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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蒂·阿伦森（Letty Aronson）
67岁。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妹妹。为伍迪·艾伦的每一部电影担任制片人，包括艾伦最受欢迎的新片《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
蒂姆·贝万（Tim Bevan）
52岁。英国电影制作公司Working Title Films副总裁兼资深制片人。间谍惊悚电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正是出自他的手笔。
吉姆·伯克（Jim Burke）
57岁。以1200万美元的低成本在风光优美的夏威夷拍出了《后裔》（The Descendants），并成为今年各大电影奖项的热门。
克里斯·哥伦布（Chris Columbus）
53岁。曾两次执导《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作为制片人的最新作品则是2011年的票房黑马——《帮助》（The Help）。
迈克·德鲁卡（Michael De Luca）
46岁。前新线电影公司（New Line cinema）制片主管。在公司解聘了《点球成金》（Moneyball）原来的导演之后，是他帮忙挑起大梁。
凯瑟琳·肯尼迪（Kathleen Kennedy）
58岁。同时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丁丁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intin）和《战马》（War Horse）担任了制片人。
比尔·波拉德（Bill Pohlad）
56岁。独具慧眼地以个人名义投资了泰伦斯·马力克（Terrence Malick）导演、极富艺术气息的《生命之树》（The Tree of Life），并成功在全球收获5400万美元票房。
已故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被视为将艺术视角和商业嗅觉合二为一的先导者，而电影制作人正是精确平衡这项工作的行家里手——难怪这次《好莱坞报道》圆桌会议请来的制片人之一，凯瑟琳·肯尼迪将乔布斯称为自己的偶像。
《好莱坞报道》：说说你们作为制片人遇到的最艰难时刻。
迈克·德鲁卡：我的艰难时刻就发生在不久前，《点球成金》原定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遭到大家反对，被迫出局。通常公司给一个电影项目拔了“插头”，就很难重新开始，但是索尼公司完全不一样，联合主席艾米·帕斯卡（Amy Pascal）很看好这个素材。我猜她从来没想过“我们换个题材试试”，她的思路是“想办法重头再来”。
凯瑟琳·肯尼迪：我最艰难的时刻要算1987年拍摄《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当时西方国家没有人去过中国，更别说在那里拍电影。我们选定的外景拍摄地是上海外滩，然后用了一年时间从美国往返北京、上海，和各方沟通以获得拍摄许可。困难度和它几乎并列的还有一个：斯皮尔伯格跟我说过一句话：“我需要能在演员跟前跑来跑去的30英尺高的恐龙。”《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就是这么来的。
吉姆·伯克：导演亚历山大·佩恩（Alexander Payne） 和我相识多年，我很信任他，但有时候这种信任也会遇到考验。有次我们需要一个10岁小女孩的角色，寻找了好久都没有合适人选，时间很紧迫，当时片子已经开拍三周。佩恩跟我说不要着急，我嘴上答应，心里还是着急。直到后来我们找到了阿玛拉·米勒（Amara Miller），一看见她的录影带当即敲定就是她了。事实证明我们没有看错人。
蒂姆·贝万：在没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开始一个电影项目，是最困难的。就像2010年的《绿区》（Green Zone），包括编剧罢工在内的多方面原因导致我们在开拍时连完整的剧本都没有。从开拍第一天起就时刻担心会不会前功尽弃。那真是制作人的噩梦——好像消防员，随时要做好睡梦中被紧急警报揪起去扑火的准备。
《好莱坞报道》：如果现在可以再来一次，你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吗？
