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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运用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分别从地区与行业层面初步研究了港澳台来源FDI、其他来源FDI和总FDI对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在地区层面其他来源FDI和总FDI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显著溢出效应，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影响不显著。在行业层面其他来源FDI和总FDI分别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显著溢出效应；并且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创新能力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以及显著性程度均高于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无论在地区层面还是行业层面港澳台来源FDI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创新能力没有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关键词：投资来源；FDI；创新能力；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174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7)06-0006-06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特别是在“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支持下，外资迅速涌入中国。自1993年开始。中国FDI流入量高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2002年更是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量外资的流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FDI溢出效应是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FDI，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跨国公司无法获取由此带来的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FDI成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经济国家提升产业结构和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国外学者通过大量案例研究发现。发生FDI溢出的渠道有模仿、竞争、产业关联以及人力资本流动等。
大量学者以FDI的进入对东道国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为代理变量研究了FDI对东道国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比较成熟，已经形成了一套普遍认可的方法与模型。然而FDI对东道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研究不足，目前还未见文献分别从行业与地区层面进行研究并比较异同。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地区与行业层面的FDI溢出效应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外资政策差别很大，因此内外资企业的地区分布大为不同；同时中国制定了规范外资进入的产业政策，因此内外资企业在产业分布上也有所差别。在中国，FDI按其来源可分为港澳台外资企业和其他外资企业，港澳台外资在中国总外资中占很大比重，港澳台外资企业与其他外资企业在地区与行业分布、战略、技术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不均衡的产业分布以及独特的外资构成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FDI东道国。本文从地区与行业层面分别研究港澳台来源的FDI、其他来源的FDI以及总的FDI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并比较其异同。
二、文献回顾
自从MacDougall首次提出了FDI的溢出效应问题以来，国际上众多学者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此类研究主要检验FDI的进入对东道国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显著性。Ca-Veil利用澳大利亚制造业的行业层面数据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结果发现FDI对本地企业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随后Blomstrom和Pers-son对墨西哥215个行业的研究，Cesare和Filippo对意大利的研究、Fredrik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Driflleld和Munday对英国的研究、Dimelis和Louri对希腊的研究也都发现了FDI的正向溢出效应。然而Haddad和Harrison对摩洛哥的研究发现FDI的溢出效应是不存在的。Hanson也发现了类似结论。Aitken和Harrison对委内瑞拉的研究发现在行业层面外资的进入会导致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Borenztein等基于东道国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old)的角度解释了上述研究的分歧，认为东道国只有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才能跨过这一门槛，享受FDI带来的外溢。众学者对FDI在中国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结果并不一致。沈坤荣、Li、张建华等都发现了FDI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向外溢效应。姚洋利用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对某些特定的行业而言，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即便不是负的，也不显著为正，而FDI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王飞也认为在华的FDI总体上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门槛效应”导致了FDI外溢效应的不显著。潘文卿利用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发现FDI在总体上的溢出效应为正，但在分区域的研究中发现西部地区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是负。从而发现了西部地区还未跨过FDI起积极作用的“门槛效应”。何洁、王志鹏等也都验证了“门槛效应”的存在。
与国内外讨论FDI技术溢出效应相比，研究FDI对东道国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文献则非常少。Hu和Jefferson用新产品的销售额代表企业研发活动的产出，以行业内的技术人员数量、研发资金投入以及行业内的外资数量作为解释变量，研究了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得出了正向溢出的结论。刘云等研究了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母公司专利申请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在华专利申请对中国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有积极影响，但与国内专利申请存在明显的替代和竞争关系。Cheung等人以地区层面的专利申请量来代表技术创新水平，运用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了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冼国明和严兵利用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中国专利申请的影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蒋殿春等人运用行业层面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但是会通过示范效应和人员的流动效应促进内资企业的研发活动。薄文广、马先标和冼国明运用中国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FDI对于中国的技术创新会发挥积极的影响，但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冼国明和薄文广运用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发现，在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较小以及FDI为市场寻求型时，FDI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冼国明和薄文广运用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会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其他类型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侯润秀和官建成运用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发现了FDI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侯润秀和官建成研究了地区层面FDI对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FDI的流入对中国(包括三资企业)的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正面效应。而对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上述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实际上反映了外资溢出效应现象的复杂性和内外资企业的多样化特征。不同来源的FDI具有不同的技术特征，不同类型的内 资企业也具有不同的技术吸收能力和创新文化，这些因素都会影响FDI的溢出效应。
