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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计划生育作为一项以控制民众自身生育为目标的公共政策，未必能够得到广大基层民众一致认同和拥护。以宿松县的一个国营职工为个案，详细阐述其他为实现超生采取一系列非理性策略的行为动机，而在这场互动中进一步孕育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基层得以继续推行的生存空间和土壤。
关键词：计划生育；基层民众；非理性策略；挑战权威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0-0275-02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推行全国，正当性和合法性毋庸置疑。然而受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基层民众对新政策的态度却呈现多维度现象。蒋玉斌事件则是基层民众回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典型案例之一，而蒋玉斌却有所不同。同样受多生观念的影响，但却没能有效处理与基层政府互动过程中紧与驰的关系，也迫使他逐步陷入了挑战权威的深渊。
一、蒋超生前之现状
蒋玉斌同志为原安庆地区土杂公司木粉厂职工（该厂现改为安庆市供销联社土杂公司木粉厂），系中共正式党员。家住在宿松县广福乡蒋山村上屋村民小组，其爱人张正娇原已生育两个男孩，大孩14岁，小孩12岁，分别在中学和小学读书。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蒋张夫妇主动要求采取上环措施，并保证再不生第三胎[1]。
生育政策对于干部职工不准生育第三胎已有规定，“国家干部、职工（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一对夫妻只准生育一个孩子，并要领取《计划生育光荣证》，城乡不论哪种情况，都不准生第三个孩子。”[2]同时对于干部职工超生者，也有规定“要取消其按合理生育所享受的医药、福利等待遇；要按省十六条规定的胎次比例，按月扣发夫妇双方的工资；要按规定取消评奖、晋级资格。”[3] 一系列政策规定进一步增添了政府政策权威的砝码，也给蒋生育行为的限制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蒋已成为政策执行的典范。
为了加强上环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蒋向基层组织许下并无法律依据的口头保证。基层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并非需要很强烈的法律素养，言语保证在一定程度下也能够建立基层组织与民众间的信任度。然而正如李银河所言，“计划生育把生育指标变成了一种供小于求的商品，一种人人都要争夺又远远不够分配的利益；而村落文化的求同和忌妒，就成为监督别人和互相监督的力量。”[4]对于其他普通民众来说，蒋的作为已经违背国家规定的一孩上环、二孩结扎政策，在他们眼里那所谓“保证与信任”并非正常的官民互动。这样基层组织给予蒋夫妇的特殊“照顾”自然就打破了原有的村民与地方政府在生育政策互动平衡，村民群体间合作机制也随之崩溃，不合作情境也会伴随着产生，比如举报超生现象等。地方官与民的双重关注与监督无疑会增加蒋生育行为的外在压力，也迫使蒋沦为基层计生互动中的“弱者”，超生前的不利现状已为蒋的超生博弈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二、蒋超生策略解析——动机与权威的碰撞
生育是人类的最基本生物需要，同时也是种族延续的基础，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外在制度以控制民众的自身生育为主要目的，也必然遭到民众本能的抵制，但迫于外在环境压力选择的暂时退却也仅是等待合适良机的出现。蒋妻的再次怀孕，在基层社会并非新奇之事，然而遭村民举报，怀孕之事被迫公开，对于蒋夫妇来说并非好事，它打破了过去与乡村组织维持的信任均衡，也违反国家规定不准生育三孩的政策，情理和法理机会同步丧失。但蒋为实现生育第三胎的目的，与基层政府之间展开了一系列非理性的策略较量。
