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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0日,昆明,滇池,习近平总书记察看保护治理情况。他强调,我们不能吃子孙饭,要造福人类。
5年前那次云南考察,习近平也特别提到了滇池治污。
时间再前推到2008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也曾到滇池治污工程考察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总书记关心的这座高原湖泊,究竟经历了什么?
2020年,正是滇池保护治理“三年攻坚战”最后一年。即使从遥远的太空,也可以看到这座330平方公里高原湖泊的巨变。
2018年、2019年,滇池全湖水质总体保持IV类,2020年滇池水质稳定达到Ⅳ类的治理目标有望实现,水体富营养化困境也在缓解。
从人进湖退、围湖造田,到退耕还湖、退耕还林,滇池治理反映了中国人认知自然、了解自然的过程。
每年5月是滇池水华开始爆发的时间。通过卫星多光谱数据可见,2013年5月、2017年5月、2019年5月,污染最严重的滇池北侧湖面,疑似为水华的区域明显缩减。
高原隆起,断层陷落,古滇池现身。
人类围滇池而居的历史,约等于人进湖退的过程。考古线索和历史资料证明,先民最早居住在滇池东南的晋宁,随着湖面不断下降而北移。专家估计,到隋唐时期滇池湖面仍然超过500平方公里。彼时滇池北端仍是大片沼泽,可能就是后来“草海”的由来。到了明代,湖面收缩至400平方公里以下。
滇池在历经300多万年之后进入衰老期,水面缩小的同时,水深也从诞生期的近100米降低到如今的大约5米。
但这座“在温和的气候中成长起来的温和的湖泊”依然是昆明的母亲湖,“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碧波浪影,风物水产,滋养着城与人。
人们大规模向滇池“进军”,起自1969年。据《滇池水利志》记载,为了“向滇池要粮”,1969年到1978年间围湖造田约34950亩,滇池面积缩小23.3平方公里。
高原湖泊原本就生态脆弱,围湖垦殖破坏了自我修复的“重要器官”湖滨湿地,滇池的“免疫系统”渐趋崩溃。
昆明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昆明市滇池管理局负责人这样回顾滇池环境恶化的过程:上世纪50年代以前滇池水质还多为Ⅰ-Ⅱ类,此后随着北部森林遭大量砍伐,以及围湖造田,缩减了滇池水域和湖滨湿地,滇池水质下降为Ⅲ类。
到80年代,随着磷化工、冶炼、印染等企业的大量出现,以造纸、电镀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同时,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旱厕变水冲厕、衣物手洗变机洗,用水量迅速增加,水资源过度开发,挤占了滇池生态用水。另一方面农田从施农家肥改施化肥,大量污染物进入滇池,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草海、外海水质分别下降为Ⅴ类、Ⅳ类。
上世纪90年代,滇池水体黑臭,水葫芦疯长,蓝藻水华如绿油漆,成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
云南诗人于坚写道:“世界竟然如此荒诞,我们活着,滇池死去!”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城镇扩张、建筑猛增,从工业、农业、商业到住宅,环滇池区域的建设不仅对湖水索取增加,排放也不断增长,大大超过了滇池的容纳能力。
“九五”时期开始,滇池被列为全国重点治理湖泊,治理投入不断增加。据地方媒体报道,1996年到2015年,滇池治理共计完成投资510亿元左右。
但是滇池的大部分水质仍属劣V类。这主要是因为滇池的污染存量巨大,入湖的总氮、总磷等关键指标仍然超过水环境承载能力。
从1998年到2013年,整个滇池流域的城镇人口从117万人增加到375万人,GDP从12.95亿元增长到2322亿元,城镇建成区面积也增加了229平方公里,增长1.6倍。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治理跟不上污染,滇池因一次又一次水华大爆发进入公众视野。
生态环境损害容易治理恢复难,滇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滇池治理艰难爬坡。人口还在增长,经济仍需发展,而滇池的水质终于在慢慢改善。
滇池水质改善背后,是滇池流域环湖截污和外流域调水等六大工程,是全面深化河长制、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施“一河一策”水质提升方案等一系列行动。自2017年起,滇池探索建立并全面推行滇池流域河道生态补偿,“谁达标、谁受益;谁超标、谁补偿”。
位于滇池东岸的呈贡区沿湖地区,在拆除了大量农业设施后建成捞鱼河等湿地公园。
滇池周边一度分布着60多万亩田地、10多万头牲畜,农村面源污染曾占滇池污染总负荷的40%。据媒体报道,十余年前,滇池流域是中国化肥使用最多的地区之一,年使用量3.9万吨,平均每公顷达981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超出723公斤。
在全球范围内,农村面源污染都是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由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带来的磷氮超标,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通过退耕还湖、退耕还林,滇池边建起27个大大小小的湿地公园,它们成为滇池之“肺”,对水质恢复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块6.2万平方米的绿色,之前是有214户、517人的龙门村。龙门湿地建设共投入1.2亿元,是昆明最早建成的湿地公园。
