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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也被称作“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这一纪念日确立的初衷是消除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在2015年8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采用去性别化的用词“家庭成员”，来定义家庭暴力行为的受害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暴力”一词也包含了更多的含义。当家暴的受害者不再只是妇女，形式也不再只是普遍认知的身体虐待，还包括情感冷遇、言语辱骂等更多形式，我们也更关注定义背后的问题：怎样才是对待亲人的合适方式？怎样识别、帮助遭遇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怎样从整个社会的层面，减少家庭暴力，促进更和谐的交流和沟通？
有人把家庭暴力称为来自最隐秘的角落里最无力反抗的恶。对于这种恶，每个时代都有作家用文字来描写、揭露、批驳。阅读这些作品，我们或许可以增强些许抵御的能力。直视它——深切地理解它意味着什么，再识别出它所有的形态。
有人用文字照亮隐秘的角落，有人从文字中捕获成长的勇气。
以爱之名：来自亲密关系的暴力
“萧红鼻青脸肿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朋友们的心里就都了然了。”这是电影《黄金时代》中的片段，萧军和萧红参加聚会，朋友发现萧红眼角有伤，问她，她说“我自己不小心撞到硬东西上了”。结果萧军冷冷地说：“干吗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萧红挨过萧军的打，这一情节并非虚构，作家靳以在回忆萧红的散文里提到了这段往事：
从前那个叫做S的人，是不断地给她身体上的折磨，像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要捶打妻子的。有一次我记得，大家都看到萧红眼睛的青肿，她就掩饰地说：“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 “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这时坐在她一旁的S就得意地说：“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他说着还挥着他那紧握的拳头作势，我们都不说话，觉得这耻辱该由我们男子分担的。幸好他并没有说出“女人原要打的，不打怎么可以呀”的话来，只是她的眼睛里立刻就蕴满盈盈的泪水了。（靳以《悼萧红和满红》）
萧军为什么要打萧红，有人认为是爱，一种显示占有欲的爱。
1931年7月，萧军收到了女作者萧红的求助信，说自己怀孕但被男方抛弃了，现在被困在旅店里，如果付不出房费，会被卖去妓院。当时松花江决堤，哈尔滨市区一片汪洋，萧军划着船来到萧红窗下，将她救出。从那之后，她爱上了他，而他称她为“我的人”。从一开始，萧军就是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占有着萧红这美丽而可怜的灵魂。他带她流浪，给她治病，鼓励她写作，直到她频频发表作品，惊艳文坛，被鲁迅夸为“最有潜力的作家”，他才发现，自己的羽翼已经挡不住她了。他先是贬低萧红的作品，说她的作品是“碎碎叨叨女人写的东西”，后来就直接说萧红没有尽到妻子的本分，“我也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的人，这是历史的错误！”精神打击还不够，他开始明目张胆地出轨，甚至向萧红挥起拳头，给予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暴力。
萧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温顺女性，她性情刚烈，反叛了家庭，逃离过包办婚姻，但在面对爱人的家庭暴力时，她的选择却是一再忍让。她并非不知道男子为什么会使用暴力，在《生死场》中，她就以极残酷的笔调写过女性在婚姻中可能会遇到的家暴：
等你娶过来，她会变样，她不和原来一样，她的脸是青白色;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会打骂她呀！
在《呼兰河传》中，她还讽刺过男人家暴的原因：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缘由。
也许，这也是萧军打她的逻辑：“我能打你，骂你，伤害你，证明了你是我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萧红赋予了他这种权力。她和萧军几度分手，但她从未恨过他，从未放弃过对他的幻想，甚至在弥留之际，她还幻想着萧军的搭救：“如果三郎知道我困在这里，一定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的吧？”
奥地利诗人艾利希·傅立特曾这样形容亲密关系之间的暴力：“暴力不是开始于一个人卡住另一个人的脖子，它开始于当一个人说：我爱你，你属于我。”
失控的权力欲：来自亲子关系的暴力
家庭之中除了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也值得关注。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等中国传统观念中，孩子像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受之于我”就要听我处置，以至于诸多家庭打孩子的事情屡见不鲜。
