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的觉醒，始自一个怀疑的时刻。从全权的信任、依赖、委托，到带着质问，怀疑地睁开眼皮。这是一个惊恐的时刻，一番前所未有的胜利，同时也是一出悲剧性的大戏。从此，命运不在天神或夫君的庇护之下;她自己的命，须一分一厘地挣。文明随之出现一种迷人而危险的转折，女人走入了没有穷尽的革命的旅程。
　　早在私有制产生之前，女人已被归入私有财产和美丽的奴隶。她们既不能像公民一样行使公共权力，也不能如一个完整的人一样，拥有哪怕是对自己身体的私人权利。男权社会通过摧毁女性的自信、人格，漠视其创造力价值，从而实现控制和奴役。多彩的性别和多元的关系，被强制压缩在单一的权力模式里。这一人类史上最古老的压迫形式，压迫着男权结构中的每一个女人和男人。我们的整套文明，建立在一半人沉默的历史上。
　　女人的声音沉入海底，女人无法聆听自己。
　　维系这种天然的剥削与沉默，需要不间断的催眠。如果谁不幸提前醒来，那么，从女性意识苏醒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为社会结构中需要被清除的异己。她们或是被安上“歇斯底里症”的疯女人，因为过早觉察到世界的疯狂，而给当成疯子被疯狂对待;或是成为被埋没的女作家、女艺术家、女科学家，是罗丹的情人，艾略特的太太，莎士比亚的妹妹……或者干脆变成女妖、女巫、女怪……又抑或，她们谁都不是，只是不安分的太太，不开心的母亲。从某一天起，她们开始拥有共同的骂名一群无可救药的女权主义者。
　　时至今日，女权主义者依然被很多人视作恐怖分子一样的可怕存在（参见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女性的权利》，张芸、文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4页），她们是最富有革新精神，然而却最不受待见的那类人。女人一做回自己，就让社会打哆嗦。的确，她们往往是比男性更激进的革命者，只因“她者”的历史，更值得被清算。玛丽莲·弗伦奇（Marilyn French）的小说《醒来的女性》野心勃勃地想挑戰这段沉默史，试图揭穿女人成长过程中积累的甚至连自己都尚未察觉的不公、恐惧、焦虑与幻灭。这部小说采集了各种女人的声音，触碰了整整一代女性的困境。
　　《醒来的女性》（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讲述了书呆子米拉和她周遭那些不同背景、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缤纷各异的女性，她们一个个如何醒来，又如何一个个被毁掉的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呼啸的战场”。作者在每个女人内心深处挖出了反叛者的影子，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女性从出生起就接受的种种规训、引导和暗示。笔触深入至人性、情感关系、权力结构中的盲点和痛点。这些反叛者，这些觉醒中的女人，充满矛盾、反复和不确定性。她们处于多重的撕裂之中，内心不断冒出错愕、惊恐和羞耻感。米拉、瓦尔、伊索、凯拉、莉莉……女人们成长为自觉或不自觉的女权主义者，可总有一些时刻，她们努力把这个陌生的女权主义者与自己进行切割，试图找回所谓的正常和快乐。然而，她们已经觉醒，就无法继续昏睡。
　　女人们认识到，必须进行一场“情感革命”，挑战“丈夫”所代表的那个外部世界对她们天然拥有的权力。这部包罗万象的小说，肥皂剧般展演了多对男女的婚姻真相，描摹出那个年代婚恋关系中的众生百态——亲密关系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相互攻击的方式。这些伤害几乎无从避免，哪怕他们拥有优良的品性，抑或志同道合默契如一人，都无法消解其中隐藏的精神暴力、被巧妙掩饰的剥削，以及以幸福之名被夺走的一切——那是男权社会所教习的唯一的爱的方式。小说近乎绝望地披露出，父权体制下爱之不可能与爱之幸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女人的阶层上升通道，已不局限于“结婚”一座独木桥，她们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主人公米拉在经历了一系列性恐惧、处女危机和失败恋爱后，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医学院学生诺姆。不同于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成长小说”，总以女主角的结婚为圆满结局（那倒的确常常意味着女性自我“成长”的终点），米拉步入婚姻，故事才刚刚开始。学霸米拉婚后就辍学在家相夫教子，随着医生丈夫收入逐渐增加，二人稳步迈入中产阶级，搬到有钱人聚居的郊区。米拉顺理成章当起了“顺义妈妈”，每天围绕着丈夫、孩子和八卦。直至看似完满的婚姻一桩接一桩地破裂，妈妈们曾经无话不谈的下午茶风光不再。她们的正义，最终转为抱歉;她们的呐喊，渐渐沉默。突如其来的婚变之后，米拉选择到哈佛大学深造，在剑桥镇结识了一圈以瓦尔为首的思想独立的高知女性，组成了小小的精神共同体。她们彼此支撑，见识高明，但仍不能阻挡女人们奔赴各自悲剧的命运。
　　随着技术发展急速抹灭男女在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差距，恩格斯曾经论述过的性别压迫的起源和基石日渐瓦解。此书出版前十三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颁布了美国女权运动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民权法案》，其中第七章正式引入了“性别”概念，提出男女享有“就业机会平等”。然而法案颁布之初，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视法案为‘侥幸出生的私生子’”（吉莉恩·托马斯：《因为性别》，李明倩译，译林出版社二0一九年版，6页）。距离女性在职场上大施拳脚还有漫长的旅途，社会上多是一些“绝望的主妇”。“要毁掉一个女人……你只需要把她娶回家。”（62页）尽管此前的大半个世纪，她们接连赢得了选举权、遗嘱权，以及在不需要丈夫许可情况下提出诉讼的权利，七十年代绝大多数美国妇女的生活依然围绕着烤面包、四季豆展开。即便有了洗衣机、烘干机、电冰箱这类“小小的解脱”，仍不能改变她们在婚姻里失去自我的“腐败的状态”和充斥她们生活的“肮脏的细节”。彼时，避孕工具刚刚得到大规模推广，女性由生育不受控制的自然状态向社会化过渡。她们开始享有避孕带来的身体解放和闲暇时光。在逼死人的空虚之中，主妇们开始检视自己的感受，日渐觉察到不对劲的地方，周身涌动着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求。这份渴求与她们既定的社会角色、性别分工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反抗者由此认识到，所有这些“他们”的规则和真理，都在讲述同一个谎言——“女人是天生的受害者”。而这显然是馊掉的隔夜菜，在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斗志昂扬之际，尤难下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