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与群众共同参与、共同认可的公开透明的工作机制并予以推广。文峰镇三宝村坚持“两委”民主公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以完善村委会和自然村民主事务管理为重点，建立健全在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民主自治机制。在实现农村民主自治基础上，全面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村委会、村小组换届时，让群众“海选”，将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现有威望的能人，选进了村委会和村小组两级班子之中。全面推行村、组两级财务公开，设置了公开栏，定期向村民公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情况，坚持每季度公布1次，做到了公开的范围全、项目多、过程不减。通过推行公开透明的工作机制来发挥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的监督作用。
5．用网格化管理覆盖城乡
巫溪县深化推进在“四城同创”中探索总结出来的网格化管理经验，将农村和城市社区细划为432个网格单元，将所有县级部门和各级党政干部分到各网格之中，成立网格党小组，建立联合党支部，参与社区和乡村事务管理，实现“机关与村社区、干部与群众、党员与组织”的三重互动。以基层党组织为主心骨加强社会建设，把基层组织的威信树立起来。2009年以来，巫溪利用村级换届机会，整顿了34个软弱涣散支部，选派了60名大学生村官，领办创办龙头企业28家、专业合作经济组织32个，带动15000户农民，整顿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加300元左右，集体经济收入平均达到5000元以上，充分印证了：只有强大的基层党组织，才能有效地领导和服务农民。巫溪坚持召开三级联动的“三重党组织生活”，让“县级领导联系的县级单位党组织生活”、“村社党支部活动”、以及“驻地党小组组织生活”等三重党组织生活，在以农业生产或社区活动为载体的基层驻地定期不定期地召开，使党组织生活成为沟通联系县、乡（镇）、村三级党组织的大动脉，重新构建起“上下联动、上传下达、联系顺畅”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并以此作为领导基层组织建设的核心力量，真正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力军作用。巫溪把农村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与引导利用非政府组织优势资源、与城市党建和企业党建结合起来，引导城市、企业基层党组织带动、帮扶、支持农村党组织，组建12个联合党支部，盘活各类党建资源、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形成“城乡基层党建资源共享、功能互补、以城带乡、共同提高”的网格组织新格局。
（四）包容式治理的公共空间——社会融合
公共空间不仅是身在其中的每个居民安身立命的场所，同时还是一个具有一定共同体特征的群体，具有很强的生活互动性和资源共同性，是居民完成社会化，规划自己生活、赋予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主要场所。本文认为，要实现包容式治理必须打造公共空间，而对公共空间概念的把握与拓展，要从公共场所、公共规范、公共活动、公共资源等四个方面来进行，它们影响着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塑造着社会的价值体系，共同指向一个方向：社会融合与和谐发展。
1. 打造实体空间是人际交往的载体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在现代主义的建设理念下，宽大马路、公园中的高楼阻隔了人与人交往的纽带，住宅小区、邻里单元结构没有为人们提供有效的社交、娱乐街区公共空间，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冷漠、隔阂、猜疑、敌视的根源。[16] 现代主义的逐渐表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导致了以新城市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城市主义运动。[17] 后现代主义思潮主张放弃现代主义的标准化、均一化、普遍化和快速化的思想,强调多元化、差异性、个性化和人性化，强调城市街区复合功能、多元形态、适度规模和历史文脉。
在此启发下，巫溪在进行相关规划和设计时都禀承以下原则：(1)创造紧凑、适于步行的街区；(2)创造融为一体的街区办公、商店、学校、图书馆、公园和运动场等场所空间；(3)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城市开发模式；(4)鼓励市民参与城市规划与街区公共空间设计；(5)强调开发计划与规划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已开发土地和基础设施；(6)鼓励现有建成区内“垂直加厚”；(7)打破功能分区思想和社会隔离局面，提倡土地混合使用、住房类型和价格的多样化。[18]
2．加强公共活动是促进融合的手段