打孩子算不算家暴？要看打的频率和程度。根据2016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暴力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如一次性暴力殴打行为致人轻伤;多次（法律中一般将三次及三次以上视为多次）实施暴力;暴力维持了一段时间;或暴力导致家庭成员罹患了较为严重的身体、心理疾病等，都是界定暴力是否达到严重程度的判断标准。
打孩子也不是家务事。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第五十三条明确指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其实，无论是对孩子实行热暴力还是冷暴力，违法还是不违法，本质都是父母的无能，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如果家庭生活制度从一开始就得到合理的发展，处罚就不再需要了。在良好的家庭里，永远不会有处罚的情形，这就是最正确的家庭教育道路。”仔细分析大部分家庭施于孩子的暴力，动机往往很可疑。
哥哥把他扔到院子里，对准他的屁股用力踢了一脚，喊道：“起来，你专门给家里闯祸！”他躺在地上不肯动，哥哥很有力地连续踢着他的屁股，说：“滚起来，你作了孽还有功啦是不？”
他奇迹般站起来（在小说中，他此时已被村支部书记打了个半死），一步步倒退到墙角，站定后惊恐地看着瘦长的哥哥。哥哥愤怒地对母亲说：“砸死他算了，留着也是个祸害。本来今年我还有希望去当个兵，这下全完了。”
他悲哀地看着母亲。母亲从来没有打过他。母亲流着眼泪走过来。他委屈地叫了一声娘。
这段文字来自莫言的小说《枯河》，小说中那个名叫小虎的孩子，最终是被自己的亲人活活打死的。而真实的情况是：
当父亲用沾了盐水的绳子打我时，爷爷赶来解救了我。爷爷当时愤愤地说：“不就是拔了个萝卜嘛！还用得着这样打？”父亲是好父亲，母亲是好母亲，促使他们痛打我的原因，一是因为我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二是因为我家出身上中农，必须老老实实，才能苟且偷安。
莫言说，这段经历来自他的故乡、他的童年：“由于我相貌奇丑、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再加上生活贫困、政治压迫使长辈们心情不好，所以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我成长。”
尽管莫言说：“这样的童年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原因吧。”但即使多年之后莫言功成名就，他对童年的伤痛依然耿耿于怀。
微博上曾有這样一个话题调查：“你会与家暴过你的父母和解吗？”1.8万人参与了这个话题，1.3万人表示不会和家暴过自己的父母和解。作家蔡康永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如果父母的语言暴力对自己造成了很深的伤害，可以不原谅父母吗？”蔡康永的回答是：“我的建议不是原谅，而是算了。”也许很多人都可以像莫言那样，把童年的家暴创伤用其他方式疗愈，把缺失的父爱或母爱，寄托在其他亲密关系上，然而这并不算与父母和解，顶多是算了。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不要让你的孩子，终生都困在童年里。
沈丽莎：文学爱好者
编辑 肖玉 [email protected]
有人把家庭暴力称为来自最隐秘的角落里最无力反抗的恶。对于这种恶，每个时代都有作家用文字来描写、揭露、批驳。阅读这些作品，我们或许可以增强些许抵御的能力。直视它——深切地理解它意味着什么，再识别出它所有的形态。
有人用文字照亮隐秘的角落，有人从文字中捕获成长的勇气。
以爱之名：来自亲密关系的暴力
“萧红鼻青脸肿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朋友们的心里就都了然了。”这是电影《黄金时代》中的片段，萧军和萧红参加聚会，朋友发现萧红眼角有伤，问她，她说“我自己不小心撞到硬东西上了”。结果萧军冷冷地说：“干吗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萧红挨过萧军的打，这一情节并非虚构，作家靳以在回忆萧红的散文里提到了这段往事：
从前那个叫做S的人，是不断地给她身体上的折磨，像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要捶打妻子的。有一次我记得，大家都看到萧红眼睛的青肿，她就掩饰地说：“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 “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这时坐在她一旁的S就得意地说：“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他说着还挥着他那紧握的拳头作势，我们都不说话，觉得这耻辱该由我们男子分担的。幸好他并没有说出“女人原要打的，不打怎么可以呀”的话来，只是她的眼睛里立刻就蕴满盈盈的泪水了。（靳以《悼萧红和满红》）
萧军为什么要打萧红，有人认为是爱，一种显示占有欲的爱。
1931年7月，萧军收到了女作者萧红的求助信，说自己怀孕但被男方抛弃了，现在被困在旅店里，如果付不出房费，会被卖去妓院。当时松花江决堤，哈尔滨市区一片汪洋，萧军划着船来到萧红窗下，将她救出。从那之后，她爱上了他，而他称她为“我的人”。从一开始，萧军就是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占有着萧红这美丽而可怜的灵魂。他带她流浪，给她治病，鼓励她写作，直到她频频发表作品，惊艳文坛，被鲁迅夸为“最有潜力的作家”，他才发现，自己的羽翼已经挡不住她了。他先是贬低萧红的作品，说她的作品是“碎碎叨叨女人写的东西”，后来就直接说萧红没有尽到妻子的本分，“我也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的人，这是历史的错误！”精神打击还不够，他开始明目张胆地出轨，甚至向萧红挥起拳头，给予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暴力。
