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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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三天时间,就要进城了,家里的东西还没处置好呢,我们总不能把它们带进城吧,我记得母亲略带焦虑地说道。
  这还是农历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太阳像蒙上了一层饺子皮,给你不是那么清纯透亮的感觉。秋风呢,像抽空了魂灵的猫,在秧村的角角落落乱撞。椿树下,那群觅食的芦花鸡,屁股上的羽毛被风撩起,像跳芭蕾舞少女的浮裙。
  蹲在门槛上,父亲把纸烟吸得嗞嗞响,整个脑袋笼在烟雾里。父亲的两眸望着前方,目光越过池塘、菜园、田野和象形山,朝着枣花镇的方向张望。这些天,父亲爱蹲在门槛上,可他的目光总不知道搁在哪里好,只好一次次让目光越过池塘、菜园、田野和象形山,朝着枣花镇的方向张望。一遍一遍,父亲的目光周而复始,像抄袭着一成不变的日出与日落。
  母亲从里屋扛出一只木箱,放在堂屋,又从堂屋的粉墙上扯下镜框,放进里屋。里屋,堂屋。堂屋,里屋。这些天,母亲围绕着里屋和堂屋这两个地方,笨驴般打旋。家里的什物被她东挪西移,简直是没完没了。母亲本来身材就偏胖,腰身上那一层层可怜的赘肉,被她折腾得上蹿下跳。
  一个月前,在城里的爷爷给在秧村的父亲挂了一电报:退休了,来顶班,不带东西,一家来。
  电报很短,翻译过来就是:我爷爷罗淳善在兰城的水泥厂退休了,要我父亲罗高生去厂里顶他的班,厂里福利好,有安家费,什么都不用带去。还有,要我父亲把我母亲和我们兄妹俩都带到城里去。
  这个电报一来,我才知道爷爷要退休了,而作为爷爷惟一的儿子,我父亲必须去替代我爷爷上班了。那个年代,工厂的岗位还保留着“父退子进”的世袭制。
  我爷爷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经过层层推荐,招工成了县水泥厂的工人。记得小时候,母亲也偶尔唠叨,你爷爷什么时候退休呢。每次听到母亲说起爷爷,父亲就虎着脸。母亲就赶紧把嘴巴闭牢。
  对突如其来的身份转换,父亲并没有表现过度的兴奋。倒是母亲,这些天走路都昂着头,悬着腿,身轻如燕似的。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母亲走路是勾着脑袋,含着胸,腰盘由于过大过沉,还时常双手叉腰,做气喘吁吁状。这些天,母亲“喀喀喀”的笑声也多了,渐渐地,和邻居一样,开始喜欢絮絮叨叨。以前,母亲可不是这样,以前,她很反感秧村那些妇人聚在山墙旁嚼舌根子。
  这些天,我家有点像过大年,不时有人进进出出。村干部来了,十里八乡的近亲远戚也来了,他们吼着嗓子向父亲道贺。串门的妇人更是络绎不绝,说着那些滚烫而又重复的祝福语,都羡慕我们一家马上成了城里人,一遍遍夸母亲嫁对了人。
  母亲自然是笑脸相迎,端水沏茶。我不明白的是,父亲为何还是郁郁寡欢。难道他还对爷爷不满?我隐约耳闻过,爷爷其实早就可以退下来,让父亲早点去顶班。村里的罗洪善,和爷爷同一年招工去县水泥厂的。他儿子罗旺生初中落榜后,罗洪善就马上退下来,让罗旺生光荣上岗了。罗旺生呢,自然早早就成了城里人,还娶了一位城里的媳妇。
  可我爷爷固执,认死理,正儿八经退休后,才让父亲去顶班。父亲的闷闷不乐,我猜肯定和这个有关。要知道,这一等,就让父亲在农村呆了十五年。十五年,早就把一个鲜嫩白净的高中生锻炼成了一个粗鄙的农民,把一个青皮后生打磨成了一个村姑的丈夫和一双儿女的父亲。
  母亲说得没错,我们三天后就要进城了。农家生活的种种物件肯定是不能带到城里去了。该处理的东西必须要处理完。母亲忙得脚跟打着屁股,把家里的农具、家具等一一处理掉,能变卖就变卖,能送的就送人。如今,除了锅碗瓢盆等炊具,其他的都流水一样,流到远远近近的亲朋好友或邻居家。其实,炊具也可以处理了。早在一个星期前,父亲的七个堂兄弟都安排好了,第一天去谁家吃,第二天去谁家吃……也就是说,这些天,我们家每天都不用生火做饭了。要知道,父亲一进城,父亲的那些堂兄弟,脸上也光彩熠熠,他们非常乐意招待我们一家,负责我们在秧村最后几天的伙食。
  这几天,我们家的炊具压根就没有动用过。可母亲还是把炊具保留着,母亲说,离开时才把这些炊具变卖或者送人吧。母亲说,人还没有进城,就没有烟火了?人在,就得有烟火。否则,人家会怎么说呢?为此,母亲每天还有意往灶台里燒上几把柴火,让烟囱里冒些烟火气。
  除了炊具,还有一件家具,让母亲一直举棋不定——那就是父亲的书柜了。
  说来奇怪,一个农民,要书柜干嘛?