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受访者只有30%的居民能叫出他们邻居的名字，大大地低于设计单元的居民数。[19] 由于同一个小区内居住人口过多，居民间从相遇、相识、相知，到建立交往圈，并重组社会邻里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可能性随着异质性人群人数的增加而减少。[20]在我国农村，在土地未分包到户之前，群众围绕一系列集体的生产与生活而形成了极度频繁的公共活动，比如一起上工，评工分，各种行政集会、文艺活动等，但这一切都随着分田到户而减少、消失。在城市，市民们虽同住一个屋檐下，却过着“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在农村，随着农民越来越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许多人的生活面向已经在村庄之外，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农村生活之中。本文认为，公共活动减少的一个后果便是集体记忆衰弱。一个社群集体记忆的强度，直接影响着社群的认同，集体记忆的消失，必然导致文化主体性的消亡。集体记忆的维持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要件，它以集体活动(尤其是一些仪式)、公共场所为媒体与载体；通过人们一系列亲身参与的活动与事件得以维持。为了实现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群能够和谐地生产与生活，不同的文化顺利地融洽交流与碰撞，不同的价值观进行日益交汇与融化，巫溪极力打造各种特色化、专门化的健身、游戏、娱乐设施，组织形式多种的各类集体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通过开展公平、公正、公开、真诚、友好、互惠互利的交往，尊重文化、种族、伦理、性别、宗教和精神上的多元性，唤醒集体记忆，强化集体认同，最终实现和谐沟通。
（五）包容式治理的话语系统—— “乐和家园”
构建包容式治理的共同话语系统，目的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的沟通和融合。本文认为，在多元文化的前提下，相互尊重是沟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包容式治理的共同话语机制，并用易理解、好接受、简明的群众语言表达出来，实现各治理主体在思想、行动、利益上的深度融合。2010年7月，巫溪县与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女士，共同提出了以“乐和治理、乐和人居、乐和生计、乐和养生、乐和礼义”为核心的“乐和家园”理念，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形成了“干部讲得清、群众听得懂、大家愿意干”的乐和话语系统，逐步实现了从行政强制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从党委政府单向管理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从政府“包办式”管理向“自治、共治、法治”的“包容式”治理转变。
1．相互尊重是构建共同话语系统的前提基础
以相互尊重的态度包容差异，就是要全体社会成员积极承认、接受差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打破孤立与封闭，形成全社会极大的凝聚力，这也是包容性治理需要的精神。狭义的包容就是实现公民与社会、公民之间、人与自然和谐包容，必须用尊重的心态缓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分裂风险，整合各方面社会力量，从而达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可以说，相互尊重构成了社会成员相互沟通的润滑剂，是人们相互理解与信任的桥梁。广义的包容是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这几方面着力，不仅人类社会需要尊重的精神，还需要把这种精神扩展到整个自然界，体现众生平等相处的人文情怀，这也是实现有效沟通最根本的基础。这一点在巫溪县上磺镇羊桥村村民齐心共建“乐和门”的例子中得到充分体现：一次乐和互助会代表议事会上，有人提出了要建一座代表羊桥村形象的“乐和门”，赢得大家一致同意。在规划设计、资金筹措等方面，村支两委并没有采取“一言堂”，而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广泛征集、听取群众意见。在干部、党员的带头下，全村热情高涨，原计划七天建成乐和门，结果只用了五天就建成了。
2．“简单、明确、重复”是共同话语系统的沟通原则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社会群体低弱的普遍思维决定了其观念的简单化，而浅显易懂的疏导方式是形成群体观念的唯一途径。[21] 为此，巫溪在构建包容性社会治理的共同话语系统中，坚持“简单、明确、重复”的沟通原则。一是做到干部讲得清。首先要念好“实”字经，要说真话，说实话，让群众信得过、听得进、记得住，同时用鲜活的实践和平实的话语，解答重大理论问题，用平等交流、双向互动、相互启发、共同提高的方式方法，考虑群众需求，体现人文关怀，真正使政策宣传生动活泼，入脑入心，增强感染力。二是做到群众听得懂。要把宏伟的奋斗目标，化繁为简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老百姓的认同。乐和家园，正是运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将先进的理念传达给群众，如今“乐和”已经成为巫溪老百姓的生活词汇和自觉的日常行为，成为干部群众的共同话语。巫溪通过打造“人人心中皆有、人人口中想说”的话语系统，唤醒了人民群众的集体自豪和参与热情。三是做到大家愿意干。巫溪借助宣传推广“乐和”理念，畅通全县干部群众的沟通渠道，增进理解互信，扩大交流共识，塑造集体信仰，凝聚发展合力，切实把政策号召转化为干事创业的集体行动。
3．群众语言是实现有效沟通的现实途径