萧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温顺女性，她性情刚烈，反叛了家庭，逃离过包办婚姻，但在面对爱人的家庭暴力时，她的选择却是一再忍让。她并非不知道男子为什么会使用暴力，在《生死场》中，她就以极残酷的笔调写过女性在婚姻中可能会遇到的家暴：
等你娶过来，她会变样，她不和原来一样，她的脸是青白色;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会打骂她呀！
在《呼兰河传》中，她还讽刺过男人家暴的原因：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缘由。
也许，这也是萧军打她的逻辑：“我能打你，骂你，伤害你，证明了你是我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萧红赋予了他这种权力。她和萧军几度分手，但她从未恨过他，从未放弃过对他的幻想，甚至在弥留之际，她还幻想着萧军的搭救：“如果三郎知道我困在这里，一定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的吧？”
奥地利诗人艾利希·傅立特曾这样形容亲密关系之间的暴力：“暴力不是开始于一个人卡住另一个人的脖子，它开始于当一个人说：我爱你，你属于我。”
失控的权力欲：来自亲子关系的暴力
家庭之中除了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也值得关注。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等中国传统观念中，孩子像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受之于我”就要听我处置，以至于诸多家庭打孩子的事情屡见不鲜。
打孩子算不算家暴？要看打的频率和程度。根据2016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暴力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如一次性暴力殴打行为致人轻伤;多次（法律中一般将三次及三次以上视为多次）实施暴力;暴力维持了一段时间;或暴力导致家庭成员罹患了较为严重的身体、心理疾病等，都是界定暴力是否达到严重程度的判断标准。
打孩子也不是家务事。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第五十三条明确指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其实，无论是对孩子实行热暴力还是冷暴力，违法还是不违法，本质都是父母的无能，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如果家庭生活制度从一开始就得到合理的发展，处罚就不再需要了。在良好的家庭里，永远不会有处罚的情形，这就是最正确的家庭教育道路。”仔细分析大部分家庭施于孩子的暴力，动机往往很可疑。
哥哥把他扔到院子里，对准他的屁股用力踢了一脚，喊道：“起来，你专门给家里闯祸！”他躺在地上不肯动，哥哥很有力地连续踢着他的屁股，说：“滚起来，你作了孽还有功啦是不？”
他奇迹般站起来（在小说中，他此时已被村支部书记打了个半死），一步步倒退到墙角，站定后惊恐地看着瘦长的哥哥。哥哥愤怒地对母亲说：“砸死他算了，留着也是个祸害。本来今年我还有希望去当个兵，这下全完了。”
他悲哀地看着母亲。母亲从来没有打过他。母亲流着眼泪走过来。他委屈地叫了一声娘。
这段文字来自莫言的小说《枯河》，小说中那个名叫小虎的孩子，最终是被自己的亲人活活打死的。而真实的情况是：
当父亲用沾了盐水的绳子打我时，爷爷赶来解救了我。爷爷当时愤愤地说：“不就是拔了个萝卜嘛！还用得着这样打？”父亲是好父亲，母亲是好母亲，促使他们痛打我的原因，一是因为我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二是因为我家出身上中农，必须老老实实，才能苟且偷安。
莫言说，这段经历来自他的故乡、他的童年：“由于我相貌奇丑、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再加上生活贫困、政治压迫使长辈们心情不好，所以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我成长。”
尽管莫言说：“这样的童年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原因吧。”但即使多年之后莫言功成名就，他对童年的伤痛依然耿耿于怀。
微博上曾有這样一个话题调查：“你会与家暴过你的父母和解吗？”1.8万人参与了这个话题，1.3万人表示不会和家暴过自己的父母和解。作家蔡康永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如果父母的语言暴力对自己造成了很深的伤害，可以不原谅父母吗？”蔡康永的回答是：“我的建议不是原谅，而是算了。”也许很多人都可以像莫言那样，把童年的家暴创伤用其他方式疗愈，把缺失的父爱或母爱，寄托在其他亲密关系上，然而这并不算与父母和解，顶多是算了。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不要让你的孩子，终生都困在童年里。
沈丽莎：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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