  我爷爷在秧村没有建新房,一直住着祖上继承下来的两间偏厦。爷爷去水泥厂上班后,在乡下只留下我奶奶和我父亲。父亲在枣花镇读完高中后,爷爷把奶奶也接到了城里。为此,父亲年轻时就白手起家,结婚时,爷爷象征性给了父亲一点礼钱,家具等还需父亲自己操弄。
  据说,父亲结婚那年,做木匠的朱师傅打好了一切家具,正准备拾掇工具箱离开。父亲却说,再打一架书柜吧。
  书柜?朱师傅讶然,说我在十里八乡,干过的木匠活几十年,还从来没有谁家要求打过书柜。
  父亲说,你必须打好了书柜才能走。
  朱师傅说,我并不是不想帮你打书柜,关键是我书柜长什么样都说不清。
  父亲说,不管怎么打,能搁书就行。
  朱师傅有点无奈。不过他眼珠一轮,心想,书柜没打过,但橱柜打过,橱柜也是柜,就按着碗柜的架势打吧。朱师傅很快就帮父亲打好了一书柜。
  也就是说,父亲的书柜,和橱柜就像孪生兄弟,只不过橱柜臃肿,书柜骨干。可父亲还是很满意,甚至有点小激动。结账时,父亲额外给了朱师傅两元钱。
  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但他却是一个拥有书柜的农民。
  显然,一个橱柜大的书柜是能放上百本书,可父亲只有三本书,一本是缺少前页和后页的《儒林外史》,一本是《水稻种植技巧》,第三本是《新华字典》。
  但就是只安放了三本书的书柜,俨然成了秧村的一个魔柜。
  在秧村,谁家来客人后,他们就会领着客人,来我们家参观父亲的书柜。客人们宛如来参观侏罗纪时期的恐龙。离开时,那些客人都会说上一句,这书柜不错。邻居就会添上一句,人家是高中生呢。   客人们就会“哦”上一声,顿时肃然起敬,说不愧是高中生。
  对来参观书柜的那些客人,父亲既不欢迎,也不拒绝。他的表情和书柜一样,木讷、笨拙、了无生机。
  父亲娶了我母亲后不久,王凤英也嫁到秧村。王凤英嫁给了秧村的罗五保。对王凤英为什么要嫁给罗五保,村里人有诸多的口舌。大伙都知道,罗五保虽然长得像梧桐树一样魁梧,却是一棵空心梧桐,架子高大,内心懦弱,典型的■包。不要说男人欺负他,就是妇人跳起脚骂他捶他,他也是缩头乌龟般,任人打骂,不敢还手。村里那些调皮娃,每次看到他,就骂五保■包,■包五保。罗五保远远躲避,一躲,那群调皮鬼更是嚣张,捡土块扔他,扔得他落荒而逃。
  按理说,王凤英死也不会嫁给罗五保这种■货。王凤英人高挑,面嫩肤白,除了左眼眉边有颗米粒大的黑痣外,人真是无可挑剔。再说,王凤英还是个初中毕业生呢,在那时,农村有几个女孩子能上初中?王凤英的娘家也不赖,住在枣花镇,在镇上有一家酱油铺。
  再想想罗五保,软柿子一枚。家里也好不到哪里去。爹死了。娘身材矮小,肩不能挑,手不能扛的。后来,我看《水浒传》电视剧,一看到武大郎,就想起罗五保他娘。那时,农村刚经历分田到户。家家兵强马壮,在责任田里干得热火朝天。可罗五保家,老牛配破车,让人一看就是后劲不足,前景黯淡。
  秧村人就纳闷了,王凤英凭什么就下嫁给罗五保?
