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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位在华居住多年的“老外”撰写的文章引发了很多关注。原因是,他们的文章不是关于“为什么要来中国”,而是为什么要离开。
Charlie Custer是一名来自美国的电影人和博客写手,在北京生活多年。他对前段时间央视主持人杨锐的“洋垃圾”言论颇有微词。杨锐发微博请公安局清扫“洋垃圾”(行为不端的外国人)。当Custer说这是在歧视外国人时,杨锐还威胁要告Custer诽谤。对于离开中国,Custer有各种理由(我敢肯定杨锐的威胁算是其中一个)。至于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对所有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都是很大的困扰。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理所当然地去跟Custer说:“对这个问题,就别那么较真了”,这样就会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去年12月,据《中国日报》报道,北京卫生局副局长毛羽表示,即使排除吸烟率上升的因素,在过去十年里,北京肺癌患病率还是提高了60%。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警告说,空气污染有可能会取代吸烟成为肺癌的头号推手。
难道在中国生活的人对这些问题不用“较真”吗?显然不是。“中国毕竟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这可以算作是一个托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必须要有坚实的政策去除威胁人们身体健康的祸患。中国未来应更多地把钱投在解决污染问题上,而不是投资建厂,否則问题会愈加严重。
Mark Kitto离开中国的原因与Custer不同。他慢慢意识到,不管他付出多少努力,即使与他的中国妻子在华生活了20年,他也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他甚至觉得,现在的生活里,已没有1986年刚来中国时的那种愉悦。
Kitto在华投资数百万美元办商业杂志,但在2004年停刊。后来他在莫干山隐居,经营咖啡馆和家庭旅馆。每到更新经营许可时,他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就会拒绝重新发证。对于生意人来说,这种费钱、费时、劳神但又不稳定的投资经营环境是他们所头疼的。
Kitto对中国的未来有些许悲观。他认为,当代的中国大陆社会见钱眼开,很多人只关注钱以及凭借钱而获得的物质财富。
Kitto还把中美这两个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做了一番比较。美国更有包容性,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属于什么人种,只要肯努力,你就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美国梦”。而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做事,你随时可能摔跟头,因为你不知道哪天政策会有变,甚至哪天你的房子或者公司都会莫名其妙地转至他人名下。这些只有一个原因——你不是中国人。这是Kitto的个人体会。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两位的想法。我去餐馆吃到嚼起来干巴巴的牛肉,让我怀疑这是否货真价实。我不禁想问,对于两位西方人的离开,中国应该在乎吗?
表面上看,中国似乎没必要在乎。但实际上,问题没那么简单。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民移居海外,而且这些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原因与Custer和Kitto类似,都涉及环境污染、食品质量、商业环境等问题。Custer和Kitto虽是西方人,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些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的心声。
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已逾百年,外国人来华定居也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事,移进移出都没有什么奇怪。但是,如果这件事表明中国社会正发生某种变化呢?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指出,历史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3000美元(上世纪90年代初的价值)到1万美元之间是一个“变迁区间”。在此期间,旧的体制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各种要求,已有的社会契约开始失效。很多迹象表明,中国已进入这个区间。
虽然中国当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仍然坚信“中国世纪”将到来。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国家变大变强的必经阶段,变迁中的中国值得我们去关注。因此,我本人,如同其他千千万万生活在中国的“老外”一样,没有离开中国的打算。
Charlie Custer是一名来自美国的电影人和博客写手,在北京生活多年。他对前段时间央视主持人杨锐的“洋垃圾”言论颇有微词。杨锐发微博请公安局清扫“洋垃圾”(行为不端的外国人)。当Custer说这是在歧视外国人时,杨锐还威胁要告Custer诽谤。对于离开中国,Custer有各种理由(我敢肯定杨锐的威胁算是其中一个)。至于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对所有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都是很大的困扰。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理所当然地去跟Custer说:“对这个问题,就别那么较真了”,这样就会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去年12月,据《中国日报》报道,北京卫生局副局长毛羽表示,即使排除吸烟率上升的因素,在过去十年里,北京肺癌患病率还是提高了60%。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警告说,空气污染有可能会取代吸烟成为肺癌的头号推手。
难道在中国生活的人对这些问题不用“较真”吗?显然不是。“中国毕竟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这可以算作是一个托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必须要有坚实的政策去除威胁人们身体健康的祸患。中国未来应更多地把钱投在解决污染问题上,而不是投资建厂,否則问题会愈加严重。
Mark Kitto离开中国的原因与Custer不同。他慢慢意识到,不管他付出多少努力,即使与他的中国妻子在华生活了20年,他也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他甚至觉得,现在的生活里,已没有1986年刚来中国时的那种愉悦。
Kitto在华投资数百万美元办商业杂志,但在2004年停刊。后来他在莫干山隐居,经营咖啡馆和家庭旅馆。每到更新经营许可时,他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就会拒绝重新发证。对于生意人来说,这种费钱、费时、劳神但又不稳定的投资经营环境是他们所头疼的。
Kitto对中国的未来有些许悲观。他认为,当代的中国大陆社会见钱眼开,很多人只关注钱以及凭借钱而获得的物质财富。
Kitto还把中美这两个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做了一番比较。美国更有包容性,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属于什么人种,只要肯努力,你就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美国梦”。而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做事,你随时可能摔跟头,因为你不知道哪天政策会有变,甚至哪天你的房子或者公司都会莫名其妙地转至他人名下。这些只有一个原因——你不是中国人。这是Kitto的个人体会。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两位的想法。我去餐馆吃到嚼起来干巴巴的牛肉,让我怀疑这是否货真价实。我不禁想问,对于两位西方人的离开,中国应该在乎吗?
表面上看,中国似乎没必要在乎。但实际上,问题没那么简单。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民移居海外,而且这些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原因与Custer和Kitto类似,都涉及环境污染、食品质量、商业环境等问题。Custer和Kitto虽是西方人,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些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的心声。
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已逾百年,外国人来华定居也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事,移进移出都没有什么奇怪。但是,如果这件事表明中国社会正发生某种变化呢?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指出,历史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3000美元(上世纪90年代初的价值)到1万美元之间是一个“变迁区间”。在此期间,旧的体制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各种要求,已有的社会契约开始失效。很多迹象表明,中国已进入这个区间。
虽然中国当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仍然坚信“中国世纪”将到来。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国家变大变强的必经阶段,变迁中的中国值得我们去关注。因此,我本人,如同其他千千万万生活在中国的“老外”一样,没有离开中国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