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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们对作家许崧做了一次远程采访。他是杭州人，几年前举家搬到大理定居。从一个号称天堂的沿海发达城市主动搬迁到西南边陲小镇，还在这里过得喜滋滋的，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全国只有一个社区，就在大理。
那时他还住在古城，把当时古城里最热闹最文艺的人民路当作每晚饭后遛弯儿的地方，街上大多都是熟面孔，他全称之为“街坊”。那天他聊得很尽兴，一直从入夜时分聊到深夜。
两年过去，大理经历了很多变化，房租、房价上涨，洱海边和苍山上很多场所被关停，他的人民路上的“街坊们”也都换了面孔，部分老大理人陆续离开……只有许崧还继续喜滋滋地待在这儿。只是，他从古城的院子里搬到了“苍山小院”楼盘的小区房里，上山了！
记者：现在这里（海盗酒堡）成了你的主要据点了吗？
许崧：“我们”的据点，楼上还有一群打牌的。之前他一直在山下，我们这些人都搬上来了，进一趟古城很难，各种不方便，跟我们当年的古城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就跟老王讲，你搬上来吧。正好那时候他们住家的房子要退了，就想着把住家跟生意结合在一起，于是找了这儿，租金肯定比古城便宜。结果你看，天天满座，老王这店一开，一下就火了。
记者：大理这两年变化很大，人群在慢慢更迭，你个人有什么变化吗？
许崧：我心态上是没有变化的，它确实经过一次危机。我们在古城里本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有它自己的土壤、气候、阳光、雨露，有各种养分，本来可以生机勃勃的，但那次危机后就变了。
记者：危机具体是指什么？
许崧：古城房价全涨，阿德在人民路的书店，4年里，房租从一年一万八慢慢涨到16万。
记者：是因为另外一拨有钱人来了？
许崧：有人提着一堆现金来，你出多少钱我就给多少。这背后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看好大理的未来市场，部分是因为有投机客，为了未来商业上的增值只要价格在他的区间范围内，他都可以买。
但这个是你不可控的，我们最甜美的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暴风雨将要来临的前夜。因为在前面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一个低活力的地方，没有形成紧密的社区。都是一帮嬉皮士，各自混自己的小圈子，在人民路上碰到，都会扭头避一下那种，谁也看不惯谁。邻居陈钢讲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故事，他原来住在古城里最牛的几个院子之一，有一天一个嬉皮士来敲门，打开门，人是不熟的，但牵着一条狗，扭着头说“我们家那个谁谁想你们家那个谁谁了”，就是他们两家人的狗，那只门外的狗哧溜就进去了，那就进来喝茶吧。
人的关系是这么缓慢地、偶然地，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原始生态，你可以看到幂律分布中最平缓爬坡的那段，一直爬到一个转折点，一下就上去了，那个转折点，叫“自媒体”。跟我们现在研究的理论完全应合，人的交往就是“分享—合作—一致行动”的过程，首先我得知道你是谁，在过去分享非常稀缺的情况下，人们是靠猜。但在自媒体时代，你只要开始说，其他人开始转，开始跟帖，那你的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就开始表达出来了。
记者：转折点发生在哪一年？
许崧：2010年，微博兴起，我就是那时候来的。微博嘛，你关注谁是不需要他同意的，所以当时把好多邻居都关注了，我这叫“监视邻居”，我专门把这些都凑一块儿，分组叫“监视中”。就这样你攒着攒着这些人和他们的动态，古城要做什么事你肯定知道，“分享”完成了。
接下來，聊天就是“合作”。从最基础的聊天，到聊得好了，这个周末我们去哪儿露营去？“一致行动”开始。就这样，“分享—合作—一致行动”，人的关系就建立起来。
大家都知道大理住着很多“妖魔鬼怪”，如果有一些活动，就会互相碰到，社区关系进而变成凝聚力，这也是环境改变行为。
记者：因为社区环境变了？