  在秧村,不管你有心还是无意,随便往哪个墙根靠上半个时辰,秧村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准能塞满你耳朵。
  那次,我就是靠在墙根听到父亲和王凤英的轶事。
  父亲和王凤英在枣花初中时是同班同学。两人关系蛮好。后来,父亲考上了高中,王凤英落榜了。按理说,如果是两人真心相恋,父亲高考落榜后,两人就可以结为夫妻。可据传言,王凤英信誓旦旦说过,如果她没有考上高中,就不会找一个高中生为夫,那样的话,她在家里会永远低人一等。
  听到了这个传闻后,村人啧啧称奇,也就是说,王凤英要找的丈夫,是自己能拿捏得住的人。村人也就不难理解王凤英下嫁罗五保的原因了。
  其实,墙根里外的那些的闲言碎语,母亲如果不是聋子,她肯定也早有耳闻。
  一天,雨像珠帘一样挂在屋檐下,我爬在窗台,撩拨着一只断了翅羽的蜻蜓。突然,我看到王凤英撑着雨伞,笑盈盈朝我家走来。我记得王凤英嫁到秧村才三个月,是新媳妇呢。在灶台上忙碌的母亲,也看到了王凤英朝我家走来。母亲马上走到门口,笑嘻嘻说,新媳妇来串门啦。母亲把王凤英让进了堂屋。王凤英说,嫁过来这么久,都还没有来老同学家拜访呢。这时,父亲正坐在窗台旁的板凳上,翻看那本没有前页和后页的《儒林外史》。
  父亲听到了王凤英的声音,抬起头,脸上似乎灿红了一下。
  王凤英先走近我,摸摸我的后脑勺,说,几岁啦?
  母亲说,都三岁了,还不懂事,还不叫五婶子。
  我一板一眼,叫了一声,五婶子。
  就这样,王凤英成了我和母亲嘴里的五婶子。
  五婶子朝着端坐在板凳上的父亲说,老同学还是如此好学啊?
  父亲讪笑道,哪里,哪里,下雨天,闲得慌,就认几个字而已。
  母亲哂笑道,是啊,每天都准备去考状元一样,还有,就三本书,还整了一个大书柜呢,你说笑不笑死人。
  五婶子说,早就听说秧村的罗高生家有个书柜,今天可要开开眼了。
  父亲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般,哭丧着脸说,老同学不要取笑了,这哪里能算书柜啊,就是一个搁书的架子而已。
  母亲早就把里屋的门打开,指着书柜说,看,就是这个了。我看到了父亲赶紧把手中的《儒林外史》放回书柜。
  五婶子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看了几回,说,不错,有三本书呢,以后,闲得慌,我也来借书柜的书看看。
  母亲说,女人家还看什么书呢,越看越傻。说完,母亲喀喀喀笑了起来。
  五婶子也喀喀喀笑了起来。
  一般都是下雨天,五婶子才来我家串门。要知道,五婶子嫁来秧村后,是不常呆在秧村的,她极少和罗五保雙双下田劳作。五婶子常往枣花镇跑,去帮衬娘家的酱油铺。每次,五婶子来我们家,母亲和五婶子就嘀嘀咕咕聊个不停,时不时,就听到她们喀喀喀傻笑。父亲呢,眼睛不离《儒林外史》,只是,时不时,父亲会抬起头,看看窗外的天空,眼睛收回时,顺势朝母亲和五婶子的位置瞟上一眼。而后,父亲还是埋头看书,只不过,翻书的声音,没有以前那么清脆了,或许是下雨的缘故,书页都潮湿了。
  往往是,门外雨刚停,五婶子就说,雨停了呢,我得回娘家了。
  母亲就把五婶子送到门口。我这才看见父亲的眼睛早从书上跃起,望着窗外,说,雨停了?雨停了?雨停了,我得去菜园侍弄了。
  我们家的菜园就在去枣花镇的路边。我说我也去菜园。父亲说,刚下雨,到处湿漉漉的,泥巴也厚,黏人。父亲就一个人扛着锄头,去菜园了。
  在我们家,母亲是个文盲,除了自己的名字,她一字不识。一个文盲和一个高中生结婚,在现在看来,真是有点奇葩。但父亲和母亲并没有什么距离感。或许,在乡村这种与动植物相处的社会,认字与否真不是什么问题。稻子不认得字,黄牛也不认得字。你认识不认识字,稻子和黄牛也是一样对待你,不会因为你认识字就对你好些。相反,父亲认得很多字,种的稻子反而比别人家的差些。就是和堂兄弟共有的那条老黄牛,在父亲耕田时,老黄牛也异常懒散,像是故意欺负父亲。有人就嘲笑父亲,说你家的稻子和老黄牛不认识字,不讲道理,你要多让它们认识点字。父亲只是嘿嘿苦笑。
