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凡一个古陶瓷窑口的命名,古有旧名则援用其名,如岳州窑、越窑、邢窑等;没有旧名,则根据窑址所在地的名字重新命名,如河南的扒村窑等。长沙窑窑址在古文献上少有记载,更没有窑址名称,所以窑址的名称只能根据地名来设定了。
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专家考察时,考虑到窑址紧挨铜官镇,而铜官镇烧制陶瓷又有悠久的历史,定名为铜官窑则大有追根溯源之意。然而,随着对长沙窑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一些专家认为“铜官窑”的名称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二:一是现在的铜官窑烧造的是陶器,而唐朝的窑烧造的是瓷器;二是“铜官”的地名太小,远不能与唐朝这个窑口的市场范围及历史影响相匹配。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古陶瓷专家们的斟酌,遂以“长沙窑”作为这个窑口名称,但古陶瓷专家仍有不同意见,因此遗址保护牌上还是兼顾各方观点而铭以“长沙铜官窑”的名称。最早来考察这个遗址的专家,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界权威冯先铭先生也曾提出过命名“潭州窑”较好,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没有采纳。
那么,现在用得最多的名称“长沙窑”是否得当呢?“长沙”一名,秦朝已有“长沙郡”,汉朝有“长沙国”,即使到了唐朝,“长沙”的地名也始终存在。武德三年,唐高祖曾封李世民之子李恪为长沙王;天宝元年,此地改名为“长沙郡”,唐太宗的重孙李岘便当过“长沙郡太守”;唐朝著名书法家怀素在他的自述帖中就说:“怀素家长沙”,而并非“家潭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潭州“有府一,曰长沙”。
湖南省的古陶瓷专家对长沙窑的创烧年代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安史之乱前后,兴盛于中晚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隋唐时期创烧,延续于整个唐朝和五代。不管哪种观点,长沙窑的创烧时期正是此地名为“长沙”之时。
由此可见,定名“长沙窑”也不是没有讲唐代地名的历史渊源。而且,以历史地名的影响力来看,“潭州”之名远不及“长沙”名字的历史悠久和深入人心,对宣传长沙市而言,恐怕“长沙窑”的名字更为有利。
最后补充一点,曾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是官窑性质。古陶瓷学术界所指的“官窑”是专门为皇帝烧造瓷器的窑口,并非官府管理的窑口就是“官窑”,连能够向皇帝进贡瓷器的“贡窑”都不能称为“官窑”。要证明“长沙唐代潭州窑是官窑”这个命题,我们以为还是要从实物中去寻找证据。最近有人发现了一片写有“窑司垸子”的长沙窑瓷片,窑司是官府中专门管理窑业的部门,由此便能够证明当年确实有官府在管理着这片规模庞大的瓷器窑场。
(责编:耕生)
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专家考察时,考虑到窑址紧挨铜官镇,而铜官镇烧制陶瓷又有悠久的历史,定名为铜官窑则大有追根溯源之意。然而,随着对长沙窑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一些专家认为“铜官窑”的名称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二:一是现在的铜官窑烧造的是陶器,而唐朝的窑烧造的是瓷器;二是“铜官”的地名太小,远不能与唐朝这个窑口的市场范围及历史影响相匹配。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古陶瓷专家们的斟酌,遂以“长沙窑”作为这个窑口名称,但古陶瓷专家仍有不同意见,因此遗址保护牌上还是兼顾各方观点而铭以“长沙铜官窑”的名称。最早来考察这个遗址的专家,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界权威冯先铭先生也曾提出过命名“潭州窑”较好,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没有采纳。
那么,现在用得最多的名称“长沙窑”是否得当呢?“长沙”一名,秦朝已有“长沙郡”,汉朝有“长沙国”,即使到了唐朝,“长沙”的地名也始终存在。武德三年,唐高祖曾封李世民之子李恪为长沙王;天宝元年,此地改名为“长沙郡”,唐太宗的重孙李岘便当过“长沙郡太守”;唐朝著名书法家怀素在他的自述帖中就说:“怀素家长沙”,而并非“家潭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潭州“有府一,曰长沙”。
湖南省的古陶瓷专家对长沙窑的创烧年代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安史之乱前后,兴盛于中晚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隋唐时期创烧,延续于整个唐朝和五代。不管哪种观点,长沙窑的创烧时期正是此地名为“长沙”之时。
由此可见,定名“长沙窑”也不是没有讲唐代地名的历史渊源。而且,以历史地名的影响力来看,“潭州”之名远不及“长沙”名字的历史悠久和深入人心,对宣传长沙市而言,恐怕“长沙窑”的名字更为有利。
最后补充一点,曾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是官窑性质。古陶瓷学术界所指的“官窑”是专门为皇帝烧造瓷器的窑口,并非官府管理的窑口就是“官窑”,连能够向皇帝进贡瓷器的“贡窑”都不能称为“官窑”。要证明“长沙唐代潭州窑是官窑”这个命题,我们以为还是要从实物中去寻找证据。最近有人发现了一片写有“窑司垸子”的长沙窑瓷片,窑司是官府中专门管理窑业的部门,由此便能够证明当年确实有官府在管理着这片规模庞大的瓷器窑场。
(责编: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