许崧：对，我刚才讲大理经过了一次危机，社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将你的土壤连根拔起、铲掉。它是一个生态，离开了土壤，生态链就完了。过去一条胡同，一条里弄，几十年都是这样的社区生活，忽然拆迁了，邻居四散开，整个社区就不存在了。我们经过的危机当然没有这么暴力、坚决，但也经过了一次小规模的震荡，我们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被从古城赶出来。
严格地讲，我是住在古城外，就是城门斜对面一条胡同里，就隔30米。那时候大家都生活在古城里，茶余饭后没事就上人民路逛一趟，就会遇上无数熟人……现在房租一涨，就把他们挤走了。本来最早那批人又不是什么生意人，在房租便宜的情况下，开个店就是玩票，经常可以看到大家把门一锁，拿个粉笔一写，说什么“西坡的花又开了，出去闲散三天”，“陆地主来了，陪陆地主吃饭去”……门一关就走了。
记者：你们古城外的房租也上涨了吗？
许崧：对，原来一个院子一年一两万租金，像我这样贵的，也就3万。当我们这些人纷纷从人民路、从古城被轰出来后，一拨人去了海边村子里继续租房，一拨去了更远的银桥，我们这一拨，那就直接上山买房吧，一劳永逸了。
记者：之前那个“甜美”的阶段，算是一个步行时代吗？
许崧：是的，没有车，而且不需要车，古城走走也没有多远。我们上山这一拨，山水间起了很大作用，它成为老街坊们的一个新的居住点，但是新楼盘的毛病马上就凸显出来了：没有公共场所，不支持这样的社区生态酝酿开来。虽然小区里也有会所，但楼盘做的会所总是想要彰显业主的尊贵，结果弄得高大上，人就拘谨;而老王这里的好处是大家都能放轻松做自己，不失礼就好。
老王没上来的时候，社区感真的是岌岌可危，只能继续回古城寻找往昔那些已经稀薄了很多的社区感，但是进一趟古城很不容易，要开车，古城交通又不好。所以我说海盗酒堡在山上开业，是我去年的大理大事件。
记者：为什么公共空间对你这么重要？在家里不能完成这些事情吗？
许崧：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我们对社交是非常矛盾的。第一，我们对社交是强需求，因为能获得情感满足。而这部分，是我们不能自助完成的。我们观看文艺演出、看电影、阅读一本书，这部分情感满足能自助完成，但程度很浅，而且是片段式的，你合上书那会儿，走出电影院那会儿，就结束了，这只是单向度的输入。 记者：可是公共空间里，你离开这个场合不也结束了吗？
许崧：不！不！不！在社交中，我们有两个东西是不能克服的，一个叫被拒绝，一个叫被隔离。
我们的情感满足是钟摆式的。当我最近见人见多了，讲话讲烦了，就宅起来在家看书、听音乐，我挺好，你们别吵我。但是这样的状况延续一周、十天，你心里就开始发毛了：我想见见人，我要吸点阳气！就开始去外头跟人聚在一块儿。
我到大理的前三年，在人民路上人来人往的人群中，到处点头，各种人招呼你喝茶，大家这里坐一坐，那里聊一聊，那样一种随机性！你把整条街都当作一个主场，一个会客厅。所以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连那样的城市都不待，移到大理这样的城市来生活，而且被它迷住，像我这种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一定要问，出了什么问题？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发现，不是因为苍山，不是因为洱海，也不是这里的气候，就是因为人的关系。幸福指数高的人，都以一种“交流”的方式活着，由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为什么变成一个反城市生活主义者的原因，因为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速度，已经完全超过了人类生产所需的尺度，城市变成了一种隔絕人的地理环境，而这样的小城镇，才是把人重新聚合在一起的地方。
记者：你现在回到杭州会是什么场景？
许崧：我很寂寞！大家都很忙，听说老许回来了，就拉帮结派地凑个饭局，算打过招呼，吃完饭就散了。我整天傻子似的骑着共享单车东逛逛西逛逛，觉得这个城市好陌生，心里想着我要回大理，我要回大理！
记者：好在现在以海盗酒堡为核心，有了新社区。
许崧：它应该是大理社区的延续，其实是人的关系的延续，只是我们换了一片土壤，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移植。现在山水间外，又有了其他一些新楼盘，基本上在同一海拔，就是苍山山腰上这一带，等着连接它们的路打通，聚会的频率和密度又会开始变化。
记者：听说大理之外，你最喜欢泰国？