三、数据来源、理论假设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
中国主要由《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报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数据，然而它没有区分港澳台投资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科技活动状况。迄今为止中国公开发表的详细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数据主要有：(1)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2)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考虑到1995年后中国经济发展变化很大，因此本文采用后者。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详细报告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港澳台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在地区与行业层面的数据。对于中国企业，本文研究对象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内资企业，二者具有一定的联系和差别。由于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流入总量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因此本文把港澳台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的相关数据相加作为总FDI，研究其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以与前人研究成果对比。
一般用专利申请量或新产品销售收入表征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然而由于用专利申请量测量创新产出有一定的局限，因此本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测量创新产出，用人均创新产出表示创新能力。
(二)理论假设
港澳台外资企业在中国大陆投资主要是为了利用其所有制优势结合大陆廉价的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生产产品用于出口国际市场。其他外资企业在中国建立子公司是为了取得在中国市场份额的增长以实现其全球化战略。因此平均而言，其他来源FDI较港澳台来源FDI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会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由此得到本文第一个理论假设：
HI：港澳台来源FDI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小于其他来源FDI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
中国内资企业按照所有制可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联营企业以及私有企业等)，由于长期的技术积累和政府支持，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汇集了更多的高素质科技人员和研发资本；国有控股企业一般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绩优企业，其相对非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因此平均而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较内资企业具有更强的FDI溢出效应吸收能力。由此提出本文第二个理论假设：
H2：不同来源FDI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大于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
(三)模型与变量
本文借鉴以Caves(1974)，Blomstrom和Persson(1983)等学者采用的检验模型为基础，同时考虑到不同来源FDI的影响，建立了以下计量模型：
Iij=α0ij+α1Kij/Lij+α2LQij+α3FDIHMT+α4FDIothers+e (1)
Iij=α0ij+α1Kij/Lij+α2LQij+α5FDIALL+e (2)
其中I=1，2，分别表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J=1，2，分别表示地区与行业；HMT，Others，All分别表示港澳台外资企业，其他外资企业和总外资企业。I表示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科技活动人员的比值，用以反映本地企业的创新能力；K/L表示企业的科技人员人均科技经费数量，用以反映本地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资本密集度；LQ表示本地企业科技活动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占所有科技活动人员的比例。用以反映技术创新投入的人力资本质量；FDI表示外资企业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占总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比例，用以反映外资进入强度，因此FDI前的系数即为溢出效应的大小。分别对行业和地区层面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分别从地区与行业层面对模型(1)与(2)进行回归分析，并检验了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的影响(由于是截面数据，因此没必要分析序列相关性)，分析表明回归结果良好。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总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地区层面的创新能力溢出方程不显著，本文不作分析；其他7个回归方程都在可接受的水平上显著。
其一，在地区层面，资本密集度变量不显著，而人力资本质量变量显著，说明了在地区层面影响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是高素质科技人员的比重。受中国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地区层面分布较为合理；而集体及私营等内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因此总体而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比包括了集体及私营等类型的内资企业在地区层面的分布更合理，但差别不大。因此在地区层面创新资本投入并无显著差异，故而资本密集度变量不显著；而大量的优秀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因此人力资本质量变量显著并且内资企业的显著程度要低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行业层面，资本密集度变量显著，而人力资本质量变量甚至产生了负面效应，说明了在行业层面影响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最重要因素是资本密集度，这与侯润秀和官建成的结论较为一致。行业层面的回归结果说明了中国行业创新能力的瓶颈在于创新资本投入不足，人力资本质量并不是主要矛盾。在行业层面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不高，很多创新并非由合格科学家与工程师完成，因此人力资本质量变量为负。即中等素质的科技人员的比重具有正向效应，并且此变量对内资企业在1％水平显著，而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显著，说明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质量。因此内资企业的非合格科学家与工程师占总科技人员的比重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更大，充分说明了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低于行业内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其二，从地区层面看，其他来源FDI、总FDI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在10％水平上显著；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但不显著。从行业层面看其他来源FDI、总FDI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创新能力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分别在1％与5％水平上显著；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也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在5％水平上显著。港澳台来源FDI无论在地区层面还是行业层面都未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五、结语
本文分别从地区与行业层面初步研究了不同来源FDI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地区层面的回归结果与行业层面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大差异，说明了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地区层面的结论不可轻易应用到行业层面。不同来源FDI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大于对内资企业的影响，因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其他来源FDI、总FDI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显著而港澳台来源FDI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以往不区分来源而得出“FDI对本土企业产生显著溢出效应”的研究可能掩盖了港澳台来源FD[溢出效应不显著的事实。中国在制定外资政策时应区分不同来源的FDI。积极吸引能促进对中国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外资进人，同时要引导外资企业在中国行业与地区层面科学合理地分布，以利于内资企业的模仿、学习与竞争。