蒂姆·贝万：宁缺毋滥。剧本不完整的情况下开拍简直就是疯狂。但作为制片人，问题在于，一旦投资方给了钱，角逐就已经开始，你愿不愿意都得撑下去。
《好莱坞报道》：最近争取投资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莱蒂·阿伦森：我们每年为独立电影募集一次资金，所以每年我都会面对一次大挑战。我们不从制片公司拿钱，也不会预售项目来筹钱，所以每年都要自己去筹资。
《好莱坞报道》：莱蒂，在座的其他人和无数导演合作过，接手过不同的电影项目，唯独你只和自己的哥哥（伍迪·艾伦）合作。和伍迪意见不合的时候你怎么办？
莱蒂·阿伦森：艾伦是很通情达理的人。通常我们的工作以一年为周期——在夏天拍摄，大概七周时间，9月份回来做后期。到11月份他要开始思考下一个项目——这往往是最难的环节。考虑周全之后他就会开始动笔写剧本，他写剧本一向很快。转过年的1月份我们开始做预算。2、3月份我跟执行制片一起到欧洲选景。我们习惯在当地找演员，开始试拍。六月中旬，在开拍三周前，我们会把所有地点再走一遍，七月正式开拍。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我们都习惯了。
《好莱坞报道》：什么情况下你会拒绝伍迪的要求？
莱蒂·阿伦森：偶尔我会跟他说诸如“下雨这事有点难”之类的事，因为人工造雨确实特别昂贵。还有通常伍迪不喜欢在晚上拍戏，也不会在剧本里特别描写夜晚的场景。但《午夜巴黎》50%的戏都发生在晚上，我就得说服他暂时改变一下拍摄习惯。他要求我们在晚上10点到12点半之间完成拍摄，因为他不喜欢熬夜。但夏季欧洲天黑得很晚，所以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工作到凌晨3、4点。
《好莱坞报道》：凯瑟琳，你有不得不对斯皮尔伯格说“不”的时候吗？
凯瑟琳·肯尼迪：我从来不直接说，而是提出另外一个选择。没有解决办法，光说个“不”字是没有用的。我喜欢解决问题的过程，所以我的思路是：“好，我怎么能满足这个要求？”而不会斩钉截铁地来一句“这个我做不到”。即使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我们做不到，替换或折衷的方法一定还是存在的。
吉姆·伯克：我喜欢这种处理方式，能让我充分发掘自身的潜力，变得更灵活。
蒂姆·贝万：也能让整个剧组人员更灵活。预算制约给剧组人员带来的挑战也是件好事。他们各自的创造性会一下子被激发出来，通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凯瑟琳·肯尼迪：有时候，提问题也比仅仅说“不”好得多。“看起来这样行不通，你有什么别的想法？”于是我可能会听到三、四种不同的建议，很多时候这些建议都好过我一开始的想法。
《好莱坞报道》：拍摄《林肯传》（Lincoln）时你们遇到过什么问题？
凯瑟琳·肯尼迪：《林肯传》的后勤工作还算顺利，只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获准进入政府大楼。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他们在大楼没有会议的空闲时间允许我们拍摄了几个星期，但一旦拍摄完毕就没办法回来补拍，必须一次到位，所以那一段拍摄进行得极有效率。
《好莱坞报道》：你们认为，什么是作为一个制作人最重要的素质？
克里斯·哥伦布：必须学着成为一个老练而富有同情心的制片人。我要学着尊敬那些在我当导演的时候被我呼来喝去的人。
《好莱坞报道》：《帮助》有没有给你留下任何遗憾？
克里斯·哥伦布：起初跟导演塔特·泰勒（Tate Taylor）交流的时候，我的态度经常很强硬，但是泰勒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有过争执，那时我们还没开始试镜头，我在一封发给他的电子邮件里语气很不客气，现在我仍十分后悔。
《好莱坞报道》：比尔，你觉得和泰伦斯·马力克共事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比尔·波拉德：我本以我们为会有很多意见相左的地方，其实不然。整个过程非常轻松。大部分挑战都来自于后期制作。实地拍摄时，泰伦斯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你给他创造什么样的条件，他都能接受。
《好莱坞报道》：比尔，好莱坞有条黄金法则：不要用自己的钱拍电影——但是你把自己的钱投给了《生命之树》，为什么这么做？
比尔·波拉德：这一次很特别，我和泰伦斯是老相识了，我很信任他，可以说这次我们决定孤注一掷。我不会经常做这种事，但当时我相信这么做值得。
