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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西方名著《红楼梦》和《简·爱》中的主人公，林黛玉和简·爱的人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两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本文认为造成她们不同命运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求善哲学和西方的求真哲学理念的影响。
关键词：简·爱 林黛玉 哲学 《红楼梦》 《简·爱》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作为中西方名著《红楼梦》和《简·爱》中的主人公，林黛玉和简·爱同样都长成于寄人篱下的客居环境，她们都天性率直，具有叛逆的思想，但一个敏感多疑，多愁善感；一个坚毅勇敢，自信自强。两人在爱情生活上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满腹哀怨，魂归离恨天，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从哲学的角度追索因由，我们可以发现在简·爱和林黛玉相似的叛逆性格、不一样的爱情故事、相似的人生理想、不一样的追求方式、相似的生活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结局中，体现出了中西哲学观念的差异。
二 中西哲学的差异
1 中国哲学观
在中国哲学传统的主流思维中，强调一个人对自身道德修养的修持，注重生命的内在价值，主张完善人的生命本性。这种追求完善的过程，是由“心性”主宰的，通过体悟外界事物和人生时态的生长变化来使人自身觉悟，使生命圆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哲学可以称之为以“善”为内根、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道德哲学。这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有鲜明体现。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仁”所指的是一种人生的伦理道德境界，这种境界是通过对自身德性的修持、自省和相应的自律以实现人际之间和谐的伦理秩序。“仁”的最佳境界就是人际之间的和睦敦亲，它内接于人心之“善”——“人之初，性本善”，而外化为规范、约束单个人的外部行为的“礼”。所以说，以儒学为主体内容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取向是以“善”为内根的伦理道德本位价值取向。
2 西方哲学观
与中国哲学以内根于“善”的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不同，西方哲学的价值取向更崇尚“真”，古希腊时代即称哲学为“爱智学”，产生了“主客二分”也即“天人两立”的观念，故“爱智”的重要指向即为“求真”。“人”之于“天”不是怎样“亲和”、“合一”，而是如何认知、如何发现真理和确认真理后对之的践行，由此便衍生出西方哲学中关于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个体本位观念，即：人生价值、人生意义体现在个体化的“人”对“真理”的寻求和践行中。在其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中，西方哲学“知物——求真”的价值取向更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的信念是：“德行即知识”。这个言简意赅的定义，一方面表明了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是通过概念去把握理性之真，另一方面也表明西方哲学在价值论上的取向是“求知”、“求是”，也即自我对真理的确认和践行。通过持续观察、理性分析来认识世界上的事物，包括人自身的本性，探究其存在的原由与意义，辨别事物、事情的真伪与是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遵循逻辑的正确方向，依从本心与真理去寻求个体生存意义的文化人格。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又确立起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类主体优先、个人主体优先等观念，这就更在精神文化的层面上强化了个体意识和个人对真理、对自我价值的追寻。所以说，西方哲学更为关注的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真理的关系，认为人生意义在于对生命价值的探究与追寻，是以“求真”与“自我实现”合一的观念为价值本位的。简·爱敢于与命运抗争、追求爱情自由平等和维护女性人格尊严的形象，正是在“求真”的方向上为实现自我价值而一往无前的一个代表。
三 简·爱身上体现的西方哲学精神
简·爱心目中的“真”可以说是真情、真实、真理所合成的“真我”。她渴望自由独立，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渴望建立在真实感情基础之上的无需用人格尊严去换取的美好爱情。她的本质，不是在对人际关系的左顾右盼中体现，而是在自我确认、自我价值的追求中实现。正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迫切愿望，使她有了不顾一切的反抗勇气和果敢无畏的积极行动。她从不计较别人对自己会如何看待，从未想过按照他人的意愿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她一旦认准了自己的追求目标，即使任何阻碍都无法遏止，任何诱惑也都不能使她改变方向。无论是在困境中还是逆境中，她都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我。
