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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图书依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传承文明、发展文化的作用。然而，如何以读者受众的需求为核心，积极主动地为不同受众提供多元化的文史图书，却常常让出版者“为伊消得人憔悴”。
过去，我国不少爱书人“黄金散尽为收书”，所收者大半就是文史图书。当今之世，在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文史图书依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传承文明、发展文化的作用。然而，如何以读者受众的需求为核心，积极主动地为不同受众提供多元化的文史图书，却常常让出版者“为伊消得人憔悴”。笔者近年来主要从事文史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接触最多的便是文史图书的作者、读者和业界朋友，在这里想从三个方面谈谈这类图书的策划问题。
一、重与轻
无论古今中外，储存重大文明成果的商文典册都是需要特别精心策划推出的文史图书。这种图书对于读者有如至宝拱璧，一经口诵心惟，深刻体会，就会变成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当代命运的关键抉择，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以真实生动的历史事实，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思维逻辑，使读者更加珍惜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加坚定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叶永烈的《邓小平改变中国》，则通过记录1978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展示了思想解放的艰难经历，凸显了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和丰功伟绩。中国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影响深远，让人们记住这段峥嵘岁月的图书，也必将感动和鼓舞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在全球化的时代，弘扬传统文化，并且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史图书也非常重要。苏叔阳著的《中国读本》问世后3年间，就在中国发行了1000万册。接着，此书向国外推介，不到3年就以11种文字版本在世界各地畅销。
上述的文史图书，确有不少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非常高的，有些(如《中国读本》)还创了发行的天量。然而毋庸讳言，很多学术性强、部头大的文史图书，销路非常有限。
另一种情况是，最近几年，一些轻松易读的文史读物走红图书市场，备受读者青睐，如《明朝那些事儿》、《流血的仕途》、《如果这是宋史》、《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等等，这对于向广大读者普及文史知识大有裨益。从出版的角度上讲，这类图书的走俏是很有意义的。
由此可见，文史图书的出版普遍存在着“重”与“轻”的关系。相对于那些内容严谨、学术性强、部头大的图书而言，《明朝那些事儿》、《流血的仕途》之类的图书，反而显得“轻”了。它们的“轻”在于其学术性不强，也没有厚重的内容。然而，正是它们轻得活泼、轻得生动，因此，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明朝那些事儿》等书的惊人销量，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重”指的是学术内涵，是文化积淀，是品牌；“轻”则指的是普及，是销量，是生存。一味地求“重”，只推出一些“小众”读物，无疑会影响生存发展；而过于求“轻”，仅仅是推出一些好读而不厚重的闲书甚至粗制滥造的烂书，则是文化积累和出版意义上的缺失。
当然，如果一本书能做到“轻”与“重”并举，那是再好不过的。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就属于这样的作品——它有作者身为著名历史学家学养意蕴的“重”，又有写作手法上如春风扶柳的“轻”，再冷峻的史事都被他点化得“吹面不寒”，耐人寻味，是一部难能可贵的历史读物。
“轻”也还可以表现在图书的包装形式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叔同说佛》就包装得很好。李叔同的文字并不好读，并且，作者本人是一代高僧，要领略他的作品的境界，是要花大功夫的。然而，《李叔同说佛》的编辑把这本书包装成轻松可人的读物。在书中，除根据内容配上合适的图片之外，又恰当地配上李叔同的书法。这本书的包装，把书的内容由“重”变“轻”给人以“悦目爽心、平易近人”的感觉。
二、新与旧
“新”的范围很广——除了新的选题、内容、角度、创意之外，还包括新的编排、装帧、封面设计等等。被英国《书商》(The Bookseller)杂志誉为“英国最重要的出版人，最有创意、最富冒险精神，也最有新闻价值”的汤姆-麦奇勒，其组稿活动可谓遍及欧洲和美洲，同时，他又有着对新作者和他们的新作品的精准判断力。多位文学大师在还没有“发达”之前他已经和他们结为好友。他认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时候，马尔克斯还“是个没有名气的哥伦比亚人”。而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则是他加入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后经手的第一本小说，当时作者还未出名。毫无疑问，出新，始终是一个编辑、一个出版人的追求。