1.躲避策略。蒋妻怀孕使得不再生育的口头保证被己方单独“撕毁”，断送官民间最后的信任机会。基层政府也因此有充足理由来迫使蒋妻做补救措施，而中央有明确规定，“反对强迫命令，以宣传教育为主，以经常工作为主，以避孕为主。”[5]乡村计生工作仍是以劝服为主，并非采取强制手段来实现控制生育目的，但这就为民众的政策外拖延生育策略创造了机会，也就使得政府的执行陷入被动局面。蒋利用了乡村组织的疏松，偷偷潜入家中，一来探视家中情况，以安抚妻子，二则主要是被动回应基层领导的电报催促，也好给工厂一个交代。避而不见，实则理亏。虽能避过基层领导的视线，却难以逃脱邻里乡亲的茶余饭后的交谈。面对计生专干的劝说，蒋却是以极其蛮横态度结束首次与基层政府的交锋，断然拒绝任何挽救机会。基层计生专干是基层政府执行政策的代理人，而首次交涉的失利使得基层政府工作的进一步升级，蒋的超生也将演变成政府的公开事件，同时也预示着蒋的躲避策略彻底泡汤。
2.人情策略。计划生育政策是国家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写入了宪法，由国家出面引导全国各地贯彻执行。乡村基层组织是国家权威深入地方的代理人，能够迫使民众敬重权威，遵守国家生育政策。然而乡村社会本是个熟人群体，凡事之间基本上以人情维持平衡，也就是“给了面子，讲了人情”[6]。政策制定需遵循法定的程序，而政策执行则主要是靠人来操作，“权威集中导致的集体主义和平均分配产生的个人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一种张力的度既可能把中国人拉向个体对权威的忠诚上，也可能把中国人引向权威对个体平均分配的妥协上。”[6]封闭的乡村地区，难免会使政策执行增加了不少人情味。蒋生育二子后，乡村领导看在其妻为了农村劳动上的便利，只做了上环手术，这就是人情的赠送。蒋妻再次怀孕，乡村领导催促蒋回来做妻子的心理工作，并且组成领导小组亲自到村部对蒋进行耐心劝服和教育，可谓是仁至义尽。然而蒋却树起传统旗帜，“我的叔母托一个梦给我，她死后无人，要我多生一个孩子给她，党的国策归国策，我决不能不按照我叔母的梦托，我要尽我的孝心。”在蒋看来，“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7]完全只顾自我的私利，藐视国家政策的合法性，毅然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无疑不仅会使得蒋的乞求同情策略未能奏效，反而更进一步促使基层政府加强执行的力度和强度。
3.乞求工作单位的庇护。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整合逐步取代旧时代时期民间社会精英整合模式，并以国家政治与行政权力作为主要核心桥梁。民众对上级组织有着极强依附性，但纵向之间形成的强烈的权威依附也导致了横向的城乡之间权力系统碰撞的尴尬，出现民众“对理应服从的权威，却普遍地表现出一种轻蔑”[8]。乡村权力系统在改革开放前隶属于人民公社，到人民公社制度终结后，乡村管理体制权限进一步缩小，村部并非国家正式编制仅隶属于乡级，始终与国营单位之间并无隶属关系。然而蒋系安庆木粉厂国营职工，组织并非在蒋山村。蒋的托梦策略宣告失败，骤然转换策略，利用乡村组织与工作单位的权限间隙，挑衅基层权威，转向乞求单位的庇护。蒋在言语上刺激基层领导，“我爱人怀孕第三胎，我不了解，你书记为什么不向我汇报？……你是什么书记？你又处分不了我。”完全无视领导个人感受，激怒基层政府，彻底抛弃基层领导与民众的人情互动。但蒋妻组织仍属蒋山村，受村部管制，他的种种举措使蒋家陷入了挑战国家政策和基层权威的深渊之中，一步一步致使蒋被迫逃离家乡。 4.暴力决裂.虽有工厂组织的庇护，但蒋超生的事实确已违背单位运行原则——个人对单位的双重依附，“一是对一个组织的依附，二是对组织中的领导者个人的依附。前一种依附中，个人需要付出的是效忠，即对政治上的忠诚和努力工作，多为‘单位’做贡献。”[8] 国营单位也必须得服从并执行国家政策，蒋受到处分不可避免的。蒋的处罚是基层政府组织与国营单位共同促成的结果，也是国家政策的公信力得以重新确立的重要保障，然而蒋对此却怀恨在心，曾回家唆使其妻找到同村村民陈玉兰，说怀孕第三胎是陈玉兰向乡村汇报的，寻机报复两次将陈玉兰打伤住院。其妻并在公开场合上扬言，今后还要打陈玉兰，乡政府又处理不了蒋玉斌，木粉厂领导认为玉斌有办事能力，不愿处理他。这并非简单的打人事件，这是蒋对待国家政策的态度从思想上到行为上最直接最激烈的反抗体现，将一起看似简单的超生升级为残酷的暴力刑事事件，蒋妻的公开扬言彻底公开地羞辱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同时也“出卖”了蒋工作单位的执行力，并且也公开打破了民众群体与政府生育政策互动规则，挑衅全体大众的威信，蒋瞬间变成政府和广大民众宣泄和激愤的对象，蒋也因此彻底走上了“自毁”[4]之路。