《好莱坞报道》：一位制片公司高管会对正在拍摄的电影有多大影响？
蒂姆·贝万：现在好莱坞的制片公司高管大多只有市场背景，这对我们无疑是种挑战，因为只有市场背景的高管通常不了解电影的制作过程，而且他们总是神经紧张。这种情况下，管理难免产生偏颇。
《好莱坞报道》：你们中有人愿意为奥斯卡颁奖典礼担任制片人吗？
迈克·德鲁卡：好啊。听上去很有意思。
凯瑟琳·肯尼迪：给奥斯卡颁奖典礼当制片听上去很有意思？
迈克·德鲁卡：我是奥斯卡的超级粉丝。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奥斯卡颁奖，现在每年还会尽量找时间看，它会给我一种融入历史的感觉。有时我会感觉典礼的音乐环节差强人意，当然这部分也很不容易完成，换做我可能会去掉这些，增加更多电影片段。以前奥斯卡的提名歌曲会请原唱者演唱，现在取消了，我觉得很可惜。
《好莱坞报道》：你们的工作都十分耗神费力。在生活中你们会如何消遣？
凯瑟琳·肯尼迪：我喜欢藏书，我收藏了数量庞大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作品。我还十分喜欢收集世界各地与航海和探险有关的东西。我有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大部分空余时间我会陪着他们。
克里斯·哥伦布：我喜欢棒球，所以我会对《点球成金》感兴趣。此外，我的家庭有严格的宗教习俗。周六和周日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日子，必须休息，和家人在一起，甚至在拍摄《哈利·波特》的时候，我也会告诉剧组，我周六和周日不工作。斯皮尔伯格在这一点上和我一样。我记得他告诉过我：“要做到公私分开，在家的时候就不接任何工作电话，不想任何工作上的事情。”
《好莱坞报道》：你是否认为自己为工作做出了巨大牺牲？
凯瑟琳·肯尼迪：是的。如何平衡工作和陪孩子之间的时间分配相当困难。他们小时候还可以带到片场或公司。等他们长大一些，就只能商量着轮流照看他们，更难的是，我和我丈夫弗兰克（Frank Marshall）都是制片人。
《好莱坞报道》：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克里斯·哥伦布：带着孩子一起工作也有好处。我女儿11岁的时候，我曾带她登上了霍格沃兹城堡的城墙，她开心极了，可后来再也没机会做这种事，尤其是孩子们长大后。做电影这一行对家庭而言也有某些好处，比如在一段时间内努力工作，之后就可以拥有很长一段休整期，有整整几个星期跟家人在一起。我的电影几乎都会涉及某人失去家庭或亲人的情节，所以在生活中我时刻记着这句话：我不想失去我的家庭，那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
《好莱坞报道》：你们心目中的英雄是谁？
凯瑟琳·肯尼迪：我非常欣赏史蒂夫·乔布斯，我知道他一直坚持着散步的习惯，我也是这样，在片场的时候，我经常去散步，这对理清思路和减轻压力很有帮助。
蒂姆·贝万：我就是走路送孩子上学的，每次看见那些一边开车送孩子一边打电话的家长，我都想劝告他们利用这个时间好好跟你的孩子聊聊天。
凯瑟琳·肯尼迪：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带手机。
《好莱坞报道》：凯瑟琳，你欣赏史蒂夫·乔布斯什么地方？
凯瑟琳·肯尼迪：复杂的性格。我认为他的某些性格与我们这行很相似，我们都要和具有创造性的人打交道。
迈克·德鲁卡：他将想象力和创造力与商业结合的模式，与我们不谋而合。
凯瑟琳·肯尼迪：没错。 而且他强大的地方在于，没人了解他那些奇思妙想源自哪里。
《好莱坞报道》：你认识乔布斯吗？
凯瑟琳·肯尼迪：见过几次面，他不是一个容易了解的人。
《好莱坞报道》：其他人心目中的英雄是谁？
比尔·波拉德：大卫·塞尔兹尼克 （《乱世佳人》制片人），在当时的好莱坞，能拍出那样伟大的电影真是壮举。
迈克·德鲁卡：有好几条理由让我把约翰·卡利（John Calley）（雷特制片公司高管）奉为英雄。他本人非常无私慷慨，对我求教的问题从不吝惜时间解答。作为一名管理者转型而来的制作人，我目睹了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执掌华纳兄弟影业，制作出那么多精良的电影。后期无论是在米高梅还是哥伦比亚，他始终能够在管理者和制片人这两个角色的切换上做到游刃有余。
克里斯·哥伦布：要说英雄的话，那一定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美国摇滚大腕）。对我来说，布鲁斯代表了正直和永远对自己诚实。我曾不止一次犯错，是他激励我努力去面对错误、修正自我。
