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尼克·比尔顿几年前出版的谈论自己对所谓新媒体看法的书I Live In The Future & Here’s How It Works，被起了个时髦的中文名字：《翻转世界：互联网思维与新技术如何改变未来》。写这本书时，他是《纽约时报》研究与发展实验室的研究员。但在这本书中，他先是描述了一番他如何开始不再读《纽约时报》印刷版，还在《连线》杂志关于新媒体的专题中接受采访讲述了这个事实，然后毫无悬念地，被他在《纽约时报》的老板们训斥了一番。
对此他的反应是：“在谷歌，他们把这种做法称为‘吃自己的狗粮’。意思是，如果你制造狗粮，小狗们却不肯吃，那么你可能做错了什么。”显然，他的意思是，如果人们不再读《纽约时报》的印刷版，问题不在于不再这么做的读者，而在于制造了这份报纸的人。
在尼克·比尔顿看来，问题的症结是：“媒体的旧角色是担任以下两者之间的中介：一边是人，另一边是他们对于产业、政治与科学的了解。媒体的工作是为广大的传媒受众采集、挑选并组织信息。然而……受众现在想要的新闻是高度个性化、与自身密切相关，而且对他们颇具意义的。”换句话说，这种新闻更像是Facebook为用户提供的新闻聚合，或者某个新闻平台通过算法提供给用户的新闻列表，甚至是Twitter上你关注的人发布的短信息—尼克·比尔顿2013年出版的新书就是一本讲述Twitter创业历史的书。
乐观的尼克·比尔顿为深陷新媒体世界而不知所措的人开出的药方是：
首先得在观念上克服对“新媒体”的恐惧。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了对新事物的恐惧，以及对未知的恐惧，都是常见的折磨。“如果经由时光旅行回到1424年并进入剑桥大学，你会发现一座欧洲最大的图书馆，一共有122本书。再过50年，图书馆的收藏才能扩大到330本。”是古登堡的印刷术改变了这一切。
“对创新感到恐惧与焦虑也会使我们无法看到新观念的更大潜能。”尼克·比尔顿说。虽然Facebook和Twitter等新媒体目前似乎除了为自己的创始人带来巨额财富之外，还没有展现出更大的文化贡献，但“它们会有更大潜能。而旧的媒体人要做的是停止抱怨，接受并利用它们。”
《读者文摘》的诞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尼克·比尔顿认为它对新媒体时代的媒体人会有启发。因为《读者文摘》和Twitter上的信息还是有些共通之处：经过处理的摘录。《读者文摘》的创始人德威特·华莱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了伤，长达4个多月躺在病床上，靠读杂志打发时间。这段经历让“他正确地推断出大多数人都太过忙碌，没时间读完每月刊出的所有精彩内容。他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可以将最好的文章缩成短篇，一起重印在一本特别的‘读者文摘’里。”
第一期《读者文摘》有31篇文章，全都由华莱士挑选、编辑，浓缩成一两页的篇幅，汇集成口袋大小的读本。尽管作家E·B·怀特在《纽约客》以讽刺口吻写道，最后可能会有一本更加精简的杂志出现，它会“将一部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浓缩成一个‘砰！’并将一篇讨论不守规矩的儿童的管教问题的长文缩减成两个字‘打他’。”但这也并未阻止《读者文摘》风行一时，成为亨利·卢斯时代的Twitter。
换到现在，“与其感慨年轻人在手机、电子邮件和即时通信软件上使用缩略字，这个世界还不如承认：这些孩子正在协助发展一种新形态的文化交流。”尼克·比尔顿说。
其次，他认为社交网络最终会帮每个人从互联网提供的信息海洋中幸存下来。每个人的社交网络就是那条载着个体的船。著名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研究民族主义的名作《想象的共同体》给了他启发。如果说印刷术曾经帮助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原因在于印刷术让共同的语言成为唤起人们共同情感的重要工具；那么，“线上社群也在重塑和改造我们对国家的个人想象和传统的沟通方式。”而且，和民族一样，线上的社群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因为自身受限，我们无法一个个认出社群中的所有成员，所以只好想象他们的存在。”
在尼克·比尔顿看来，社交网络形成的共同体，“无意间……却成为我们网络上的安全避难所，我们的锚定社群……相互帮助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什么是数字垃圾”。
和所有对互联网与社交网络充满信心的人一样，尼克·比尔顿也是“群体智慧”的信奉者。在电脑科学家赫拉尔·贝尼提出的“群体智慧”理论中，他认为：一个群体可以有意识地，但更多时候是在不知不觉中，联合起来解决庞大而难以管理的问题。谷歌、维基百科和各种线上分享网站的拥趸都会明白“群体智慧”所指为何。
