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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思美国当下的处境时，人们往往会回忆起大约在40年前，右翼似乎再度从大选中胜出的时候。与现在的唐纳德·特朗普时代相同的是，在当时似乎也有一场由国家的领导者——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发起的全球性运动。供给经济学，一种主张放松管制和减免税款将会解放和激励经济动能，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从而提高全民收入的经济理论，取代了原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凯恩斯主义恰恰强调了政府的功能，主张一国政府需要通过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保证充分就业。
供给经济学在里根时代并未发挥作用，在特朗普时代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共和党人编造了一套用来自欺欺人的说辞，宣称特朗普的减税措施将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减税所带来的损失将比之前怀疑论者所估计的要少得多。这就是供给学派的观点，而众所周知之的是，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里根在1981年所采取的减税政策为美国开启了一个黑暗时代，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经济增长趋于迟缓，社会公平问题日益恶化。特朗普在2017年提出的税收法案中增加了更多与之相似的政策和法规，这些政策并非基于科学，而是源于里根时代的自私和迷信。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经将里根所推行的供给经济学称为巫毒经济学，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是打了兴奋剂的巫毒经济学。
特朗普的部分支持者承认，他所颁布的政策远非完美无缺，但他们紧接着辩护道：至少特朗普正在关注那些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劳苦大众，至少他倾听了群众的心声，给予了他们应得的尊重。对此我想换一种说法：特朗普实在足够精明，他已经精明到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人们不满的情绪，顺势煽风点火，然后无情地加以利用。他意图剥夺1300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障费用，让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变得更糟。在一个预期寿命不断下降的国家，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都清楚地表明了他根本不尊重人民，甚至可以说，他对民众的态度称得上蔑视。特朗普向富人阶级提供的税收优待也是如此，因为这项政策实际上加重了大多数中产阶级公民的税收负担。
在那些经历过里根时代的人看来，特朗普和里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特朗普一样，里根也擅长煽动和利用人们的恐惧与偏执，他可以说是一位“福利女王”，蛮横地抢走了日夜辛勤工作的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的财富。面对穷人，他也毫无同情心可言。里根曾经将芥末和番茄酱重新归类在学校营养午餐的蔬菜清单里，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在，倒是一件能惹人发笑的趣闻。他同样是个伪君子，打着自由市场的幌子，实则推行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政策，以“自愿出口限制”之类的委婉说辞掩饰其虚伪的本质，使得日本只能选择“自愿”削减对美出口，或者被迫减少出口。特朗普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40年前曾经在里根政府时期接受过美国贸易代表的培训，现在想来他的出任也许并非偶然。
除此之外，里根和特朗普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他们都毫不掩饰自己维护企业利益的意图。他们与这些企业是利益共同体。里根精心策划了一场自然资源的“大甩卖”，让大型石油企业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将美国丰富的石油资源收入囊中。特朗普曾扬言要“抽干腐败的沼泽”，要为那些长期被位居华盛顿权力中心的政治掮客边缘化的民众而发声。而自他上任以来，这片污浊的沼泽更是泥泞不堪。
尽管里根与特朗普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也存在一些较深的分歧。里根的减税政策背后至少还有一个经济理论作为依据，即我们之前提到的供给经济学，这个理论让他的所作所为得以披上理性和逻辑的外衣。而在40年之后，供给经济学早已站不住脚。遗憾的是，特朗普和21世纪的共和党人不需要任何理论依据，他们能够推行这样的政策，仅仅因为他们拥有推行这项政策的权力。
正是这种对真理、科学、知识和民主的蔑视，在特朗普等人与里根以及过去的保守派之间划下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正如我接下来要解释的那样，特朗普在许多方面更像是一位“革命家”，而非保守主义者。也许的确存在某种诱因使如此多的美国人与特朗普扭曲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但这并不代表他所宣扬的这种思想本身就更令人心驰神往，或者说不那么危险。
特朗普在2017年所进行的税收“改革”表明，美国已经抛弃了过去优良的传统和规范。税收改革通常意味着简化税收法案，消除法律漏洞，以确保全民公平纳税，使所缴税款足以支付一国的经济开支，甚至连里根也在1986年的税制改革中呼吁简化税收法案。但相比之下，2017年“改革”之后的税收法案显得更加臃肿而庞杂，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大部分法律漏洞，如私募股权基金的从业者只需要缴纳最高20%的税款，而美国其他工薪阶层所面临的税率几乎是前者的2倍。
该法案甚至废除了最低税率，而最低税率旨在避免个人和企业滥用税收漏洞，确保企业和个人纳税的下限。