然而，在出新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有益的旧作。怀旧，也是出版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上个世纪初80年代读大学的文科学子，很少有不知道《走向世界丛书》的。这套由出版家钟叔河先生策划的书，收录了1911年以前国人在欧美和日本的游历。包括旅行记、日记、叙述诗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其中有：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及其他》、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等等。在一般的出版者看来，这些作品已经“过时”了，没有出版价值了。可是，钟叔河先生“眼光普照”(钱钟书语)，经由他的整理和发掘，使读者看到了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心路历程。他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感悟，给当时的国人提供了了解世界的窗口——这套书初版之时，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不也面对着一个重新“走向世界”的问题吗?《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在当时的出版界、文化界以及广大读者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李一氓先生说它是“出版界的巨大业绩”。众多著名作家、学者、出版家如钱钟书、萧乾、陈原等人，都撰文对这套书的出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由此可见，有意义的旧作也是很有出版价值的。2003年海南出版社推出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3年美国社会实录》，这部由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威廉·曼彻斯特撰写的作品可谓传记文学的经典，1978年8月曾由商务印书馆“内部发行”，1988年再版。有评论认为“它的面世在当时及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曾在中国读者中引起过较大反响……被人誉为传媒人的必读书。”可是，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本书被出版者给遗忘了。海南出版社的再版本甫一推出，就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轰动效应。
每隔十年，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读者群。现在的读者，对十年前的出版物也许不甚了解，因此编辑就有必要告诉他们，十年前曾经有过哪些好的作品在图书市场上出现。虽然读者的口味不同了，但是好的作品总会有重新出版的价值。
三、喧嚣与寂寞
中国的出版历史已有三千多年，而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则使中国的出版进入最繁荣的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有代表性的文史读物如《万历十五年》、《第三帝国的兴亡》、《傅雷家书》、《释梦》、《第三次浪潮》、《庐山会议实录》、《美的历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顾准文集》、《百年孤独》、《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丑陋的中国人》、《围城》、《随想录》、《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等，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都极其广泛而深刻。
有些文史读物则是凭借某种特殊的机缘而喧嚣一时。例如，去年，随着电影《梅兰芳》的热映，图书市场上与之相关的书籍也被迅速带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数十种“梅兰芳”题材的图书出版，而有些品种则是刚推出就售罄。许多过去出版而销路不畅的相关书籍也乘势奋起，“风风火火闯九州”。
由于“求新”的工作要求，作为编辑，总会对“热点”十分关注。然而，对于策划编辑而言，则不能一味地跟着别人“喧嚣”，有些跟风图书的不良影响尤其值得反思。在“寂寞”的、不被别人注意到的角落，是不是有可以被发掘的东西。很多优秀的图书，是在为人们所忽视的角落里被挖掘出来的。比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顾准文集》就引发知识界的热烈讨论。此前，绝大多数的读者并不知道顾准的名字，然而，《顾准文集》让读者认识到这位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学术价值与精神品质。这本书的出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叫好又叫座”。
这里举一个关于个人编辑《亚洲史》一书的例子。按历史书的对象的区域范围来说，欧洲受关注的程度要比其他区域大一些。在图书市场上，关于欧洲的图书比比皆是，显得很“喧嚣”。相关的著述琳琅满目，这方面的出版资源就非常丰富。
海南出版社在2000年推出的一本《欧洲史》很受读者欢迎，销量可观。可是，在推出《欧洲史》外，就没有人再关注其他洲了。笔者引进推出《亚洲史》时，在图书市场上关于亚洲的读物并不多——尤其是普及性读物，可见，出版一本《亚洲史》极为必要。果然，几年来，这本书还是给许多读者留下了印象，它的出版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此后，笔者还编辑推出了《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等等。
