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一名非自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其作品《达洛卫夫人》体现了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特点。本文试图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来解读父权文化下女性与男性、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以此来打破并重构二元对立的局面，摆脱女性和自然的边缘地位。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女性、男性与自然；二元对立；重构
作者简介：廖雨，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硕士在读；容新芳，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2
《达洛卫夫人》虽然在战后的1925年出版，但是整部小说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伍尔夫并没有大规模地表现战争场面，但读者仍然可以从战后人们的日常生活嗅出子弹的硝烟味。为此，她于1922年10月的日记中写道：“《达洛威夫人》已经构思成了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要进行精神异常和自杀的研究，并同时通过健康者和精神病患者的眼睛来看待这一世界——类似这样的内容。”[1]伍尔夫凭借敏锐的意识深刻揭露了父权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下女性与自然的生存境况，为推翻這一二元对立的建构奔走疾呼。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自然有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并巧妙地将男女平等问题和保护生态问题结合在一起，从而改善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她们认为自然与女性互为隐喻，自然在男性欲求不满的征服欲下的挣扎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斗争遥相呼应，为此，女性主义者呼吁要推翻这一二元对立的体系，建立一个男女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多元价值体系。[2]
一、父权文化下不平等的男与女
伍尔夫一直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男性的征服欲望导致战争频发，这与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颇为相似。生态女生主义者认为女性更接近自然，而正是由于父权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女性和自然被纳入‘统治的框架’被物化、被客体化，成为男性中心主义的‘他者’。”[2]男性将自己与“理性、统治和文化相联系，而将女性与直觉、服从和自然相联系，女性和自然理应受到男性（人类）的统辖。”[2]这样看来，男性更多地与理性和人类社会相联系，而女性和自然则被排除在外。从根本上看这种二元对立的体系倡导的是一个男强女弱的价值观，而女性想要在这样一个体系中生存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
在《达洛卫夫人》开头伍尔夫便把女主人公克拉丽莎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她带有一点鸟儿的气质，犹如碧绿的鲣鸟，轻快，活泼。”[3]在去往花店的途中，她不断想起往昔的情人彼得·沃尔什，他们年轻时争吵不断，最终彼得无止境的占有欲使得克拉丽莎转而选择了理查德·达洛卫。多年后的今天，当克拉丽莎回想此事时，她依然庆幸“没嫁给彼得是对的，”[3]她坚持认为夫妻双方应该有各自的空间，“有一点自主权。”[3]这让克拉丽莎觉得“跟彼得一起非得把每件事都摊开来，这令人难以容忍。”[3]可是，克拉丽莎嫁给理查德·达洛卫也不尽人意。潘建认为“父权中心体制下的公共/私人领域的划分是社会性别歧视的体现。”[4]男性能够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随意来去，而女性却被围困在狭小的私人领域——家庭。婚后的克拉丽莎除了拥有国会议员夫人的头衔之外，一无所有，她作为女性自主的一面被淹没了。她“不懂语言，也不了解历史。”[3]正如彼得所言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主妇”[3]，克拉丽莎只能把注意力投射在一些微小的事物上，变得异常敏感。
