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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开始，为数众多的现当代作家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形态各异、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如鲁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郁达夫《沉沦》中的“他”、《茫茫夜》中的于质夫，茅盾《幻灭》中的静女士、《追求》中的章秋柳，巴金《家》中的觉慧、《寒夜》中的汪文宣，老舍《赵子曰》中的赵子曰、《文博士》中的文博士，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王蒙《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阎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等等，不胜枚举。作家们对知识分子书写的热衷，反映了他们对其自身作为知识分子命运的观照和投射。他们一方面通过小说写作参与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建构，另一方面通过对知识分子人物的塑造寻求自我认同。正如许纪霖所指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一种忧患意识，它是与整个现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联系在一起的。”[1]在充满感伤情绪的20世纪20年代，不少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都呈现出作为“失败者”的沮丧、颓唐。“失败者”的“失败”不仅关乎其个人命运，更是与时代紧密相关，与国家、民族同构。《沉沦》中的“他”多次发出“祖国啊祖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的悲痛的呼声，“其感伤是现代知识分子审视、抚摸着自身和民族伤痕所发出的深长哀叹”[2]。当代小说中也不乏这样“失败”的知识分子。本文以《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和《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为例，分析现当代小说中作为“失败者”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
鲁迅的小说并不多，但其中不乏刻画知识分子的篇目，如《孔乙己》中迂腐木訥的孔乙己，《肥皂》中道貌岸然的四铭，《高老夫子》中装模作样的高尔础等。鲁迅笔下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是吕纬甫、魏连殳和涓生。相比“辛苦麻木而生活”的闰土和祥林嫂们，魏连殳们对于现实人生的感知更敏锐，也更痛苦。正如鲁迅所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3]。无论是吕纬甫，还是魏连殳和涓生，都是经历了梦醒后却无路可走的“失败者”。“我”在酒楼上遇到的吕纬甫，早已失去激扬文字的锐气和神采，意志消沉，自比“绕了一个小圈子又飞回原地”的蜂虫。涓生在困窘的生存现实面前束手无策，他的热情和希望被柴米油盐的生活消磨殆尽，最终永远失去挚爱的子君，在无尽的虚空中满怀悔恨。魏连殳的结局更加悲惨，尽管有过如回光返照般短暂的“发达”，最终却在孤独中死去。他们是“痛苦的清醒者，‘五四’后的彷徨者和多余人”[4]。他们都曾有过理想抱负，都曾对蝇营狗苟的生存不屑，然而最终却无一例外成了人生的“失败者”。
《孤独者》中魏连殳与“我”的相识，如宿命一般，“以送殓始，以送殓终”。世人眼中的魏连殳是怪异的：学动物学出身，却充当历史教员;“对人总是爱答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连亲戚本家也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无论是在寒石山村还是S城，魏连殳都是他人眼中的“异端”，成为看客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其祖母的丧礼上，人们满怀期待地等着看“新潮人物”魏连殳如何抗拒丧葬仪式的场景，结果他“都可以的”态度让看客们大失所望。但魏连殳毕竟是“异样的”，他在丧礼快结束时“像一匹受伤的狼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使得围观的人们手足无措。看似离经叛道的魏连殳，却是非常善良和孝顺的，“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这一点也和鲁迅极其相似。
尽管魏连殳总是“冷冷的”，但他对孩童却满怀热情，把房主的孩子们“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然而生存的现实是残酷的，失业后的魏连殳“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连自己视若珍宝的书也卖掉了。即便已经近乎“求乞”，但为了“想活几天”，他“已经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魏连殳说，“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这里的“失败”，是魏连殳内心真实的自我评价，他已经放弃了他做人的原则和信条。“胜利了”，则是生存处境得以改善的现实和世人眼中的评判标准—他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每月可领80块大洋薪水。对于魏连殳这样自尊极强并且有着清醒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为生存所迫而随波逐流是何等艰难和痛苦的抉择。如鲁迅所言：“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噬碎了自己的心。”[5]魏连殳的死亡来得突然，而且死后“什么都没有”，似乎在宣告一个“失败者”不加掩饰的“失败”。
