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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是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和创作至今还在影响着21世纪文学的发展，毕飞宇曾明确表示了对鲁迅的尊崇，鲁迅的文学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创作。通过对21世纪以来毕飞宇小说创作中的“文革”题材历史小说的探究，可具体把握鲁迅历史观对毕飞宇创作的影响，以及毕飞宇在历史叙述中对鲁迅启蒙话语的继承和发展。探求鲁迅对毕飞宇历史小说的影响，既拓宽了毕飞宇小说的研究领域，又利于召唤21世纪文学对鲁迅文学传统的回应。
关键词：鲁迅；毕飞宇；历史；启蒙；悲剧
1
在人类文明视野中，鲁迅通过对民族全部文明史的整合与批判，发现“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1]，这促使他展开了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2]他借“狂人”异质者的眼光，将中国的进化史归结为“吃人”的历史，显示了鲁迅的反大历史传统的历史观。这种独特的历史书写，还大量存在于鲁迅的《故事新编》、《野草》等著作中。可见，鲁迅虽未留下专门的历史观著作，但他在大量的作品中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观，拓宽了文学与历史建立有效关系的途径，其中当代作家毕飞宇就是受益者之一。
对于历史，毕飞宇有着独特的癖好和洞见，他强调：“对任何人，我们不能听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3]这种对历史的怀疑与批判态度，在其作品中有着细致的体现。早在1995年6月发表的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说话》中，毕飞宇就显现了对历史的深思：“我望着这些历史遗留的砖头，它们在月光下像一群狐狸，充满了不确定性”[4]。作者对历史确定性的怀疑与批判，在《孤岛》、《楚水》、《武松打虎》与《明天遥遥无期》等历史小说中也有所反应，且一直延伸到他21世纪的小说创作之中，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对“文革”历史的重写。
毕飞宇不仅对正史和权威提出质疑和批判，并且他凭借对“文革”的记忆和理解，在《玉米》（2001年）、《平原》（2005年）等21世紀以来的创作中，还表现了对“文革”集体记忆的怀疑与重写。新时期，“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迅速发展，“文革”小说大量涌现，但这些作品“在政治立场、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上呈现出统一而无差别的‘集体记忆’”[5]。即使到了80年代中期，张贤亮的《绿化树》、《灵与肉》等小说创作，依然没有突破“集体记忆”的书写方式。而毕飞宇却通过对知青、知识分子的叙述，则力图解构“文革”的集体记忆，建立新的“文革”记忆。《白夜》中，我们一家人因父亲的问题被下放到一个村庄，在这里父亲建学校重教育的善意行为，遭到了以李狠为首的孩子们的抵抗，甚至报复。让我们看到“文革”时期的下乡者，由于他们与当地村民身份、价值观的固有差异，使得他们被认为是异质者，他们的无意识行为都可能会引发对方的反抗与戕害，从而造成一幕幕的悲剧。相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平原》中的顾先生、《蛐蛐 蛐蛐》中的小老头、《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的父亲和我的身上……他们都是“文革”历史中的下乡者，共同的命运遭际使得他们均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乡村价值体系的排斥。
可见，毕飞宇打破了对“文革”的“集体记忆”方式，他对此的怀疑与重写，让我们看到了，他继承了鲁迅的大家风范，逆流而上，为我们构建了更为真实的历史。
2
正如鲁迅在谈到写作《故事新编》的动机时所说的：由于“不愿意想到目前”的现实，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6]。鲁迅敏锐地意识到现实语境中弥散着“反复”、“羼杂”、“混沌”等光怪陆离的历史现象，意识到了思想文化启蒙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他在《灯下漫笔》中将中国的历史简要地归为两类，即“想做奴隶又做不了的时代”和“暂且做成奴隶的时代”，揭示了人类自古对权利的本能迷恋。而毕飞宇把这种因袭的对权利的向往与迷恋的劣根性称之为“鬼文化”，称“我们身上一直有个鬼，这个鬼就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7]毕飞宇对“人在上人”的关注和批判显示了对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主题的传承。
毕飞宇写“鬼文化”的初衷与鲁迅一致，都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个体、人性的反思。所以，在毕飞宇的历史主题小说中，主要揭示了权力欲望对个体肉体、精神的伤害与毁灭。《玉米》描写了“文革”历史中，王家庄村支书女儿——玉米、玉秀等的个人命运与权利的紧密关联，揭示了权力对个人灵魂的吞噬以及对人性的腐蚀。王连方的支书身份使得他的儿女在当地享有一定的优越感。而当王连方因与军嫂发生不正当关系被撤职时，权利的失去随即招来了村民的鄙视与报复：玉米的婚约被取消，玉秀、玉叶遭到了一批男人的轮奸……面对这些灾难，玉米选择继续向权利靠拢以维持家族的稳定，于是不惜以身体为筹码换取了革委会副主任夫人的身份与权利。可见，《玉米》中的每个个体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他们即便已成为权利的牺牲品，也要借助权力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平原》、《青衣》中也多有呈现。可见，权利不仅践踏了肉体，在肉体的暴力中，我们还看到它在一步步地毒蚀人们的精神世界，并且永无止境。