克拉丽莎年轻时的密友萨利·塞顿是一个自由奔放的女性。她和克拉丽莎之间纯洁美好的爱情让克拉丽莎感受到了生命中最美妙的时刻。然而，她们之间的同性爱情却受到彼得·沃尔什的鄙视。克拉丽莎察觉到“彼得的敌意，他的嫉妒，以及他要介入她与萨利之间的决心。”[3]在父权社会下，男性中心主义认为只有异性恋才是正统，这就是所谓的“异性恋霸权的父权中心主义。”[5]这种主义认为同性恋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这与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看法相违背。生态女性主义也强调父权中心主义对有色人种、儿童以及各种性取向等的统治。由于世俗的偏见她们并没有在一起。多年后当萨利出现在克拉丽莎的宴会时，萨利不再是那个无所畏惧的女孩，“她的声音不像以前那么圆润、富有魅力了，她的眼神也不像过去那样晶莹了。”[3]这一转变表明女性无法与当时的男权社会抗衡，女性只有像克拉丽莎和萨利那样牺牲真实的自我回归家庭才能得以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
二、父权文化下被摧毁的自然与女性
伍尔夫在创作《达洛卫夫人》时，伦敦业已处于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不断地遭到破坏。伦敦此时已是车水马龙，划破了以往人们的宁静生活。虽然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伍尔夫所批评的父权中心主义意识，这种意识鼓励男性为荣誉而战，战争虽已经平息，但阴影依然笼罩在人们心头。克拉丽莎在买花的时候，她下意识地将爆胎声当成是枪声。她只感觉周围的一切“都陷入停顿，汽车引擎的嗒嗒声犹如脉搏，在人的周身不规则的跳动。”[3]人们还没有从战争的牢笼中脱离出来，一切都让他们惊慌不已。而后，飞机又从人们头上掠过，“预示着某种不祥之兆。”[3]飞机在树林中喷出的白烟似乎会将一切美好的事物毁于一旦。而这一切并没有让人们感觉到这些先进工具的好处，汽车和飞机只让他们“想起了死者，想起了国旗，想起了帝国。”[3]曾经美好宁静的生活都被父权文化下催生的战争毁了。
除了表现战争压迫自然之外，伍尔夫也刻画了在战争下被压迫的女性。“还有像福克斯克罗夫特太太那样伤心的人，她昨晚在大使馆痛不欲生，因为她的好儿子已阵亡，那所古老的庄园得让侄儿继承了。还有贝克斯巴勒夫人，人们说她主持义卖市场开幕时，手里还拿着份电报：她最疼的儿子约翰牺牲了。”[3]父权中心主义呼吁男性为荣誉而战，拆毁了无数家庭，而最终受害的还是女性。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只能依靠丈夫和儿子生存，女性无法继承遗产。除此之外，塞普蒂默斯的妻子卢克西娅和家庭女教师基尔曼小姐同样也是父权主义战争下的受害者。卢克西娅曾经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米兰，当她嫁给参加过战争的塞普蒂默斯的时候，她整日活在丈夫随时会自杀的恐惧中。丈夫的精神病让她心力交瘁，她不断地质问自己“为什么我该受苦呢？”[3]父权中心主义所激发的战争，进一步催生了民族主义情绪，人性被摧毁。德国是的确是一战的发起者，而英国当局对德国人的仇视舆论使得英国人民对所有德国人都抱有敌意。基尔曼小姐作为有德国血统的女性因为“不愿违心地说德国人全是坏蛋”而被学校开除，而她的兄弟却死于德国人之手。她就像浮萍一样，漂泊不定，性格变得越发畸形。这可以体现在她与克拉丽莎争夺伊丽莎白的博弈上。克拉丽莎认为基尔曼完全是个下层阶级，还嘲讽她的着装，而基尔曼认为克拉丽莎“只有一点肤浅的文化，”[3]她一定要“压服那女人，要撕下她的假面具。”[3]
她们如果能联合起来对抗父权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结构，一个崭新而和谐的结构才有可能诞生。生态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新的建构跟自然界生物多样性一样是包容多元的，“建立无等级差异的、和谐的生态网络并不意味着抹杀个体的多样性。”[2]因此，处于边缘地位的“失语者”不管任何种族、阶级和性取向都应该团结起来，抵抗父权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结构的压迫。
三、结语
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通过揭示男性父权中心主义对女性、自然甚至对男性本身的压迫，表达了作者渴望打破父权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结构，构建一个和谐、平等、多样化的新体系。从这个意义来看，该作品凸显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特点，而在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男女依然不平等的今天，生态女性主义的现实意义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M].戴红珍，宋炳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2]南宫梅芳等.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M].孙梁，苏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4]潘建.伍尔夫对父权中心体制的批判[J].外国文学评论，2008（03）：95-103.