许崧：对，泰国是我最喜欢的国家，我当年网上用的ID就叫“泰国病人”。
我最早的旅行是去欧洲，都是让人心向往之的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下来，挺好，非常美好，有很多文化，各个时期，各种类型，那是现在覆盖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很喜欢，但那不是我的文化，和我一点不沾边。身为中国人，有一点福利，它给了我其他国家无可替代的东西，叫“烟火气”。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其实是没有烟火气的，那么有秩序、干净，人那么有礼貌，但冷冰冰的，没有温度。你们那些算什么，怎么跟我们的红尘相比！另一个极端是印度，你从德里火车站出来，就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垃圾场，你就疯了。
我既不要那样的礼貌、干净、秩序和冰冷，也不要那样的热情、肮脏和混乱，那我的舒适区在哪儿？泰国！
记者：为什么不是我们本国？
许崧：不是，我们还不够。过去一百年，我们把城市的原有文化连根拔起，这很不讨人喜欢。我的审美无法接受，每个城市都有条仿古街，仿古街上卖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从河坊街到宽窄巷子，变得越来越同质化。
我对过去那个世界很向往，那时大家还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各自分头发展出那么灿烂的文化，在全球化之下变得越来越接近。终有一天，你走到全世界所有的超市，卖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说不定还是一样的货币单位。但是，我发现泰国恰好在我的舒适区和平衡点最正中的地方。
记者：具体而言？
许崧：我刚到泰国的时候，也是先去的海岛，像普吉岛那种最流行的地方，然后就混进了背包客这个族群。这有什么不同呢？情报来源不同。我从来没有看过国内的攻略，即便在普吉岛，也是从这些背包客那里获取。然后慢慢去到清迈，慢慢喜欢上清迈。
全世界只有两个城市我开车不用导航，大理和清迈。这并非因为清迈小，它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我熟悉它的大街小巷，连同小街的背巷。我在清迈最喜欢用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风驰电掣地穿行在各个角落。
记者：它到底哪里让你这么舒服？
许崧：我喜欢泰国，还因为那里是我们背包客的大本营，以及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嬉皮文化。
是这些走在嬉皮之路上的背包客，创造了一种新的旅行方式：去亲近本地文化。不是去剧院听被装饰过的音乐，而是走到村头去拜访民间音乐人，去看民间手艺人，去尝尝普通人家常吃的东西……是这些旅行者告诉大家，要对旅行环境友善，要帮助当地小孩，如果看到一个村庄饮水困难，也要尽一己之力帮助……这群人本身已经饥寒交迫，但他认为让世界更美好是我的责任。这是我完全认同的价值观。
记者：除了背包客文化，泰国还有哪里吸引你？
许崧：全球化灭绝多样性，而泰国，是全球化下最大的惊喜，比如清迈夜市。
到了周日下午，各种摆摊的车会把古城周边的停车场全部占满，三四点钟开始出摊。非常有趣的是，在下午6点的时候，夜市正慢慢热闹起来，忽然放国歌，全体都要站定，人家煎锅上还煎着东西呢，忽然，嘎！停了！就边听国歌，边小心拿铲子翻锅里的煎饼，不然要煳掉的，多可爱！
记者：太美好了。
许崧：太美好了！而且清迈的咖啡质量之高，咖啡馆密度之高，也许是全球之冠！就是好咖啡馆喝不过来，因为你每天喝咖啡的量是有限的，不然血管都要爆了。我每天早上起来洗漱一下就骑个小摩托出去串街，每天两家老咖啡馆，再去找一两家新咖啡馆。所以在清迈我的时间总也用不过来，每次去先怀旧一礼拜，再去探新店一礼拜。而且有一种感觉，在我们这么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已经没有了，但在清迈一直温暖地存在着：你回去，它永远在。
记者：我们已经无处怀旧了。
许崧：我小时候的城市、街道、胡同没了，被连根拔起、抹平了，地图上一点痕迹都看不见。而在那里，在一家老太太的面摊上，你吃了她10年的面还是那么好吃。那家店一碗面3铢，就是6毛人民币。