三、小结
蒋玉斌事件是一起典型的民众抵制反抗国家政策的案例。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由国家出面强制干涉民众自身生产的政策，导致民众数千年来自由的生育繁衍机制被打破，而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广大民众群体并非能够轻易退出长久拥有的自由生育舞台，对于新政策必然会做出种种不合作举措以干扰政策的推行。蒋玉斌从最初的躲避到逃离还能够得到民众群体的默认和同情，然而由于他利用工厂单位威信压制基层并当面羞辱基层领导以及利用权力间隙实现超生，直接激怒领导并挑衅基层执行能力，使得官方人情政策执行机制彻底丢失。村民频繁被打以及蒋妻的公开狂妄扬言，使得超生事件性质变质，实则是蒋对国家政策的反抗彻底公开化，打破了民众群体与基层政府间生育平衡规则，势必使得蒋也逐步被推向了国家和广大民众的对立面。它充分显示了基层民众对待国家政策态度与行为的复杂特性，正是由于民众多维度逃避政策策略才促使基层政府不断改善和加强生育监管和执行力度，从而最终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得以在基层延续和继续推广。
参考文献：
[1] 宿松县广福乡人民政府文件.再次要求严肃处理蒋玉斌同志强行超生第三胎的报告：1988.9.8[B].存档于宿松县计划生育委员会.
[2] 石兵.宿松县计划生育志[Z].湖北省武穴市梅川印刷厂承印，2004
[3] 中共宿松县委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1982.3.18[B].存档于宿松县计划生育委员会.
[4] 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5] 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
[6] 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 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责任编辑 魏 杰]
关键词：计划生育；基层民众；非理性策略；挑战权威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0-0275-02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推行全国，正当性和合法性毋庸置疑。然而受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基层民众对新政策的态度却呈现多维度现象。蒋玉斌事件则是基层民众回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典型案例之一，而蒋玉斌却有所不同。同样受多生观念的影响，但却没能有效处理与基层政府互动过程中紧与驰的关系，也迫使他逐步陷入了挑战权威的深渊。
一、蒋超生前之现状
蒋玉斌同志为原安庆地区土杂公司木粉厂职工（该厂现改为安庆市供销联社土杂公司木粉厂），系中共正式党员。家住在宿松县广福乡蒋山村上屋村民小组，其爱人张正娇原已生育两个男孩，大孩14岁，小孩12岁，分别在中学和小学读书。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蒋张夫妇主动要求采取上环措施，并保证再不生第三胎[1]。
生育政策对于干部职工不准生育第三胎已有规定，“国家干部、职工（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一对夫妻只准生育一个孩子，并要领取《计划生育光荣证》，城乡不论哪种情况，都不准生第三个孩子。”[2]同时对于干部职工超生者，也有规定“要取消其按合理生育所享受的医药、福利等待遇；要按省十六条规定的胎次比例，按月扣发夫妇双方的工资；要按规定取消评奖、晋级资格。”[3] 一系列政策规定进一步增添了政府政策权威的砝码，也给蒋生育行为的限制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蒋已成为政策执行的典范。