67岁。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妹妹。为伍迪·艾伦的每一部电影担任制片人，包括艾伦最受欢迎的新片《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
蒂姆·贝万（Tim Bevan）
52岁。英国电影制作公司Working Title Films副总裁兼资深制片人。间谍惊悚电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正是出自他的手笔。
吉姆·伯克（Jim Burke）
57岁。以1200万美元的低成本在风光优美的夏威夷拍出了《后裔》（The Descendants），并成为今年各大电影奖项的热门。
克里斯·哥伦布（Chris Columbus）
53岁。曾两次执导《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作为制片人的最新作品则是2011年的票房黑马——《帮助》（The Help）。
迈克·德鲁卡（Michael De Luca）
46岁。前新线电影公司（New Line cinema）制片主管。在公司解聘了《点球成金》（Moneyball）原来的导演之后，是他帮忙挑起大梁。
凯瑟琳·肯尼迪（Kathleen Kennedy）
58岁。同时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丁丁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intin）和《战马》（War Horse）担任了制片人。
比尔·波拉德（Bill Pohlad）
56岁。独具慧眼地以个人名义投资了泰伦斯·马力克（Terrence Malick）导演、极富艺术气息的《生命之树》（The Tree of Life），并成功在全球收获5400万美元票房。
已故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被视为将艺术视角和商业嗅觉合二为一的先导者，而电影制作人正是精确平衡这项工作的行家里手——难怪这次《好莱坞报道》圆桌会议请来的制片人之一，凯瑟琳·肯尼迪将乔布斯称为自己的偶像。
《好莱坞报道》：说说你们作为制片人遇到的最艰难时刻。
迈克·德鲁卡：我的艰难时刻就发生在不久前，《点球成金》原定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遭到大家反对，被迫出局。通常公司给一个电影项目拔了“插头”，就很难重新开始，但是索尼公司完全不一样，联合主席艾米·帕斯卡（Amy Pascal）很看好这个素材。我猜她从来没想过“我们换个题材试试”，她的思路是“想办法重头再来”。
凯瑟琳·肯尼迪：我最艰难的时刻要算1987年拍摄《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当时西方国家没有人去过中国，更别说在那里拍电影。我们选定的外景拍摄地是上海外滩，然后用了一年时间从美国往返北京、上海，和各方沟通以获得拍摄许可。困难度和它几乎并列的还有一个：斯皮尔伯格跟我说过一句话：“我需要能在演员跟前跑来跑去的30英尺高的恐龙。”《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就是这么来的。
吉姆·伯克：导演亚历山大·佩恩（Alexander Payne） 和我相识多年，我很信任他，但有时候这种信任也会遇到考验。有次我们需要一个10岁小女孩的角色，寻找了好久都没有合适人选，时间很紧迫，当时片子已经开拍三周。佩恩跟我说不要着急，我嘴上答应，心里还是着急。直到后来我们找到了阿玛拉·米勒（Amara Miller），一看见她的录影带当即敲定就是她了。事实证明我们没有看错人。
蒂姆·贝万：在没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开始一个电影项目，是最困难的。就像2010年的《绿区》（Green Zone），包括编剧罢工在内的多方面原因导致我们在开拍时连完整的剧本都没有。从开拍第一天起就时刻担心会不会前功尽弃。那真是制作人的噩梦——好像消防员，随时要做好睡梦中被紧急警报揪起去扑火的准备。
《好莱坞报道》：如果现在可以再来一次，你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吗？
蒂姆·贝万：宁缺毋滥。剧本不完整的情况下开拍简直就是疯狂。但作为制片人，问题在于，一旦投资方给了钱，角逐就已经开始，你愿不愿意都得撑下去。