[5]格蕾塔·戈德，帕特里克·D.墨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和教学法[M].蒋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女性、男性与自然；二元对立；重构
作者简介：廖雨，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硕士在读；容新芳，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2
《达洛卫夫人》虽然在战后的1925年出版，但是整部小说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伍尔夫并没有大规模地表现战争场面，但读者仍然可以从战后人们的日常生活嗅出子弹的硝烟味。为此，她于1922年10月的日记中写道：“《达洛威夫人》已经构思成了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要进行精神异常和自杀的研究，并同时通过健康者和精神病患者的眼睛来看待这一世界——类似这样的内容。”[1]伍尔夫凭借敏锐的意识深刻揭露了父权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下女性与自然的生存境况，为推翻這一二元对立的建构奔走疾呼。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自然有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并巧妙地将男女平等问题和保护生态问题结合在一起，从而改善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她们认为自然与女性互为隐喻，自然在男性欲求不满的征服欲下的挣扎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斗争遥相呼应，为此，女性主义者呼吁要推翻这一二元对立的体系，建立一个男女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多元价值体系。[2]
一、父权文化下不平等的男与女
伍尔夫一直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男性的征服欲望导致战争频发，这与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颇为相似。生态女生主义者认为女性更接近自然，而正是由于父权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女性和自然被纳入‘统治的框架’被物化、被客体化，成为男性中心主义的‘他者’。”[2]男性将自己与“理性、统治和文化相联系，而将女性与直觉、服从和自然相联系，女性和自然理应受到男性（人类）的统辖。”[2]这样看来，男性更多地与理性和人类社会相联系，而女性和自然则被排除在外。从根本上看这种二元对立的体系倡导的是一个男强女弱的价值观，而女性想要在这样一个体系中生存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
在《达洛卫夫人》开头伍尔夫便把女主人公克拉丽莎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她带有一点鸟儿的气质，犹如碧绿的鲣鸟，轻快，活泼。”[3]在去往花店的途中，她不断想起往昔的情人彼得·沃尔什，他们年轻时争吵不断，最终彼得无止境的占有欲使得克拉丽莎转而选择了理查德·达洛卫。多年后的今天，当克拉丽莎回想此事时，她依然庆幸“没嫁给彼得是对的，”[3]她坚持认为夫妻双方应该有各自的空间，“有一点自主权。”[3]这让克拉丽莎觉得“跟彼得一起非得把每件事都摊开来，这令人难以容忍。”[3]可是，克拉丽莎嫁给理查德·达洛卫也不尽人意。潘建认为“父权中心体制下的公共/私人领域的划分是社会性别歧视的体现。”[4]男性能够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随意来去，而女性却被围困在狭小的私人领域——家庭。婚后的克拉丽莎除了拥有国会议员夫人的头衔之外，一无所有，她作为女性自主的一面被淹没了。她“不懂语言，也不了解历史。”[3]正如彼得所言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主妇”[3]，克拉丽莎只能把注意力投射在一些微小的事物上，变得异常敏感。
克拉丽莎年轻时的密友萨利·塞顿是一个自由奔放的女性。她和克拉丽莎之间纯洁美好的爱情让克拉丽莎感受到了生命中最美妙的时刻。然而，她们之间的同性爱情却受到彼得·沃尔什的鄙视。克拉丽莎察觉到“彼得的敌意，他的嫉妒，以及他要介入她与萨利之间的决心。”[3]在父权社会下，男性中心主义认为只有异性恋才是正统，这就是所谓的“异性恋霸权的父权中心主义。”[5]这种主义认为同性恋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这与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看法相违背。生态女性主义也强调父权中心主义对有色人种、儿童以及各种性取向等的统治。由于世俗的偏见她们并没有在一起。多年后当萨利出现在克拉丽莎的宴会时，萨利不再是那个无所畏惧的女孩，“她的声音不像以前那么圆润、富有魅力了，她的眼神也不像过去那样晶莹了。”[3]这一转变表明女性无法与当时的男权社会抗衡，女性只有像克拉丽莎和萨利那样牺牲真实的自我回归家庭才能得以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