这一次，再也没人有余力掩饰政府糟糕的财政状况了，唯一的问题是它将严重到什么地步。2018年底，美国政府预计在下一年借入的金额将会超过10000亿美元，创下最高历史纪录。即使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计算，对处在非战争状态和经济衰退期的美国而言，这笔借款也将刷新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伴随着美国国民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政府的财政状况却一塌糊涂，因此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不得不上调利率，以抑制投资和增长。对于这项决策，全美竟只有一位共和党议员——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提出了异议，而来自美国政治体制之外的反对声此起彼伏。就连一向吝啬于批评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其在财政上的不负责颇有微词，即使美国常年在这个组织内部占据主导地位。政治观察人士对美国政府的虚伪程度感到震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美国国民经济急需注入新的活力，迫切需要财政措施加以刺激时，共和党竟表示美国负担不起这一开销，政府难以承受财政政策所产生的巨额赤字。
特朗普的税收法案诞生于最深层次的政治“犬儒主义”。即使这位共和党人向普通民众抛出了一条纤细的橄榄枝，承諾将在未来几年内实行小幅度的减税政策，他的承诺也只是稍纵即逝的幻象。共和党现今的战略似乎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而如果假设成真，对美国来说可不是好消息。其一，国民普遍缺乏远见。他们只看得见现在小幅度降低的税率，殊不知这项政策将会在未来加重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其二，在“美式民主”中，金钱才是排第一位的。只要取悦了有钱人，共和党就能收到来自富人阶级的巨额资助，而这些资金将成为共和党维持其统治地位、赚得选票的“储备金”。这一切都昭示着美国早已背离了建国之初所秉持的理想。
特朗普公然打压选民，不公正地划分选区，肆意破坏民主制度，使现任政府看起来如此“卓尔不群”。这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在过去没有发生过。不幸的是，它们几乎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从没有人能做到像特朗普一样无情、彻底且露骨。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过去，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袖都曾心系美国的团结。美国宪法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作为开头，两党都曾发誓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团结的背后是两党对维护全民共同利益这一原则的信仰。与之不同的是，特朗普已经开始着手利用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意图将其扩大。
任何文明手段所要求的礼节，连同语言或行动上看起来较为体面的“包装”，都被特朗普等人抛诸脑后。
对比美国当今和40年前的境况，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里根的政策在他那个时代功能失调、效率低下，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更不适用于今天。
相比之下，到2016年大选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19世纪末“镀金时代”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美国没必要变成这个模样——一个金玉其外的“富国”，却有如此多的国民穷困潦倒，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除非美国转变当前的政治与经济方针，否则不平等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美国的经济也很可能会停滞在目前的低增长水平。
（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美国真相》 作者：[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译者：刘斌 刘一鸣 刘嘉牧）
供给经济学在里根时代并未发挥作用，在特朗普时代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共和党人编造了一套用来自欺欺人的说辞，宣称特朗普的减税措施将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减税所带来的损失将比之前怀疑论者所估计的要少得多。这就是供给学派的观点，而众所周知之的是，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里根在1981年所采取的减税政策为美国开启了一个黑暗时代，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经济增长趋于迟缓，社会公平问题日益恶化。特朗普在2017年提出的税收法案中增加了更多与之相似的政策和法规，这些政策并非基于科学，而是源于里根时代的自私和迷信。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经将里根所推行的供给经济学称为巫毒经济学，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是打了兴奋剂的巫毒经济学。
特朗普的部分支持者承认，他所颁布的政策远非完美无缺，但他们紧接着辩护道：至少特朗普正在关注那些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劳苦大众，至少他倾听了群众的心声，给予了他们应得的尊重。对此我想换一种说法：特朗普实在足够精明，他已经精明到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人们不满的情绪，顺势煽风点火，然后无情地加以利用。他意图剥夺1300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障费用，让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变得更糟。在一个预期寿命不断下降的国家，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都清楚地表明了他根本不尊重人民，甚至可以说，他对民众的态度称得上蔑视。特朗普向富人阶级提供的税收优待也是如此，因为这项政策实际上加重了大多数中产阶级公民的税收负担。
在那些经历过里根时代的人看来，特朗普和里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特朗普一样，里根也擅长煽动和利用人们的恐惧与偏执，他可以说是一位“福利女王”，蛮横地抢走了日夜辛勤工作的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的财富。面对穷人，他也毫无同情心可言。里根曾经将芥末和番茄酱重新归类在学校营养午餐的蔬菜清单里，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在，倒是一件能惹人发笑的趣闻。他同样是个伪君子，打着自由市场的幌子，实则推行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政策，以“自愿出口限制”之类的委婉说辞掩饰其虚伪的本质，使得日本只能选择“自愿”削减对美出口，或者被迫减少出口。特朗普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40年前曾经在里根政府时期接受过美国贸易代表的培训，现在想来他的出任也许并非偶然。
