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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乔·特纳来了又去了》是奥古斯特·威尔逊所有剧本中他的最爱。深究其因，与威尔逊内心深处难以释怀的黑人奴役创伤关系颇深。通过将美国黑人的奴役历史隐喻在卢米斯一家的生平遭际中，威尔逊深刻揭示了奴隶制遗留给美国黑人的精神创伤，释放了美国黑人整个种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祖先奴役之殇。
关键词：奥古斯特·威尔逊 创伤 赫勒尔德·卢米斯 奴役
奥古斯特·威尔逊（1945—2005）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他的十部剧作将美国黑人近四百年的历史浓缩在整个20世纪中，通过戏剧舞台史诗般地呈现在美国观众眼前。这十部戏剧分别对应20世纪的每个十年，组成了一幅含义深长、纷繁复杂的美国黑人历史画卷。黑人曾经的奴役伤痛，时常隐现于画面间。之所以如此，威尔逊认为“奴隶制这个事实是黑人们不愿对他们的孩子讲授的事情——他们不会对自己的孩子说我们曾经是奴隶。这件事对于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这里是至关重要的”a。由此，创伤书写在其剧中以各种形式呈现。而奴役之殇，则成为诸多创伤的底色。这一底色在《乔·特纳来了又去了》（1911）一剧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乔》剧本身的标题《乔·特纳来了又去了》的含义耐人寻味。乔·特纳实有其人，他是美国历史上民主党人彼得·特纳（Peter Turner）的弟弟。彼得·特纳是美国内战时期的战争英雄，于1893年至1897年之间两度连任田纳西州州长。彼得·特纳通过谴责残忍的罪犯租借法案以及提倡修建更多的州监狱而从下层劳动阶层获取众多选票。彼得·特纳身为州高官及美国参议员的政治地位使他有权过问许多重要的法律问题。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彼得·特纳的弟弟乔·特纳却通过罪犯租借法案方式获得了其庄园上所需要的大量黑人劳力。b
在种族隔离时代，担任田纳西州孟菲斯地区治安长官的乔·特纳对于当地底层民众来讲是一个令人心生恐惧的危险代号。身为长官的乔·特纳时常派人设下赌局引诱黑人。当受骗上当的黑人进入圈套后，乔·特纳会突然袭击将他们捕获，然后用一根四十环的铁链将这些黑人锁起来押送归案。在这些黑人被判刑罚作苦役之后，乔·特纳则通过租借罪犯的方式把被诱捕判刑的黑人变成自己庄园的劳动力。通过这种伎俩，乔·特纳获取了他的种植园上所需要的大量劳力。而被租借的罪犯在庄园里过的则是堪比人间地狱更甚的奴役生活。根据历史学者大卫·M·奥谢斯基的研究，在美国内战后的司法体系中，罪犯劳役出租制是美国南方用来对付在臭名昭著的《黑人法典》下获致各种罪名的黑人罪犯过多、从而导致牢房和监狱人满为患的解决办法。罪犯劳役出租制的实施地是南方的种植园，罪犯绝大多数为黑人。这些人被关在营地里，命运完全掌握在罪犯的承租人手里。骇人听闻却无人过问的残忍事实写满了这一制度的历史。后在舆论压力之下，罪犯劳役出租制逐渐为监狱农场替代。监狱农场里服役的犯人处境类似战前的奴隶，这些人中百分之九十是黑人，且大部分为男性。农场里设有锯木厂、制砖厂、轧棉机、水果蔬菜食品加工厂，等等，与内战前保存完好的南方种植园颇为相似。酷热、疾病、绞索、剪耳、狗咬、鞭打、肮脏污秽的生存环境、严重透支体力的劳役、残酷的处罚充斥了监狱农场生活。从1905年开始设立的监狱农场，一直存在到1972年联邦法庭因其“残酷与骇人的惩罚”而将其取缔为止。c
乔·特纳对黑人男性的猎捕使得一首讲述黑人男性突然消失的布鲁斯歌曲《乔·特纳来带走了我的男人然后消失了》（Joe Turner’s Got My Man and Gone）在孟菲斯的黑人妇女中广为流传。d乔·特纳对无辜黑人的奴役行动与最初奴隶贩子从非洲大陆猎取自由黑人贩卖至美洲进行奴役颇具共性。可以说，剧中的乔·特纳是对曾经的奴隶贩子和白人奴隶主的隐喻。对于这一点，善用象征、隐喻手法进行艺术创作的威尔逊毫不隐晦，坦然承认剧中主人公“赫勒尔德·卢米斯在乔·特纳奴役下所渡过的七年实际上代表的是美国两三百年的奴隶制。从海面升起的白骨象征着那些在贩奴中段航程中失去生命的非洲人”e。
