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 来总有不确定性。面对一项改革，人们通常先关注的是改革成本，而对不改革成本的忽略几乎是一种人性。因此，改革大体是由危机驱动的，越是重大改革，所“必需”的危机越深重。改革者所面对的障碍，其实就是人类的惰性和短视。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中，未雨绸缪的智慧从未缺乏，然而共识的达成却是古今中外最为艰难的命题。
　　最近，央行课题组在本刊刊发《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一文，引起各方瞩目，论者四起。面对资本项目开放这样高度抽象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目前争议的焦点亦集中于改革成本。在浅显的层次，这个成本是跨境资本流动对本国市场和经济的冲击；再进一步，是放弃固定汇率；最核心的，是转变国家代替私人部门决策投资的模式。
　　提出动议的央行课题组显然评估了这一系列成本，但囿于角色却未必表达充分。一个基本观点在于，资本项目管制最为显见的收益——防范短期资本流动，现实看，由于市场力量和金融手段的增强，其有效性已大为降低。远在上世纪60年代，全球化程度和金融技术不可同日而语，美、德两国的资本管制效果同样有限。本轮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世界确对资本管制之利有了重新审视，但资本如水，流动是永恒的，节制乃一时之需，成熟市场对过度放任的反思并不能构成中国市场化中途倒车的理由。
　　基于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货币政策三者不可得兼的“三元悖论”，资本项目开放的第二个成本是放弃固定汇率。在根本上，一国货币的汇率由其本国经济效率决定，当人们指责美元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强权时，不能忘记的前提有二：其一，决定美元地位的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其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是政策实施国利弊权衡的结果，甚至，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搭便车”之举。“以美元为锚”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融入全球经济的趋利之选，在相当长的阶段中，中国经济深得全球贸易稳定之利。而经济力量此消彼长来得如此之快，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搭便车”是无法永续的。
　　无论是资本管制，还是在汇率政策上倾向于高估或低估本币，都是一国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趋利选择。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关系的层面，这种趋利倾向都是有边界的，因为损人终将害己。
　　问题的核心是，能否更为前瞻地判断这种利害变化，中国目前的政策选择，有利于出口和对内投资，代价便是国内通胀和对外投资的效益低下。然而，平衡点向弊大于利的转换已经显见，进口原料价格上涨，出口已无利可图，投资泡沫化严重，对内投资效率大幅减低。通胀威胁社会稳定，而政府替代私有部门集中对外投资的效率低下，正在令中国亿万勤劳工作者所积累的财富不断耗散，这正是驱动当前改革的危机所在。只有拨开经济快速增长的繁荣表象，从所谓“中国模式”的虚骄中清醒过来，危机的紧迫感才能真正显现。
　　当前，劳动力作为中国经济规模化增长最为关键的要素，瓶颈已然凸显。这意味着，前一轮改革以制度改善提升劳动生产效率的红利在规模层面已消耗殆尽，进一步的改革如户籍和城乡一体化改革，虽仍有乐观的前景，然而资本要素的效率提升亦日见紧迫。以央行所处国民经济的关键环节，对于资本效率的感受必然更加痛切。当前，汇率管制使国内“钱多物少”，而回收流动性与利率管制相作用，致使资本过度向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项目倾斜，造成投资错配和效率损失，进而加剧了本已十分严重的国民财富分配失衡格局。
　　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此前30年经济发展和政策选择的重要经验。在资本项目开放条件是否具备、与国内金融深化改革孰先孰后的问题上，争议让人们恍如回到了过去的若干历史节点。1994年，中国放松对经常项目的资本管制，将此前的汇率双轨制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并轨，汇率一次性大幅贬值。改革前的1993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仅有211.99亿美元，而此前的1992年，国内资本净流出高达100亿美元。
　　改革后，外汇储备当年即增加了304亿美元，而人民币汇率随着出口的增加而回升，实现了健康的双向波动。当时参与决策者在事后总结称：不为眼前困难和局部利益诉求所动摇和困扰，坚决选择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和国际惯例的改革道路，是此轮汇改成功在顶层设计方面的路径保障。
　　放诸加入WTO等众多的重大政策选择，其利弊衡量确实只有在事后才能看得更为清晰。从某种意义上说，开放确实有暴露危机的效用，但并不是危机的成因。而只有更为充分地暴露危机，改革才能真正获得动力和共识。应该认识到，全球化令众多后发国家的改革成本趋于缩小，中国已然受益，更须顺流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