人生只够演双城记，在漫长的生活中，除了自己的居住地，只够跟一座城市培养这么深厚的感情。我很有幸，我的双城记一半在大理，一半在清迈。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 主编：黄菊）
那时他还住在古城，把当时古城里最热闹最文艺的人民路当作每晚饭后遛弯儿的地方，街上大多都是熟面孔，他全称之为“街坊”。那天他聊得很尽兴，一直从入夜时分聊到深夜。
两年过去，大理经历了很多变化，房租、房价上涨，洱海边和苍山上很多场所被关停，他的人民路上的“街坊们”也都换了面孔，部分老大理人陆续离开……只有许崧还继续喜滋滋地待在这儿。只是，他从古城的院子里搬到了“苍山小院”楼盘的小区房里，上山了！
记者：现在这里（海盗酒堡）成了你的主要据点了吗？
许崧：“我们”的据点，楼上还有一群打牌的。之前他一直在山下，我们这些人都搬上来了，进一趟古城很难，各种不方便，跟我们当年的古城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就跟老王讲，你搬上来吧。正好那时候他们住家的房子要退了，就想着把住家跟生意结合在一起，于是找了这儿，租金肯定比古城便宜。结果你看，天天满座，老王这店一开，一下就火了。
记者：大理这两年变化很大，人群在慢慢更迭，你个人有什么变化吗？
许崧：我心态上是没有变化的，它确实经过一次危机。我们在古城里本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有它自己的土壤、气候、阳光、雨露，有各种养分，本来可以生机勃勃的，但那次危机后就变了。
记者：危机具体是指什么？
许崧：古城房价全涨，阿德在人民路的书店，4年里，房租从一年一万八慢慢涨到16万。
记者：是因为另外一拨有钱人来了？
许崧：有人提着一堆现金来，你出多少钱我就给多少。这背后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看好大理的未来市场，部分是因为有投机客，为了未来商业上的增值只要价格在他的区间范围内，他都可以买。
但这个是你不可控的，我们最甜美的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暴风雨将要来临的前夜。因为在前面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一个低活力的地方，没有形成紧密的社区。都是一帮嬉皮士，各自混自己的小圈子，在人民路上碰到，都会扭头避一下那种，谁也看不惯谁。邻居陈钢讲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故事，他原来住在古城里最牛的几个院子之一，有一天一个嬉皮士来敲门，打开门，人是不熟的，但牵着一条狗，扭着头说“我们家那个谁谁想你们家那个谁谁了”，就是他们两家人的狗，那只门外的狗哧溜就进去了，那就进来喝茶吧。
人的关系是这么缓慢地、偶然地，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原始生态，你可以看到幂律分布中最平缓爬坡的那段，一直爬到一个转折点，一下就上去了，那个转折点，叫“自媒体”。跟我们现在研究的理论完全应合，人的交往就是“分享—合作—一致行动”的过程，首先我得知道你是谁，在过去分享非常稀缺的情况下，人们是靠猜。但在自媒体时代，你只要开始说，其他人开始转，开始跟帖，那你的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就开始表达出来了。
记者：转折点发生在哪一年？
许崧：2010年，微博兴起，我就是那时候来的。微博嘛，你关注谁是不需要他同意的，所以当时把好多邻居都关注了，我这叫“监视邻居”，我专门把这些都凑一块儿，分组叫“监视中”。就这样你攒着攒着这些人和他们的动态，古城要做什么事你肯定知道，“分享”完成了。
接下來，聊天就是“合作”。从最基础的聊天，到聊得好了，这个周末我们去哪儿露营去？“一致行动”开始。就这样，“分享—合作—一致行动”，人的关系就建立起来。
大家都知道大理住着很多“妖魔鬼怪”，如果有一些活动，就会互相碰到，社区关系进而变成凝聚力，这也是环境改变行为。
记者：因为社区环境变了？
许崧：对，我刚才讲大理经过了一次危机，社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将你的土壤连根拔起、铲掉。它是一个生态，离开了土壤，生态链就完了。过去一条胡同，一条里弄，几十年都是这样的社区生活，忽然拆迁了，邻居四散开，整个社区就不存在了。我们经过的危机当然没有这么暴力、坚决，但也经过了一次小规模的震荡，我们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被从古城赶出来。
