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聊天的间隙，廖正花不声不响地走向了门外，回来时手里捧着一大堆零食，那是她刚刚从村里小店买来的。她将零食一一拆包倒出，一个劲招呼着“吃，吃啊，”说时满脸歉意，“都没有什么好的给你们吃。”
　　贴本行医，尝百草
　　廖正花所在的南平浦城县忠信镇坑尾村，位于福建省最北端，四周高山环绕，平均海拔700米，全村600多位村民分散居住在方圆50多公里的7个自然村。64岁的廖正花是村里土生土长的乡村医生，44年来，她背药箱、采草药，挽起裤脚穿梭于险恶荒寂的山路间为村民看病。
　　廖正花那由旧庙改造成的卫生所，是村里唯一的医疗点。74岁的张如莲刚刚打完吊瓶，因为身体不好，她经常到廖正花这里看病。站在窗外的一位村民喃喃念叨：“廖医生真是好啊，给我们看病都是仔仔细细的。”
　　“多亏有她。”说到廖正花，张如莲的语气变得畅快，“村民们一有病痛就往廖正花这里跑，实在治不了才转去镇上或县里的医院。”
　　认识廖正花的人都感叹她“做得很辛苦”。40多年的老友谢兴全经常为她忧虑：“收入低，而且风险高。”一到夏天，村民们都蜂拥到卫生所拔火罐，廖正花象征性地收收费，一次两块钱。谢兴全为她算得精细，除去酒精棉花这些材料成本，次次都得倒贴。
　　谢兴全与廖正花都是上世纪70年代镇里“出道”较早的那拨乡村医生，当时两人的卫生所只隔一个村。现在谢兴全已被调到镇里的卫生院管后勤，但过去几十年开卫生所、走家串户的行医经历，还是让他对乡医的辛酸刻骨难忘。谢兴全摇摇头：“真的是没办法，原本不该这么说，但是实话。”他表情复杂，他觉得这样想未免狭隘，但出于对老朋友的关切，仍然不吐不快：“她真的是心地太善良了。”
　　廖正花对草药情有独钟，这不仅来自儿时父亲的言传身教，也缘于草药疗伤治病的功效。坑尾村村民常年干农活，一些风湿类的病去医院打针吃药并不管用，只好用草药，廖正花分文不取将采来的草药送给村民。草药难采，几乎都长在海拔几百米的高山险峰中，清晨5点多，她便翻身起床，出门采药，在山中寻找十几个小时，直到晚上才到家。“草药越来越少”，她常常空手而归。
　　草药的使用存在一定风险性，为避免意外，那些采来的草药，廖正花通常都要自己先煮了试吃一次，才能放心给村民服用，颇有当年李时珍尝百草的意味。
　　“自己采来的药，也不好意思向村民要钱，平时也是贴本，她真的没钱赚。”谢兴全摊了摊手，向廖正花那边努了努嘴。
　　“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廖正花一只手撑着脑袋，憨憨地报以一笑：“就是不想赚大家的钱，不然我现在也可以有很多钱。”廖正花的卫生所自负盈亏，而且每天都有不少人过来看病，如果按正常方式去经营，即使盈利不多，也不至于收不抵支。但现在她常常要用自己的钱贴补卫生所。
　　廖正花家里养着1头猪、20多只母鸡，平常她就用卖猪和卖蛋的钱去填补亏损。对她来说，只要能让卫生所撑下去，就是莫大安慰。“那时候村里培养我当上赤脚医生，现在我不能忘恩负义，要对得起村民。”她觉得她的付出天经地义。
　　不叫“医生”，叫“姑姑”
　　廖正花的身上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
　　“赤脚医生”为“乡村医生”前身，后来“赤脚医生”这一称呼被停用，遂改称“乡村医生”。
　　“赤脚医生”是我国一个特殊产物，出现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尔后，全国掀起群众性办医办药的高潮，数以万计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农村医疗卫生网逐步形成。廖正花的乡村医生之路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的。
　　1970年，坑尾村计划推选一名农村青年接受县里的“赤脚医生”培训，通知一下达，报名者踊跃，廖正花成为30多名申请者中唯一的获选者。当时，廖正花家境贫困，培训期间统一住在培训点，她买不起随身用品，村里出钱为她准备了崭新的被褥。廖正花当下决定，要将一生都奉献给村里的卫生事业。
　　坑尾村地处偏远山区，尽管近几年通了公路，但道路仍以羊肠小道为主。而村里的常住人口又以留守老人居多，他们中除少数能自己到卫生所就医外，其余都得靠廖正花上门出诊。
　　采访当天廖正花就接到三四个预约出诊的电话。在村里，她的电话是被拨打次数最多的，也是最难接通的。村里信号不好，她又经常在大山间寻药、出诊，手机经常接收不到信号，村民们只好另辟蹊径，托人带口信：“你帮我跟姑姑说一声，让她明天到我这儿来帮我看一下病。”