“乔·特纳来了”给黑人带来的是恐怖和惊惧，“去了”却并没有彻底消失殆尽，而是遗留下巨大的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乔·特纳根本就没有消失。他的压迫还留有强烈的残余。……他对受害者造成了可怖的情感创伤，然后他将这种伤害留给受害者们独自面对”f。剧中主人公“赫勒尔德·卢米斯（Herald Loomis）遭到乔·特纳的控制，被迫劳役有七年之久，在这七年的时间里，他的世界四分五裂，他的生活被彻底颠覆，这一情况事实上能够代表着四百年的奴隶制、四百年的黑人被掳掠出非洲带往美国的过往历史”g。显然，威尔逊力图通过卢米斯的生平遭际来隐喻美国黑人民族在美洲大陆上所渡过的几百年来的风雨沧桑。
在遭到乔·特纳的突袭捕猎之前，卢米斯是一名尽职的基督教牧师，他虔诚地传授着主耶稣的福音。然而，有一天，灾难却从天而降：“我沿着孟菲斯附近一个小镇上的那条路走着。碰到一些人在赌博。……我停下来向这些人讲道，来看看是否我能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从罪恶中脱离出来，這时乔·特纳——伟大的、至高无上的田纳西州州长的兄弟，突然从天而降，逮捕了我们在场的每个人。控制了我们整整七年。”h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笃信基督教的卢米斯不仅没有看到他所敬畏的上帝恩宠显现，反而横遭劫掠、蒙受残酷奴役，并从此妻离家破。这一突然爆发的剧烈事件不仅完全打破了卢米斯一直以来所持有的基督教信仰这一“原有的文化意义框架”i，而且还因该事件所具有的难以预测的“突发性”和令人恐怖的“灾难性”使得身为当事者的卢米斯心理防御体系遭到极大破坏。他内心深处突然蜂拥而至的各种疑问和困惑难以解答：为何在灾难降临之际他虔信的上帝没有出手搭救他？为何乔·特纳自己“身高力壮，足以自己干活”却要“经常外出猎捕黑人……每次带回四十个男人。控制奴役他们七年？”为何特纳“自己回到家里与他的家人妻子团聚，却没有想过你也要回家和你的家人团聚？”j如此众多的“难以理解”强烈地刺激着卢米斯心灵深处——他困惑不已却无从解决。弗洛伊德认为，当“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k。创伤所产生的震惊冲击着卢米斯原本正常的心理结构，摧残着由文化和意义系统所支撑的、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原有意识体系和情感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创伤经验难以被卢米斯原本正常的心理机制吸收同化并产生相应的认知，因为由“东鳞西爪的记忆碎片”所组成的创伤记忆“无法构成认知”。由此，“受创者内心一直携带着一段难以言传、无法面对的历史，或者说，受创者自身已成为一段他们完全无力把握的历史症候”l，而历史症候的显现正是对他们曾经的历史遭遇的无言述说。舞台上的卢米斯在精神面貌上“给人一种被厄运所追逐或被‘恶魔般的’力量所攫取的印象”m。他原本正常的心理防御机制几近瓦解，尽管突然降临的灾难以及七年地狱般的劳役生涯已成过去，然而他依然生活在曾经奴役所遗留下的诸多问题的巨大阴影中。 卢米斯于1908年脱离特纳的控制之后，带着年幼的女儿佐尼雅踏上漫长的寻妻之旅。当他现身舞台出现在观众和他所投宿的客栈老板和房客面前时，他已在寻妻之旅中度过了近四年的光阴。从当初的灾难突发，到之后的奴役生涯，再到之后的寻妻之旅，从线性时间来看，获释后的卢米斯在历史的轨道上已步入属于自己的自由光阴，成了一个自由人。然而，舞台上的卢米斯让观众感受不到近四年的自由光阴在他的内心泛起过任何涟漪，不仅如此，其言行举止更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首先是他的着装。在骄阳似火的八月夏日，卢米斯自其出场伊始直至剧终，不仅头戴厚帽，且始终身穿一件不合时宜、又长又厚的破旧羊毛大衣，似乎对外界炎热的气温没有任何感知。其次是他的神情。用客栈老板塞斯的话来说，徘徊在“教堂门外鬼鬼祟祟”的卢米斯“眼神狂乱、面容卑琐”。最后，卢米斯说起自己身份时语无伦次、含混不清。他一会说自己是教堂执事，一会又说是农场农夫，难以说清自己是谁。而至于他所说的农场究竟是美国南方重建后实施的犯罪租借法案中的、被称作人间地狱的监狱农场，还是他和妻子玛莎所租种的家庭农场，在他的叙述中则一直处于悬而未决之状。