严格地讲，我是住在古城外，就是城门斜对面一条胡同里，就隔30米。那时候大家都生活在古城里，茶余饭后没事就上人民路逛一趟，就会遇上无数熟人……现在房租一涨，就把他们挤走了。本来最早那批人又不是什么生意人，在房租便宜的情况下，开个店就是玩票，经常可以看到大家把门一锁，拿个粉笔一写，说什么“西坡的花又开了，出去闲散三天”，“陆地主来了，陪陆地主吃饭去”……门一关就走了。
记者：你们古城外的房租也上涨了吗？
许崧：对，原来一个院子一年一两万租金，像我这样贵的，也就3万。当我们这些人纷纷从人民路、从古城被轰出来后，一拨人去了海边村子里继续租房，一拨去了更远的银桥，我们这一拨，那就直接上山买房吧，一劳永逸了。
记者：之前那个“甜美”的阶段，算是一个步行时代吗？
许崧：是的，没有车，而且不需要车，古城走走也没有多远。我们上山这一拨，山水间起了很大作用，它成为老街坊们的一个新的居住点，但是新楼盘的毛病马上就凸显出来了：没有公共场所，不支持这样的社区生态酝酿开来。虽然小区里也有会所，但楼盘做的会所总是想要彰显业主的尊贵，结果弄得高大上，人就拘谨;而老王这里的好处是大家都能放轻松做自己，不失礼就好。
老王没上来的时候，社区感真的是岌岌可危，只能继续回古城寻找往昔那些已经稀薄了很多的社区感，但是进一趟古城很不容易，要开车，古城交通又不好。所以我说海盗酒堡在山上开业，是我去年的大理大事件。
记者：为什么公共空间对你这么重要？在家里不能完成这些事情吗？
许崧：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我们对社交是非常矛盾的。第一，我们对社交是强需求，因为能获得情感满足。而这部分，是我们不能自助完成的。我们观看文艺演出、看电影、阅读一本书，这部分情感满足能自助完成，但程度很浅，而且是片段式的，你合上书那会儿，走出电影院那会儿，就结束了，这只是单向度的输入。 记者：可是公共空间里，你离开这个场合不也结束了吗？
许崧：不！不！不！在社交中，我们有两个东西是不能克服的，一个叫被拒绝，一个叫被隔离。
我们的情感满足是钟摆式的。当我最近见人见多了，讲话讲烦了，就宅起来在家看书、听音乐，我挺好，你们别吵我。但是这样的状况延续一周、十天，你心里就开始发毛了：我想见见人，我要吸点阳气！就开始去外头跟人聚在一块儿。
我到大理的前三年，在人民路上人来人往的人群中，到处点头，各种人招呼你喝茶，大家这里坐一坐，那里聊一聊，那样一种随机性！你把整条街都当作一个主场，一个会客厅。所以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连那样的城市都不待，移到大理这样的城市来生活，而且被它迷住，像我这种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一定要问，出了什么问题？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发现，不是因为苍山，不是因为洱海，也不是这里的气候，就是因为人的关系。幸福指数高的人，都以一种“交流”的方式活着，由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为什么变成一个反城市生活主义者的原因，因为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速度，已经完全超过了人类生产所需的尺度，城市变成了一种隔絕人的地理环境，而这样的小城镇，才是把人重新聚合在一起的地方。
记者：你现在回到杭州会是什么场景？
许崧：我很寂寞！大家都很忙，听说老许回来了，就拉帮结派地凑个饭局，算打过招呼，吃完饭就散了。我整天傻子似的骑着共享单车东逛逛西逛逛，觉得这个城市好陌生，心里想着我要回大理，我要回大理！
记者：好在现在以海盗酒堡为核心，有了新社区。
许崧：它应该是大理社区的延续，其实是人的关系的延续，只是我们换了一片土壤，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移植。现在山水间外，又有了其他一些新楼盘，基本上在同一海拔，就是苍山山腰上这一带，等着连接它们的路打通，聚会的频率和密度又会开始变化。
记者：听说大理之外，你最喜欢泰国？
许崧：对，泰国是我最喜欢的国家，我当年网上用的ID就叫“泰国病人”。
