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瞬间：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英国和文化研究的初衷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英雄时刻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爸爸是一位木匠，后来打拼成为一位拥有二百多个车库和较好生活的人。我们一直生活在工人社区，生活在工人文化之中，五十年代及之前的工人文化在几百年之中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只是到了我这一代，才有了文化娱乐消费这样的事情，这是我的前辈所不能想象的。我买了录音机，买了磁带，被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所震撼，摇滚乐改变了工人文化。当我听那些音乐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活着，可以追求自由、可以追求性、可以享受生活，世界很大很宽广。
　　在这一切变化之中，学院和学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我们学的文学都是以前的经典，一百年或者几百年以前的，从来不学当代文学或者今天发生了什么。在社会学系，学习经典的结构功能主义，一切都是抽象的和凝固的。我并不是说不应该学习结构功能主义，关键是，这个学习和现实脱节了。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一九六四年成立，我于一九六八年来到中心，我刚到那里不久，学生就占领了大礼堂，学生们造反、抗议、革命，要求教学改革，让课程与外界现实社会接轨，给学生更大的权利和对学业的自主权利。中心很小，只有两名全职教师，一位是霍加特，一位是霍尔，而霍加特还在英语系兼任教职，所以，霍尔是唯一一位全职教师。
　　霍尔是一位非常与众不同的人，一般来讲，教师是不和学生多交流的，但是霍尔在学生占领中起着领导作用。霍尔讲述外部世界的变化，质疑大学教学为何不和外界现实相联系。占领行动持续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打乱了整个学期的教学，把大学搞了个底朝天。然后，达成了某种妥协，一切恢复正常，大学只发生了些许的变化，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却发生了永远的变化。霍加特离开了中心，霍加特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位比较保守的教授，我估计他不认同左翼风潮下的占领行动。这样，霍尔成为中心的负责人。
　　我们中心努力尝试去理解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机遇和巧合，大学里这样一个小小的中心采用了多学科视角去理解当今世界。为了实现理解当今世界的目的，我们要去钻研社会学、文学、马克思主义。霍尔是非常敏锐的人，总是可以捕捉最新的文化现象，在其他人还没有听说之前，他率先介绍后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我们把这些新鲜的知识融入对新世界的解读之中。正是置身这样的环境，我可以写出《学做工》这本书。
　　我不是社会学领域的专家，我的专业是语言文学，我读了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我也读文学和诗歌，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在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钻研下去，而是综合这些知识去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我、文化的我、学术的我，最终这样的综合把我带入了民族志研究方法之中。我没有受过任何民族志研究方面的训练，我的直觉告诉我，必须走出去，去接触“摩托少年”（motorbike boys）、去接触嬉皮士。后来，我开始研究在校生，我就需要去学校具体了解学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了可以表达、分析和解读，我必须把学术和文化现实相结合。我们终于通过“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样的空间，把学术和现实结合了起来，我们做到了，中心引领学生进行文化革命、进行政治革命，我们要求更大的权利。虽然最后变化并没有发生在整个大学的范围内，但是，我们变了，我们这个中心变了。我感受到一种醉酒后的勇气：我可以创造新理论！我是工人的儿子，我在剑桥大学的学业成绩并不好，而此时，我有了一种醉了酒一样的知识能量：如果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解读我所研究的摩托少年，我就去创造我自己的理论。我还真的创造了，就是“同源理论”（homology）。
　　在《学做工》的研究中，试图去理解“家伙们”和反学校文化，这些都被看作不好的和反社会的。我试图去解释那些文化与广泛的工人阶级的联系，并且，“家伙们”对待教育的态度是有道理的。我提出了文化生产的理论（a theory of cultural production），用来解释“家伙们”的世界，并把他们的世界和外界政治环境联系起来。“家伙们”是理性人，他们的行为是带着文化实践含义的，并且创造出意义，这些都是基于思想和物质条件的渗透。他们并不是敌人，而可能是民主社会制度的同盟。
　　文化研究兴起的那个早期阶段是理解英国文化研究的关键，因为，参与其中的学生和人们经历了文化革命—我的文化和我父辈的文化完全不同；经历了政治革命—我们试图向大学要权利；我们也进行了学术革命—为了促进社会进步，我们去探索理解当代社会的方法，并且把学术研究和广大的劳工运动结合起来；而且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的头脑中都是彼此相联的。这是一个英雄时刻。在这个社会变化、文化变化、个人变化、学术变化的新时刻，我们试图找到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这就是多个学科按照诠释问题的需要被结合和组织起来，而不是为了形成一个新的学科。所有这一切都非常特殊，就是我说的，历史的黄金时刻和英雄时刻。
　　上面说的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和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而我的描述只代表我的观点。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形成了批判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一种多学科分析的方法，不是为了学科发展的目的，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去解读研究对象，将学术和现实世界连接起来。

文化研究的碎片化

　　黄金时刻和英雄时刻之后，在我看来，文化研究就开始碎片化了，而且，文化研究演变成为又一个“传统”学科，再也不是多面的，再也不是多学科的，再也不是聚焦底层的，而且也不再聚焦了。文化研究炸裂成为不同的东西，有的走向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路线，有的走向后殖民主义和种族路线，有的走向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路线，有的走向从符号学到文本解构路线等。突然之间，这个非常小的机构在短时期内出产了三十多种出版物，而作者大都是研究生，工作人员的贡献不到4%。但是，我对这样的碎片化和不聚焦的研究失去了兴趣。
　　突然之间，文化研究变得很有名气，很多其他院系和大学也想开始文化研究专业。霍尔在一九七九年离开中心，去了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中心的英雄时刻过去了，它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走向了我们当初反对的东西，失去了多学科途径。不过，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中心非常成功，因为当初霍加特的初衷就是希望严肃对待大众文化，还有就是，英语系和社会学系不应该只关注过去的文本和理论，也应该重视当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