滇池环湖生态修复与建设的关键举措是“四退三还一护”,即通过退塘、退田、退人、退房,实现还湖、还林、还湿地、护水的生态建设,其实施范围原则上为滇池保护界桩外延100米以内区域(如遇环湖公路在界桩外延100米范围内的,以环湖公路为界限)的环湖生态修复核心区,约 33.3平方公里。
龙门村是滇池东西交通的渡口之一,村民世代居住于此,既受滇池滋养,也目睹过挖山填湖的景象。如今他们已经搬入移民新村,只留下探入滇池的新码头,静待渡船到来。
湖进人退,难免慨叹沧桑。
此次习近平总书记到访的星海半岛滨湖生态湿地,位于盘龙江注入滇池的入湖口,规划面积上千亩,4年前开工建设。在环绕滇池的诸多湿地公园中,这个公园不大但却精致,芦苇、菖蒲丛生,栈道蜿蜒,水波清透。这里曾有3个湖边村庄。从2008年和2019年的卫星图对比可见,紧贴湖水的大棚和农田已变为公园绿地。
位于滇池西南角的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是滇池面积最大的湿地,总面积1220公顷,共分布有植物226种,脊椎动物168种,其中鱼类21种、两栖爬行类20种、鸟类127种,是滇池湖滨野生动植物品种和数量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
整块湿地库塘容积约40万立方米,每日进入湿地的水量约15万方,在湿地内净化时间约为6天。
滇池治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经过多年来持续攻坚,水质终有逆转。
滇池西岸“四退三还一护”区域,曾经的建筑、种植设施都已成为林地。专家说,滇池治理的巨大投入,是在为历史还债。
几十年间人进湖退、湖退人进,来路曲折,人们开始懂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自1991年昆明第一水质净化厂建成并投入运营,近30年间,滇池流域内水质净化厂已建成27座,从各个方向遏制污染排放,日处理规模为216万立方米。
滇池治理,是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从2008年到2018年,23个包括滇池在内的重点湖(库)环境问题得到极大改善:劣Ⅴ类数量大大减少,Ⅰ、Ⅱ、Ⅲ类占比超过半数。
在富营养监测中,随着滇池水环境的改善,重度富营养情况消失,中度富营养情况也明显减少。
生态文明建設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也正是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
15年后的2035年,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将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而到本世纪中叶,美丽中国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滇池冬日,生机勃勃,春天可期。
(摘自微信公众号“新华社”。本文卫星图来自高分、Sentinel、Landsat、WorldView和GeoEye)
5年前那次云南考察,习近平也特别提到了滇池治污。
时间再前推到2008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也曾到滇池治污工程考察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总书记关心的这座高原湖泊,究竟经历了什么?
2020年,正是滇池保护治理“三年攻坚战”最后一年。即使从遥远的太空,也可以看到这座330平方公里高原湖泊的巨变。
2018年、2019年,滇池全湖水质总体保持IV类,2020年滇池水质稳定达到Ⅳ类的治理目标有望实现,水体富营养化困境也在缓解。
从人进湖退、围湖造田,到退耕还湖、退耕还林,滇池治理反映了中国人认知自然、了解自然的过程。
每年5月是滇池水华开始爆发的时间。通过卫星多光谱数据可见,2013年5月、2017年5月、2019年5月,污染最严重的滇池北侧湖面,疑似为水华的区域明显缩减。
高原隆起,断层陷落,古滇池现身。
人类围滇池而居的历史,约等于人进湖退的过程。考古线索和历史资料证明,先民最早居住在滇池东南的晋宁,随着湖面不断下降而北移。专家估计,到隋唐时期滇池湖面仍然超过500平方公里。彼时滇池北端仍是大片沼泽,可能就是后来“草海”的由来。到了明代,湖面收缩至400平方公里以下。
滇池在历经300多万年之后进入衰老期,水面缩小的同时,水深也从诞生期的近100米降低到如今的大约5米。
但这座“在温和的气候中成长起来的温和的湖泊”依然是昆明的母亲湖,“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碧波浪影,风物水产,滋养着城与人。
人们大规模向滇池“进军”,起自1969年。据《滇池水利志》记载,为了“向滇池要粮”,1969年到1978年间围湖造田约34950亩,滇池面积缩小23.3平方公里。
高原湖泊原本就生态脆弱,围湖垦殖破坏了自我修复的“重要器官”湖滨湿地,滇池的“免疫系统”渐趋崩溃。
昆明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昆明市滇池管理局负责人这样回顾滇池环境恶化的过程:上世纪50年代以前滇池水质还多为Ⅰ-Ⅱ类,此后随着北部森林遭大量砍伐,以及围湖造田,缩减了滇池水域和湖滨湿地,滇池水质下降为Ⅲ类。
到80年代,随着磷化工、冶炼、印染等企业的大量出现,以造纸、电镀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同时,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旱厕变水冲厕、衣物手洗变机洗,用水量迅速增加,水资源过度开发,挤占了滇池生态用水。另一方面农田从施农家肥改施化肥,大量污染物进入滇池,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草海、外海水质分别下降为Ⅴ类、Ⅳ类。
上世纪90年代,滇池水体黑臭,水葫芦疯长,蓝藻水华如绿油漆,成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