我最早的旅行是去欧洲，都是让人心向往之的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下来，挺好，非常美好，有很多文化，各个时期，各种类型，那是现在覆盖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很喜欢，但那不是我的文化，和我一点不沾边。身为中国人，有一点福利，它给了我其他国家无可替代的东西，叫“烟火气”。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其实是没有烟火气的，那么有秩序、干净，人那么有礼貌，但冷冰冰的，没有温度。你们那些算什么，怎么跟我们的红尘相比！另一个极端是印度，你从德里火车站出来，就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垃圾场，你就疯了。
我既不要那样的礼貌、干净、秩序和冰冷，也不要那样的热情、肮脏和混乱，那我的舒适区在哪儿？泰国！
记者：为什么不是我们本国？
许崧：不是，我们还不够。过去一百年，我们把城市的原有文化连根拔起，这很不讨人喜欢。我的审美无法接受，每个城市都有条仿古街，仿古街上卖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从河坊街到宽窄巷子，变得越来越同质化。
我对过去那个世界很向往，那时大家还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各自分头发展出那么灿烂的文化，在全球化之下变得越来越接近。终有一天，你走到全世界所有的超市，卖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说不定还是一样的货币单位。但是，我发现泰国恰好在我的舒适区和平衡点最正中的地方。
记者：具体而言？
许崧：我刚到泰国的时候，也是先去的海岛，像普吉岛那种最流行的地方，然后就混进了背包客这个族群。这有什么不同呢？情报来源不同。我从来没有看过国内的攻略，即便在普吉岛，也是从这些背包客那里获取。然后慢慢去到清迈，慢慢喜欢上清迈。
全世界只有两个城市我开车不用导航，大理和清迈。这并非因为清迈小，它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我熟悉它的大街小巷，连同小街的背巷。我在清迈最喜欢用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风驰电掣地穿行在各个角落。
记者：它到底哪里让你这么舒服？
许崧：我喜欢泰国，还因为那里是我们背包客的大本营，以及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嬉皮文化。
是这些走在嬉皮之路上的背包客，创造了一种新的旅行方式：去亲近本地文化。不是去剧院听被装饰过的音乐，而是走到村头去拜访民间音乐人，去看民间手艺人，去尝尝普通人家常吃的东西……是这些旅行者告诉大家，要对旅行环境友善，要帮助当地小孩，如果看到一个村庄饮水困难，也要尽一己之力帮助……这群人本身已经饥寒交迫，但他认为让世界更美好是我的责任。这是我完全认同的价值观。
记者：除了背包客文化，泰国还有哪里吸引你？
许崧：全球化灭绝多样性，而泰国，是全球化下最大的惊喜，比如清迈夜市。
到了周日下午，各种摆摊的车会把古城周边的停车场全部占满，三四点钟开始出摊。非常有趣的是，在下午6点的时候，夜市正慢慢热闹起来，忽然放国歌，全体都要站定，人家煎锅上还煎着东西呢，忽然，嘎！停了！就边听国歌，边小心拿铲子翻锅里的煎饼，不然要煳掉的，多可爱！
记者：太美好了。
许崧：太美好了！而且清迈的咖啡质量之高，咖啡馆密度之高，也许是全球之冠！就是好咖啡馆喝不过来，因为你每天喝咖啡的量是有限的，不然血管都要爆了。我每天早上起来洗漱一下就骑个小摩托出去串街，每天两家老咖啡馆，再去找一两家新咖啡馆。所以在清迈我的时间总也用不过来，每次去先怀旧一礼拜，再去探新店一礼拜。而且有一种感觉，在我们这么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已经没有了，但在清迈一直温暖地存在着：你回去，它永远在。
记者：我们已经无处怀旧了。
许崧：我小时候的城市、街道、胡同没了，被连根拔起、抹平了，地图上一点痕迹都看不见。而在那里，在一家老太太的面摊上，你吃了她10年的面还是那么好吃。那家店一碗面3铢，就是6毛人民币。
人生只够演双城记，在漫长的生活中，除了自己的居住地，只够跟一座城市培养这么深厚的感情。我很有幸，我的双城记一半在大理，一半在清迈。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 主编：黄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