  我五岁那年,母亲生下我妹妹。突然多了一个小屁孩,爷爷留下来的两间偏厦,就显得更局促了。为此,父亲和母亲还吵了一次大架。原因就和妹妹有关。
  里屋逼仄,储藏衣物的柜子肯定就少。妹妹出生后,家里的衣服陡然增加。那次,母亲从枣花镇买了几件冬衣给妹妹,可发现其他柜子都塞满了。母亲看到父亲的书柜空荡荡地,就顺手把妹妹的新衣服放进书柜。   父亲从田里灌溉回来,发现书柜里竟然放着衣服。父亲吼了起来,谁把衣服放到了书柜里!
  母亲说,我放的。
  父亲瞪了母亲一眼,立即把衣服从书柜里扯出来,掼到地上。
  母亲大叫起来,罗高生,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母亲直呼父亲的全名。
  父亲呢,气得和刚耕完三亩田的老黄牛一样,呼呼喘粗气。
  母亲立即从地上把衣服捡起来,重新塞进书柜。
  父亲再次把衣服从书柜里扯出来,扔到地上,还踏上了几脚。
  母亲说,罗高生,你今天疯了吗,书柜那么空,孩子的衣服都不能放吗?
  父亲说,书柜就是书柜。
  母亲说,什么狗屁书柜,还不就是一个破橱柜。
  我看到父亲的手,像一道闪电,飞到了母亲脸上,闪电过后,是一记惊雷。
  母亲趔趄着摔在地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生气,也是惟一一次看到父亲对母亲动粗手。
  母亲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高昂的气焰消退了。母亲这才知道,看似病猫样的文弱书生,也有老虎的余威。从这以后,母亲再也不敢放任何东西在书柜了。我猜,母亲走到书柜旁边,除了无奈,或许还有那么一点怨恨,抑或恐惧吧。
  农闲时,来我家串门的妇人很多,但都是和母亲唠叨。父亲只是坐在一旁埋头看他的《儒林外史》。只有五婶子和那些妇人一起来我家串门时,父亲才会不时抬眼,看着窗外,手中的书自然就翻得慢了。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女孩子家文盲是一大把一大把,上过初中的五婶子,自然算是秧村的女秀才了。父亲呢,差一点就是大学生了。在那些妇人眼中,父亲和五婶子都是文化人,自然,他俩走得近而不招致别人嫉妒。即使那些妇人想嫉妒,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嫉妒呢。于是,她们中的某个,就喜欢开五婶子和父亲的玩笑,说你们在一起才是郎才女貌呢。
  五婶子羞赧着,就起身,说要撕碎那个妇人的嘴。大伙就故意起哄,扭笑作一团。
  母亲听后,不气不恼,一副知足的憨笑。
  五婶子说过要借父亲的书。她并没有食言。
  我记得那是晚秋。晚秋时节,田里的稻子已经颗粒归仓了,离过年呢,又有点早,在这个前承收割,后启新年的时节,秧村人人都洋溢在一种空闲之中。要说有活计,无非是整饬田园的田坎,或者去山上挖些枯树蔸,或者蒸冬酒。总归不是那么忙了。
  乡村人家,互相串门是不需要太多的理由的。五婶子来我们家时,母亲无非是在缝缝补补。妹妹呢,或许在地上玩滚珠,或许是靠挨着母亲,让母亲缠麻花辫。我呢,总是在做家庭作业,我读一年级了。父亲,则一成不变地,坐在板凳上看那本《儒林外史》。
  五婶子一来,就说,都忙啊。
  母亲忙把屁股下面的凳子让了出来,说,五婶子坐。
  五婶子说,我就不坐了。我今天是来借书的,实在闷得慌,想借本书看看。
  听到借书,母亲赶紧坐了下来,埋着头继续缝补衣服,或帮妹妹缠辫子。
  父亲只好站起来,说,借书啊,好,《新华字典》,《水稻种植技巧》和《儒林外史》,这三本,你想借哪本?