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在‘魏连殳’身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生存困境和个体性的精神危机，是凝聚为一体的，以个人的性格特征和人生感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6]。如果说“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正陷入精神的泥潭中难以自拔，那么“孤独者”魏连殳则是彻底淹没在泥潭深处以致消亡。《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都呈现了“清醒者”“无地彷徨”和无路可走的困境和虽“清醒”却仍难逃“失败”的命运。与鲁迅小说中众多的“孤独者”相似，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也都沦为命运的“失败者”。无论是《茫茫夜》中的于质夫，还是《沉沦》和《杨梅烧酒》中的“他”，无不处于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尽管鲁迅小说侧重于深层次的精神解剖，而郁达夫小说更多内心真实情感和欲望的流露，但“孤独者”与“零余者”都并未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可以说都是“失败者”。鲁迅和郁达夫所塑造的这两类知识分子，体现了五四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感伤情调，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
二
五四时期小说中“失败者”的“失败”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更是直接与国家民族相关。当代小说中“失败者”显然与之不同。以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为例，小说的主人公倪吾诚也是一个“失败者”。倪吾诚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一方面他在国内受过好的教育，也去国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受到过世界文明的熏陶，这种经历使他对自己的家庭和家乡充满失望和厌恶;另一方面，他没有勇气跟旧的生活、跟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跟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他总是优柔寡断顾虑重重。可以说，倪吾诚是一个“双重他者”。正如曹文轩所指出的：“我们倒是从这个在畸形的环境与畸形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物身上，看到了不同文化的输入所造成的人格分裂，而分裂却又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性’所具有的排斥能力与苟活能力。”[7] 接受过西方教育，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倪吾诚，其“病相”表现为“人格分裂”，而这并未超出“国民性”的话语框架之外。不管身处何处，倪吾诚总是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即使是他的“家”，他也难以真正融入，但是他又不得不回家。倪吾诚对这样的环境充满了厌恶和恐惧，然而他又缺乏挣脱的勇气。在他的家庭中，他不仅被妻子、岳母和大姨子这三个女人所厌弃，甚至被自己的孩子疏远。倪吾诚在现实社会中无法立足，“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家人一无所用的‘零余者’”[8]。与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不同，倪吾诚并不能像《沉沦》中的“他”一样，将人生的“失败”归于国家的贫弱。
尽管对家庭很失望，倪吾诚还是对孩子寄予了期望。但当倪吾诚满怀期待地准备将他精心准备的礼物“活动变人形”送给儿子时，倪藻的样子却让他大吃一惊。从倪藻的眼神中，倪吾诚看到了自己所痛恨的落后的景象—“那些被砍头示众的犯人和被摘除睾丸的老公”，则对应了鲁迅笔下的示众场面;“那些永远挺不直的腰和永远闭不上的嘴”，将奴才们的卑躬屈膝和闲人们的穷极无聊准确再现。倪吾诚正是受了鲁迅那一批“五四”思想家的启蒙成长起来的，对传统文化中落后因素的批判也深深地植根于倪吾诚的内心。一方面，倪吾诚自身是“有病”的;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包括儿子倪藻在内的周围人的“病态”，他试图去“疗救”他们的“病”，结果却被他们视为异类因此敬而远之。
倪吾诚看到了自己的“病”却无力自拔，看到了他人的“病”却又不被接受。于是作为“病人”和仅有良好“疗救”愿望的自我认定的“疗救者”，他的痛苦是双重的。倪吾诚的痛苦，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其自身完成不足的“病”与作为清醒的“疗救者”想要“疗救”他人的本能之间深刻的裂隙。正如王蒙所指出的：“倪吾诚表现的那种矛盾、痛苦、郁闷、惆怅，不是他一个人的痛苦，也不是家族的痛苦，而是中国文化处于蜕变时期知识分子灵魂的痛苦的写照。”[9]他的痛苦在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并不被需要，也并未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家人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即便面对他认为落后的环境和文化，他却“英雄无用武之地”，难以确立作为启蒙者的主体性。倪吾诚身上“综合了虚妄的理想主义、孤独者的悲观心绪、两难中的无奈、绝望与幻灭等等多重色彩，但他主要扮演了一个精神‘逃离者’的角色”。[10]在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中，倪吾诚成了一个溃败的“逃离者”。
结 语
无论是魏连殳，还是倪吾诚，他们都是“失败者”。不仅是现实人生的失败者，更是精神世界的“失败者”和文化意义上的“失败者”。这种暴露无遗的“失败”，甚至都无法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遮掩和自我麻醉。物质生存的困顿和失败，还只是世人眼中的评价标准。精神世界的崩塌和信念的喪失却是彻底“失败”的表征。现当代小说中作为“失败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并不鲜见，这不仅仅是作家的自我镜像，更是反观历史和现实的一面镜子。小说对作为“失败者”的知识分子的叙述，不仅要书写知识分子个体的命运，更要反映历史、现实和时代的精神状况。
参考文献：
[1]许纪霖、谢宝耿：《置身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知识分子研究—许纪霖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
[2]陈亚平：《从苏曼殊到郁达夫的现代感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6期。
[3]鲁迅：《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坟》，《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