为了加强上环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蒋向基层组织许下并无法律依据的口头保证。基层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并非需要很强烈的法律素养，言语保证在一定程度下也能够建立基层组织与民众间的信任度。然而正如李银河所言，“计划生育把生育指标变成了一种供小于求的商品，一种人人都要争夺又远远不够分配的利益；而村落文化的求同和忌妒，就成为监督别人和互相监督的力量。”[4]对于其他普通民众来说，蒋的作为已经违背国家规定的一孩上环、二孩结扎政策，在他们眼里那所谓“保证与信任”并非正常的官民互动。这样基层组织给予蒋夫妇的特殊“照顾”自然就打破了原有的村民与地方政府在生育政策互动平衡，村民群体间合作机制也随之崩溃，不合作情境也会伴随着产生，比如举报超生现象等。地方官与民的双重关注与监督无疑会增加蒋生育行为的外在压力，也迫使蒋沦为基层计生互动中的“弱者”，超生前的不利现状已为蒋的超生博弈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二、蒋超生策略解析——动机与权威的碰撞
生育是人类的最基本生物需要，同时也是种族延续的基础，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外在制度以控制民众的自身生育为主要目的，也必然遭到民众本能的抵制，但迫于外在环境压力选择的暂时退却也仅是等待合适良机的出现。蒋妻的再次怀孕，在基层社会并非新奇之事，然而遭村民举报，怀孕之事被迫公开，对于蒋夫妇来说并非好事，它打破了过去与乡村组织维持的信任均衡，也违反国家规定不准生育三孩的政策，情理和法理机会同步丧失。但蒋为实现生育第三胎的目的，与基层政府之间展开了一系列非理性的策略较量。
1.躲避策略。蒋妻怀孕使得不再生育的口头保证被己方单独“撕毁”，断送官民间最后的信任机会。基层政府也因此有充足理由来迫使蒋妻做补救措施，而中央有明确规定，“反对强迫命令，以宣传教育为主，以经常工作为主，以避孕为主。”[5]乡村计生工作仍是以劝服为主，并非采取强制手段来实现控制生育目的，但这就为民众的政策外拖延生育策略创造了机会，也就使得政府的执行陷入被动局面。蒋利用了乡村组织的疏松，偷偷潜入家中，一来探视家中情况，以安抚妻子，二则主要是被动回应基层领导的电报催促，也好给工厂一个交代。避而不见，实则理亏。虽能避过基层领导的视线，却难以逃脱邻里乡亲的茶余饭后的交谈。面对计生专干的劝说，蒋却是以极其蛮横态度结束首次与基层政府的交锋，断然拒绝任何挽救机会。基层计生专干是基层政府执行政策的代理人，而首次交涉的失利使得基层政府工作的进一步升级，蒋的超生也将演变成政府的公开事件，同时也预示着蒋的躲避策略彻底泡汤。
2.人情策略。计划生育政策是国家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写入了宪法，由国家出面引导全国各地贯彻执行。乡村基层组织是国家权威深入地方的代理人，能够迫使民众敬重权威，遵守国家生育政策。然而乡村社会本是个熟人群体，凡事之间基本上以人情维持平衡，也就是“给了面子，讲了人情”[6]。政策制定需遵循法定的程序，而政策执行则主要是靠人来操作，“权威集中导致的集体主义和平均分配产生的个人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一种张力的度既可能把中国人拉向个体对权威的忠诚上，也可能把中国人引向权威对个体平均分配的妥协上。”[6]封闭的乡村地区，难免会使政策执行增加了不少人情味。蒋生育二子后，乡村领导看在其妻为了农村劳动上的便利，只做了上环手术，这就是人情的赠送。蒋妻再次怀孕，乡村领导催促蒋回来做妻子的心理工作，并且组成领导小组亲自到村部对蒋进行耐心劝服和教育，可谓是仁至义尽。然而蒋却树起传统旗帜，“我的叔母托一个梦给我，她死后无人，要我多生一个孩子给她，党的国策归国策，我决不能不按照我叔母的梦托，我要尽我的孝心。”在蒋看来，“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7]完全只顾自我的私利，藐视国家政策的合法性，毅然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无疑不仅会使得蒋的乞求同情策略未能奏效，反而更进一步促使基层政府加强执行的力度和强度。