作为孤儿的简·爱，从小便在舅母里德太太那里受到万般刁难和压迫，而寄人篱下的生活和遭遇使简·爱那叛逆、反抗的心理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有了最初的萌动。到了劳渥德孤儿院后，简·爱的反抗精神又得到进一步的呈现。在劳渥德孤儿院，简·爱的反抗性格是在与另一个女孩——海伦·彭斯的对比下塑造的。海伦·彭斯面对压迫，把忍受当作一种义务。而简·爱却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反抗姿态，并且在不断受到虐待和压迫下，其抗争心理和叛逆精神与日俱增，愈加坚定。
踏入桑菲尔德府后，简·爱的生活又出现了影响她一生的转折——她大胆地爱上了男主人罗切斯特。当简·爱得知罗切斯特与英格拉姆小姐即将结婚时，她那份压抑着的情感便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你以为我会留下来，成了一个对你来说无足轻重的人吗？你认为我只是一架机器——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你以为，因为我穷、低贱、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
这是简·爱发自内心的为精神平等观念的辩护。由此可以看到，简·爱拥有一颗敢于冲破世俗的心，一颗勇于追求平等、求真的心。正是简·爱的纯洁、正直、高尚、执着和始终保有的独立人格，才使她赢得了罗切斯特先生由衷的爱慕和钦佩。
简·爱不仅敢于向世俗反击，也敢于向自己挑战。尽管罗切斯特答应负责她日后的一切生活开支，但接受这种爱就意味着放弃人格尊严，忍辱偷生，这样的选择是对“真我”的割裂。出于维护“真我”的意志，简·爱毅然做出了离开桑菲尔德的抉择。她不愿做罗切斯特的情妇，她要的是完整意义上的真正爱情。她的反抗性格在她对罗切斯特的强有力的回击中、在她毅然离开桑菲尔德的抉择中，发展到顶点。
如果说，简·爱“求真”的理性为她指明了要达到的目标——拥有不失尊严的人格和纯净真挚的爱情，那么，她为此目标而自由释放的激情则为她实现意愿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能否为追寻“真我”而自由释放情感力量，是中西文学中女性形象审美范式的一道分水岭，而中国名著《红楼梦》中的黛玉在这一道分水岭前与简·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 林黛玉身上体现的中国哲学精神
如果说，在简·爱身上鲜明地体现着勇于克服外部阻碍而努力实现自我意志、自我价值的追求特征，那么，在林黛玉身上则明显地带有在“外部要求”与“自我追求”的矛盾冲突中屈服于“宿命”、屈服于社会现实和群体价值观的无奈。中国哲学中“尚善”的价值取向和“示善”与“循礼”，往往成为一体化关系的行为规范。在这一规范的约束下，林黛玉犹如一只渴望无拘无束地自由飞翔而又必须珍惜自己的羽毛、最后终于被迫铩羽的笼中折翅鸟，她对理想和愿望的追求，只能在以伦理道德和群体价值观为本位的礼教、名教的大网中运作，即便“发乎情”也必须“止乎礼义”，她不能像简·爱一样一往无前，而必须时时刻刻左顾右盼。她一踏入“大观园”的世界，就犹如一只落入了礼教、名教之网的飞虫。
黛玉初进贾府时，“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曹雪芹在“林妹妹”从“天上”“掉下来”落入贾府的热闹场面中，忙里偷闲又看似不经意的这一笔，生动地写出了礼教、名教给这个弱女子施加的强大压力，也表明了她缺乏一种与外部环境抗争从而开拓出自己向往的人生境界的内在心力。这固然是她孤凄的身世和多愁善感的性格使然，但与此同时，如果追究其根由，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其实也是中国式尚善的、以伦理道德和群体价值为本位的哲学价值观在林黛玉形象中的显现。
林黛玉作为名门闺秀，从小就接受了士大夫家风、家教的浸染。“若不循礼，便非善类”，这把逻辑之剑时刻高悬于林黛玉的头上，迫使她不得不经常注意用他人的标准也即遵循礼教的规范来约束或者毋宁说“修正”自己率性任情的行为。她与薛宝钗的关系，从敌视戒备到后来的责备自己往日行为，表示愿视宝钗为亲姐妹的此类行为，既是发自她的“性本善”，也是她对自己过往行为的“失范”而做出的修正与弥补。
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故事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但黛玉却没有争取“爱”、采撷“爱”的“力”；即便有，她也冲不破礼教、名教的弥天大网。所以，黛玉的内心不断进行着情与礼的痛苦挣扎，而这挣扎正是源自她对情之真、对礼之尊。如，一次宝玉与黛玉拌嘴负气而去，黛玉以寻袭人为由来看动静，结果吃了宝玉的闭门羹；她想与宝玉正面冲突时，想到自己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客居舅母家，便隐忍作罢。黛玉虽然具有反抗精神，但是仍然没能逃脱出封建礼数的束缚，惟恐被人耻笑、讨人烦嫌。在追求自己的爱情时，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在林黛玉所处的时代，她并不是什么深刻的思想家，更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造反者。她只是崇尚自然，要求个性得到发展，厌恶封建势力和一切虚伪的东西，而她的良知则与她所生活的封建环境格格不入。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她和宝玉产生了心灵的共鸣，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契合。在礼教森严的生存环境中，她的内心没有屈从，更没有逢迎；她没有把灵魂交出来任人宰割，而是率情任性，不失其赤子之心。但是，她的行为却必须遵守“知书达礼”的名门闺范，对自身生存困境的热切关注并不能让她转化成为有力的行动以摆脱当下的“宿命”，借当下时髦的话来说，她始终处在一个只能“心动”不能“行动”的尴尬状态中，徒然平添无限哀愁。这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生存尴尬给她的生命染上悲怆的原色。如果说，简·爱的“灵魂”充满抗争的“活力”并让她获取了抗争的胜利；那么，黛玉的灵魂则永远在不安中无力地漂泊。