  五婶子说,老同学你推荐一下吧,我哪里知道哪本好看?
  父亲哦了一声,说,《新华字典》蛮好,可它是工具书,你好像用不上。《水稻种植技巧》比较实用,可就是看得乏味。《儒林外史》嘛,是小说,比较精彩,可惜书的前面和后面都没有了,只有中间那部分。
  五婶子说,就随便借一本吧,我也就无聊时翻翻,看几个字好打发时间。
  父亲说,那就把《儒林外史》给你吧,没头没尾的,也不错。
  五婶子笑道,没头没尾,或许更有意思。
  五婶子接过《儒林外史》,翻了翻,说看完就还你们。
  不知道五婶子是什么时候把《儒林外史》还给父亲的。在我记忆中,五婶子把父亲的书柜里的这几本书借了好几个轮回。
  我说过,我母亲是个文盲。可是,某些晚上,她实在没有事时,会盯着我写作业。偶尔,母亲会羞红着脸,指着书本上的某个字问我,儿子,这是什么字?我就会告诉她,这是什么字。母亲又会接着问,那个是什么字?我对母亲问的字觉得好笑,有时候会嘲笑她。
  母親就讪笑着,好像是老师刚批评过的学生。
  那天,是元宵节前吧,父亲刚好在外喝喜酒。我在堂屋里做作业,母亲从兜里掏出一张字条。
  母亲说,乖儿子,快看看,上面写了什么。
  母亲把字条在手掌里摊开。我看上面写了一句话: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母亲问我,什么意思?我说,好像是一句诗,可读小学三年级的我,的确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只是按字面的意思告诉她:月亮挂在柳树上,人大约站在黄昏后面。
  母亲很失望,她哦了一声,把字条收进了口袋。
  起初,父亲的书柜一直是敞开的,没有任何顾忌,因为他知道,家里人没有谁会看上这些书。我读五年级那年,父亲把《新华字典》送给了我,父亲的书柜只剩下《儒林外史》和那本种植水稻的书了。
  父亲看书是天经地义,我们都习惯了。可一次,父亲去枣花镇赶集后,母亲也蹑手蹑脚靠近书柜,认真翻书。要知道,自从上次父亲揍过母亲后,母亲对书柜是恨之入骨。可现在,母亲竟然对书柜和书发生兴趣了。后来,我发现,每次趁父亲去枣花镇赶集时,母亲就会打开书柜,把这一本或两本书翻开。有一回,母亲竟然在《儒林外史》中翻出了一枚鲜红的枫叶。母亲手执这枚枫叶,对着阳光东看西瞧,可发现它就是一枚普通的枫叶。
  父亲很少辅导我做作业。那次,父亲竟然兴致很高,说教我写作文。作文写好后,我笑着对父亲说,你给我的《新华字典》里,我发现了一张字条呢。父亲一怔,说,在哪里,赶紧给我。我故意快速跑出家门,跑进巷弄。父亲在后面追着我,说,快给我,你这兔崽子,不给我,揍死你。我跑累了,停了下来,蹲在地上哈哈大笑。父亲也气喘吁吁追上了我。我把一张空纸条交给父亲。父亲一看,呵呵,呵呵,干笑了几声,然后他蹲在我跟前,帮我擦干额角的汗水,并用他的大脑袋碰了碰我的小脑袋。父亲额头上核桃壳一样的皱纹,瞬间舒展开来。印象中,这是童年里,父亲对我最好的亲昵。   乡村的生活总是平静如水,偶尔有些天灾人祸或邻里风波,似乎也和我们家相隔很远。
  在闲时,父亲还是喜欢捧着书读。五婶子也不时过来借书还书。父亲越来越爱惜他这两本书了,除了借给五婶子,连我们都不能碰了。一次,父亲从枣花镇买回一副铁褡襻和一把锁。父亲竟然给书柜上锁了。
