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从革命的血与火中得出的结论。中国是农业大国，“三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勇于实践、革故鼎新，领导亿万农民围绕土地书写下壮丽篇章。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安徽一次次走在改革的潮头，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从“大包干”改革、取消农业税试点，到农村综合改革、农村“三变”改革，一系列勇闯新路引领了全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历史经验弥足珍贵，改革精神更是宝贵财富。回望百年征程，改革之艰难、过程之曲折惊心动魄。惟其艰难，方显勇毅。建党百年来，红色安徽在希望的田野上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农村改革路？

启蒙

　　历史总有条或明或暗的线索可供后人追寻。小甸镇是安徽寿县南部一个小镇，百年前安徽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小甸集特支在这里诞生。追根溯源，蓦然发现安徽农村革命的源头就从这里开始。
　　1923年，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寿县青年曹蕴真、薛卓汉等人，根据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发展党组织。他们在当地传播救国救民的真理，同时把进步教师、学生和农民组织起来与反动势力斗争。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在寿县地区建立党组织的条件逐步成熟。
　　1923 年冬，在小甸集小学一间茅草屋内，根据党中央指示召开了全体党员会议，成立安徽第一个农村党组织，直属党中央领导。他们在一盏煤油灯下，举起拳头庄严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从此，寿县乃至整个安徽有了革命活动的中心。
　　小甸集特支成立后，积极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认清组织起来的力量。他们经常利用农村集市贸易等特殊时机，以各种形式宣传革命真理。在小甸特支的领导和影响下，小甸集一带反压迫、反剥削的群众运动高涨。短短半年多时间，在小甸集就发展党员20多人，到1926年参加农民协会的有200人。
　　1931年3月30日凌晨，经历了启蒙的寿县农民发动震动江淮的瓦埠暴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瓦埠暴动揭开了党在寿县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并推动了周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中，这支革命火种转战于合肥、舒城、庐江、巢县、无为等地，成为党在安徽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百年倏然而过，当我们在小甸镇看到饱经风霜的小甸集遗址石碑时，仿佛又回到了1923年冬天，看到一群热血青年在庄严宣誓。百年后，茅草屋仍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默默守护着建党时的初心。
　　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以小甸集特支为代表的安徽人民，不仅较早完成了农民启蒙和农村土地革命，其开创的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也成为安徽宝贵的精神传承。

“惊雷”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走出传统农业困境，安徽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探索解决三农问题之路。早在1961年，安徽就率先在农村实行“责任田”试验。正是因为这次试验，才有了后来的“大包干”改革。
　　安徽农村改革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属小岗村“大包干”。“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了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标志。”小岗村“18个红手印”的故事和大包干精神早已家喻户晓。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改革的发源地却是安徽肥西县小井庄。
　　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未遇的大旱。为了应对饥荒，安徽出台了“省委六条”和“借地种麦”的决定，允许农民借少量的地种保命麦。
　　1978年9月15日晚，时任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在蹲点的黄花大队召开党员会议，研究抗旱救灾办法。会上大家一致反映：借地是个好办法，但三分地太少了;而且说是借，群众担心还要往回收，心里总不踏实，“干脆按照责任田那样干，搞包产。”
　　对饥饿的恐惧和违反政策的恐慌同时折磨着油灯下的农民。会议整整开了6个多小时，持续到凌晨2点多。最终，与会23名党员一致同意采用“四定一奖”的方式，即定土地、定工本费、定产量，超产全奖、减产全赔。
　　“黄花会议”很快传遍整个肥西县。其中，小井庄先得到了消息，不仅借鉴了黄花大队的做法，还进一步把“四定一奖”这个纸上的分配形式也取消了，“干脆一次性分给农民，干一年再说”。小井庄成为肥西县包产到户最彻底的典型。
　　分田过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男女老少齐上阵，硬是赶在冬季来临之前完成了秋种任务。结果，第二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山南区粮食产量超过了上年的三倍。
　　然而，改革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在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同时，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响。《汤茂林领导10万人到何处去？》《山南包产到户十大罪状》…… 一封封告状信寄到了安徽省委。改革差点因此而夭折。
　　此时，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两次亲临山南，给予充分支持。并且顶住了巨大压力，在省委农业会议上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联产承包制的一种形式”，代表安徽省委为包产到户落了“户口”。
　　1980年5月，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安徽农村改革。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这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形式，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肥西小井庄作为改革发源地载入史冊。

　　现在看来，包产到户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二三产业，为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倒逼