恩格斯在谈到封建时代的婚姻制度时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不属于爱情。”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宝黛的爱情显然会遭到阻挠。首先，他们的自由恋爱已经触犯了传统文化，在那号称“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中，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其次，黛玉虽也出身于贵族官僚家庭，但她无依无靠，与身为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相比，实在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她的那些背离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的言行，也不符合封建地主阶级的家世利益，不容于封建统治阶级。除了封建礼教的阻挠以外，黛玉在爱情上的反叛局限性也是她爱情悲剧的一个原因。她从来不敢公开表示她对宝玉的感情，这就说明她未能摆脱封建性的精神负担，在爱情观念上仍然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由此可见，黛玉的爱情悲剧是在环境和性格这两种冲突中完成的，是封建势力的强大和自身性格的软弱注定了黛玉悲惨的命运。
五 结语
中西哲学歧异殊多，但从根本上说，中西哲学的差异是：西方人重视对“真”的追求，而“求真”又往往表现为对个体价值、个体意志以及个体生存状态的重视；中国人则更侧重于对“善”的体认，而“向善”又往往表现为重视人际关系和外部意志、群体性价值观念。在简·爱这个人物形象身上，鲜明地体现着克服外部阻碍实现自我意志、自我价值的追求特性，有时甚至是不顾一切一往无前的；而在林黛玉这个人物身上，则明显地带有在“外部要求”与“自我追求”的矛盾冲突中屈服于“宿命”，实际屈服于社会现实和群体价值观的无奈。
参考文献：
[1]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3] 曹雪芹：《红楼梦》，军事谊文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党兰玲，女，1966—，河南南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英汉语言对比、翻译，工作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简·爱 林黛玉 哲学 《红楼梦》 《简·爱》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作为中西方名著《红楼梦》和《简·爱》中的主人公，林黛玉和简·爱同样都长成于寄人篱下的客居环境，她们都天性率直，具有叛逆的思想，但一个敏感多疑，多愁善感；一个坚毅勇敢，自信自强。两人在爱情生活上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满腹哀怨，魂归离恨天，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从哲学的角度追索因由，我们可以发现在简·爱和林黛玉相似的叛逆性格、不一样的爱情故事、相似的人生理想、不一样的追求方式、相似的生活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结局中，体现出了中西哲学观念的差异。
二 中西哲学的差异
1 中国哲学观
在中国哲学传统的主流思维中，强调一个人对自身道德修养的修持，注重生命的内在价值，主张完善人的生命本性。这种追求完善的过程，是由“心性”主宰的，通过体悟外界事物和人生时态的生长变化来使人自身觉悟，使生命圆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哲学可以称之为以“善”为内根、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道德哲学。这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有鲜明体现。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仁”所指的是一种人生的伦理道德境界，这种境界是通过对自身德性的修持、自省和相应的自律以实现人际之间和谐的伦理秩序。“仁”的最佳境界就是人际之间的和睦敦亲，它内接于人心之“善”——“人之初，性本善”，而外化为规范、约束单个人的外部行为的“礼”。所以说，以儒学为主体内容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取向是以“善”为内根的伦理道德本位价值取向。
2 西方哲学观