[4]谢晓霞：《鲁迅的现代知识分子书写及其意义—〈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阅读札记》，《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2期。
[5]鲁迅：《忆韦素园君》，《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4—65页。
[6]李林荣：《〈孤独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
[7]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8]夏义生：《倪吾诚：文化与政治革命的双重“零余者”—重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当代文坛》2011年第1期。
[9]王蒙：《王蒙文存·圈圈点点说文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26页。
[10]王春荣，杨慧：《新时期文学“文化边缘人”谱系图》，《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一
鲁迅的小说并不多，但其中不乏刻画知识分子的篇目，如《孔乙己》中迂腐木訥的孔乙己，《肥皂》中道貌岸然的四铭，《高老夫子》中装模作样的高尔础等。鲁迅笔下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是吕纬甫、魏连殳和涓生。相比“辛苦麻木而生活”的闰土和祥林嫂们，魏连殳们对于现实人生的感知更敏锐，也更痛苦。正如鲁迅所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3]。无论是吕纬甫，还是魏连殳和涓生，都是经历了梦醒后却无路可走的“失败者”。“我”在酒楼上遇到的吕纬甫，早已失去激扬文字的锐气和神采，意志消沉，自比“绕了一个小圈子又飞回原地”的蜂虫。涓生在困窘的生存现实面前束手无策，他的热情和希望被柴米油盐的生活消磨殆尽，最终永远失去挚爱的子君，在无尽的虚空中满怀悔恨。魏连殳的结局更加悲惨，尽管有过如回光返照般短暂的“发达”，最终却在孤独中死去。他们是“痛苦的清醒者，‘五四’后的彷徨者和多余人”[4]。他们都曾有过理想抱负，都曾对蝇营狗苟的生存不屑，然而最终却无一例外成了人生的“失败者”。
《孤独者》中魏连殳与“我”的相识，如宿命一般，“以送殓始，以送殓终”。世人眼中的魏连殳是怪异的：学动物学出身，却充当历史教员;“对人总是爱答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连亲戚本家也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无论是在寒石山村还是S城，魏连殳都是他人眼中的“异端”，成为看客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其祖母的丧礼上，人们满怀期待地等着看“新潮人物”魏连殳如何抗拒丧葬仪式的场景，结果他“都可以的”态度让看客们大失所望。但魏连殳毕竟是“异样的”，他在丧礼快结束时“像一匹受伤的狼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使得围观的人们手足无措。看似离经叛道的魏连殳，却是非常善良和孝顺的，“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这一点也和鲁迅极其相似。
尽管魏连殳总是“冷冷的”，但他对孩童却满怀热情，把房主的孩子们“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然而生存的现实是残酷的，失业后的魏连殳“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连自己视若珍宝的书也卖掉了。即便已经近乎“求乞”，但为了“想活几天”，他“已经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魏连殳说，“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这里的“失败”，是魏连殳内心真实的自我评价，他已经放弃了他做人的原则和信条。“胜利了”，则是生存处境得以改善的现实和世人眼中的评判标准—他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每月可领80块大洋薪水。对于魏连殳这样自尊极强并且有着清醒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为生存所迫而随波逐流是何等艰难和痛苦的抉择。如鲁迅所言：“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噬碎了自己的心。”[5]魏连殳的死亡来得突然，而且死后“什么都没有”，似乎在宣告一个“失败者”不加掩饰的“失败”。
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在‘魏连殳’身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生存困境和个体性的精神危机，是凝聚为一体的，以个人的性格特征和人生感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6]。如果说“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正陷入精神的泥潭中难以自拔，那么“孤独者”魏连殳则是彻底淹没在泥潭深处以致消亡。《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都呈现了“清醒者”“无地彷徨”和无路可走的困境和虽“清醒”却仍难逃“失败”的命运。与鲁迅小说中众多的“孤独者”相似，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也都沦为命运的“失败者”。无论是《茫茫夜》中的于质夫，还是《沉沦》和《杨梅烧酒》中的“他”，无不处于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尽管鲁迅小说侧重于深层次的精神解剖，而郁达夫小说更多内心真实情感和欲望的流露，但“孤独者”与“零余者”都并未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可以说都是“失败者”。鲁迅和郁达夫所塑造的这两类知识分子，体现了五四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感伤情调，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
二