乔·特纳已经走了，自由早已来临，可是卢米斯为何没有呈现出与“自由”相一致的精神面貌、行为举止呢？威尔逊认为，“你现在自由了你要做什么，这是卢米斯要解决的问题。他说：‘我必须重新找回自己。’但是当他来到他原来居住地时，那儿的生活已經不复存在。他的妻子和女儿已不在那儿了”n。而自从1901年被乔·特纳逮走终日劳役以来，卢米斯一直盼望的就是能够早日回家见到妻子女儿。“七年来我一直盼望见到你的脸”，当剧终卢米斯最终找到已经十多年没见的妻子玛莎时说：“乔·特纳放了我……我只想看到你的脸以便知道世界还在那儿。确信一切都正常以便我自己能够重新恢复过来。我回到了家，而你却不见了。”o对于卢米斯而言，正是内心对于妻子女儿的企盼才使他在突然降临的灾难中坚强生存下来。然而，当他带着满心渴盼重新回到家门时，迎接他的却是妻子早已离家、下落不明的噩耗，看到的是年幼懵懂的女儿佐尼雅与外婆相依为命的悲苦景象。威尔逊说：“事实上，卢米斯对于‘家’那个地方而言已经是个局外人了。”p刚被释放回家的卢米斯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卢米斯了——身为创伤主体的他内心深处还处在突然被俘遭受漫长劳役而产生的认知困惑之中，众多的“难以理解”还在缠绕着他，使他无法再以创伤事件发生前的视角观看世界；而“家”也不再是他心目中那个原本完整温馨的“家”了——它早已四分五裂。“家”和“人”都已不复从前，彼此陌生。可是，这种痛彻心扉的“陌生”对于刚刚释放回家的卢米斯来说是难以预测的，一如当初他被特纳突然抓捕劳役之时。面对这个与他想象中 “美好温馨”场面有着天壤之别、早已分崩离析的“家”时，他那原本饱受创伤的心灵再次遭到突如其来的“最高强度的刺激”，仿佛他曾经遭受的奴役之苦尚不足够，他还要失去赖以生存的灵魂家园。
卡茹丝认为，“造成创伤的是突然的打击，它就像破坏身体完整的威胁一样，破坏了人在大脑中对时间的经验”q。在受创者中的心中，时间不再以线性方式前进发展，而是一再地循环往复。在创伤经验时常侵袭心灵之际，受创者的时间感知也被定格在灾难突发的那个时刻。过去将不再是过去，它与现在同在，并列同行。对于身心遭受重创的卢米斯而言，尽管他已成为“自由人”，然而，面对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彻底颠覆了的生活状态，这“自由”已然毫无意义。如果说此前卢米斯还能承受被俘奴役之痛，那么现在他根本无法承受妻离家破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曾经温馨幸福的家不仅是支撑他在非人奴役中坚强生存下来的精神动力，更是他那伤痕累累的心灵所渴盼的归宿之地。失去精神栖息之地后的“自由”只是一具没有任何内容的空壳，即使岁月流逝，他心灵中的时光依然停滞不前。所以，获释后的四年自由光阴对于依然跋涉在寻妻之途中的卢米斯而言是静止不动的，一如灾难突发后的精神在震惊与恐惧中所呈现的凝固状态。他那恍惚着魔似的面容、飘忽不定的情绪、突然喷发的怒火、让人奇怪的行为举止一一表明他依然“生活在一种难以结束的事件中。这个事件无法一直继续到它的完结，它没有结局，无法达到其终点。事实上……他一直深陷创伤事件及其之后的影响之中无法自拔”r。
对《乔》剧的几乎所有评论都把卢米斯在剧终时刻通过自我血祭的方式突然“站立起来”解读为他已从历史创伤中解脱出来，其精神创伤已然愈合。然而，如果卢米斯在剧终血祭之后站起来转身离去时耳边还能回想起女儿佐尼雅哭着哀求他不要将自己交给妈妈时的痛彻心扉的悲泣声时，他居然还能保持毫不动容的话，那么，连一份完整的父爱都难以付出的他，又怎么能够获得一个完整的自我和全部的身心自由呢？他一直所渴求的家庭幸福在他转身离去之时已轰然倒塌，他依然生活在他极力逃避的家庭离散的历史阴影中。由此，他的精神创伤的愈合又从何谈起？不仅如此，女儿佐尼雅也因他的主动离开将永远生活在父母分离、家庭破碎的精神创伤中。
