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鲁迅来说，历史即无穷无尽的重复，因此，真正的革命者必然是不断失败的革命者，而不断失败的革命者就必然是永远的革命者”。既然鲁迅是一个历史循环论者，那么就不可能寄希望于某种理想，而是指向于人性的“无限”革命。
　　在评论《阿Q正传》汗牛充栋的文章中，国民劣根性和辛亥革命始终是最主要的两个话题，但两者关系却很少被提及。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无谓的问题，郑振铎在《呐喊》一文中说，“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地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这个诘问迫使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以相当的篇幅叙述小说的写作过程，并以一种肯定语气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但并没解释其中的原因。
　　阿Q的本能
　　汪晖的著作《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以下简称《六个瞬间》）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全新的看法，阿Q“精神胜利法”并不是永远的“胜利”，也有失效的瞬间，而失效的瞬间就是身体真正复苏的瞬间—“阿Q失去了‘自我’，无从建立他与周遭世界的联系，从而失去了一切安全感—他无所适从，心怀恐惧，只能凭借本能做出反应”，这些瞬间正是“阿Q身上潜藏着的趋向革命的基因”。
　　所谓“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瞬间，是指小说中六次偏离原本将阿Q刻画为“抽象的意义上或类型的意义上”真实的叙述—“失败的苦痛”与“无可适从”，性与饥饿，生存本能的突破，革命的本能与“无聊”，大团圆与死。
　　在此，汪晖展现了他令人佩服的细读能力，不过他猜测鲁迅从刻画国民劣根性的初衷转向挖掘潜在的革命性，发生在小说连载由报纸“开心话”栏转到“新文艺”栏时，就显得草率。且不说，鲁迅是否有这样的意图，外部环境的改变促成小说的变化就未免有夸大之嫌。
　　在曾经的鲁迅思想研究大家汪晖看来，《六个瞬间》本能跟鲁迅的“生命主义”哲学完全对应—“生命主义的核心是将生存本能置于一切之上。惟其如此，生存的欲望、本能、潜意识就可能成为对于时代的诅咒，对于一切传统、权威和秩序的颠覆”，所以，在阿Q身体生存受到威胁和伤害时，作为传统社会秩序的“精神胜利法”才出现了短暂的失效。而当身体生存被置换为阿伦特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时，革命的因子也就出现了。
　　问题是鲁迅如何定义革命？阿伦特又是如何定义呢？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到，“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构建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是革命”。
　　汪晖在《六个瞬间》中并没引用这句话，不过谈到了开端。开端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全新的道德。他认为鲁迅心目中有两个“辛亥革命”—“一个是作为全新的历史开端的革命及这个革命对于自由和摆脱一切等级和贫困的承诺；另一个是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并非作为开端的社会变化，它的形态毋宁是重复”。这样看来，由于现实的辛亥革命没有触及社会道德的转变，鲁迅终身用笔服务于国民性的改造就具有了启蒙的意义，而阿Q身上潜在的革命因子正是启蒙的希望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几乎就是一个标准的启蒙理想主义者，事实上是这样吗？
　　汪晖在论文《鲁迅与“向下超越”》中以“鬼”的形象揭示过鲁迅的“永远革命”，“对于鲁迅来说，历史即无穷无尽的重复，因此，真正的革命者必然是不断失败的革命者，而不断失败的革命者就必然是永远的革命者”。既然鲁迅是一个历史循环论者，那么就不可能寄希望于某种理想，而是指向于人性的“无限”革命。
　　阿Q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表达
　　汪晖自认为，他对六个生命瞬间的发现，可以解决“如果阿Q仅仅是国民性或民族劣根性的表达，那么，革命就不是内在的，因为我们无法从精神胜利法中找到革命的必然性，我们也无法从各自隔绝的孤寂中找到呐喊的可能性；如果国民的灵魂中不是内在地包含这一潜能，阿Q的人格就是两个”的疑问。
　　也正是把“精神胜利法”放置在革命对立的位置上，他断言“阿Q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表达—是中国现代性的面影，而不是传统中国的表征”，在旧的纲常崩溃之后正是“精神胜利法”在维系着旧的道德价值体系。然而，在全书的行文中，特别是谈及作为开端的革命时，他是把“精神胜利法”看作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这种矛盾的叙述，可能是不自觉的。
　　如果看回《阿Q正传》的原文，正如汪晖说的鲁迅把历史时间植入本来未曾存在的地方中，小说中明确地提到“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辛亥年九月十四日杭州府为民军占领，绍兴府即日宣布光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精神胜利法”发生在现代之前。如果把“精神胜利法”判定为前现代与现代相互纠缠的产物，从汪晖的传统内在现代性及晚清在“冲击—反应”模式中现代性探索的视域是可以说得通，但从五四时期鲁迅杂感中现代与传统绝对对立的态度来看还是可疑的。至于阿Q革命，也还是让鲁迅自己站出来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在这里鲁迅从贬义上说革命，革命如果是阿Q由身體激发的“造反”，那么就还是“奴隶—主人”的循环历史。
　　“精神胜利法”究竟是国民性、“意识形态”，还是人性？很难做出明确的回答，事实上，这三者也不是能完全分开的，人本来就是历史与身体相互纠缠的构建物。至于由身体所激发的革命因子，也只能是促成革命的暴动因素，自由才是革命在现代（构成开端）的意义。
　　也许汪晖会认为现代已经来到，暴动就会跟自由天然地结合。汪晖自己曾说过每当思想陷入苦境就会读鲁迅，这次重新诠释《阿Q正传》也许该放置在他个人的现代性及20世纪中国革命研究与新左派的社会关怀中才能体现出其意义。在《六个瞬间》中，汪晖为“阿Q革命”的辩护说不上完美。作为精品课程的讲稿，书中也涉及到诸多研究成果，比如日本学者对小说序言中“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的探讨，王瑶考察目连戏中的二丑艺术对鲁迅“油滑”风格的影响，汪晖关于对正史与“正传”之辩等，对于读者来说都是有益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