《好莱坞报道》：最近争取投资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莱蒂·阿伦森：我们每年为独立电影募集一次资金，所以每年我都会面对一次大挑战。我们不从制片公司拿钱，也不会预售项目来筹钱，所以每年都要自己去筹资。
《好莱坞报道》：莱蒂，在座的其他人和无数导演合作过，接手过不同的电影项目，唯独你只和自己的哥哥（伍迪·艾伦）合作。和伍迪意见不合的时候你怎么办？
莱蒂·阿伦森：艾伦是很通情达理的人。通常我们的工作以一年为周期——在夏天拍摄，大概七周时间，9月份回来做后期。到11月份他要开始思考下一个项目——这往往是最难的环节。考虑周全之后他就会开始动笔写剧本，他写剧本一向很快。转过年的1月份我们开始做预算。2、3月份我跟执行制片一起到欧洲选景。我们习惯在当地找演员，开始试拍。六月中旬，在开拍三周前，我们会把所有地点再走一遍，七月正式开拍。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我们都习惯了。
《好莱坞报道》：什么情况下你会拒绝伍迪的要求？
莱蒂·阿伦森：偶尔我会跟他说诸如“下雨这事有点难”之类的事，因为人工造雨确实特别昂贵。还有通常伍迪不喜欢在晚上拍戏，也不会在剧本里特别描写夜晚的场景。但《午夜巴黎》50%的戏都发生在晚上，我就得说服他暂时改变一下拍摄习惯。他要求我们在晚上10点到12点半之间完成拍摄，因为他不喜欢熬夜。但夏季欧洲天黑得很晚，所以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工作到凌晨3、4点。
《好莱坞报道》：凯瑟琳，你有不得不对斯皮尔伯格说“不”的时候吗？
凯瑟琳·肯尼迪：我从来不直接说，而是提出另外一个选择。没有解决办法，光说个“不”字是没有用的。我喜欢解决问题的过程，所以我的思路是：“好，我怎么能满足这个要求？”而不会斩钉截铁地来一句“这个我做不到”。即使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我们做不到，替换或折衷的方法一定还是存在的。
吉姆·伯克：我喜欢这种处理方式，能让我充分发掘自身的潜力，变得更灵活。
蒂姆·贝万：也能让整个剧组人员更灵活。预算制约给剧组人员带来的挑战也是件好事。他们各自的创造性会一下子被激发出来，通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凯瑟琳·肯尼迪：有时候，提问题也比仅仅说“不”好得多。“看起来这样行不通，你有什么别的想法？”于是我可能会听到三、四种不同的建议，很多时候这些建议都好过我一开始的想法。
《好莱坞报道》：拍摄《林肯传》（Lincoln）时你们遇到过什么问题？
凯瑟琳·肯尼迪：《林肯传》的后勤工作还算顺利，只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获准进入政府大楼。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他们在大楼没有会议的空闲时间允许我们拍摄了几个星期，但一旦拍摄完毕就没办法回来补拍，必须一次到位，所以那一段拍摄进行得极有效率。
《好莱坞报道》：你们认为，什么是作为一个制作人最重要的素质？
克里斯·哥伦布：必须学着成为一个老练而富有同情心的制片人。我要学着尊敬那些在我当导演的时候被我呼来喝去的人。
《好莱坞报道》：《帮助》有没有给你留下任何遗憾？
克里斯·哥伦布：起初跟导演塔特·泰勒（Tate Taylor）交流的时候，我的态度经常很强硬，但是泰勒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有过争执，那时我们还没开始试镜头，我在一封发给他的电子邮件里语气很不客气，现在我仍十分后悔。
《好莱坞报道》：比尔，你觉得和泰伦斯·马力克共事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比尔·波拉德：我本以我们为会有很多意见相左的地方，其实不然。整个过程非常轻松。大部分挑战都来自于后期制作。实地拍摄时，泰伦斯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你给他创造什么样的条件，他都能接受。
《好莱坞报道》：比尔，好莱坞有条黄金法则：不要用自己的钱拍电影——但是你把自己的钱投给了《生命之树》，为什么这么做？
比尔·波拉德：这一次很特别，我和泰伦斯是老相识了，我很信任他，可以说这次我们决定孤注一掷。我不会经常做这种事，但当时我相信这么做值得。
《好莱坞报道》：一位制片公司高管会对正在拍摄的电影有多大影响？