甚至“群体智慧”的批评者们经常指出的“旅鼠效应”，尼克·比尔顿也认为不会妨碍人们通过社交网络得到益处。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从鱼类、羊到人类，“从众性与不计代价跟随领导者的习性”都会发生作用。希特勒的崛起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往好里说，丘吉尔也领导着英国人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些研究中，只要有超过5%数量的鱼、羊和人类走向某一具体目标，整个群体都会跟随。不过，尼克·比尔顿乐观地将之理解为：只要有5%以上的人有意或无意地带路，整群人最终都会到达标识处。“我相信在我所信任的锚定社群引导下，我不致陷入信息地狱，沦落到连喘息空间都没有的地步。相反，值得信赖的锚定社群将帮助你筛选和浏览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让你的大脑接触到这样的可能性。”他总结 道。
第三，那些新媒体的反对者们声称，“谷歌会让人变蠢”—尼古拉斯·卡尔那篇著名的文章的标题。或者，Facebook会让人变得更不社交。它们会让人变得缺乏耐心，不再有能力或心情去读莎士比亚，注意力总是稍纵即逝。比尔顿的观点则是：“我们的大脑会以建设性的方式适应这一新的网络世界，正如我们建立了网络社群来帮助我们整理信息一般……当大脑面对新的语言（或缩写）、新的视觉和听觉刺激，或新的信息处理方式时，它会发生显著的改变与成长……沉迷电子游戏并非毫无益处，它能让游戏玩家快速行动、瞄准与瞬间决定的能力可以转移到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任务上。”他举出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玩电子游戏的脑外科医生，在手术中表现得要更为卓越—当然，前提应该是他并未沉迷其中，仍是个理性成熟的专业人士。
在尼克·比尔顿描述的未来世界中，最终我们还是得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和‘容易分心’且‘心智四处漫游’的一代人对话……当他们拿本书坐下时，他们的脑袋会对他们说：‘等一下，我不习惯总是坐着看这些文字。图案在哪里？我的对话在哪里？弹出的窗口在哪里？’……我们怎能期望，每天花三四个小时上网、决定自己的媒体路线并完投入互动体验的孩子们，能安静地坐着看书或电影？”
最后则是个好消息。尼克·比尔顿认为，在未来的媒体世界中，会是“专业与业余并肩而坐”的场景。但是，“即使有免费的选项摆在眼前，人们仍然会为了包装精良的产品付费”。他通过对色情业的研究发现了这一点。网上四处可以得到色情照片和视频，并没有阻止很多色情网站得到付费用户。
他说：“人们将为与信息内容相关的某些体验付费，但不会只为了信息内容付费。不过，人们会付费。”
对此他的反应是：“在谷歌，他们把这种做法称为‘吃自己的狗粮’。意思是，如果你制造狗粮，小狗们却不肯吃，那么你可能做错了什么。”显然，他的意思是，如果人们不再读《纽约时报》的印刷版，问题不在于不再这么做的读者，而在于制造了这份报纸的人。
在尼克·比尔顿看来，问题的症结是：“媒体的旧角色是担任以下两者之间的中介：一边是人，另一边是他们对于产业、政治与科学的了解。媒体的工作是为广大的传媒受众采集、挑选并组织信息。然而……受众现在想要的新闻是高度个性化、与自身密切相关，而且对他们颇具意义的。”换句话说，这种新闻更像是Facebook为用户提供的新闻聚合，或者某个新闻平台通过算法提供给用户的新闻列表，甚至是Twitter上你关注的人发布的短信息—尼克·比尔顿2013年出版的新书就是一本讲述Twitter创业历史的书。
乐观的尼克·比尔顿为深陷新媒体世界而不知所措的人开出的药方是：
首先得在观念上克服对“新媒体”的恐惧。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了对新事物的恐惧，以及对未知的恐惧，都是常见的折磨。“如果经由时光旅行回到1424年并进入剑桥大学，你会发现一座欧洲最大的图书馆，一共有122本书。再过50年，图书馆的收藏才能扩大到330本。”是古登堡的印刷术改变了这一切。
“对创新感到恐惧与焦虑也会使我们无法看到新观念的更大潜能。”尼克·比尔顿说。虽然Facebook和Twitter等新媒体目前似乎除了为自己的创始人带来巨额财富之外，还没有展现出更大的文化贡献，但“它们会有更大潜能。而旧的媒体人要做的是停止抱怨，接受并利用它们。”
《读者文摘》的诞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尼克·比尔顿认为它对新媒体时代的媒体人会有启发。因为《读者文摘》和Twitter上的信息还是有些共通之处：经过处理的摘录。《读者文摘》的创始人德威特·华莱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了伤，长达4个多月躺在病床上，靠读杂志打发时间。这段经历让“他正确地推断出大多数人都太过忙碌，没时间读完每月刊出的所有精彩内容。他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可以将最好的文章缩成短篇，一起重印在一本特别的‘读者文摘’里。”