毕飞宇对“鬼文化”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痼疾虽经历过五四时期鲁迅等思想启蒙家的改造，但是依然和前启蒙状态无本质的区别。所以有必要继承鲁迅先生的启蒙思想，从而揭示思想、文化启蒙缺席的不堪后果，让读者在强烈的震撼中感到思想文化启蒙的急迫性。
3 结语
鲁迅的文学资源在毕飞宇“文革”题材历史小说文本中的承传应是毋庸置疑的，但应当强调的是，毕飞宇只是接受鲁迅的影响，而绝非生硬地摹仿鲁迅。他在继承鲁迅文学资源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时代与个人生命体验，不仅内化了鲁迅的历史观、启蒙思想，而且还进行新的思考与拓展。首先，在历史观方面，鲁迅是以世界性的眼光与知识分子的立场反思、洞察、透视中国，形成了具有民族性的历史批判论，而毕飞宇则是站在民间立场，在民间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中展现对历史的怀疑与批判。另外，启蒙方面，在鲁迅的思想框架中，作家与民众的关系就是一种启蒙与被启蒙，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毕飞宇只是揭示了国人的权力政治、精神荒漠化等民族痼疾，并未直接开展思想文化启蒙，也就是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建立现代个体本位的人，而是告诉我们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仍然严重缺乏早已为文化先驱们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与博爱等现代文化精神，这就是说他要通过叙事让人们看到我们的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接受别人的影响而又保持自己作品的独立与完整，这正是小说艺术家毕飞宇的高明之处。
参考文献：
[1]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3.
[2] 鲁迅.狂人日记[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7.
[3] 费振钟.重读大时代系列——堕落时代[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3-4.
[4] 毕飞宇.是谁在深夜说话.雨天的棉花糖[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38.
[5] 李新亮.“文革”小说中“文革”记忆的转变[J].当代文坛，2011，4.
[6]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4.
[9] 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四[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0.
[10] 毕飞宇，周文慧.内心的表情——毕飞宇访谈录[J].长江文艺，2003，12.
关键词：鲁迅；毕飞宇；历史；启蒙；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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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视野中，鲁迅通过对民族全部文明史的整合与批判，发现“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1]，这促使他展开了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2]他借“狂人”异质者的眼光，将中国的进化史归结为“吃人”的历史，显示了鲁迅的反大历史传统的历史观。这种独特的历史书写，还大量存在于鲁迅的《故事新编》、《野草》等著作中。可见，鲁迅虽未留下专门的历史观著作，但他在大量的作品中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观，拓宽了文学与历史建立有效关系的途径，其中当代作家毕飞宇就是受益者之一。
对于历史，毕飞宇有着独特的癖好和洞见，他强调：“对任何人，我们不能听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3]这种对历史的怀疑与批判态度，在其作品中有着细致的体现。早在1995年6月发表的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说话》中，毕飞宇就显现了对历史的深思：“我望着这些历史遗留的砖头，它们在月光下像一群狐狸，充满了不确定性”[4]。作者对历史确定性的怀疑与批判，在《孤岛》、《楚水》、《武松打虎》与《明天遥遥无期》等历史小说中也有所反应，且一直延伸到他21世纪的小说创作之中，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对“文革”历史的重写。
毕飞宇不仅对正史和权威提出质疑和批判，并且他凭借对“文革”的记忆和理解，在《玉米》（2001年）、《平原》（2005年）等21世紀以来的创作中，还表现了对“文革”集体记忆的怀疑与重写。新时期，“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迅速发展，“文革”小说大量涌现，但这些作品“在政治立场、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上呈现出统一而无差别的‘集体记忆’”[5]。即使到了80年代中期，张贤亮的《绿化树》、《灵与肉》等小说创作，依然没有突破“集体记忆”的书写方式。而毕飞宇却通过对知青、知识分子的叙述，则力图解构“文革”的集体记忆，建立新的“文革”记忆。《白夜》中，我们一家人因父亲的问题被下放到一个村庄，在这里父亲建学校重教育的善意行为，遭到了以李狠为首的孩子们的抵抗，甚至报复。让我们看到“文革”时期的下乡者，由于他们与当地村民身份、价值观的固有差异，使得他们被认为是异质者，他们的无意识行为都可能会引发对方的反抗与戕害，从而造成一幕幕的悲剧。相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平原》中的顾先生、《蛐蛐 蛐蛐》中的小老头、《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的父亲和我的身上……他们都是“文革”历史中的下乡者，共同的命运遭际使得他们均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乡村价值体系的排斥。