五四时期小说中“失败者”的“失败”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更是直接与国家民族相关。当代小说中“失败者”显然与之不同。以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为例，小说的主人公倪吾诚也是一个“失败者”。倪吾诚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一方面他在国内受过好的教育，也去国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受到过世界文明的熏陶，这种经历使他对自己的家庭和家乡充满失望和厌恶;另一方面，他没有勇气跟旧的生活、跟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跟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他总是优柔寡断顾虑重重。可以说，倪吾诚是一个“双重他者”。正如曹文轩所指出的：“我们倒是从这个在畸形的环境与畸形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物身上，看到了不同文化的输入所造成的人格分裂，而分裂却又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性’所具有的排斥能力与苟活能力。”[7] 接受过西方教育，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倪吾诚，其“病相”表现为“人格分裂”，而这并未超出“国民性”的话语框架之外。不管身处何处，倪吾诚总是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即使是他的“家”，他也难以真正融入，但是他又不得不回家。倪吾诚对这样的环境充满了厌恶和恐惧，然而他又缺乏挣脱的勇气。在他的家庭中，他不仅被妻子、岳母和大姨子这三个女人所厌弃，甚至被自己的孩子疏远。倪吾诚在现实社会中无法立足，“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家人一无所用的‘零余者’”[8]。与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不同，倪吾诚并不能像《沉沦》中的“他”一样，将人生的“失败”归于国家的贫弱。
尽管对家庭很失望，倪吾诚还是对孩子寄予了期望。但当倪吾诚满怀期待地准备将他精心准备的礼物“活动变人形”送给儿子时，倪藻的样子却让他大吃一惊。从倪藻的眼神中，倪吾诚看到了自己所痛恨的落后的景象—“那些被砍头示众的犯人和被摘除睾丸的老公”，则对应了鲁迅笔下的示众场面;“那些永远挺不直的腰和永远闭不上的嘴”，将奴才们的卑躬屈膝和闲人们的穷极无聊准确再现。倪吾诚正是受了鲁迅那一批“五四”思想家的启蒙成长起来的，对传统文化中落后因素的批判也深深地植根于倪吾诚的内心。一方面，倪吾诚自身是“有病”的;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包括儿子倪藻在内的周围人的“病态”，他试图去“疗救”他们的“病”，结果却被他们视为异类因此敬而远之。
倪吾诚看到了自己的“病”却无力自拔，看到了他人的“病”却又不被接受。于是作为“病人”和仅有良好“疗救”愿望的自我认定的“疗救者”，他的痛苦是双重的。倪吾诚的痛苦，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其自身完成不足的“病”与作为清醒的“疗救者”想要“疗救”他人的本能之间深刻的裂隙。正如王蒙所指出的：“倪吾诚表现的那种矛盾、痛苦、郁闷、惆怅，不是他一个人的痛苦，也不是家族的痛苦，而是中国文化处于蜕变时期知识分子灵魂的痛苦的写照。”[9]他的痛苦在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并不被需要，也并未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家人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即便面对他认为落后的环境和文化，他却“英雄无用武之地”，难以确立作为启蒙者的主体性。倪吾诚身上“综合了虚妄的理想主义、孤独者的悲观心绪、两难中的无奈、绝望与幻灭等等多重色彩，但他主要扮演了一个精神‘逃离者’的角色”。[10]在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中，倪吾诚成了一个溃败的“逃离者”。
结 语
无论是魏连殳，还是倪吾诚，他们都是“失败者”。不仅是现实人生的失败者，更是精神世界的“失败者”和文化意义上的“失败者”。这种暴露无遗的“失败”，甚至都无法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遮掩和自我麻醉。物质生存的困顿和失败，还只是世人眼中的评价标准。精神世界的崩塌和信念的喪失却是彻底“失败”的表征。现当代小说中作为“失败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并不鲜见，这不仅仅是作家的自我镜像，更是反观历史和现实的一面镜子。小说对作为“失败者”的知识分子的叙述，不仅要书写知识分子个体的命运，更要反映历史、现实和时代的精神状况。
参考文献：
[1]许纪霖、谢宝耿：《置身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知识分子研究—许纪霖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
[2]陈亚平：《从苏曼殊到郁达夫的现代感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6期。
[3]鲁迅：《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坟》，《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
[4]谢晓霞：《鲁迅的现代知识分子书写及其意义—〈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阅读札记》，《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2期。
[5]鲁迅：《忆韦素园君》，《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4—65页。
[6]李林荣：《〈孤独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
[7]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8]夏义生：《倪吾诚：文化与政治革命的双重“零余者”—重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当代文坛》2011年第1期。
[9]王蒙：《王蒙文存·圈圈点点说文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26页。
[10]王春荣，杨慧：《新时期文学“文化边缘人”谱系图》，《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