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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率来了,银行风声鹤唳。企业资金链一旦出现问题,银行的普遍做法是催贷、抽贷、压贷。
企业、银行各执一词
以天煜建设互保危机案为例:天煜建设今年1月初资金链开始出问题,第一层担保圈被收贷发生在3月初,第二层担保圈被收贷发生在3月中旬,第三层担保圈被收贷则是4月初。
“现在的银行已成惊弓之鸟,听风就是雨,我们明明在正常经营,银行却传出来消息,说我们宣布破产了,赶紧追过来。”邹晓东认为,若不是银行谨慎过度,本就经营良好的R公司再撑个半年就能缓过来了。
在企业看来,他们的难关主要来自银行的抽、压贷。这种压力沿着庞大的互保、联保网络蔓延,引发了大面积的企业资金链危机。
为了收回贷款,银行无所不用其极。
“有的银行骗企业说,你把钱还了,我一定会贷给你,甚至有的把借款协议书都写好放在桌上了,企业哪能不相信?结果千凑万凑,把高利贷借来还了,钱不贷给他了。企业心都寒了,所有企业都不敢还钱,傻瓜才去还钱。”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事情因此变得越来越糟。
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恶性循环:不良率上升,银行不愿贷,企业不愿还,不良率继续上升。
银行的明哲保身引来诸多非议。周德文甚至认为,正是银行毫无预警的抽、压贷,加速了企业的死亡和担保危机的蔓延。
浙江省高院的数据显示,因为企业担保链危机的出现,金融纠纷案件明显激增,仅以温州为例,金融纠纷案同比增加了209%。在诸多案例中,银行均以原告出现。
但某商业银行浙江地方支行行长陈磊站在银行的角度认为,银行也是企业,有自己的考核制度,也有自己的不良资产率控制。“有些企业倒掉确实很可惜,但银行也爱莫能助。”
“我们知道一些老板欠银行一屁股债,但他个人或家庭有几十套房产,还有好多台名车,别墅照住、宝马照开,甚至把财产转移到国外,银行一点办法也没有。”
公开报道显示,大多数跑路的老板在跑路之前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财产转移。
前述那位隔洋向银行喊话的跑路企业主转移财产后在国外与家人团聚,静观事态发展。全部烂摊子留给国内的银行、政府以及互保链上的企业。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不良率出现,陈磊他们的贷款条件中开始增加了一条,法人的个人资产也必须与企业一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这一规定出来,老板们跑得更快。“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生出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周德文认为,这是更大的危机。
立足全局考虑,政府努力制止这场危机的蔓延。
浙江省政府召开会议,建议“尽快建立专案小组受理危机企业的报告,帮组企业渡过难关”。浙江省人大及多个政府部门先后发出预警,建议对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潜在风险给予高度关注,并加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资金链、担保链进行风险监测与排查。
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成立应急专项资金,用于缓解企业转贷时的资金周转困难。问题企业先用政府的钱给银行还贷以后,银行兑现放贷承诺。
地方政府试图努力协调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但银行未必听政府的。
“如果区域内的政府本身对我们银行有支持,同时我们肯定,这个企业能救活,也会尊重政府的要求,不抽贷不压贷,但很多时候,这个企业不仅仅是区域内的贷款,其他地方也有贷款,政府就很难做工作。”陈磊说,这种情况下,银行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就难以避免了。“例如通常会说,我批了,但总行不批啊。”
危机根源:过度信贷惹的祸
追根溯源,造成如今这种局面,周德文认为,银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放出海量的贷款。彼时,银行考虑的是市场占有的份额,于是鼓励企业借贷。但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缺乏抵押物,为了能增加贷款规模,银行积极主动促成企业之间的互保和联保,造成企业互保联保贷出的资金占比激增。而且,审核相当宽松。
温州一家鞋业企业老板王胜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家年销售收入不足2000万的企业,银行却跟他说销售额超过1亿,让他们建立互保关系,结果,现在对方资金链断裂跑路了,银行逼着他还款。
他自身的企业原本是经营良好的,但如果要还掉这将近3000万的互保债务,很可能要陷入困境。
王胜建认为,互保、联保等担保制度本身并不是主要问题,真正的危险是超过自身能力的过度借贷,造成了虚假繁荣。
温州的问题尤其严重,一些企业,资产不过四五千万,却因为参与了多家银行的互保贷款项目,最后却拿到了数亿贷款。“企业的负债率太高了,利润根本不够付利息,倒掉是必然的。”
还有一些企业通过设立关联公司互保、联保套取贷款。例如,去年负债20多亿倒下的宁波高新区七鑫旗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有21家,在保证担保的5.28亿债权中,关联企业的互保联保占到了4.49亿元。
受天煜建设担保危机所累的虎牌集团掌门人虞成华后来反思说:“事实上,我们只知道与荣事集团有互保关系,但荣事集团与嘉逸集团、嘉逸集团与天煜建设的互保关系,我们根本不知道,更无从知道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