卢米斯的女儿佐尼雅从其出生之后就一直经历着和父母亲人的不断分离：在她还是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时，父亲卢米斯就突然消失，她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分离——与父亲分离；之后在母亲玛莎为了寻求生活出路不得不弃家北上时，她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分离——与母亲分离；在懵懂之中与外祖母相伴成长到七岁左右，记忆中几无印象的父亲回家，带着她踏上寻找母亲的征程，她又开始了人生的第三次分离——与一直相依为伴的外祖母分离；在与父亲经过千辛万苦的将近四年的寻找最终见到母亲玛莎后，父亲卢米斯不顾她的哀哀哭泣，毅然决然地将她交付给母亲转身离去，因此她又开始了人生的第四次分离——再次与父亲分离。在佐尼雅年仅十一岁的生命过程中，与父母亲人的不断分离恰如卢米斯所遭受的接踵而至的灾难打击那样，一个接一个不断地向她袭来，每一次都是与自己的挚爱亲人相分离，她的世界是完全真实地被“一劈两半”，再也无法吻合。而在她即将步入少女时期，一直与她相依为命、她所挚爱的父亲不顾她宁愿不要长大也要和他待在一起、宁愿一直走在寻找母亲的途中永远也不要找到母亲的代价来换取和父亲待在一起的哀哭请求依然将她转交给母亲。辛尼卡·格兰特认为，“在佐尼雅的心里，她的少女时期将永远和她被自己所爱的第一个男人抛弃掉（这一事实）联系在一起”s。而在剧终当佐尼雅听到父亲让自己单独和母亲生活时，佐尼雅“惊恐地伸出双臂紧紧抱住卢米斯”——佐尼雅的这一动作毫无疑问地暗示了她的心理防御体系在不断经历与父母亲人相分离这种多次高强度的刺激下，早已伤痕累累。她所受到的伤害并不低于父亲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因为在弗洛伊德看来，“童年的创伤更加严重些，因为它们产生在心智发育不完整的时期，更易导致创伤”t，而这样的创伤经历往往会“导致人们在成年时期性格上具有的相似的固结和畸变”u。 然而，卢米斯不顾女儿的哀哭请求执意将她移交给母亲的重要理由却是为了使她“不致成长为一个性格失调的人”v。由此可见，饱受创伤之苦的卢米斯内心渴望的是女儿能够成长为一个心理健康之人，他所遭受的各种精神创伤不要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演。然而，当与父母亲人的离别之痛不断袭来、当“爱”的情感时时处于缺失状态时，佐尼雅怎么可能成长为一个心理健康之人？卢米斯渴望自己的创伤不要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演，然而，在他匆匆离去的脚步声中，家庭离散的伤痛再一次袭击到妻子玛莎和女儿佐尼雅身上。而且不同于他第一次被抓劳役所造成的家庭被迫离散之痛，这一次他的离去却是完全出于自愿。较之第一次的被迫分离给他带来的是对家的无尽思念和渴盼，这一次的自愿分离却是他对家的永远弃绝。因此，分离的伤痛将不仅仅深藏在他和妻子玛莎身为父母的这一代人内心深处，而且还会伴随着女儿佐尼雅的长大成人，永久地蛰伏在她的记忆深处。
由于卢米斯自我血祭站立起来之后转身离去这一戏剧行动是发生在该剧剧终时刻，因此，伴随着他匆匆离去的脚步声，家庭彻底破碎的余音不仅将永远地盘旋在妻子玛莎和女儿佐尼雅心头，而且也会随着剧终大幕的徐徐拉起萦绕在观众/读者心中。
通过将美国黑人民族的历史经历隐喻在卢米斯一家的生平遭际之中，威尔逊不仅形象再现了美国黑人祖先当初的奴役伤痛，而且还深刻揭示了奴隶制所遗留给美国黑人的可怕的精神创伤。在剧中卢米斯的女儿佐尼雅“明天，明天/ 明天永远不会来临”的歌声中，曾经的奴役伤痛、家庭离散之苦、不断的分离之痛不仅在人物心中难以散去，而且也弥散在见证了这些苦难的观众心中，久久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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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奥古斯特·威尔逊戏剧中的创伤书写研究（项目编号：Y201430566）”、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奥古斯特·威尔逊历史系列剧研究（项目编号：2014N006）”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地方合作项目（留金项[2018]10006）相关研究成果