　　当改革红利完全释放，新的问题又会随之而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利益主体，农民负担由此开始显性化。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基层财力缺口不断增大，各种收费不规范问题突出，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改革总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2006年1月1日起国家取消农业税，在中国农业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也是继“包产到户”后最具标志性的改革。这场改革的发端同样在安徽。
　　1992年，一栋不起眼的红砖房内，时任涡阳县新兴镇党委书记刘兴杰和镇长李培杰酝酿了税费“一次清”的方案，新兴镇也因此成为“全国农业税费改革第一镇”。
　　“改革是‘逼’出来的。”刘兴杰感慨地说，“跑断腿，磨破嘴，还上下不是人。因为收税，农民和干部已是水火不容。为收提留款被围几个小时，那都不新鲜。”
　　1992年，新兴镇人均税费负担170元，而全镇农民年人均收入还不到600元。刘兴杰他们就动了改革念头：“我们拉上窗帘，猫在办公室细算，全镇共有耕地8.9万亩，一年的财政支出在260万元左右，每亩一年只须交税30元，就能保证工作正常运转。”
　　改革效果立竿见影，1993年，全镇仅7天就完成了收税任务。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当年就出了两个种粮大户。但反对的声浪很快出现，很多人指责新兴镇的做法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在涡阳县四大班子总结税费改革经验会上，县人大主任明确提出反对意见。

　　然而，星星之火一旦点燃，燎原之势就无法阻挡。随后，很多地方都悄悄开始了改革。1998年10月，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农村税费改革被列为改革重点内容。基层的自发实验，逐渐演变为由中央推动的全局性改革。
　　2000年，国务院正式确定安徽率先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04年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从2006年起，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比原定的时间表整整提前了三年。
　　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得到极大减轻。更重要的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开始从“取”到“予”的根本性转折，农民更多地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甩开包袱的中国农民，从此开始阔步前行。

样板

　　取消农业税不是农村改革的终点，而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起点。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探索中，安徽同样走在全国前列。
　　2005年，安徽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村综合改革，掀起农村改革“第三波”热潮。通过建立农业农村发展新体制、新机制，激活各类生产要素，增强农村发展活力。2009年，安徽出台政策推动土地规模经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为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转变打下了坚实基础。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强农村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当顶层战略设计和地方实践相结合，便会爆发出巨大的推动力。
　　在党中央的统一决策部署下，安徽率先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全力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三块地”改革、农业经营制度改革等关键领域改革。

　　2017年3月，安徽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林长制改革，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责任制体系。2018年又在全省推行河（湖）长。安徽经验迅速上升到国家层面，中办、国办先后印发《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推行林长制”。林长制、河（湖）长制改革已成为安徽改革的特色品牌。
　　同时，供销合作社改革、农垦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稳步推进，安徽农村改革全面开花;全省农村深入开展厕所、垃圾、污水“三大革命”，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乡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顶层设计。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安徽率先在全国开展农村“三变”改革，全面激活农村发展要素。农村“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通过盘活农村资源、资产和资金，激活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住房财产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集体经济增值。

　　2021年2月3日，小岗村举行2020年度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分红大会，向4216名村民发放255.66万元分红，人均600元。在此之前，小岗村已连续3年分红，分别为每人350元、520元和580元。
　　通过“三变”改革，小岗村村民变股东，人人享受到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果实。“‘大包干’让我们吃饱饭，现在入股分红，是让我们富起来。没有改革，小岗村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付昌对此感慨万千。
　　从“分田”到“分股”再到“分红”，新时代小岗村继续发揮改革旗帜作用。截至2020年底，安徽有10812个村（居）开展了“三变”改革，覆盖面达68%。培育引进“三变”承接主体1.96万个，吸引社会资本达112.2亿元，累计建设特色种养、仓储加工、乡村旅游等项目2.76万个。现代理念、现代管理、现代人才、现代金融等要素注入，极大推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2020年安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620元，居全国第11位，五年进七位，提升幅度全国第一。更重要的是通过深化改革，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农村新型集体产权制度初步建立，健全了乡村全面振兴的制度基础。“十四五”规划提出，安徽将打造“产业强、生态美、乡风好、治理优、百姓富”的乡村全面振兴“安徽样板”。
　　回首百年，如果说土地革命使农民“站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使农村“富起来”，那么乡村振兴战略将使农业“强起来”。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改革谱写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三部曲”，其中安徽在很多历史节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百年后，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安徽必将奋力书写农村改革发展新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