与中国哲学以内根于“善”的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不同，西方哲学的价值取向更崇尚“真”，古希腊时代即称哲学为“爱智学”，产生了“主客二分”也即“天人两立”的观念，故“爱智”的重要指向即为“求真”。“人”之于“天”不是怎样“亲和”、“合一”，而是如何认知、如何发现真理和确认真理后对之的践行，由此便衍生出西方哲学中关于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个体本位观念，即：人生价值、人生意义体现在个体化的“人”对“真理”的寻求和践行中。在其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中，西方哲学“知物——求真”的价值取向更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的信念是：“德行即知识”。这个言简意赅的定义，一方面表明了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是通过概念去把握理性之真，另一方面也表明西方哲学在价值论上的取向是“求知”、“求是”，也即自我对真理的确认和践行。通过持续观察、理性分析来认识世界上的事物，包括人自身的本性，探究其存在的原由与意义，辨别事物、事情的真伪与是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遵循逻辑的正确方向，依从本心与真理去寻求个体生存意义的文化人格。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又确立起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类主体优先、个人主体优先等观念，这就更在精神文化的层面上强化了个体意识和个人对真理、对自我价值的追寻。所以说，西方哲学更为关注的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真理的关系，认为人生意义在于对生命价值的探究与追寻，是以“求真”与“自我实现”合一的观念为价值本位的。简·爱敢于与命运抗争、追求爱情自由平等和维护女性人格尊严的形象，正是在“求真”的方向上为实现自我价值而一往无前的一个代表。
三 简·爱身上体现的西方哲学精神
简·爱心目中的“真”可以说是真情、真实、真理所合成的“真我”。她渴望自由独立，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渴望建立在真实感情基础之上的无需用人格尊严去换取的美好爱情。她的本质，不是在对人际关系的左顾右盼中体现，而是在自我确认、自我价值的追求中实现。正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迫切愿望，使她有了不顾一切的反抗勇气和果敢无畏的积极行动。她从不计较别人对自己会如何看待，从未想过按照他人的意愿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她一旦认准了自己的追求目标，即使任何阻碍都无法遏止，任何诱惑也都不能使她改变方向。无论是在困境中还是逆境中，她都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我。
作为孤儿的简·爱，从小便在舅母里德太太那里受到万般刁难和压迫，而寄人篱下的生活和遭遇使简·爱那叛逆、反抗的心理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有了最初的萌动。到了劳渥德孤儿院后，简·爱的反抗精神又得到进一步的呈现。在劳渥德孤儿院，简·爱的反抗性格是在与另一个女孩——海伦·彭斯的对比下塑造的。海伦·彭斯面对压迫，把忍受当作一种义务。而简·爱却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反抗姿态，并且在不断受到虐待和压迫下，其抗争心理和叛逆精神与日俱增，愈加坚定。
踏入桑菲尔德府后，简·爱的生活又出现了影响她一生的转折——她大胆地爱上了男主人罗切斯特。当简·爱得知罗切斯特与英格拉姆小姐即将结婚时，她那份压抑着的情感便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你以为我会留下来，成了一个对你来说无足轻重的人吗？你认为我只是一架机器——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你以为，因为我穷、低贱、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
这是简·爱发自内心的为精神平等观念的辩护。由此可以看到，简·爱拥有一颗敢于冲破世俗的心，一颗勇于追求平等、求真的心。正是简·爱的纯洁、正直、高尚、执着和始终保有的独立人格，才使她赢得了罗切斯特先生由衷的爱慕和钦佩。
简·爱不仅敢于向世俗反击，也敢于向自己挑战。尽管罗切斯特答应负责她日后的一切生活开支，但接受这种爱就意味着放弃人格尊严，忍辱偷生，这样的选择是对“真我”的割裂。出于维护“真我”的意志，简·爱毅然做出了离开桑菲尔德的抉择。她不愿做罗切斯特的情妇，她要的是完整意义上的真正爱情。她的反抗性格在她对罗切斯特的强有力的回击中、在她毅然离开桑菲尔德的抉择中，发展到顶点。
如果说，简·爱“求真”的理性为她指明了要达到的目标——拥有不失尊严的人格和纯净真挚的爱情，那么，她为此目标而自由释放的激情则为她实现意愿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能否为追寻“真我”而自由释放情感力量，是中西文学中女性形象审美范式的一道分水岭，而中国名著《红楼梦》中的黛玉在这一道分水岭前与简·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 林黛玉身上体现的中国哲学精神
如果说，在简·爱身上鲜明地体现着勇于克服外部阻碍而努力实现自我意志、自我价值的追求特征，那么，在林黛玉身上则明显地带有在“外部要求”与“自我追求”的矛盾冲突中屈服于“宿命”、屈服于社会现实和群体价值观的无奈。中国哲学中“尚善”的价值取向和“示善”与“循礼”，往往成为一体化关系的行为规范。在这一规范的约束下，林黛玉犹如一只渴望无拘无束地自由飞翔而又必须珍惜自己的羽毛、最后终于被迫铩羽的笼中折翅鸟，她对理想和愿望的追求，只能在以伦理道德和群体价值观为本位的礼教、名教的大网中运作，即便“发乎情”也必须“止乎礼义”，她不能像简·爱一样一往无前，而必须时时刻刻左顾右盼。她一踏入“大观园”的世界，就犹如一只落入了礼教、名教之网的飞虫。