海量的贷款从银行出来,并不全部流向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或转型升级,而是大部分流向了地产、矿产、期货以及高利贷市场等获利更高的投机领域。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撰写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调查报告》显示,温州1100亿民间借贷的总盘子中,仅有35%用于实业经营,其他都用于投机。而根据民间的估算,投机的比例或许还要更高。
当经济形势发生逆转,国家政策突然转向,银行银根紧缩,企业几乎一夜之间陷入困境。事实上,最先倒闭的那些企业往往因为高利贷或房地产所累。
所有这些因素的叠加为互保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王胜建的孩子明年就要大学毕业,他决定让孩子去考公务员,不再做企业了。他说,“老板的信心都没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磊、邹晓东、王胜建系化名)
温州今年年底形势更严峻
互保引发的危机,在草根经济最发达的温州表现得最为典型。
今年10月,温州滨江大道上的高端消费场所惨淡经营。自去年下半年始,温州的高端娱乐场所已经少有人问津。与此同时,温州新建的商品房比最高价时下跌近了40%。
这个曾经创造了经济领域诸多传奇的明星城市,如今陷入了罕见的困境:上半年,温州的GDP总量跌出浙江前三,增速位列全省11市之末。8月末,温州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上升至3%,连续12个月上升,创下10年来的新高,亦为浙江省最高。
去年末,这个城市刚刚经历了疯狂的高利贷危机,但如今这场正在蔓延的企业互保、联保危机,对温州经济的打击或将比去年末的高利贷危机更为沉重。它的致命之处在于,一些原本经营良好的优质企业也被拖垮。
浙江省人大财经委6月的调研发现,作为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温州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今年已经停产140家,产值同比下降的有2276家,占比近57%。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预料到的最坏结果是,互保危机将继续向更多的企业蔓延,进一步影响温州经济的基本面。“年底的还贷高峰期到来,将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去年资金紧张的时候,还可以去民间借点钱,但今年的民间借贷也全面萎缩了,谁也不敢放贷。”
从逻辑上看,高利贷危机造成的个体企业资金链断裂死亡,点燃了互保危机的导火索,使得企业隐性的互保风险迅速地、无边地蔓延。之后,银行惜贷,民间惜贷,企业断“血”死亡。地上与地下金融一起合谋了这场危机。
去年末,在高利贷危机爆发的时候,温州市政府拿出了10个亿建立应急转贷基金。一年后,温州市政府再拿出10个亿。如今,一共20个亿的应急转贷基金专门用于中小企业的转贷。“政府支持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可见形势之严峻。”周德文感到担忧的是,除此之外,政府基本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
企业、银行各执一词
以天煜建设互保危机案为例:天煜建设今年1月初资金链开始出问题,第一层担保圈被收贷发生在3月初,第二层担保圈被收贷发生在3月中旬,第三层担保圈被收贷则是4月初。
“现在的银行已成惊弓之鸟,听风就是雨,我们明明在正常经营,银行却传出来消息,说我们宣布破产了,赶紧追过来。”邹晓东认为,若不是银行谨慎过度,本就经营良好的R公司再撑个半年就能缓过来了。
在企业看来,他们的难关主要来自银行的抽、压贷。这种压力沿着庞大的互保、联保网络蔓延,引发了大面积的企业资金链危机。
为了收回贷款,银行无所不用其极。
“有的银行骗企业说,你把钱还了,我一定会贷给你,甚至有的把借款协议书都写好放在桌上了,企业哪能不相信?结果千凑万凑,把高利贷借来还了,钱不贷给他了。企业心都寒了,所有企业都不敢还钱,傻瓜才去还钱。”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事情因此变得越来越糟。
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恶性循环:不良率上升,银行不愿贷,企业不愿还,不良率继续上升。
银行的明哲保身引来诸多非议。周德文甚至认为,正是银行毫无预警的抽、压贷,加速了企业的死亡和担保危机的蔓延。
浙江省高院的数据显示,因为企业担保链危机的出现,金融纠纷案件明显激增,仅以温州为例,金融纠纷案同比增加了209%。在诸多案例中,银行均以原告出现。
但某商业银行浙江地方支行行长陈磊站在银行的角度认为,银行也是企业,有自己的考核制度,也有自己的不良资产率控制。“有些企业倒掉确实很可惜,但银行也爱莫能助。”
“我们知道一些老板欠银行一屁股债,但他个人或家庭有几十套房产,还有好多台名车,别墅照住、宝马照开,甚至把财产转移到国外,银行一点办法也没有。”
公开报道显示,大多数跑路的老板在跑路之前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财产转移。
前述那位隔洋向银行喊话的跑路企业主转移财产后在国外与家人团聚,静观事态发展。全部烂摊子留给国内的银行、政府以及互保链上的企业。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不良率出现,陈磊他们的贷款条件中开始增加了一条,法人的个人资产也必须与企业一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这一规定出来,老板们跑得更快。“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生出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周德文认为,这是更大的危机。
立足全局考虑,政府努力制止这场危机的蔓延。
浙江省政府召开会议,建议“尽快建立专案小组受理危机企业的报告,帮组企业渡过难关”。浙江省人大及多个政府部门先后发出预警,建议对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潜在风险给予高度关注,并加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资金链、担保链进行风险监测与排查。