本文对不同来源FDI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初步探索，得出了较好的结论，验证了笔者提出的两个理论假设。由于数据的可获性，本文无法研究不同来源FDI对集体和私营等类型的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也没有研究影响创新能力溢出效应的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果能获得更多解释变量以及时间序列数据组成面板数据。不同来源FDI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的研究会更加深入。
(责任编辑 傅旭东)
关键词：投资来源；FDI；创新能力；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174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7)06-0006-06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特别是在“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支持下，外资迅速涌入中国。自1993年开始。中国FDI流入量高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2002年更是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量外资的流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FDI溢出效应是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FDI，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跨国公司无法获取由此带来的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FDI成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经济国家提升产业结构和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国外学者通过大量案例研究发现。发生FDI溢出的渠道有模仿、竞争、产业关联以及人力资本流动等。
大量学者以FDI的进入对东道国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为代理变量研究了FDI对东道国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比较成熟，已经形成了一套普遍认可的方法与模型。然而FDI对东道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研究不足，目前还未见文献分别从行业与地区层面进行研究并比较异同。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地区与行业层面的FDI溢出效应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外资政策差别很大，因此内外资企业的地区分布大为不同；同时中国制定了规范外资进入的产业政策，因此内外资企业在产业分布上也有所差别。在中国，FDI按其来源可分为港澳台外资企业和其他外资企业，港澳台外资在中国总外资中占很大比重，港澳台外资企业与其他外资企业在地区与行业分布、战略、技术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不均衡的产业分布以及独特的外资构成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FDI东道国。本文从地区与行业层面分别研究港澳台来源的FDI、其他来源的FDI以及总的FDI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并比较其异同。
二、文献回顾
自从MacDougall首次提出了FDI的溢出效应问题以来，国际上众多学者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此类研究主要检验FDI的进入对东道国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显著性。Ca-Veil利用澳大利亚制造业的行业层面数据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结果发现FDI对本地企业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随后Blomstrom和Pers-son对墨西哥215个行业的研究，Cesare和Filippo对意大利的研究、Fredrik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Driflleld和Munday对英国的研究、Dimelis和Louri对希腊的研究也都发现了FDI的正向溢出效应。然而Haddad和Harrison对摩洛哥的研究发现FDI的溢出效应是不存在的。Hanson也发现了类似结论。Aitken和Harrison对委内瑞拉的研究发现在行业层面外资的进入会导致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Borenztein等基于东道国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old)的角度解释了上述研究的分歧，认为东道国只有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才能跨过这一门槛，享受FDI带来的外溢。众学者对FDI在中国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结果并不一致。沈坤荣、Li、张建华等都发现了FDI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向外溢效应。姚洋利用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对某些特定的行业而言，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即便不是负的，也不显著为正，而FDI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王飞也认为在华的FDI总体上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门槛效应”导致了FDI外溢效应的不显著。潘文卿利用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发现FDI在总体上的溢出效应为正，但在分区域的研究中发现西部地区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是负。从而发现了西部地区还未跨过FDI起积极作用的“门槛效应”。何洁、王志鹏等也都验证了“门槛效应”的存在。
与国内外讨论FDI技术溢出效应相比，研究FDI对东道国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文献则非常少。Hu和Jefferson用新产品的销售额代表企业研发活动的产出，以行业内的技术人员数量、研发资金投入以及行业内的外资数量作为解释变量，研究了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得出了正向溢出的结论。刘云等研究了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母公司专利申请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在华专利申请对中国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有积极影响，但与国内专利申请存在明显的替代和竞争关系。Cheung等人以地区层面的专利申请量来代表技术创新水平，运用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了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冼国明和严兵利用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中国专利申请的影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蒋殿春等人运用行业层面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但是会通过示范效应和人员的流动效应促进内资企业的研发活动。薄文广、马先标和冼国明运用中国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FDI对于中国的技术创新会发挥积极的影响，但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冼国明和薄文广运用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发现，在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较小以及FDI为市场寻求型时，FDI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冼国明和薄文广运用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会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其他类型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侯润秀和官建成运用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发现了FDI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侯润秀和官建成研究了地区层面FDI对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FDI的流入对中国(包括三资企业)的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正面效应。而对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上述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实际上反映了外资溢出效应现象的复杂性和内外资企业的多样化特征。不同来源的FDI具有不同的技术特征，不同类型的内 资企业也具有不同的技术吸收能力和创新文化，这些因素都会影响FDI的溢出效应。
三、数据来源、理论假设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
