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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但却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文章从境外消费视角总结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服务出口的市场现状和发展特点，以1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服务出口的影响因素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变动、教育发展、政府支持、社会变化显著正向影响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服务出口。中国应继续加深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完善政府支持政策，推动相关产业通力合作，提高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水平。
关键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一带一路”
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浪潮下，教育服务贸易蓬勃发展。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呈快速发展态势，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输出国和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
作为首套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多边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规定，服务贸易包含四种提供方式：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因此也适用于该规定。在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中，跨境支付、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这三类目前的发展面临诸多约束，境外消费成为最主要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形式，故本文主要从境外消费视角探讨中国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教育服务贸易下的境外消费指的是教育消费者前往教育提供者的所在国家进行教育消费，享受教育服务，如出国留学、进修等。从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数量上来看，中国的出国留学人数自2004年的11.47万人上升至2017年的60.84万人，上涨430.6%；而来华留学人数则从2004年的11.08万人上升至2017年的48.92万人，上涨341.3%，两者均保持持续增加的趋势。其中，出国留学人数在2008年后增速明显加快，并于2010年超过来华留学人数，实现贸易数量上的“逆差”，且这一“逆差”依然在持续扩大（见图1）。从贸易总额上看，由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没有明确的价格统计值，因此难以估算准确的贸易额，但是中国出国留学地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学费水平普遍高于国内。因此，若将学费等价格因素考虑在内，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总额上的“逆差”问题更为凸显。
贝纳尔（Bennell P）、李佳原等学者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兴盛不仅为各国创造了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还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1][2]。但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造成大量的外汇、人才流失，究其原因是来华留学生增长数量滞后于中国出国留学生增长数量。这一严峻问题已得到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希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高等教育服务，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本文拟从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现状入手，总结概括最新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政府政策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等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为进一步提高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提供实证依据和政策参考。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现状
境外消费是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最主要的形式，本文围绕境外消费这一提供方式，聚焦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服务的出口情况，从总体规模、生源地区、学生类别、经费办法四个维度分析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的现状。
（一）总体规模
从学生规模来看，如表1所示，自2004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稳步扩大。2016年，来华留学生人数突破20万关口，约为2004年的9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占全球来华留学生比重自2010年连续8年超过40%，2016-2017年接近50%。从增长速度来看，近年来，来华留学生增速有所放缓，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年增长率再次回升；相较于全球来华留学生的增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增速一直遥遥领先，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動力。从相对规模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占全球来华留学生比重日益增长，已接近总数的50%，是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服务出口区域。
（二）生源地区
从国别来看，如表2所示，除韩国一直以来稳居首位以外，其余国家在来华留学人数最多的前10名国家中的排位均有较大变化。其中，稳居前列的美国在2017年被泰国和巴基斯坦超越，降至第4位。2011年之前，越南的来华留学生人数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自2012年开始出现负增长，并在2014年跌出前10名。除此以外，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等国家的来华留学生规模急剧扩大，德国、法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跌出前10名。在前10大生源国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席位，2016年和2017年已有7个国家进入前10名。
从“一带一路”各区域来看，如表3和图2所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区域呈现较大的异质性。本文据区域及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将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东欧、中亚、欧洲独联体国家7个区域。对比2014、2015、2016年的数据可知，不同区域国家在学生类别、来华留学生数量和增长率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其一，东亚、东南亚、南亚及中亚与中国毗邻，具有良好的地理优势，且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国联系紧密，教育合作广泛，因此是留学中国的重要生源地，尤其是南亚的来华留学生增长速度迅猛。其二，欧洲独联体国家与中国在教育方面的合作起步早、合作的密切程度较高，来华留学生人数的绝对数量较高，但该地区主要以非学历生为主。其三，中东和东欧地区距中国较远，文化风俗差异较大，加之东欧本身教育资源丰富，因此，对来华留学的需求不高、吸引力不足。 （三）学生类别
来华接受教育的学生可以分为学历生（包括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和非学历生（包括进修生、语言生、短期交流生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的占比逐渐扩大（见表4），尤其是硕、博士研究生的增速更快，主要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居多，中国在教育水平上具有比较优势。
（四）经费资助