作为编辑，不断地追逐“喧嚣”，不断地去关注热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妨花一些时间、精力去注意一下那些“寂寞”的角落，看看那些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能不能打造出一些“喧嚣”的出版物来。
过去，我国不少爱书人“黄金散尽为收书”，所收者大半就是文史图书。当今之世，在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文史图书依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传承文明、发展文化的作用。然而，如何以读者受众的需求为核心，积极主动地为不同受众提供多元化的文史图书，却常常让出版者“为伊消得人憔悴”。笔者近年来主要从事文史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接触最多的便是文史图书的作者、读者和业界朋友，在这里想从三个方面谈谈这类图书的策划问题。
一、重与轻
无论古今中外，储存重大文明成果的商文典册都是需要特别精心策划推出的文史图书。这种图书对于读者有如至宝拱璧，一经口诵心惟，深刻体会，就会变成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当代命运的关键抉择，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以真实生动的历史事实，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思维逻辑，使读者更加珍惜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加坚定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叶永烈的《邓小平改变中国》，则通过记录1978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展示了思想解放的艰难经历，凸显了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和丰功伟绩。中国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影响深远，让人们记住这段峥嵘岁月的图书，也必将感动和鼓舞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在全球化的时代，弘扬传统文化，并且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史图书也非常重要。苏叔阳著的《中国读本》问世后3年间，就在中国发行了1000万册。接着，此书向国外推介，不到3年就以11种文字版本在世界各地畅销。
上述的文史图书，确有不少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非常高的，有些(如《中国读本》)还创了发行的天量。然而毋庸讳言，很多学术性强、部头大的文史图书，销路非常有限。
另一种情况是，最近几年，一些轻松易读的文史读物走红图书市场，备受读者青睐，如《明朝那些事儿》、《流血的仕途》、《如果这是宋史》、《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等等，这对于向广大读者普及文史知识大有裨益。从出版的角度上讲，这类图书的走俏是很有意义的。
由此可见，文史图书的出版普遍存在着“重”与“轻”的关系。相对于那些内容严谨、学术性强、部头大的图书而言，《明朝那些事儿》、《流血的仕途》之类的图书，反而显得“轻”了。它们的“轻”在于其学术性不强，也没有厚重的内容。然而，正是它们轻得活泼、轻得生动，因此，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明朝那些事儿》等书的惊人销量，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重”指的是学术内涵，是文化积淀，是品牌；“轻”则指的是普及，是销量，是生存。一味地求“重”，只推出一些“小众”读物，无疑会影响生存发展；而过于求“轻”，仅仅是推出一些好读而不厚重的闲书甚至粗制滥造的烂书，则是文化积累和出版意义上的缺失。
当然，如果一本书能做到“轻”与“重”并举，那是再好不过的。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就属于这样的作品——它有作者身为著名历史学家学养意蕴的“重”，又有写作手法上如春风扶柳的“轻”，再冷峻的史事都被他点化得“吹面不寒”，耐人寻味，是一部难能可贵的历史读物。
“轻”也还可以表现在图书的包装形式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叔同说佛》就包装得很好。李叔同的文字并不好读，并且，作者本人是一代高僧，要领略他的作品的境界，是要花大功夫的。然而，《李叔同说佛》的编辑把这本书包装成轻松可人的读物。在书中，除根据内容配上合适的图片之外，又恰当地配上李叔同的书法。这本书的包装，把书的内容由“重”变“轻”给人以“悦目爽心、平易近人”的感觉。
二、新与旧
“新”的范围很广——除了新的选题、内容、角度、创意之外，还包括新的编排、装帧、封面设计等等。被英国《书商》(The Bookseller)杂志誉为“英国最重要的出版人，最有创意、最富冒险精神，也最有新闻价值”的汤姆-麦奇勒，其组稿活动可谓遍及欧洲和美洲，同时，他又有着对新作者和他们的新作品的精准判断力。多位文学大师在还没有“发达”之前他已经和他们结为好友。他认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时候，马尔克斯还“是个没有名气的哥伦比亚人”。而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则是他加入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后经手的第一本小说，当时作者还未出名。毫无疑问，出新，始终是一个编辑、一个出版人的追求。