作 者： 李燕，文学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奥古斯特·威尔逊 创伤 赫勒尔德·卢米斯 奴役
奥古斯特·威尔逊（1945—2005）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他的十部剧作将美国黑人近四百年的历史浓缩在整个20世纪中，通过戏剧舞台史诗般地呈现在美国观众眼前。这十部戏剧分别对应20世纪的每个十年，组成了一幅含义深长、纷繁复杂的美国黑人历史画卷。黑人曾经的奴役伤痛，时常隐现于画面间。之所以如此，威尔逊认为“奴隶制这个事实是黑人们不愿对他们的孩子讲授的事情——他们不会对自己的孩子说我们曾经是奴隶。这件事对于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这里是至关重要的”a。由此，创伤书写在其剧中以各种形式呈现。而奴役之殇，则成为诸多创伤的底色。这一底色在《乔·特纳来了又去了》（1911）一剧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乔》剧本身的标题《乔·特纳来了又去了》的含义耐人寻味。乔·特纳实有其人，他是美国历史上民主党人彼得·特纳（Peter Turner）的弟弟。彼得·特纳是美国内战时期的战争英雄，于1893年至1897年之间两度连任田纳西州州长。彼得·特纳通过谴责残忍的罪犯租借法案以及提倡修建更多的州监狱而从下层劳动阶层获取众多选票。彼得·特纳身为州高官及美国参议员的政治地位使他有权过问许多重要的法律问题。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彼得·特纳的弟弟乔·特纳却通过罪犯租借法案方式获得了其庄园上所需要的大量黑人劳力。b
在种族隔离时代，担任田纳西州孟菲斯地区治安长官的乔·特纳对于当地底层民众来讲是一个令人心生恐惧的危险代号。身为长官的乔·特纳时常派人设下赌局引诱黑人。当受骗上当的黑人进入圈套后，乔·特纳会突然袭击将他们捕获，然后用一根四十环的铁链将这些黑人锁起来押送归案。在这些黑人被判刑罚作苦役之后，乔·特纳则通过租借罪犯的方式把被诱捕判刑的黑人变成自己庄园的劳动力。通过这种伎俩，乔·特纳获取了他的种植园上所需要的大量劳力。而被租借的罪犯在庄园里过的则是堪比人间地狱更甚的奴役生活。根据历史学者大卫·M·奥谢斯基的研究，在美国内战后的司法体系中，罪犯劳役出租制是美国南方用来对付在臭名昭著的《黑人法典》下获致各种罪名的黑人罪犯过多、从而导致牢房和监狱人满为患的解决办法。罪犯劳役出租制的实施地是南方的种植园，罪犯绝大多数为黑人。这些人被关在营地里，命运完全掌握在罪犯的承租人手里。骇人听闻却无人过问的残忍事实写满了这一制度的历史。后在舆论压力之下，罪犯劳役出租制逐渐为监狱农场替代。监狱农场里服役的犯人处境类似战前的奴隶，这些人中百分之九十是黑人，且大部分为男性。农场里设有锯木厂、制砖厂、轧棉机、水果蔬菜食品加工厂，等等，与内战前保存完好的南方种植园颇为相似。酷热、疾病、绞索、剪耳、狗咬、鞭打、肮脏污秽的生存环境、严重透支体力的劳役、残酷的处罚充斥了监狱农场生活。从1905年开始设立的监狱农场，一直存在到1972年联邦法庭因其“残酷与骇人的惩罚”而将其取缔为止。c
乔·特纳对黑人男性的猎捕使得一首讲述黑人男性突然消失的布鲁斯歌曲《乔·特纳来带走了我的男人然后消失了》（Joe Turner’s Got My Man and Gone）在孟菲斯的黑人妇女中广为流传。d乔·特纳对无辜黑人的奴役行动与最初奴隶贩子从非洲大陆猎取自由黑人贩卖至美洲进行奴役颇具共性。可以说，剧中的乔·特纳是对曾经的奴隶贩子和白人奴隶主的隐喻。对于这一点，善用象征、隐喻手法进行艺术创作的威尔逊毫不隐晦，坦然承认剧中主人公“赫勒尔德·卢米斯在乔·特纳奴役下所渡过的七年实际上代表的是美国两三百年的奴隶制。从海面升起的白骨象征着那些在贩奴中段航程中失去生命的非洲人”e。