目前，中国政府奖学金是来华留学生能够申请的覆盖面最广、金额最多的奖学金，共有280余所中国高校承担了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发放工作。2004-2017年，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人数逐渐增加，增速在2009年达到顶峰后有所回落（见表5）。奖学金等政府资助政策成为吸引各国留学生来华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不断提高留学生奖学金的额度，并在政策上更多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教育部于2016年提出将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每年资助1万名新生[3]。2016年，一共有49022名来华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其中29746人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60.68%，高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比例（47.42%）。在奖学金层次上，越来越倾向于学历生，2017年学历生获得奖学金的比例高达88.02%，其中研究生获得的比例占69.57%，同比增加20.06%[4]。除中国政府奖学金以外，近年来北京、甘肃、重庆、贵州等省、市和地区也陆续设立了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专项奖学金项目（见表6）。
综上所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服务境外消费现状，可总结出以下发展特点：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生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区域呈现较大的异质性；第三，学历教育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具吸引力；第四，奖学金等政府资助政策作为吸引各国留学生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服务出口（境外消费）上起到重要作用。
为厘清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境外消费提供方式的影响因素，下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分析对象，分别从经济变动、教育发展、政策支持等维度进行实证分析。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性分析
（一）实证模型变量选取
本文基于推拉理论中的“拉力”和竞争优势理论中的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政府的角度[5]分析影响来华留学生的留学因素，并将选取变量归纳到经济变动、教育发展、政府支持、社会变化四个维度。
第一，从中国经济变动来看，选取反映中国经济规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6]，反映生源国和目的国经贸关系的双边商品贸易额[7]这两个变量纳入模型，预期符号为正。
第二，从中国教育发展来看，基于教育经费和教育规模两个角度选取变量指标进行衡量：生均教育经费能直接反映中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资力度[8]，对来华留学生产生正向作用，预期符号为正；教育规模可从国内的高等教育机构数量[9]和国外的孔子学院数量两方面来衡量，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越多，可供留学生的选择也越多，而全球的孔子学院数量增加使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随之扩大，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华留学，这两个变量的预期符号也为正。
第三，从政府支持来看，选取中国政府奖学金人数这一变量作为影响来华留学的重要因素[10]，预期符号为正。此外，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加深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来华留学产生正向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一带一路”实施年份设为虚拟变量，以考察“一带一路”政策变化对留学生来华数量的影响，预期符号为正。
第四，从社会变化来看，教育服务业涉及的关联产业范围很广，如中国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等的发展对来华留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故选取历年入境的外国游客人数[11]、中国国际民用航空航线数作为变量纳入模型。此外，中国各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据2016年首届来华留学人才招聘会调查统计，95%的国际学生希望留在中国工作[12]，故而本文选取全国（中国）就业人员数量衡量中国的就业机会，预期符号为正。
根据以上分析假设，现将本文涉及的四个维度10个自变量和1个因变量指标罗列在表7。
基于姚海棠[13]、魏浩[14]、左江涛[15]等学者设立的模型并结合上述分析，考虑到异方差的存在，本文对部分变量采取对数化的处理，最终建立如下计量方程进行回归：
1nNUMit=α β11nGDPit β11nTRADEit
β31nPREEXPit β41nHEIit β51nCIit
β61nSCHOLARit β71nB
关键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一带一路”
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浪潮下，教育服务贸易蓬勃发展。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呈快速发展态势，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输出国和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
作为首套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多边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规定，服务贸易包含四种提供方式：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因此也适用于该规定。在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中，跨境支付、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这三类目前的发展面临诸多约束，境外消费成为最主要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形式，故本文主要从境外消费视角探讨中国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教育服务贸易下的境外消费指的是教育消费者前往教育提供者的所在国家进行教育消费，享受教育服务，如出国留学、进修等。从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数量上来看，中国的出国留学人数自2004年的11.47万人上升至2017年的60.84万人，上涨430.6%；而来华留学人数则从2004年的11.08万人上升至2017年的48.92万人，上涨341.3%，两者均保持持续增加的趋势。其中，出国留学人数在2008年后增速明显加快，并于2010年超过来华留学人数，实现贸易数量上的“逆差”，且这一“逆差”依然在持续扩大（见图1）。从贸易总额上看，由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没有明确的价格统计值，因此难以估算准确的贸易额，但是中国出国留学地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学费水平普遍高于国内。因此，若将学费等价格因素考虑在内，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总额上的“逆差”问题更为凸显。
贝纳尔（Bennell P）、李佳原等学者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兴盛不仅为各国创造了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还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1][2]。但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造成大量的外汇、人才流失，究其原因是来华留学生增长数量滞后于中国出国留学生增长数量。这一严峻问题已得到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希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高等教育服务，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本文拟从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现状入手，总结概括最新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政府政策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等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为进一步提高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提供实证依据和政策参考。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现状
