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地方政府借“稳增长”之名“微调”房地产后不久，楼市回暖的消息和数据佐证相继出现：北京、杭州等地再现“日售千套”、“排队抢房”之况；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已扩大至6个，是上月的2倍；而在房价继续下降的43个城市中，多数跌幅也已开始收窄。
　　房价是否已开始止跌企稳？未来还会不会触底反弹？这些关注焦点又开始刺激“刚需们”的购房冲动，一些认为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尽”的购房者，更生恐慌性入市之意。
　　这样的一幕，也许是某些地方政府所乐见的“微调”效果。虽然口头上不承认，可通过提振楼市来“稳增长”甚至“保增长”，仍是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而这也许正是房地产转型乃至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大“心理障碍”。
　　换句话说，能不能让房地产从一个“经济刺激性产业”，回归为一个常态化产业，攸关发展转型进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此前曾感慨：中国的房地产调控可谓“全球最难”。其复杂性在于，房地产与当前社会经济领域一系列艰深的改革课题高度关联。
　　首先是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问题。房地产是最先向民间资本开放的投资领域之一，而其他能源、资源性行业又长期处于政府高度垄断态势，正因为民间资本大都聚集在房地产投资乃至投机，才使房地产高烧不退。一方面，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和GDP贡献率的份额日渐扩大，地方财政增长也对其依赖日深；另一方面，地产商纷纷被推上富豪榜，炒房者大都“一夜暴富”；越来越多的城镇中低收入者却在房价暴涨中远离安居梦，甚至自喻“房奴”。
　　房地产的畸形投资和消费模式也反映了民间投资渠道的狭窄。在目前状态下，民间资本除了房地产几乎沒有更多的畅通之路可走。由此就淤积出一个房价泡沫的“堰塞湖”。
　　其次是收入分配改革、调节贫富差距问题。过去多年，“房子”无形中充当了一个失灵的收入分配调节器，以持房多少为据，城镇居民的实质性贫富差距渐渐拉大。尤其是一旦出现通胀持续，买房多的人越来越富，沒买房的人总也买不起。如果不建立必要的税收调节机制，这种贫富差距扩大的恶性循环就将难以改善。
　　再者，房地产还牵扯着扩大消费问题。这同样是“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经济改革领域的一篇大课题。此前社会舆论曾有比喻说：“一套房子消灭一户中产阶级。”在所有居民消费品中，住房消费的占比不断扩大，严重挤压其他领域的消费需求，这与扩大消费的主张不太合拍。如果不能使居民消费能力从高房价中解脱、释放，则扩大消费、提振内需可能沦为难以完成之重任。
　　此外，在城镇化、金融和土地改革，以及新时期中央和地方关系等等诸多转型命题中，房地产均是频繁闪现的“关键词”。它俨然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突破口：能不能借房地产调控之机，完成一系列改革领域的长效机制建设，将对“十二五”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能不能成功躲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关键一役也系于房地产。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各地政府频繁发出“微调”、“放松”噪声后，中央仍旧表态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即使在经济增速下滑的现实面前，连人称“地产商代言人”的任志强也确信“不会重现救市”。
　　除了房地产，还可以用其他什么样的方式去推动经济增长？这恐怕是当前地方政府最需要破解的课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此前曾用“四个减少”和“五个注重”来概括“十二五”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要旨，即：努力减少对重化工业、投资拉动、房地产和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同时更加注重稳定增长、结构调整、改革开放、民生保障和城市安全。其中，“努力减少对房地产发展的依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政府不会再借保增长之名，行房地产“救市”之实。至少不会再将房地产作为一项经济刺激性政策、走回到从前的老路上去；而“五个注重”则意味着，上海今后将建立一套全新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予以考核、引领“十二五”期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向。
　　可以预见，只有彻底摒弃昔日GDP挂帅、保两位数增长的政绩考核体系，房地产的“救市”冲动才会得到削弱。地方政府也才能腾出精力，去思考房地产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发展转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