黛玉初进贾府时，“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曹雪芹在“林妹妹”从“天上”“掉下来”落入贾府的热闹场面中，忙里偷闲又看似不经意的这一笔，生动地写出了礼教、名教给这个弱女子施加的强大压力，也表明了她缺乏一种与外部环境抗争从而开拓出自己向往的人生境界的内在心力。这固然是她孤凄的身世和多愁善感的性格使然，但与此同时，如果追究其根由，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其实也是中国式尚善的、以伦理道德和群体价值为本位的哲学价值观在林黛玉形象中的显现。
林黛玉作为名门闺秀，从小就接受了士大夫家风、家教的浸染。“若不循礼，便非善类”，这把逻辑之剑时刻高悬于林黛玉的头上，迫使她不得不经常注意用他人的标准也即遵循礼教的规范来约束或者毋宁说“修正”自己率性任情的行为。她与薛宝钗的关系，从敌视戒备到后来的责备自己往日行为，表示愿视宝钗为亲姐妹的此类行为，既是发自她的“性本善”，也是她对自己过往行为的“失范”而做出的修正与弥补。
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故事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但黛玉却没有争取“爱”、采撷“爱”的“力”；即便有，她也冲不破礼教、名教的弥天大网。所以，黛玉的内心不断进行着情与礼的痛苦挣扎，而这挣扎正是源自她对情之真、对礼之尊。如，一次宝玉与黛玉拌嘴负气而去，黛玉以寻袭人为由来看动静，结果吃了宝玉的闭门羹；她想与宝玉正面冲突时，想到自己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客居舅母家，便隐忍作罢。黛玉虽然具有反抗精神，但是仍然没能逃脱出封建礼数的束缚，惟恐被人耻笑、讨人烦嫌。在追求自己的爱情时，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在林黛玉所处的时代，她并不是什么深刻的思想家，更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造反者。她只是崇尚自然，要求个性得到发展，厌恶封建势力和一切虚伪的东西，而她的良知则与她所生活的封建环境格格不入。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她和宝玉产生了心灵的共鸣，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契合。在礼教森严的生存环境中，她的内心没有屈从，更没有逢迎；她没有把灵魂交出来任人宰割，而是率情任性，不失其赤子之心。但是，她的行为却必须遵守“知书达礼”的名门闺范，对自身生存困境的热切关注并不能让她转化成为有力的行动以摆脱当下的“宿命”，借当下时髦的话来说，她始终处在一个只能“心动”不能“行动”的尴尬状态中，徒然平添无限哀愁。这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生存尴尬给她的生命染上悲怆的原色。如果说，简·爱的“灵魂”充满抗争的“活力”并让她获取了抗争的胜利；那么，黛玉的灵魂则永远在不安中无力地漂泊。
恩格斯在谈到封建时代的婚姻制度时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不属于爱情。”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宝黛的爱情显然会遭到阻挠。首先，他们的自由恋爱已经触犯了传统文化，在那号称“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中，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其次，黛玉虽也出身于贵族官僚家庭，但她无依无靠，与身为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相比，实在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她的那些背离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的言行，也不符合封建地主阶级的家世利益，不容于封建统治阶级。除了封建礼教的阻挠以外，黛玉在爱情上的反叛局限性也是她爱情悲剧的一个原因。她从来不敢公开表示她对宝玉的感情，这就说明她未能摆脱封建性的精神负担，在爱情观念上仍然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由此可见，黛玉的爱情悲剧是在环境和性格这两种冲突中完成的，是封建势力的强大和自身性格的软弱注定了黛玉悲惨的命运。
五 结语
中西哲学歧异殊多，但从根本上说，中西哲学的差异是：西方人重视对“真”的追求，而“求真”又往往表现为对个体价值、个体意志以及个体生存状态的重视；中国人则更侧重于对“善”的体认，而“向善”又往往表现为重视人际关系和外部意志、群体性价值观念。在简·爱这个人物形象身上，鲜明地体现着克服外部阻碍实现自我意志、自我价值的追求特性，有时甚至是不顾一切一往无前的；而在林黛玉这个人物身上，则明显地带有在“外部要求”与“自我追求”的矛盾冲突中屈服于“宿命”，实际屈服于社会现实和群体价值观的无奈。
参考文献：
[1]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3] 曹雪芹：《红楼梦》，军事谊文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党兰玲，女，1966—，河南南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英汉语言对比、翻译，工作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