二、父权文化下被摧毁的自然与女性
伍尔夫在创作《达洛卫夫人》时，伦敦业已处于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不断地遭到破坏。伦敦此时已是车水马龙，划破了以往人们的宁静生活。虽然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伍尔夫所批评的父权中心主义意识，这种意识鼓励男性为荣誉而战，战争虽已经平息，但阴影依然笼罩在人们心头。克拉丽莎在买花的时候，她下意识地将爆胎声当成是枪声。她只感觉周围的一切“都陷入停顿，汽车引擎的嗒嗒声犹如脉搏，在人的周身不规则的跳动。”[3]人们还没有从战争的牢笼中脱离出来，一切都让他们惊慌不已。而后，飞机又从人们头上掠过，“预示着某种不祥之兆。”[3]飞机在树林中喷出的白烟似乎会将一切美好的事物毁于一旦。而这一切并没有让人们感觉到这些先进工具的好处，汽车和飞机只让他们“想起了死者，想起了国旗，想起了帝国。”[3]曾经美好宁静的生活都被父权文化下催生的战争毁了。
除了表现战争压迫自然之外，伍尔夫也刻画了在战争下被压迫的女性。“还有像福克斯克罗夫特太太那样伤心的人，她昨晚在大使馆痛不欲生，因为她的好儿子已阵亡，那所古老的庄园得让侄儿继承了。还有贝克斯巴勒夫人，人们说她主持义卖市场开幕时，手里还拿着份电报：她最疼的儿子约翰牺牲了。”[3]父权中心主义呼吁男性为荣誉而战，拆毁了无数家庭，而最终受害的还是女性。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只能依靠丈夫和儿子生存，女性无法继承遗产。除此之外，塞普蒂默斯的妻子卢克西娅和家庭女教师基尔曼小姐同样也是父权主义战争下的受害者。卢克西娅曾经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米兰，当她嫁给参加过战争的塞普蒂默斯的时候，她整日活在丈夫随时会自杀的恐惧中。丈夫的精神病让她心力交瘁，她不断地质问自己“为什么我该受苦呢？”[3]父权中心主义所激发的战争，进一步催生了民族主义情绪，人性被摧毁。德国是的确是一战的发起者，而英国当局对德国人的仇视舆论使得英国人民对所有德国人都抱有敌意。基尔曼小姐作为有德国血统的女性因为“不愿违心地说德国人全是坏蛋”而被学校开除，而她的兄弟却死于德国人之手。她就像浮萍一样，漂泊不定，性格变得越发畸形。这可以体现在她与克拉丽莎争夺伊丽莎白的博弈上。克拉丽莎认为基尔曼完全是个下层阶级，还嘲讽她的着装，而基尔曼认为克拉丽莎“只有一点肤浅的文化，”[3]她一定要“压服那女人，要撕下她的假面具。”[3]
她们如果能联合起来对抗父权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结构，一个崭新而和谐的结构才有可能诞生。生态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新的建构跟自然界生物多样性一样是包容多元的，“建立无等级差异的、和谐的生态网络并不意味着抹杀个体的多样性。”[2]因此，处于边缘地位的“失语者”不管任何种族、阶级和性取向都应该团结起来，抵抗父权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结构的压迫。
三、结语
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通过揭示男性父权中心主义对女性、自然甚至对男性本身的压迫，表达了作者渴望打破父权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结构，构建一个和谐、平等、多样化的新体系。从这个意义来看，该作品凸显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特点，而在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男女依然不平等的今天，生态女性主义的现实意义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M].戴红珍，宋炳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2]南宫梅芳等.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M].孙梁，苏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4]潘建.伍尔夫对父权中心体制的批判[J].外国文学评论，2008（03）：95-103.
[5]格蕾塔·戈德，帕特里克·D.墨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和教学法[M].蒋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