可见，毕飞宇打破了对“文革”的“集体记忆”方式，他对此的怀疑与重写，让我们看到了，他继承了鲁迅的大家风范，逆流而上，为我们构建了更为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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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鲁迅在谈到写作《故事新编》的动机时所说的：由于“不愿意想到目前”的现实，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6]。鲁迅敏锐地意识到现实语境中弥散着“反复”、“羼杂”、“混沌”等光怪陆离的历史现象，意识到了思想文化启蒙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他在《灯下漫笔》中将中国的历史简要地归为两类，即“想做奴隶又做不了的时代”和“暂且做成奴隶的时代”，揭示了人类自古对权利的本能迷恋。而毕飞宇把这种因袭的对权利的向往与迷恋的劣根性称之为“鬼文化”，称“我们身上一直有个鬼，这个鬼就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7]毕飞宇对“人在上人”的关注和批判显示了对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主题的传承。
毕飞宇写“鬼文化”的初衷与鲁迅一致，都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个体、人性的反思。所以，在毕飞宇的历史主题小说中，主要揭示了权力欲望对个体肉体、精神的伤害与毁灭。《玉米》描写了“文革”历史中，王家庄村支书女儿——玉米、玉秀等的个人命运与权利的紧密关联，揭示了权力对个人灵魂的吞噬以及对人性的腐蚀。王连方的支书身份使得他的儿女在当地享有一定的优越感。而当王连方因与军嫂发生不正当关系被撤职时，权利的失去随即招来了村民的鄙视与报复：玉米的婚约被取消，玉秀、玉叶遭到了一批男人的轮奸……面对这些灾难，玉米选择继续向权利靠拢以维持家族的稳定，于是不惜以身体为筹码换取了革委会副主任夫人的身份与权利。可见，《玉米》中的每个个体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他们即便已成为权利的牺牲品，也要借助权力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平原》、《青衣》中也多有呈现。可见，权利不仅践踏了肉体，在肉体的暴力中，我们还看到它在一步步地毒蚀人们的精神世界，并且永无止境。
毕飞宇对“鬼文化”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痼疾虽经历过五四时期鲁迅等思想启蒙家的改造，但是依然和前启蒙状态无本质的区别。所以有必要继承鲁迅先生的启蒙思想，从而揭示思想、文化启蒙缺席的不堪后果，让读者在强烈的震撼中感到思想文化启蒙的急迫性。
3 结语
鲁迅的文学资源在毕飞宇“文革”题材历史小说文本中的承传应是毋庸置疑的，但应当强调的是，毕飞宇只是接受鲁迅的影响，而绝非生硬地摹仿鲁迅。他在继承鲁迅文学资源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时代与个人生命体验，不仅内化了鲁迅的历史观、启蒙思想，而且还进行新的思考与拓展。首先，在历史观方面，鲁迅是以世界性的眼光与知识分子的立场反思、洞察、透视中国，形成了具有民族性的历史批判论，而毕飞宇则是站在民间立场，在民间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中展现对历史的怀疑与批判。另外，启蒙方面，在鲁迅的思想框架中，作家与民众的关系就是一种启蒙与被启蒙，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毕飞宇只是揭示了国人的权力政治、精神荒漠化等民族痼疾，并未直接开展思想文化启蒙，也就是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建立现代个体本位的人，而是告诉我们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仍然严重缺乏早已为文化先驱们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与博爱等现代文化精神，这就是说他要通过叙事让人们看到我们的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接受别人的影响而又保持自己作品的独立与完整，这正是小说艺术家毕飞宇的高明之处。
参考文献：
[1]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3.
[2] 鲁迅.狂人日记[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7.
[3] 费振钟.重读大时代系列——堕落时代[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3-4.
[4] 毕飞宇.是谁在深夜说话.雨天的棉花糖[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38.
[5] 李新亮.“文革”小说中“文革”记忆的转变[J].当代文坛，2011，4.
[6]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4.
[9] 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四[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0.
[10] 毕飞宇，周文慧.内心的表情——毕飞宇访谈录[J].长江文艺，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