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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研究中, 译者的主体性问题越来越受到翻译理论界的重视。作为翻译的主体- 译者, 在完成翻译任务的过程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4-0183-02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出现了由本体到主体,一元到多元的跨越,译者的文化创造者和翻译主体的地位逐步确立,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彰显。译者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确立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但是,目前多数国内学者在译者的主体性研究中,常常把主体性等同于主观能动性,却忽略了任何主体性都有制约性的一面,忽略了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从而使译者主体性研究走向片面。译者主体性不仅包括主观能动性,还包括受动性。译者主体性是从主体出发和受客体制约的统一。本文旨在挖掘并探讨这些制约因素,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作有益且必要的补充,为译者适度发挥主体性提供借鉴意义。
二、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
诚然,主观能动性是译者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但其发挥并非没有任何制约,它必然受到客体的制约以及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主体性本身就包含着制约性,它既表现为人对客观对象的依赖性,又表现为客观对象对人的制约性。从哲学意义上讲,制约性是能动性的前提,是人发挥能动性的依据。离开了制约性,能动性的发展就盲目无依,失去了改造客观事物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译者所处的特定时代语境、译者的读者意识和双语文化能力等等都是制约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
(一)原作的制约
虽然我们主张在翻译中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但应该看到翻译的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限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译者的创造性活动,不同于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二度创作。也就是说,译者的创造性是受到制约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在二度创作的范围内,而不是脱离原作随意发挥。虽然他译出的作品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翻译方法上有各自的爱好和自由,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但是终归无法摆脱,也不可能摆脱原作的制约。
(二)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化背境
现代阐释学认为,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者——人,还是理解的对象——文本,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的。每一位译者受自身所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去理解他所翻译的原文文本,一边置身于“一个熟悉的世界”,一边又面对着“陌生的世界”。因此,每位译者在解读原文时的理解方式以及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就会出现不同之处。同一时代的译者因接受水平不同,对原作的理解存在差异;不同时代的译者因历史的局限性,其接受水平相差更远,填补就更加不同。因为译者本身是历史的人,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并且,一部作品的潜在意义不会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的读者所穷尽,只有在不断发展的接受过程中才能逐步为读者所发掘。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单是命题,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红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
首先,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必然会受到不同历史时代的制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是要打上时代的烙印。20世纪初以苏曼殊和林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家纷纷采用章回小说的笔法翻译外国小说,每节多以“却说”、“话说”开头,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尾。如此翻译自然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审美期待,以免自己的译作因引进了有违目标文化图式而引起译文接受者的审美抵触。在当时文化处于比较封闭的时期,译者的这种努力避免有违原作审美期待的负面审美反应表现尤为明显。
其次,译者主体性还受到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不少论者都把译者比作“带着镣铐跳舞的舞者”,说的就是译者的创造活动受到严格的制约。这种制约除了上文所说原著的制约外,还指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众所周知,翻译无论是选材、翻译方式、翻译策略,还是措辞、韵律等等,都会受到目的语意识形态、诗学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3]。20世纪50年代以董秋斯和卞之琳为代表的翻译家主张翻译应该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求“信”。董秋斯在其译作《大卫·科波菲尔》中使用直译的方法,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字字对译”的地步,完全体现了其求“信”的精神。卞之琳明确指出“内容:借形式而表现,不忠实原来的形式,也就不能充分忠实原有的内容。”
例(1)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 widowed.(W.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3 ,3 ,134- 135)
译1:他要借着你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阁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译)
译2: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方平译)
由于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性忌讳”的影响,朱生豪把“to my bed”译作“相思”,或许希望用中国古典式的含蓄美来提高译文的诗学价值, 或是因为当时社会主流意识难以接受过于直率的译文。而方译符合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国情。孙致礼教授曾认为朱译不妥,与原作的意境相距甚远。其实这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译者受当时社会文化观念的制约。
(三)译者的读者意识