“乔·特纳来了”给黑人带来的是恐怖和惊惧，“去了”却并没有彻底消失殆尽，而是遗留下巨大的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乔·特纳根本就没有消失。他的压迫还留有强烈的残余。……他对受害者造成了可怖的情感创伤，然后他将这种伤害留给受害者们独自面对”f。剧中主人公“赫勒尔德·卢米斯（Herald Loomis）遭到乔·特纳的控制，被迫劳役有七年之久，在这七年的时间里，他的世界四分五裂，他的生活被彻底颠覆，这一情况事实上能够代表着四百年的奴隶制、四百年的黑人被掳掠出非洲带往美国的过往历史”g。显然，威尔逊力图通过卢米斯的生平遭际来隐喻美国黑人民族在美洲大陆上所渡过的几百年来的风雨沧桑。
在遭到乔·特纳的突袭捕猎之前，卢米斯是一名尽职的基督教牧师，他虔诚地传授着主耶稣的福音。然而，有一天，灾难却从天而降：“我沿着孟菲斯附近一个小镇上的那条路走着。碰到一些人在赌博。……我停下来向这些人讲道，来看看是否我能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从罪恶中脱离出来，這时乔·特纳——伟大的、至高无上的田纳西州州长的兄弟，突然从天而降，逮捕了我们在场的每个人。控制了我们整整七年。”h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笃信基督教的卢米斯不仅没有看到他所敬畏的上帝恩宠显现，反而横遭劫掠、蒙受残酷奴役，并从此妻离家破。这一突然爆发的剧烈事件不仅完全打破了卢米斯一直以来所持有的基督教信仰这一“原有的文化意义框架”i，而且还因该事件所具有的难以预测的“突发性”和令人恐怖的“灾难性”使得身为当事者的卢米斯心理防御体系遭到极大破坏。他内心深处突然蜂拥而至的各种疑问和困惑难以解答：为何在灾难降临之际他虔信的上帝没有出手搭救他？为何乔·特纳自己“身高力壮，足以自己干活”却要“经常外出猎捕黑人……每次带回四十个男人。控制奴役他们七年？”为何特纳“自己回到家里与他的家人妻子团聚，却没有想过你也要回家和你的家人团聚？”j如此众多的“难以理解”强烈地刺激着卢米斯心灵深处——他困惑不已却无从解决。弗洛伊德认为，当“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k。创伤所产生的震惊冲击着卢米斯原本正常的心理结构，摧残着由文化和意义系统所支撑的、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原有意识体系和情感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创伤经验难以被卢米斯原本正常的心理机制吸收同化并产生相应的认知，因为由“东鳞西爪的记忆碎片”所组成的创伤记忆“无法构成认知”。由此，“受创者内心一直携带着一段难以言传、无法面对的历史，或者说，受创者自身已成为一段他们完全无力把握的历史症候”l，而历史症候的显现正是对他们曾经的历史遭遇的无言述说。舞台上的卢米斯在精神面貌上“给人一种被厄运所追逐或被‘恶魔般的’力量所攫取的印象”m。他原本正常的心理防御机制几近瓦解，尽管突然降临的灾难以及七年地狱般的劳役生涯已成过去，然而他依然生活在曾经奴役所遗留下的诸多问题的巨大阴影中。 卢米斯于1908年脱离特纳的控制之后，带着年幼的女儿佐尼雅踏上漫长的寻妻之旅。当他现身舞台出现在观众和他所投宿的客栈老板和房客面前时，他已在寻妻之旅中度过了近四年的光阴。从当初的灾难突发，到之后的奴役生涯，再到之后的寻妻之旅，从线性时间来看，获释后的卢米斯在历史的轨道上已步入属于自己的自由光阴，成了一个自由人。然而，舞台上的卢米斯让观众感受不到近四年的自由光阴在他的内心泛起过任何涟漪，不仅如此，其言行举止更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首先是他的着装。在骄阳似火的八月夏日，卢米斯自其出场伊始直至剧终，不仅头戴厚帽，且始终身穿一件不合时宜、又长又厚的破旧羊毛大衣，似乎对外界炎热的气温没有任何感知。其次是他的神情。用客栈老板塞斯的话来说，徘徊在“教堂门外鬼鬼祟祟”的卢米斯“眼神狂乱、面容卑琐”。最后，卢米斯说起自己身份时语无伦次、含混不清。他一会说自己是教堂执事，一会又说是农场农夫，难以说清自己是谁。而至于他所说的农场究竟是美国南方重建后实施的犯罪租借法案中的、被称作人间地狱的监狱农场，还是他和妻子玛莎所租种的家庭农场，在他的叙述中则一直处于悬而未决之状。