　　“姑姑”是村民们给廖正花起的昵称，相比于“医生”，他们更喜欢“姑姑”这一称呼传达出的亲密：“就觉得跟一家人一样。”村民们尊重廖正花，在谢兴全看来是实至名归。
　　廖正花的“好心肠”在村里是公认的。有一年，村里一位产妇临盆，让廖正花去接生，不料产妇生产不顺，历经艰难孩子终于降生却已全身发紫，产妇一家悲痛难忍以为救治无望。廖正花摸摸孩子胸脯，尚有余温，当机立断嘴对嘴给孩子做起了人工呼吸。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她终于把孩子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
　　同所有乡村医生一样，廖正花本也有一个药箱，但在出诊路上因山路太险，药箱跌至山底的情况屡有发生，她就把药箱换成一个简易布袋。每有出诊，她都将所有常用药各装上一点，以备不时之需，但偶尔也有不齐全的时候。
　　一次，她应约去给村里的小孩注射疫苗，突闻一位村民急性阑尾炎病发，廖正花在药袋中慌忙翻找，不巧偏偏没有治阑尾炎的药。情急之下她赶紧跑回卫生所，抓了药就往村民家里奔。原本来回6个小时的路程，那一天她愣是用3个小时就跑了个往返。事后说起，她只能用“连滚带爬”形容当天的“惨状”。
　　廖正花家里有条狗，每当狗一叫，廖正花就知道有人来找她看病了。有时三更半夜村民来敲门，寒冬腊月天她等不及披上厚外套就急忙去开门，三言两语挑重点将症状一一问个明白。
　　村里的冬天冷，有时下雪天廖正花也一样得出诊。极端天气往往代表着更高的出行风险，山里海拔高，下雪天路上积雪不易融化，山路又狭窄，为避免滑落谷底，廖正花必须将鞋袜脱去，赤脚行走。天寒地冻中，雪水浸透脚掌，她只能咬牙挨着。而一到汛期，她又得做好撩高裤脚趟水过河的准备。 　　“几十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廖正花拍了拍右脚，长久的艰苦让这只脚落下了风湿的病根，走路已不像过去那么利索，但她也看得平常，自己独自在家用药慢慢医治。
　　不合格的主妇
　　68岁的老伴郑友旺经常站在院子里呆呆地望着远处的丛山出神，他知道在其中的某座山里必定有正艰险跋涉的廖正花。
　　郑有旺和廖正花相识于小学，在婚后的40多年里，他始终站在妻子身后默默支持着她的乡医事业。
　　话头转到家庭，廖正花难免不好意思，在家里她经常扮演“甩手掌柜”的角色，顾不上孩子，更无暇理会家务。
　　村里有个习俗，每逢节日，挨家挨户都要炸制油豆腐。有一年腊月，廖正花正在厨房里忙活，豆腐刚要下锅，一位村民心急火燎地跑了进来，说村里有人得了急病，廖正花二话没说，撂下手里的豆腐追在村民身后风风火火地就往外赶。
　　廖正花常常觉得对家庭亏欠，别人家里顿顿都有新鲜饭菜，而她家每天都是早上做好一整天的分量，待到吃时再稍微热一下应付了事。
　　孩子还很小的时候，黏她，她拉来嫂子：“我要去出诊，你帮我照顾一下。”说完狠下心，头也不回匆匆忙忙就往外走。
　　回忆起这些，廖正花不无怅惘，而站在一旁的老伴只是默默地看着她，静静听她说完。在家里，农活几乎都由郑友旺担负，很多时候他还得匀出时间陪廖正花赶路。
　　廖正花害怕走夜路，但山高路远，出诊一天至少得走三四户人家，这些人家多分散在不同的自然村中，夜路也就成为家常便饭。一次出诊时，廖正花走在荒僻的山路间，半天碰不到一个人影，她胆战心惊，好不容易将那段路走完，才发现身上的衣服已经全部汗湿。
　　刚当上村医那会，市面上还没有手电筒出售，一到晚上，廖正花就举着个火把，心慌慌地走在山路上。每次廖正花出诊，许久未归，郑友旺都很焦虑，放心不下：“山里路旁都是岩壁。”后来他便主动承担起了接送任务。
　　出诊回来后，廖正花并不直接回家，她还要到卫生所守上几个小时，生怕错过来求诊的村民，耽误了病情。廖正花在卫生所里放了一张小床，那是她的临时就寝处。有时不知不觉忙到夜深人静，她索性就在卫生所里住下。
　　在廖正花看来，晚上的时间十分宝贵，“可以用来做档案，整理资料”。只是现在视力越来越差，“一到晚上，书上的字都看不清”。她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老花镜说：“戴眼镜也不管用了。”
　　不过还好，现在这些事都可以交给儿媳刘春梅打理了。1999年，廖正花将在外务工的刘春梅叫回家，安排她去县里学医。在行医时，廖正花也常让刘春梅站在一旁观察，并为她详细指点其中医理，有意培养她成为村里的下一位乡村医生。
　　现在，刘春梅已经成为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年轻乡医，但廖正花还是常常担忧后继无人。她认为一名医术和责任心兼备的医生在村里必不可少，为此她不断向村委请求好好培养刘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