然而，在出新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有益的旧作。怀旧，也是出版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上个世纪初80年代读大学的文科学子，很少有不知道《走向世界丛书》的。这套由出版家钟叔河先生策划的书，收录了1911年以前国人在欧美和日本的游历。包括旅行记、日记、叙述诗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其中有：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及其他》、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等等。在一般的出版者看来，这些作品已经“过时”了，没有出版价值了。可是，钟叔河先生“眼光普照”(钱钟书语)，经由他的整理和发掘，使读者看到了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心路历程。他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感悟，给当时的国人提供了了解世界的窗口——这套书初版之时，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不也面对着一个重新“走向世界”的问题吗?《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在当时的出版界、文化界以及广大读者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李一氓先生说它是“出版界的巨大业绩”。众多著名作家、学者、出版家如钱钟书、萧乾、陈原等人，都撰文对这套书的出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由此可见，有意义的旧作也是很有出版价值的。2003年海南出版社推出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3年美国社会实录》，这部由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威廉·曼彻斯特撰写的作品可谓传记文学的经典，1978年8月曾由商务印书馆“内部发行”，1988年再版。有评论认为“它的面世在当时及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曾在中国读者中引起过较大反响……被人誉为传媒人的必读书。”可是，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本书被出版者给遗忘了。海南出版社的再版本甫一推出，就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轰动效应。
每隔十年，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读者群。现在的读者，对十年前的出版物也许不甚了解，因此编辑就有必要告诉他们，十年前曾经有过哪些好的作品在图书市场上出现。虽然读者的口味不同了，但是好的作品总会有重新出版的价值。
三、喧嚣与寂寞
中国的出版历史已有三千多年，而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则使中国的出版进入最繁荣的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有代表性的文史读物如《万历十五年》、《第三帝国的兴亡》、《傅雷家书》、《释梦》、《第三次浪潮》、《庐山会议实录》、《美的历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顾准文集》、《百年孤独》、《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丑陋的中国人》、《围城》、《随想录》、《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等，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都极其广泛而深刻。
有些文史读物则是凭借某种特殊的机缘而喧嚣一时。例如，去年，随着电影《梅兰芳》的热映，图书市场上与之相关的书籍也被迅速带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数十种“梅兰芳”题材的图书出版，而有些品种则是刚推出就售罄。许多过去出版而销路不畅的相关书籍也乘势奋起，“风风火火闯九州”。
由于“求新”的工作要求，作为编辑，总会对“热点”十分关注。然而，对于策划编辑而言，则不能一味地跟着别人“喧嚣”，有些跟风图书的不良影响尤其值得反思。在“寂寞”的、不被别人注意到的角落，是不是有可以被发掘的东西。很多优秀的图书，是在为人们所忽视的角落里被挖掘出来的。比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顾准文集》就引发知识界的热烈讨论。此前，绝大多数的读者并不知道顾准的名字，然而，《顾准文集》让读者认识到这位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学术价值与精神品质。这本书的出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叫好又叫座”。
这里举一个关于个人编辑《亚洲史》一书的例子。按历史书的对象的区域范围来说，欧洲受关注的程度要比其他区域大一些。在图书市场上，关于欧洲的图书比比皆是，显得很“喧嚣”。相关的著述琳琅满目，这方面的出版资源就非常丰富。
海南出版社在2000年推出的一本《欧洲史》很受读者欢迎，销量可观。可是，在推出《欧洲史》外，就没有人再关注其他洲了。笔者引进推出《亚洲史》时，在图书市场上关于亚洲的读物并不多——尤其是普及性读物，可见，出版一本《亚洲史》极为必要。果然，几年来，这本书还是给许多读者留下了印象，它的出版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此后，笔者还编辑推出了《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等等。
作为编辑，不断地追逐“喧嚣”，不断地去关注热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妨花一些时间、精力去注意一下那些“寂寞”的角落，看看那些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能不能打造出一些“喧嚣”的出版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