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共事十几年，低头不见抬头见，他寡言少语，我大而化之，他稳重老成，我急躁冒失。他办他的报纸，我干我的广播，难得打个照面，寒暄几句，仅此而已。
　　闲暇时，我们却是难得投缘的朋友。每次聚会，给他斟酒，嘴上连声拒绝，但总拗不过大家，只好憨憨地笑笑，任由主人斟满。他醉过几次，酒醉的他一反老成持重的常态，足之蹈之不能自已，话明显多了，情绪也明显亢奋起来，他会很夸张地搂住我或同事絮絮叨叨，刚开席时的浅饮低酌变成开怀豪饮，席尽人散前本已阑珊的意兴，又被他撩得热火朝天。他敬完这个敬那个，俨然是设宴的主人。直到他生病，才有知情的同事说，刚工作时他滴酒不沾，外出应酬需同事代喝才能解围。
　　跟他搭档打牌，无论输赢，他都不会像我一样喜怒形于色，出错张牌，顶多轻描淡写嗔怪两句，绝不骂骂咧咧，他的气定神闲，使我很乐意与他打对家。
　　刚调进单位时，我在总编室，他已在《广电报》工作好几年。有时宣传方面一些材料要汇总上报，重点基本都是广播和电视，很少涉及《广电报》，即便涉及，通常也是对公益广告的刊登有所要求，在我看来是无足轻重一笔带过的例行公事，所以也就例行公事地在电话里向他传达一下。未想到他十分重视，亲自动笔起草方案，亲自审定版面安排，还叫人把报纸小样送来征询我的意见，他的认真既让我有些难堪，又为自己的敷衍而自责。几次下来，领教了他这种作风，我也不敢动辄在电话里“发号施令”了。他大我3岁，按说该以兄长自居，但早几年，无论对我还是对资历相当年龄相仿的同事，他言必自称小王，谦恭的态度让我觉得有些过分。一次，他请几个广告客户共进晚餐，顺带把我叫去，酒桌上耳闻目睹他在几个年龄小他一大截的老总跟前自称小王，我先前的疑惑从此打消。他办的这张报纸，不完成每年发行和创收指标，二十几号人的生计便是大问题，在被视为衣食父母的客户面前，毕恭毕敬诚惶诚恐，都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他在这座城市本来就没可以倚靠的大树。
　　他生病前一年年底，单位组织我们到南方几家广播电视台学习考察，我与他同居一室。刚开始几天，很少交流。晚饭后回到房间，他要么摆弄相机翻看沿途景色，要么倚在床上翻看报纸，冷不丁会冒出一句，“你先洗澡吧”，或者，“你想看什么电视节目”，除此以外再无更多言语。返程前一晚，他突然兴致高涨，盘坐在床上跟我谈工作，谈家庭，谈他的如烟往事。也正是这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才使我完整了解了他。他老家在苏北农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泰州电视台，干了一阵子电视，随后便一直在《广电报》工作，按既定程序完成一个男人的人生步骤，工作，恋爱，结婚，生子，在异乡落地生根。他老婆是当地人，处于半下岗状态，那段时间正是他事业刚起步之际，每天早出晚归，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他说，他的心情在那段日子里经常大起大落。

　　不能侍奉双亲的无奈、初为人父的兴奋、独自承担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困顿、被组织提拔重用的喜悦甚至谈成一笔广告业务的满足，我都能理解。我们一直聊到凌晨，很少见他说这么多话。彼时，他已从《广电报》调到集团事业产业部，还兼任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以前在《广电报》当老总，一声令下，麾下尚有二十几号人响应，换了岗位，级别没变，但几乎就他一个光杆司令，提笔办文、跑腿公关、洽谈业务之类的活儿，都需要他亲力亲为。我跟他插科打诨：“大老板要求我们能文能武，你当之无愧。”他嘿嘿一笑：“洋话。”
　　去年3月，一向硬朗结实的他，突然癫痫发作倒地不起，送到医院检查，脑瘤，且是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第一次手术后，我去医院看他，除了头上被纱布包裹起来，其他并无异样，也没在他脸上捕捉到绝望和痛苦的表情。我故作轻松，既想尽力掩饰内心的难过，又想努力营造小病小痛不足为惧的轻松氛围，就开玩笑说：“小王，以后可不要用脑过度了。”他仍然嘿嘿一笑：“洋话。”
　　他是个意志坚强的男人，但肿瘤生长的速度并不因他的意志而变慢，经历第二次手术摧残，他的身体被彻底掏空了。今年夏天，在一个酷热难耐的早晨，他一句话也没留下，离我们而去。晚上，我和他生前要好的几个朋友一起守灵，整个殡仪馆只有他这一家办丧事，周围黑灯瞎火，惟有我们所在的这个灵堂里灯火通明，大家凑成两桌一起打牌。灵堂里低回的哀乐混杂着烧纸钱的烟味，在寂寥的夜空四处飘散，我时不时掉过头看看棺木中熟睡的他，心里念叨着，泽成兄，来世我们还打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