境外消费是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最主要的形式，本文围绕境外消费这一提供方式，聚焦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服务的出口情况，从总体规模、生源地区、学生类别、经费办法四个维度分析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的现状。
（一）总体规模
从学生规模来看，如表1所示，自2004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稳步扩大。2016年，来华留学生人数突破20万关口，约为2004年的9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占全球来华留学生比重自2010年连续8年超过40%，2016-2017年接近50%。从增长速度来看，近年来，来华留学生增速有所放缓，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年增长率再次回升；相较于全球来华留学生的增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增速一直遥遥领先，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動力。从相对规模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占全球来华留学生比重日益增长，已接近总数的50%，是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服务出口区域。
（二）生源地区
从国别来看，如表2所示，除韩国一直以来稳居首位以外，其余国家在来华留学人数最多的前10名国家中的排位均有较大变化。其中，稳居前列的美国在2017年被泰国和巴基斯坦超越，降至第4位。2011年之前，越南的来华留学生人数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自2012年开始出现负增长，并在2014年跌出前10名。除此以外，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等国家的来华留学生规模急剧扩大，德国、法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跌出前10名。在前10大生源国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席位，2016年和2017年已有7个国家进入前10名。
从“一带一路”各区域来看，如表3和图2所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区域呈现较大的异质性。本文据区域及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将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东欧、中亚、欧洲独联体国家7个区域。对比2014、2015、2016年的数据可知，不同区域国家在学生类别、来华留学生数量和增长率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其一，东亚、东南亚、南亚及中亚与中国毗邻，具有良好的地理优势，且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国联系紧密，教育合作广泛，因此是留学中国的重要生源地，尤其是南亚的来华留学生增长速度迅猛。其二，欧洲独联体国家与中国在教育方面的合作起步早、合作的密切程度较高，来华留学生人数的绝对数量较高，但该地区主要以非学历生为主。其三，中东和东欧地区距中国较远，文化风俗差异较大，加之东欧本身教育资源丰富，因此，对来华留学的需求不高、吸引力不足。 （三）学生类别
来华接受教育的学生可以分为学历生（包括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和非学历生（包括进修生、语言生、短期交流生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的占比逐渐扩大（见表4），尤其是硕、博士研究生的增速更快，主要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居多，中国在教育水平上具有比较优势。
（四）经费资助
目前，中国政府奖学金是来华留学生能够申请的覆盖面最广、金额最多的奖学金，共有280余所中国高校承担了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发放工作。2004-2017年，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人数逐渐增加，增速在2009年达到顶峰后有所回落（见表5）。奖学金等政府资助政策成为吸引各国留学生来华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不断提高留学生奖学金的额度，并在政策上更多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教育部于2016年提出将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每年资助1万名新生[3]。2016年，一共有49022名来华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其中29746人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60.68%，高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比例（47.42%）。在奖学金层次上，越来越倾向于学历生，2017年学历生获得奖学金的比例高达88.02%，其中研究生获得的比例占69.57%，同比增加20.06%[4]。除中国政府奖学金以外，近年来北京、甘肃、重庆、贵州等省、市和地区也陆续设立了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专项奖学金项目（见表6）。
综上所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服务境外消费现状，可总结出以下发展特点：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生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区域呈现较大的异质性；第三，学历教育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具吸引力；第四，奖学金等政府资助政策作为吸引各国留学生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服务出口（境外消费）上起到重要作用。
为厘清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境外消费提供方式的影响因素，下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分析对象，分别从经济变动、教育发展、政策支持等维度进行实证分析。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性分析
（一）实证模型变量选取
本文基于推拉理论中的“拉力”和竞争优势理论中的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政府的角度[5]分析影响来华留学生的留学因素，并将选取变量归纳到经济变动、教育发展、政府支持、社会变化四个维度。
第一，从中国经济变动来看，选取反映中国经济规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6]，反映生源国和目的国经贸关系的双边商品贸易额[7]这两个变量纳入模型，预期符号为正。
第二，从中国教育发展来看，基于教育经费和教育规模两个角度选取变量指标进行衡量：生均教育经费能直接反映中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资力度[8]，对来华留学生产生正向作用，预期符号为正；教育规模可从国内的高等教育机构数量[9]和国外的孔子学院数量两方面来衡量，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越多，可供留学生的选择也越多，而全球的孔子学院数量增加使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随之扩大，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华留学，这两个变量的预期符号也为正。
第三，从政府支持来看，选取中国政府奖学金人数这一变量作为影响来华留学的重要因素[10]，预期符号为正。此外，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加深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来华留学产生正向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一带一路”实施年份设为虚拟变量，以考察“一带一路”政策变化对留学生来华数量的影响，预期符号为正。
第四，从社会变化来看，教育服务业涉及的关联产业范围很广，如中国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等的发展对来华留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故选取历年入境的外国游客人数[11]、中国国际民用航空航线数作为变量纳入模型。此外，中国各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据2016年首届来华留学人才招聘会调查统计，95%的国际学生希望留在中国工作[12]，故而本文选取全国（中国）就业人员数量衡量中国的就业机会，预期符号为正。
根据以上分析假设，现将本文涉及的四个维度10个自变量和1个因变量指标罗列在表7。
基于姚海棠[13]、魏浩[14]、左江涛[15]等学者设立的模型并结合上述分析，考虑到异方差的存在，本文对部分变量采取对数化的处理，最终建立如下计量方程进行回归：
1nNUMit=α β11nGDPit β11nTRADEit
β31nPREEXPit β41nHEIit β51nC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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