蒂姆·贝万：现在好莱坞的制片公司高管大多只有市场背景，这对我们无疑是种挑战，因为只有市场背景的高管通常不了解电影的制作过程，而且他们总是神经紧张。这种情况下，管理难免产生偏颇。
《好莱坞报道》：你们中有人愿意为奥斯卡颁奖典礼担任制片人吗？
迈克·德鲁卡：好啊。听上去很有意思。
凯瑟琳·肯尼迪：给奥斯卡颁奖典礼当制片听上去很有意思？
迈克·德鲁卡：我是奥斯卡的超级粉丝。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奥斯卡颁奖，现在每年还会尽量找时间看，它会给我一种融入历史的感觉。有时我会感觉典礼的音乐环节差强人意，当然这部分也很不容易完成，换做我可能会去掉这些，增加更多电影片段。以前奥斯卡的提名歌曲会请原唱者演唱，现在取消了，我觉得很可惜。
《好莱坞报道》：你们的工作都十分耗神费力。在生活中你们会如何消遣？
凯瑟琳·肯尼迪：我喜欢藏书，我收藏了数量庞大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作品。我还十分喜欢收集世界各地与航海和探险有关的东西。我有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大部分空余时间我会陪着他们。
克里斯·哥伦布：我喜欢棒球，所以我会对《点球成金》感兴趣。此外，我的家庭有严格的宗教习俗。周六和周日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日子，必须休息，和家人在一起，甚至在拍摄《哈利·波特》的时候，我也会告诉剧组，我周六和周日不工作。斯皮尔伯格在这一点上和我一样。我记得他告诉过我：“要做到公私分开，在家的时候就不接任何工作电话，不想任何工作上的事情。”
《好莱坞报道》：你是否认为自己为工作做出了巨大牺牲？
凯瑟琳·肯尼迪：是的。如何平衡工作和陪孩子之间的时间分配相当困难。他们小时候还可以带到片场或公司。等他们长大一些，就只能商量着轮流照看他们，更难的是，我和我丈夫弗兰克（Frank Marshall）都是制片人。
《好莱坞报道》：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克里斯·哥伦布：带着孩子一起工作也有好处。我女儿11岁的时候，我曾带她登上了霍格沃兹城堡的城墙，她开心极了，可后来再也没机会做这种事，尤其是孩子们长大后。做电影这一行对家庭而言也有某些好处，比如在一段时间内努力工作，之后就可以拥有很长一段休整期，有整整几个星期跟家人在一起。我的电影几乎都会涉及某人失去家庭或亲人的情节，所以在生活中我时刻记着这句话：我不想失去我的家庭，那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
《好莱坞报道》：你们心目中的英雄是谁？
凯瑟琳·肯尼迪：我非常欣赏史蒂夫·乔布斯，我知道他一直坚持着散步的习惯，我也是这样，在片场的时候，我经常去散步，这对理清思路和减轻压力很有帮助。
蒂姆·贝万：我就是走路送孩子上学的，每次看见那些一边开车送孩子一边打电话的家长，我都想劝告他们利用这个时间好好跟你的孩子聊聊天。
凯瑟琳·肯尼迪：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带手机。
《好莱坞报道》：凯瑟琳，你欣赏史蒂夫·乔布斯什么地方？
凯瑟琳·肯尼迪：复杂的性格。我认为他的某些性格与我们这行很相似，我们都要和具有创造性的人打交道。
迈克·德鲁卡：他将想象力和创造力与商业结合的模式，与我们不谋而合。
凯瑟琳·肯尼迪：没错。 而且他强大的地方在于，没人了解他那些奇思妙想源自哪里。
《好莱坞报道》：你认识乔布斯吗？
凯瑟琳·肯尼迪：见过几次面，他不是一个容易了解的人。
《好莱坞报道》：其他人心目中的英雄是谁？
比尔·波拉德：大卫·塞尔兹尼克 （《乱世佳人》制片人），在当时的好莱坞，能拍出那样伟大的电影真是壮举。
迈克·德鲁卡：有好几条理由让我把约翰·卡利（John Calley）（雷特制片公司高管）奉为英雄。他本人非常无私慷慨，对我求教的问题从不吝惜时间解答。作为一名管理者转型而来的制作人，我目睹了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执掌华纳兄弟影业，制作出那么多精良的电影。后期无论是在米高梅还是哥伦比亚，他始终能够在管理者和制片人这两个角色的切换上做到游刃有余。
克里斯·哥伦布：要说英雄的话，那一定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美国摇滚大腕）。对我来说，布鲁斯代表了正直和永远对自己诚实。我曾不止一次犯错，是他激励我努力去面对错误、修正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