第一期《读者文摘》有31篇文章，全都由华莱士挑选、编辑，浓缩成一两页的篇幅，汇集成口袋大小的读本。尽管作家E·B·怀特在《纽约客》以讽刺口吻写道，最后可能会有一本更加精简的杂志出现，它会“将一部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浓缩成一个‘砰！’并将一篇讨论不守规矩的儿童的管教问题的长文缩减成两个字‘打他’。”但这也并未阻止《读者文摘》风行一时，成为亨利·卢斯时代的Twitter。
换到现在，“与其感慨年轻人在手机、电子邮件和即时通信软件上使用缩略字，这个世界还不如承认：这些孩子正在协助发展一种新形态的文化交流。”尼克·比尔顿说。
其次，他认为社交网络最终会帮每个人从互联网提供的信息海洋中幸存下来。每个人的社交网络就是那条载着个体的船。著名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研究民族主义的名作《想象的共同体》给了他启发。如果说印刷术曾经帮助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原因在于印刷术让共同的语言成为唤起人们共同情感的重要工具；那么，“线上社群也在重塑和改造我们对国家的个人想象和传统的沟通方式。”而且，和民族一样，线上的社群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因为自身受限，我们无法一个个认出社群中的所有成员，所以只好想象他们的存在。”
在尼克·比尔顿看来，社交网络形成的共同体，“无意间……却成为我们网络上的安全避难所，我们的锚定社群……相互帮助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什么是数字垃圾”。
和所有对互联网与社交网络充满信心的人一样，尼克·比尔顿也是“群体智慧”的信奉者。在电脑科学家赫拉尔·贝尼提出的“群体智慧”理论中，他认为：一个群体可以有意识地，但更多时候是在不知不觉中，联合起来解决庞大而难以管理的问题。谷歌、维基百科和各种线上分享网站的拥趸都会明白“群体智慧”所指为何。
甚至“群体智慧”的批评者们经常指出的“旅鼠效应”，尼克·比尔顿也认为不会妨碍人们通过社交网络得到益处。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从鱼类、羊到人类，“从众性与不计代价跟随领导者的习性”都会发生作用。希特勒的崛起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往好里说，丘吉尔也领导着英国人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些研究中，只要有超过5%数量的鱼、羊和人类走向某一具体目标，整个群体都会跟随。不过，尼克·比尔顿乐观地将之理解为：只要有5%以上的人有意或无意地带路，整群人最终都会到达标识处。“我相信在我所信任的锚定社群引导下，我不致陷入信息地狱，沦落到连喘息空间都没有的地步。相反，值得信赖的锚定社群将帮助你筛选和浏览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让你的大脑接触到这样的可能性。”他总结 道。
第三，那些新媒体的反对者们声称，“谷歌会让人变蠢”—尼古拉斯·卡尔那篇著名的文章的标题。或者，Facebook会让人变得更不社交。它们会让人变得缺乏耐心，不再有能力或心情去读莎士比亚，注意力总是稍纵即逝。比尔顿的观点则是：“我们的大脑会以建设性的方式适应这一新的网络世界，正如我们建立了网络社群来帮助我们整理信息一般……当大脑面对新的语言（或缩写）、新的视觉和听觉刺激，或新的信息处理方式时，它会发生显著的改变与成长……沉迷电子游戏并非毫无益处，它能让游戏玩家快速行动、瞄准与瞬间决定的能力可以转移到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任务上。”他举出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玩电子游戏的脑外科医生，在手术中表现得要更为卓越—当然，前提应该是他并未沉迷其中，仍是个理性成熟的专业人士。
在尼克·比尔顿描述的未来世界中，最终我们还是得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和‘容易分心’且‘心智四处漫游’的一代人对话……当他们拿本书坐下时，他们的脑袋会对他们说：‘等一下，我不习惯总是坐着看这些文字。图案在哪里？我的对话在哪里？弹出的窗口在哪里？’……我们怎能期望，每天花三四个小时上网、决定自己的媒体路线并完投入互动体验的孩子们，能安静地坐着看书或电影？”
最后则是个好消息。尼克·比尔顿认为，在未来的媒体世界中，会是“专业与业余并肩而坐”的场景。但是，“即使有免费的选项摆在眼前，人们仍然会为了包装精良的产品付费”。他通过对色情业的研究发现了这一点。网上四处可以得到色情照片和视频，并没有阻止很多色情网站得到付费用户。
他说：“人们将为与信息内容相关的某些体验付费，但不会只为了信息内容付费。不过，人们会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