乔·特纳已经走了，自由早已来临，可是卢米斯为何没有呈现出与“自由”相一致的精神面貌、行为举止呢？威尔逊认为，“你现在自由了你要做什么，这是卢米斯要解决的问题。他说：‘我必须重新找回自己。’但是当他来到他原来居住地时，那儿的生活已經不复存在。他的妻子和女儿已不在那儿了”n。而自从1901年被乔·特纳逮走终日劳役以来，卢米斯一直盼望的就是能够早日回家见到妻子女儿。“七年来我一直盼望见到你的脸”，当剧终卢米斯最终找到已经十多年没见的妻子玛莎时说：“乔·特纳放了我……我只想看到你的脸以便知道世界还在那儿。确信一切都正常以便我自己能够重新恢复过来。我回到了家，而你却不见了。”o对于卢米斯而言，正是内心对于妻子女儿的企盼才使他在突然降临的灾难中坚强生存下来。然而，当他带着满心渴盼重新回到家门时，迎接他的却是妻子早已离家、下落不明的噩耗，看到的是年幼懵懂的女儿佐尼雅与外婆相依为命的悲苦景象。威尔逊说：“事实上，卢米斯对于‘家’那个地方而言已经是个局外人了。”p刚被释放回家的卢米斯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卢米斯了——身为创伤主体的他内心深处还处在突然被俘遭受漫长劳役而产生的认知困惑之中，众多的“难以理解”还在缠绕着他，使他无法再以创伤事件发生前的视角观看世界；而“家”也不再是他心目中那个原本完整温馨的“家”了——它早已四分五裂。“家”和“人”都已不复从前，彼此陌生。可是，这种痛彻心扉的“陌生”对于刚刚释放回家的卢米斯来说是难以预测的，一如当初他被特纳突然抓捕劳役之时。面对这个与他想象中 “美好温馨”场面有着天壤之别、早已分崩离析的“家”时，他那原本饱受创伤的心灵再次遭到突如其来的“最高强度的刺激”，仿佛他曾经遭受的奴役之苦尚不足够，他还要失去赖以生存的灵魂家园。
卡茹丝认为，“造成创伤的是突然的打击，它就像破坏身体完整的威胁一样，破坏了人在大脑中对时间的经验”q。在受创者中的心中，时间不再以线性方式前进发展，而是一再地循环往复。在创伤经验时常侵袭心灵之际，受创者的时间感知也被定格在灾难突发的那个时刻。过去将不再是过去，它与现在同在，并列同行。对于身心遭受重创的卢米斯而言，尽管他已成为“自由人”，然而，面对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彻底颠覆了的生活状态，这“自由”已然毫无意义。如果说此前卢米斯还能承受被俘奴役之痛，那么现在他根本无法承受妻离家破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曾经温馨幸福的家不仅是支撑他在非人奴役中坚强生存下来的精神动力，更是他那伤痕累累的心灵所渴盼的归宿之地。失去精神栖息之地后的“自由”只是一具没有任何内容的空壳，即使岁月流逝，他心灵中的时光依然停滞不前。所以，获释后的四年自由光阴对于依然跋涉在寻妻之途中的卢米斯而言是静止不动的，一如灾难突发后的精神在震惊与恐惧中所呈现的凝固状态。他那恍惚着魔似的面容、飘忽不定的情绪、突然喷发的怒火、让人奇怪的行为举止一一表明他依然“生活在一种难以结束的事件中。这个事件无法一直继续到它的完结，它没有结局，无法达到其终点。事实上……他一直深陷创伤事件及其之后的影响之中无法自拔”r。
对《乔》剧的几乎所有评论都把卢米斯在剧终时刻通过自我血祭的方式突然“站立起来”解读为他已从历史创伤中解脱出来，其精神创伤已然愈合。然而，如果卢米斯在剧终血祭之后站起来转身离去时耳边还能回想起女儿佐尼雅哭着哀求他不要将自己交给妈妈时的痛彻心扉的悲泣声时，他居然还能保持毫不动容的话，那么，连一份完整的父爱都难以付出的他，又怎么能够获得一个完整的自我和全部的身心自由呢？他一直所渴求的家庭幸福在他转身离去之时已轰然倒塌，他依然生活在他极力逃避的家庭离散的历史阴影中。由此，他的精神创伤的愈合又从何谈起？不仅如此，女儿佐尼雅也因他的主动离开将永远生活在父母分离、家庭破碎的精神创伤中。