在翻译活动中,目标读者是切不可忽视的。译文读者与译文的交流只有在翻译结束完成之后才能真正实现。自然,译者不可能等到翻译活动结束之后再去考虑这一交流活动,他必须在翻译活动之中将这一交流与对话活动纳入翻译过程加以考虑。在翻译表达阶段,翻译者的读者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最终的翻译表达。其实在开始动笔翻译之前,译者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读者群,而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译者会时刻提醒自己读者的存在,因为读者对翻译活动的参与不可避免,译者对读者的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文学能力、审美水平等的了解与把握,将直接影响到译者的创造。作为译文的读者也是千差万别的,而且每个读者在接受活动中,总是从自己生活和文学的“期待视野”出发去看待译作,加上时间的流逝、体验的加深、时代的变迁,读者对同一作品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使译文与心目中的预设读者进行交流、对话,考虑现时读者的需求与接受水平。总之译者在为自己心目中的读者服务时,他所采取的翻译方式肯定是各不相同的[5]。
(四)受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能力的制约
翻译重在理解,只有透彻地领会原作的含义,才能准确地向读者传达原作的精神底蕴。在翻译理解的过程中,译者充当原文本的信息接受者。译者必须从原文本所处的语境及社会文化环境即原文的言语语境、情景语境及文化语境正确理解,准确地再现原文本的语境。迦达默尔认为,理解就是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文本向读者敞开,似乎“向理解者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而为了理解和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理解者又必须提出业已回答了的那些问题, 通过这种相互问答的过程,理解者才能不断超越自己原有的视野”。不同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不尽相同, 于是就出现了同一原作由于译者理解的不同,产生不同的译文。
例: Catherine caught and pursued it eagerly; then she put a few questions to me concerning the inmates,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of her former home.(Ch.17, V.II)
译1:凯瑟琳拿到了,热切地读着;然后,她时而清楚时而糊涂地问我几句关于她以前的家的情况。(杨苡译P278)
译2:凯瑟琳连忙捡起信,急切地看了一遍,接着对于老家那里有理性的人和没有理性的牲畜向我提了几个问题。(孙致礼译P328)
此例是小说《呼啸山庄》中,洛克伍德先生给困居在呼啸山庄的凯瑟琳捎来了女管家内利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杨译把rational and irrational理解成修饰“问”, 孙译理解为修饰inmates,并附加脚注‘有理性人’指女管家内利;‘没有理性的牲畜’, 指凯瑟琳的小马,使译文合情合理。
三、结语
综上所述,译者主体性是翻译中的客观存在,但是同时必须注意到,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限度,任何夸大译者主体性的翻译理论和实践都是不恰当的。要使译者的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就不能忽视诸多制约因素,即将能动寓于制约之中。也只有在制约中,译者才可能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最终打开文化交流和文化互融的大门。
参考文献:
[1]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教学与研究[J].中国翻译,2003,(01).
[4]王玉粱.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J].天府新论,1995,(6).
[5]田德蓓.论译者的身份[J].中国翻译,2000,(6).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4-0183-02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出现了由本体到主体,一元到多元的跨越,译者的文化创造者和翻译主体的地位逐步确立,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彰显。译者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确立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但是,目前多数国内学者在译者的主体性研究中,常常把主体性等同于主观能动性,却忽略了任何主体性都有制约性的一面,忽略了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从而使译者主体性研究走向片面。译者主体性不仅包括主观能动性,还包括受动性。译者主体性是从主体出发和受客体制约的统一。本文旨在挖掘并探讨这些制约因素,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作有益且必要的补充,为译者适度发挥主体性提供借鉴意义。
二、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
诚然,主观能动性是译者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但其发挥并非没有任何制约,它必然受到客体的制约以及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主体性本身就包含着制约性,它既表现为人对客观对象的依赖性,又表现为客观对象对人的制约性。从哲学意义上讲,制约性是能动性的前提,是人发挥能动性的依据。离开了制约性,能动性的发展就盲目无依,失去了改造客观事物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译者所处的特定时代语境、译者的读者意识和双语文化能力等等都是制约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
(一)原作的制约
虽然我们主张在翻译中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但应该看到翻译的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限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译者的创造性活动,不同于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二度创作。也就是说,译者的创造性是受到制约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在二度创作的范围内,而不是脱离原作随意发挥。虽然他译出的作品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翻译方法上有各自的爱好和自由,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但是终归无法摆脱,也不可能摆脱原作的制约。
(二)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化背境
现代阐释学认为,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者——人,还是理解的对象——文本,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的。每一位译者受自身所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去理解他所翻译的原文文本,一边置身于“一个熟悉的世界”,一边又面对着“陌生的世界”。因此,每位译者在解读原文时的理解方式以及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就会出现不同之处。同一时代的译者因接受水平不同,对原作的理解存在差异;不同时代的译者因历史的局限性,其接受水平相差更远,填补就更加不同。因为译者本身是历史的人,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并且,一部作品的潜在意义不会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的读者所穷尽,只有在不断发展的接受过程中才能逐步为读者所发掘。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单是命题,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红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