把体现党的意志用群众的语言表达出来，将“我们想说的”和“群众想听的”统一起来，用群众语言密切联系群众，是实现包容性治理有效沟通的现实途径。早在延安时期，我党就善于利用群众语言组织发动群众，毛泽东同志曾鲜明提出“反对党八股”，提倡要讲群众听得懂的话；邓小平同志善于运用群众语言，“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等表述生动形象，过耳难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一句“不折腾”，显示出中央领导锲而不舍地推进政坛“白话新风”。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也频频出现“群众语言”：“要把学校建成最安全、家长最放心的地方”“要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让人民群众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等等，反映出文风、会风的悄然变化。我们宣传学习科学发展观，可让群众理解为“不端群众碗、不欠自然帐、不吃子孙饭”。正确处理经济和环境的关系，就要做到“既要金山银山、更要青山绿水”。宣传外派劳务促进就业，就要体现“打洋工，赚洋钱；活路轻，收入丰”的群众诉求。总之，政策措施只有用群众语言反映出来，才能感动群众；干部宣传只有用群众语言表达出来，才能亲近群众；群众智慧只有用群众语言挖掘出来，才能找到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五、结语
通过较长时间对疑惑的探究思索以及对答案的寻觅梳理，我们逐渐清晰地意识到：货币资本和市场资源固然至关重要，但如果没有责权利相统一、公平合理的投入机制，给得再多群众也不会满足。如果没有全民的集体认同、公众的社会责任，政府管得越少，群众越迷茫，越无所适从。如果没有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覆盖城乡、良性互动的社会组织体系，未能塑造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道德规范，富裕之后的社会并非必然稳定和谐。
本文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既是化解当前社会的诸多矛盾的当务之急，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长远之策。重庆市巫溪县在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探索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包容式治理的工作模式，包括“一种以自治为基础、以共治为平台、以法治为保障的治理机制，一个整合社会资源的党政大群众工作体系，一套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一系列承载群众生活的公共空间，一套适应形势便于传播的话语系统”。通过这种包容式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08—2010年，巫溪全县信访总量下降了39.8%，无重大集访事件发生，无恶性治安案件发生。2010年，群众安全感达到96%，民意调查多项指标位列全市第一，被评为第四届“2010年中国城市化社会建设典范案例”。希望巫溪县的实践探索，能为我国县域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一个可以借鉴、便于操作的样本。
注释：
① 参见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0，
20110226121630820.html。
参考文献：
[1] 张康之.公共行政学[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 郁建兴，吴宇.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OL]. http://www. renwenza-zhi.cn/doc/ 03no4/ yjx.doc.
[6] 费孝通.论小城镇及其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7]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 黄淑瑶.近年来中国村庄治理的研究综述[J].新东方，2008，（5）.
[9] 肖唐镖.当前中国农村宗族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关系[J].文史哲，2006， (4).
[10] 刘承礼.匈牙利乡村治理的模式解读与经验借鉴[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1）.
[11] 赖海榕.乡村治理的国际比较——德国、匈牙利和印度经验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1).
[12] 郑卫东.“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中国乡村研究综述[J].中国农村观察，2006，（3）.
[13] 谢光绎.文明的多样性、包容性与和谐社会建设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08，（7）.
[14] 王治河.中国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建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
[15] 潘泽泉.理论范式和现代性议题：一个情感社会学的分析框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7）.
[16] 洪亮平.城市设计历程[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17] 伍学进.西方后现代主义城市街区的公共空间思想及启示[J].咸宁学院学报，2008，（10）.
[18] 张京详.西方城市规划史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19] 王彦辉.走向新社区——市居住社区整体营造理论与方法[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20] 朱海波.走向融合：城市住区公共空间网络的建构[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6.
[21]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编辑：张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