云南诗人于坚写道:“世界竟然如此荒诞,我们活着,滇池死去!”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城镇扩张、建筑猛增,从工业、农业、商业到住宅,环滇池区域的建设不仅对湖水索取增加,排放也不断增长,大大超过了滇池的容纳能力。
“九五”时期开始,滇池被列为全国重点治理湖泊,治理投入不断增加。据地方媒体报道,1996年到2015年,滇池治理共计完成投资510亿元左右。
但是滇池的大部分水质仍属劣V类。这主要是因为滇池的污染存量巨大,入湖的总氮、总磷等关键指标仍然超过水环境承载能力。
从1998年到2013年,整个滇池流域的城镇人口从117万人增加到375万人,GDP从12.95亿元增长到2322亿元,城镇建成区面积也增加了229平方公里,增长1.6倍。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治理跟不上污染,滇池因一次又一次水华大爆发进入公众视野。
生态环境损害容易治理恢复难,滇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滇池治理艰难爬坡。人口还在增长,经济仍需发展,而滇池的水质终于在慢慢改善。
滇池水质改善背后,是滇池流域环湖截污和外流域调水等六大工程,是全面深化河长制、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施“一河一策”水质提升方案等一系列行动。自2017年起,滇池探索建立并全面推行滇池流域河道生态补偿,“谁达标、谁受益;谁超标、谁补偿”。
位于滇池东岸的呈贡区沿湖地区,在拆除了大量农业设施后建成捞鱼河等湿地公园。
滇池周边一度分布着60多万亩田地、10多万头牲畜,农村面源污染曾占滇池污染总负荷的40%。据媒体报道,十余年前,滇池流域是中国化肥使用最多的地区之一,年使用量3.9万吨,平均每公顷达981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超出723公斤。
在全球范围内,农村面源污染都是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由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带来的磷氮超标,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通过退耕还湖、退耕还林,滇池边建起27个大大小小的湿地公园,它们成为滇池之“肺”,对水质恢复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块6.2万平方米的绿色,之前是有214户、517人的龙门村。龙门湿地建设共投入1.2亿元,是昆明最早建成的湿地公园。
滇池环湖生态修复与建设的关键举措是“四退三还一护”,即通过退塘、退田、退人、退房,实现还湖、还林、还湿地、护水的生态建设,其实施范围原则上为滇池保护界桩外延100米以内区域(如遇环湖公路在界桩外延100米范围内的,以环湖公路为界限)的环湖生态修复核心区,约 33.3平方公里。
龙门村是滇池东西交通的渡口之一,村民世代居住于此,既受滇池滋养,也目睹过挖山填湖的景象。如今他们已经搬入移民新村,只留下探入滇池的新码头,静待渡船到来。
湖进人退,难免慨叹沧桑。
此次习近平总书记到访的星海半岛滨湖生态湿地,位于盘龙江注入滇池的入湖口,规划面积上千亩,4年前开工建设。在环绕滇池的诸多湿地公园中,这个公园不大但却精致,芦苇、菖蒲丛生,栈道蜿蜒,水波清透。这里曾有3个湖边村庄。从2008年和2019年的卫星图对比可见,紧贴湖水的大棚和农田已变为公园绿地。
位于滇池西南角的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是滇池面积最大的湿地,总面积1220公顷,共分布有植物226种,脊椎动物168种,其中鱼类21种、两栖爬行类20种、鸟类127种,是滇池湖滨野生动植物品种和数量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
整块湿地库塘容积约40万立方米,每日进入湿地的水量约15万方,在湿地内净化时间约为6天。
滇池治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经过多年来持续攻坚,水质终有逆转。
滇池西岸“四退三还一护”区域,曾经的建筑、种植设施都已成为林地。专家说,滇池治理的巨大投入,是在为历史还债。
几十年间人进湖退、湖退人进,来路曲折,人们开始懂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自1991年昆明第一水质净化厂建成并投入运营,近30年间,滇池流域内水质净化厂已建成27座,从各个方向遏制污染排放,日处理规模为216万立方米。
滇池治理,是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从2008年到2018年,23个包括滇池在内的重点湖(库)环境问题得到极大改善:劣Ⅴ类数量大大减少,Ⅰ、Ⅱ、Ⅲ类占比超过半数。
在富营养监测中,随着滇池水环境的改善,重度富营养情况消失,中度富营养情况也明显减少。
生态文明建設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也正是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
15年后的2035年,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将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而到本世纪中叶,美丽中国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滇池冬日,生机勃勃,春天可期。
(摘自微信公众号“新华社”。本文卫星图来自高分、Sentinel、Landsat、WorldView和GeoE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