卢米斯的女儿佐尼雅从其出生之后就一直经历着和父母亲人的不断分离：在她还是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时，父亲卢米斯就突然消失，她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分离——与父亲分离；之后在母亲玛莎为了寻求生活出路不得不弃家北上时，她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分离——与母亲分离；在懵懂之中与外祖母相伴成长到七岁左右，记忆中几无印象的父亲回家，带着她踏上寻找母亲的征程，她又开始了人生的第三次分离——与一直相依为伴的外祖母分离；在与父亲经过千辛万苦的将近四年的寻找最终见到母亲玛莎后，父亲卢米斯不顾她的哀哀哭泣，毅然决然地将她交付给母亲转身离去，因此她又开始了人生的第四次分离——再次与父亲分离。在佐尼雅年仅十一岁的生命过程中，与父母亲人的不断分离恰如卢米斯所遭受的接踵而至的灾难打击那样，一个接一个不断地向她袭来，每一次都是与自己的挚爱亲人相分离，她的世界是完全真实地被“一劈两半”，再也无法吻合。而在她即将步入少女时期，一直与她相依为命、她所挚爱的父亲不顾她宁愿不要长大也要和他待在一起、宁愿一直走在寻找母亲的途中永远也不要找到母亲的代价来换取和父亲待在一起的哀哭请求依然将她转交给母亲。辛尼卡·格兰特认为，“在佐尼雅的心里，她的少女时期将永远和她被自己所爱的第一个男人抛弃掉（这一事实）联系在一起”s。而在剧终当佐尼雅听到父亲让自己单独和母亲生活时，佐尼雅“惊恐地伸出双臂紧紧抱住卢米斯”——佐尼雅的这一动作毫无疑问地暗示了她的心理防御体系在不断经历与父母亲人相分离这种多次高强度的刺激下，早已伤痕累累。她所受到的伤害并不低于父亲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因为在弗洛伊德看来，“童年的创伤更加严重些，因为它们产生在心智发育不完整的时期，更易导致创伤”t，而这样的创伤经历往往会“导致人们在成年时期性格上具有的相似的固结和畸变”u。 然而，卢米斯不顾女儿的哀哭请求执意将她移交给母亲的重要理由却是为了使她“不致成长为一个性格失调的人”v。由此可见，饱受创伤之苦的卢米斯内心渴望的是女儿能够成长为一个心理健康之人，他所遭受的各种精神创伤不要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演。然而，当与父母亲人的离别之痛不断袭来、当“爱”的情感时时处于缺失状态时，佐尼雅怎么可能成长为一个心理健康之人？卢米斯渴望自己的创伤不要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演，然而，在他匆匆离去的脚步声中，家庭离散的伤痛再一次袭击到妻子玛莎和女儿佐尼雅身上。而且不同于他第一次被抓劳役所造成的家庭被迫离散之痛，这一次他的离去却是完全出于自愿。较之第一次的被迫分离给他带来的是对家的无尽思念和渴盼，这一次的自愿分离却是他对家的永远弃绝。因此，分离的伤痛将不仅仅深藏在他和妻子玛莎身为父母的这一代人内心深处，而且还会伴随着女儿佐尼雅的长大成人，永久地蛰伏在她的记忆深处。
由于卢米斯自我血祭站立起来之后转身离去这一戏剧行动是发生在该剧剧终时刻，因此，伴随着他匆匆离去的脚步声，家庭彻底破碎的余音不仅将永远地盘旋在妻子玛莎和女儿佐尼雅心头，而且也会随着剧终大幕的徐徐拉起萦绕在观众/读者心中。
通过将美国黑人民族的历史经历隐喻在卢米斯一家的生平遭际之中，威尔逊不仅形象再现了美国黑人祖先当初的奴役伤痛，而且还深刻揭示了奴隶制所遗留给美国黑人的可怕的精神创伤。在剧中卢米斯的女儿佐尼雅“明天，明天/ 明天永远不会来临”的歌声中，曾经的奴役伤痛、家庭离散之苦、不断的分离之痛不仅在人物心中难以散去，而且也弥散在见证了这些苦难的观众心中，久久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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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奥古斯特·威尔逊戏剧中的创伤书写研究（项目编号：Y201430566）”、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奥古斯特·威尔逊历史系列剧研究（项目编号：2014N006）”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地方合作项目（留金项[2018]10006）相关研究成果
作 者： 李燕，文学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