中国主要由《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报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数据，然而它没有区分港澳台投资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科技活动状况。迄今为止中国公开发表的详细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数据主要有：(1)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2)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考虑到1995年后中国经济发展变化很大，因此本文采用后者。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详细报告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港澳台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在地区与行业层面的数据。对于中国企业，本文研究对象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内资企业，二者具有一定的联系和差别。由于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流入总量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因此本文把港澳台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的相关数据相加作为总FDI，研究其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以与前人研究成果对比。
一般用专利申请量或新产品销售收入表征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然而由于用专利申请量测量创新产出有一定的局限，因此本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测量创新产出，用人均创新产出表示创新能力。
(二)理论假设
港澳台外资企业在中国大陆投资主要是为了利用其所有制优势结合大陆廉价的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生产产品用于出口国际市场。其他外资企业在中国建立子公司是为了取得在中国市场份额的增长以实现其全球化战略。因此平均而言，其他来源FDI较港澳台来源FDI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会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由此得到本文第一个理论假设：
HI：港澳台来源FDI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小于其他来源FDI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
中国内资企业按照所有制可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联营企业以及私有企业等)，由于长期的技术积累和政府支持，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汇集了更多的高素质科技人员和研发资本；国有控股企业一般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绩优企业，其相对非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因此平均而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较内资企业具有更强的FDI溢出效应吸收能力。由此提出本文第二个理论假设：
H2：不同来源FDI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大于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
(三)模型与变量
本文借鉴以Caves(1974)，Blomstrom和Persson(1983)等学者采用的检验模型为基础，同时考虑到不同来源FDI的影响，建立了以下计量模型：
Iij=α0ij+α1Kij/Lij+α2LQij+α3FDIHMT+α4FDIothers+e (1)
Iij=α0ij+α1Kij/Lij+α2LQij+α5FDIALL+e (2)
其中I=1，2，分别表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J=1，2，分别表示地区与行业；HMT，Others，All分别表示港澳台外资企业，其他外资企业和总外资企业。I表示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科技活动人员的比值，用以反映本地企业的创新能力；K/L表示企业的科技人员人均科技经费数量，用以反映本地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资本密集度；LQ表示本地企业科技活动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占所有科技活动人员的比例。用以反映技术创新投入的人力资本质量；FDI表示外资企业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占总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比例，用以反映外资进入强度，因此FDI前的系数即为溢出效应的大小。分别对行业和地区层面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分别从地区与行业层面对模型(1)与(2)进行回归分析，并检验了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的影响(由于是截面数据，因此没必要分析序列相关性)，分析表明回归结果良好。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总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地区层面的创新能力溢出方程不显著，本文不作分析；其他7个回归方程都在可接受的水平上显著。
其一，在地区层面，资本密集度变量不显著，而人力资本质量变量显著，说明了在地区层面影响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是高素质科技人员的比重。受中国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地区层面分布较为合理；而集体及私营等内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因此总体而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比包括了集体及私营等类型的内资企业在地区层面的分布更合理，但差别不大。因此在地区层面创新资本投入并无显著差异，故而资本密集度变量不显著；而大量的优秀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因此人力资本质量变量显著并且内资企业的显著程度要低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行业层面，资本密集度变量显著，而人力资本质量变量甚至产生了负面效应，说明了在行业层面影响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最重要因素是资本密集度，这与侯润秀和官建成的结论较为一致。行业层面的回归结果说明了中国行业创新能力的瓶颈在于创新资本投入不足，人力资本质量并不是主要矛盾。在行业层面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不高，很多创新并非由合格科学家与工程师完成，因此人力资本质量变量为负。即中等素质的科技人员的比重具有正向效应，并且此变量对内资企业在1％水平显著，而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显著，说明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质量。因此内资企业的非合格科学家与工程师占总科技人员的比重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更大，充分说明了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低于行业内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其二，从地区层面看，其他来源FDI、总FDI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在10％水平上显著；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但不显著。从行业层面看其他来源FDI、总FDI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创新能力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分别在1％与5％水平上显著；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也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在5％水平上显著。港澳台来源FDI无论在地区层面还是行业层面都未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五、结语
本文分别从地区与行业层面初步研究了不同来源FDI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地区层面的回归结果与行业层面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大差异，说明了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地区层面的结论不可轻易应用到行业层面。不同来源FDI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大于对内资企业的影响，因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其他来源FDI、总FDI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显著而港澳台来源FDI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以往不区分来源而得出“FDI对本土企业产生显著溢出效应”的研究可能掩盖了港澳台来源FD[溢出效应不显著的事实。中国在制定外资政策时应区分不同来源的FDI。积极吸引能促进对中国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外资进人，同时要引导外资企业在中国行业与地区层面科学合理地分布，以利于内资企业的模仿、学习与竞争。
本文对不同来源FDI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初步探索，得出了较好的结论，验证了笔者提出的两个理论假设。由于数据的可获性，本文无法研究不同来源FDI对集体和私营等类型的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也没有研究影响创新能力溢出效应的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果能获得更多解释变量以及时间序列数据组成面板数据。不同来源FDI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的研究会更加深入。
(责任编辑 傅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