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成立应急专项资金,用于缓解企业转贷时的资金周转困难。问题企业先用政府的钱给银行还贷以后,银行兑现放贷承诺。
地方政府试图努力协调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但银行未必听政府的。
“如果区域内的政府本身对我们银行有支持,同时我们肯定,这个企业能救活,也会尊重政府的要求,不抽贷不压贷,但很多时候,这个企业不仅仅是区域内的贷款,其他地方也有贷款,政府就很难做工作。”陈磊说,这种情况下,银行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就难以避免了。“例如通常会说,我批了,但总行不批啊。”
危机根源:过度信贷惹的祸
追根溯源,造成如今这种局面,周德文认为,银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放出海量的贷款。彼时,银行考虑的是市场占有的份额,于是鼓励企业借贷。但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缺乏抵押物,为了能增加贷款规模,银行积极主动促成企业之间的互保和联保,造成企业互保联保贷出的资金占比激增。而且,审核相当宽松。
温州一家鞋业企业老板王胜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家年销售收入不足2000万的企业,银行却跟他说销售额超过1亿,让他们建立互保关系,结果,现在对方资金链断裂跑路了,银行逼着他还款。
他自身的企业原本是经营良好的,但如果要还掉这将近3000万的互保债务,很可能要陷入困境。
王胜建认为,互保、联保等担保制度本身并不是主要问题,真正的危险是超过自身能力的过度借贷,造成了虚假繁荣。
温州的问题尤其严重,一些企业,资产不过四五千万,却因为参与了多家银行的互保贷款项目,最后却拿到了数亿贷款。“企业的负债率太高了,利润根本不够付利息,倒掉是必然的。”
还有一些企业通过设立关联公司互保、联保套取贷款。例如,去年负债20多亿倒下的宁波高新区七鑫旗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有21家,在保证担保的5.28亿债权中,关联企业的互保联保占到了4.49亿元。
受天煜建设担保危机所累的虎牌集团掌门人虞成华后来反思说:“事实上,我们只知道与荣事集团有互保关系,但荣事集团与嘉逸集团、嘉逸集团与天煜建设的互保关系,我们根本不知道,更无从知道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
海量的贷款从银行出来,并不全部流向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或转型升级,而是大部分流向了地产、矿产、期货以及高利贷市场等获利更高的投机领域。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撰写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调查报告》显示,温州1100亿民间借贷的总盘子中,仅有35%用于实业经营,其他都用于投机。而根据民间的估算,投机的比例或许还要更高。
当经济形势发生逆转,国家政策突然转向,银行银根紧缩,企业几乎一夜之间陷入困境。事实上,最先倒闭的那些企业往往因为高利贷或房地产所累。
所有这些因素的叠加为互保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王胜建的孩子明年就要大学毕业,他决定让孩子去考公务员,不再做企业了。他说,“老板的信心都没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磊、邹晓东、王胜建系化名)
温州今年年底形势更严峻
互保引发的危机,在草根经济最发达的温州表现得最为典型。
今年10月,温州滨江大道上的高端消费场所惨淡经营。自去年下半年始,温州的高端娱乐场所已经少有人问津。与此同时,温州新建的商品房比最高价时下跌近了40%。
这个曾经创造了经济领域诸多传奇的明星城市,如今陷入了罕见的困境:上半年,温州的GDP总量跌出浙江前三,增速位列全省11市之末。8月末,温州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上升至3%,连续12个月上升,创下10年来的新高,亦为浙江省最高。
去年末,这个城市刚刚经历了疯狂的高利贷危机,但如今这场正在蔓延的企业互保、联保危机,对温州经济的打击或将比去年末的高利贷危机更为沉重。它的致命之处在于,一些原本经营良好的优质企业也被拖垮。
浙江省人大财经委6月的调研发现,作为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温州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今年已经停产140家,产值同比下降的有2276家,占比近57%。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预料到的最坏结果是,互保危机将继续向更多的企业蔓延,进一步影响温州经济的基本面。“年底的还贷高峰期到来,将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去年资金紧张的时候,还可以去民间借点钱,但今年的民间借贷也全面萎缩了,谁也不敢放贷。”
从逻辑上看,高利贷危机造成的个体企业资金链断裂死亡,点燃了互保危机的导火索,使得企业隐性的互保风险迅速地、无边地蔓延。之后,银行惜贷,民间惜贷,企业断“血”死亡。地上与地下金融一起合谋了这场危机。
去年末,在高利贷危机爆发的时候,温州市政府拿出了10个亿建立应急转贷基金。一年后,温州市政府再拿出10个亿。如今,一共20个亿的应急转贷基金专门用于中小企业的转贷。“政府支持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可见形势之严峻。”周德文感到担忧的是,除此之外,政府基本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