除此之外，里根和特朗普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他们都毫不掩饰自己维护企业利益的意图。他们与这些企业是利益共同体。里根精心策划了一场自然资源的“大甩卖”，让大型石油企业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将美国丰富的石油资源收入囊中。特朗普曾扬言要“抽干腐败的沼泽”，要为那些长期被位居华盛顿权力中心的政治掮客边缘化的民众而发声。而自他上任以来，这片污浊的沼泽更是泥泞不堪。
尽管里根与特朗普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也存在一些较深的分歧。里根的减税政策背后至少还有一个经济理论作为依据，即我们之前提到的供给经济学，这个理论让他的所作所为得以披上理性和逻辑的外衣。而在40年之后，供给经济学早已站不住脚。遗憾的是，特朗普和21世纪的共和党人不需要任何理论依据，他们能够推行这样的政策，仅仅因为他们拥有推行这项政策的权力。
正是这种对真理、科学、知识和民主的蔑视，在特朗普等人与里根以及过去的保守派之间划下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正如我接下来要解释的那样，特朗普在许多方面更像是一位“革命家”，而非保守主义者。也许的确存在某种诱因使如此多的美国人与特朗普扭曲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但这并不代表他所宣扬的这种思想本身就更令人心驰神往，或者说不那么危险。
特朗普在2017年所进行的税收“改革”表明，美国已经抛弃了过去优良的传统和规范。税收改革通常意味着简化税收法案，消除法律漏洞，以确保全民公平纳税，使所缴税款足以支付一国的经济开支，甚至连里根也在1986年的税制改革中呼吁简化税收法案。但相比之下，2017年“改革”之后的税收法案显得更加臃肿而庞杂，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大部分法律漏洞，如私募股权基金的从业者只需要缴纳最高20%的税款，而美国其他工薪阶层所面临的税率几乎是前者的2倍。
该法案甚至废除了最低税率，而最低税率旨在避免个人和企业滥用税收漏洞，确保企业和个人纳税的下限。
这一次，再也没人有余力掩饰政府糟糕的财政状况了，唯一的问题是它将严重到什么地步。2018年底，美国政府预计在下一年借入的金额将会超过10000亿美元，创下最高历史纪录。即使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计算，对处在非战争状态和经济衰退期的美国而言，这笔借款也将刷新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伴随着美国国民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政府的财政状况却一塌糊涂，因此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不得不上调利率，以抑制投资和增长。对于这项决策，全美竟只有一位共和党议员——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提出了异议，而来自美国政治体制之外的反对声此起彼伏。就连一向吝啬于批评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其在财政上的不负责颇有微词，即使美国常年在这个组织内部占据主导地位。政治观察人士对美国政府的虚伪程度感到震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美国国民经济急需注入新的活力，迫切需要财政措施加以刺激时，共和党竟表示美国负担不起这一开销，政府难以承受财政政策所产生的巨额赤字。
特朗普的税收法案诞生于最深层次的政治“犬儒主义”。即使这位共和党人向普通民众抛出了一条纤细的橄榄枝，承諾将在未来几年内实行小幅度的减税政策，他的承诺也只是稍纵即逝的幻象。共和党现今的战略似乎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而如果假设成真，对美国来说可不是好消息。其一，国民普遍缺乏远见。他们只看得见现在小幅度降低的税率，殊不知这项政策将会在未来加重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其二，在“美式民主”中，金钱才是排第一位的。只要取悦了有钱人，共和党就能收到来自富人阶级的巨额资助，而这些资金将成为共和党维持其统治地位、赚得选票的“储备金”。这一切都昭示着美国早已背离了建国之初所秉持的理想。
特朗普公然打压选民，不公正地划分选区，肆意破坏民主制度，使现任政府看起来如此“卓尔不群”。这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在过去没有发生过。不幸的是，它们几乎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从没有人能做到像特朗普一样无情、彻底且露骨。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过去，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袖都曾心系美国的团结。美国宪法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作为开头，两党都曾发誓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团结的背后是两党对维护全民共同利益这一原则的信仰。与之不同的是，特朗普已经开始着手利用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意图将其扩大。
任何文明手段所要求的礼节，连同语言或行动上看起来较为体面的“包装”，都被特朗普等人抛诸脑后。
对比美国当今和40年前的境况，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里根的政策在他那个时代功能失调、效率低下，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更不适用于今天。
相比之下，到2016年大选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19世纪末“镀金时代”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美国没必要变成这个模样——一个金玉其外的“富国”，却有如此多的国民穷困潦倒，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除非美国转变当前的政治与经济方针，否则不平等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美国的经济也很可能会停滞在目前的低增长水平。
（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美国真相》 作者：[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译者：刘斌 刘一鸣 刘嘉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