首先,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必然会受到不同历史时代的制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是要打上时代的烙印。20世纪初以苏曼殊和林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家纷纷采用章回小说的笔法翻译外国小说,每节多以“却说”、“话说”开头,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尾。如此翻译自然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审美期待,以免自己的译作因引进了有违目标文化图式而引起译文接受者的审美抵触。在当时文化处于比较封闭的时期,译者的这种努力避免有违原作审美期待的负面审美反应表现尤为明显。
其次,译者主体性还受到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不少论者都把译者比作“带着镣铐跳舞的舞者”,说的就是译者的创造活动受到严格的制约。这种制约除了上文所说原著的制约外,还指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众所周知,翻译无论是选材、翻译方式、翻译策略,还是措辞、韵律等等,都会受到目的语意识形态、诗学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3]。20世纪50年代以董秋斯和卞之琳为代表的翻译家主张翻译应该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求“信”。董秋斯在其译作《大卫·科波菲尔》中使用直译的方法,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字字对译”的地步,完全体现了其求“信”的精神。卞之琳明确指出“内容:借形式而表现,不忠实原来的形式,也就不能充分忠实原有的内容。”
例(1)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 widowed.(W.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3 ,3 ,134- 135)
译1:他要借着你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阁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译)
译2: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方平译)
由于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性忌讳”的影响,朱生豪把“to my bed”译作“相思”,或许希望用中国古典式的含蓄美来提高译文的诗学价值, 或是因为当时社会主流意识难以接受过于直率的译文。而方译符合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国情。孙致礼教授曾认为朱译不妥,与原作的意境相距甚远。其实这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译者受当时社会文化观念的制约。
(三)译者的读者意识
在翻译活动中,目标读者是切不可忽视的。译文读者与译文的交流只有在翻译结束完成之后才能真正实现。自然,译者不可能等到翻译活动结束之后再去考虑这一交流活动,他必须在翻译活动之中将这一交流与对话活动纳入翻译过程加以考虑。在翻译表达阶段,翻译者的读者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最终的翻译表达。其实在开始动笔翻译之前,译者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读者群,而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译者会时刻提醒自己读者的存在,因为读者对翻译活动的参与不可避免,译者对读者的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文学能力、审美水平等的了解与把握,将直接影响到译者的创造。作为译文的读者也是千差万别的,而且每个读者在接受活动中,总是从自己生活和文学的“期待视野”出发去看待译作,加上时间的流逝、体验的加深、时代的变迁,读者对同一作品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使译文与心目中的预设读者进行交流、对话,考虑现时读者的需求与接受水平。总之译者在为自己心目中的读者服务时,他所采取的翻译方式肯定是各不相同的[5]。
(四)受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能力的制约
翻译重在理解,只有透彻地领会原作的含义,才能准确地向读者传达原作的精神底蕴。在翻译理解的过程中,译者充当原文本的信息接受者。译者必须从原文本所处的语境及社会文化环境即原文的言语语境、情景语境及文化语境正确理解,准确地再现原文本的语境。迦达默尔认为,理解就是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文本向读者敞开,似乎“向理解者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而为了理解和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理解者又必须提出业已回答了的那些问题, 通过这种相互问答的过程,理解者才能不断超越自己原有的视野”。不同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不尽相同, 于是就出现了同一原作由于译者理解的不同,产生不同的译文。
例: Catherine caught and pursued it eagerly; then she put a few questions to me concerning the inmates,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of her former home.(Ch.17, V.II)
译1:凯瑟琳拿到了,热切地读着;然后,她时而清楚时而糊涂地问我几句关于她以前的家的情况。(杨苡译P278)
译2:凯瑟琳连忙捡起信,急切地看了一遍,接着对于老家那里有理性的人和没有理性的牲畜向我提了几个问题。(孙致礼译P328)
此例是小说《呼啸山庄》中,洛克伍德先生给困居在呼啸山庄的凯瑟琳捎来了女管家内利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杨译把rational and irrational理解成修饰“问”, 孙译理解为修饰inmates,并附加脚注‘有理性人’指女管家内利;‘没有理性的牲畜’, 指凯瑟琳的小马,使译文合情合理。
三、结语
综上所述,译者主体性是翻译中的客观存在,但是同时必须注意到,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限度,任何夸大译者主体性的翻译理论和实践都是不恰当的。要使译者的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就不能忽视诸多制约因素,即将能动寓于制约之中。也只有在制约中,译者才可能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最终打开文化交流和文化互融的大门。
参考文献:
[1]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教学与研究[J].中国翻译,2003,(01).
[4]王玉粱.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J].天府新论,1995,(6).
[5]田德蓓.论译者的身份[J].中国翻译,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