3.乞求工作单位的庇护。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整合逐步取代旧时代时期民间社会精英整合模式，并以国家政治与行政权力作为主要核心桥梁。民众对上级组织有着极强依附性，但纵向之间形成的强烈的权威依附也导致了横向的城乡之间权力系统碰撞的尴尬，出现民众“对理应服从的权威，却普遍地表现出一种轻蔑”[8]。乡村权力系统在改革开放前隶属于人民公社，到人民公社制度终结后，乡村管理体制权限进一步缩小，村部并非国家正式编制仅隶属于乡级，始终与国营单位之间并无隶属关系。然而蒋系安庆木粉厂国营职工，组织并非在蒋山村。蒋的托梦策略宣告失败，骤然转换策略，利用乡村组织与工作单位的权限间隙，挑衅基层权威，转向乞求单位的庇护。蒋在言语上刺激基层领导，“我爱人怀孕第三胎，我不了解，你书记为什么不向我汇报？……你是什么书记？你又处分不了我。”完全无视领导个人感受，激怒基层政府，彻底抛弃基层领导与民众的人情互动。但蒋妻组织仍属蒋山村，受村部管制，他的种种举措使蒋家陷入了挑战国家政策和基层权威的深渊之中，一步一步致使蒋被迫逃离家乡。 4.暴力决裂.虽有工厂组织的庇护，但蒋超生的事实确已违背单位运行原则——个人对单位的双重依附，“一是对一个组织的依附，二是对组织中的领导者个人的依附。前一种依附中，个人需要付出的是效忠，即对政治上的忠诚和努力工作，多为‘单位’做贡献。”[8] 国营单位也必须得服从并执行国家政策，蒋受到处分不可避免的。蒋的处罚是基层政府组织与国营单位共同促成的结果，也是国家政策的公信力得以重新确立的重要保障，然而蒋对此却怀恨在心，曾回家唆使其妻找到同村村民陈玉兰，说怀孕第三胎是陈玉兰向乡村汇报的，寻机报复两次将陈玉兰打伤住院。其妻并在公开场合上扬言，今后还要打陈玉兰，乡政府又处理不了蒋玉斌，木粉厂领导认为玉斌有办事能力，不愿处理他。这并非简单的打人事件，这是蒋对待国家政策的态度从思想上到行为上最直接最激烈的反抗体现，将一起看似简单的超生升级为残酷的暴力刑事事件，蒋妻的公开扬言彻底公开地羞辱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同时也“出卖”了蒋工作单位的执行力，并且也公开打破了民众群体与政府生育政策互动规则，挑衅全体大众的威信，蒋瞬间变成政府和广大民众宣泄和激愤的对象，蒋也因此彻底走上了“自毁”[4]之路。
三、小结
蒋玉斌事件是一起典型的民众抵制反抗国家政策的案例。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由国家出面强制干涉民众自身生产的政策，导致民众数千年来自由的生育繁衍机制被打破，而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广大民众群体并非能够轻易退出长久拥有的自由生育舞台，对于新政策必然会做出种种不合作举措以干扰政策的推行。蒋玉斌从最初的躲避到逃离还能够得到民众群体的默认和同情，然而由于他利用工厂单位威信压制基层并当面羞辱基层领导以及利用权力间隙实现超生，直接激怒领导并挑衅基层执行能力，使得官方人情政策执行机制彻底丢失。村民频繁被打以及蒋妻的公开狂妄扬言，使得超生事件性质变质，实则是蒋对国家政策的反抗彻底公开化，打破了民众群体与基层政府间生育平衡规则，势必使得蒋也逐步被推向了国家和广大民众的对立面。它充分显示了基层民众对待国家政策态度与行为的复杂特性，正是由于民众多维度逃避政策策略才促使基层政府不断改善和加强生育监管和执行力度，从而最终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得以在基层延续和继续推广。
参考文献：
[1] 宿松县广福乡人民政府文件.再次要求严肃处理蒋玉斌同志强行超生第三胎的报告：1988.9.8[B].存档于宿松县计划生育委员会.
[2] 石兵.宿松县计划生育志[Z].湖北省武穴市梅川印刷厂承印，2004
[3] 中共宿松县委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1982.3.18[B].存档于宿松县计划生育委员会.
[4] 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5] 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
[6] 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 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责任编辑 魏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