  在那时,每个月末,父亲会去枣花镇赶集,雷打不动。晚秋后,父亲去得更勤了。和人家赶集不同,人家都会买回几件日用品回家,诸如油盐酱醋茶等。父亲呢,闲人般,每次都是空手而去,空手而归。有人说,父亲整天呆在镇里的新华书店。也有人说,父亲压根儿就不会去新华书店。
  母亲对父亲去赶集永远是不闻不问。反正,父亲不去赶集,呆在家里,也就知道捧着一本破书看。
  一天,父亲去枣花镇后,母亲才想起,家里的盐没有了。母亲说,你赶紧去一趟枣花镇,叫你父亲带包盐回来。
  我说,我怎么知道父亲在哪里。
  母亲说,在哪里?你那书呆子父亲,不去新华书店,他还能去哪里。
  我急匆匆赶到枣花镇。我先去新华书店,可在盛着书的玻璃柜台边,我没有发现父亲。
  父亲在哪里呢?
  我离开新华书店,绕着枣花镇几条街道四处找。在一家关了门面的铺子里,我好像听到五婶子的嗓声。而后,我又听到一个男人的声响。可这声音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去了。
  我只好回到新华书店。我坐在门口等父亲,我相信父亲一定会来新华书店。
  等啊等,我实在太困了,就靠着门框睡着了。过了不知多久,我被人拍醒了,一看,是父亲。
  父亲责怪道,你怎么一个人来枣花镇了?
  我反问父亲,你怎么不在新华书店?
  父亲顿了一下,说,正碰到初中时的一个好哥们,去他家里坐了一会儿。
  我告诉他,是母亲要我过来,要你买包盐回家呢。于是,父亲牵着我的手,来到供销社。父亲买好了盐,还买了三颗水果糖。父亲说,给你吃糖。水果糖太甜蜜了,我慢慢舔着水果糖,连哈出的空气都甜津津的。
  每年的腊月二十四,是秧村打年鱼的日子。每年这天,秧村的男壮年都要冒着严寒,穿着胶裤衩在池塘拉大网网鱼。据说,这天打的年鱼,过年吃才新鲜。
  那天一早,父亲就穿着胶裤衩去了池塘。母亲从父亲的衣兜里找到了书柜的钥匙。母亲小心翼翼地打开书柜,翻开《儒林外史》。母亲从书中找到了一张字条。
  母亲把字条交给我,说,乖孩子,快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那年,我十二岁,刚上初中,明白了男女间的些许情愫。我从头到尾看完了这张字条,发现多次出现“晚秋”这两个字。我告诉母亲,这是一首歌,歌名是《晚秋》。
  母親很不解,说,这怎么就是一首歌呢,你再仔细看看。我坚持说,这就是一首歌,你不相信的话,我读几句给你听听。母亲说,还是算了吧,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哪里能明白什么歌词呢。
  1993年,我们在城里生活八年后。我首次听到了毛宁唱的国语版《晚秋》,“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
  我暗笑,还真有人写了《晚秋》这样一首歌啊。我感觉我当年没有欺骗母亲,我对母亲的愧疚,慢慢有了缓解。
  我一直不明白,十二岁那年,我为什么要替父亲撒谎。或许,我不撒谎的话,我能把字条上那些甜言蜜语读给母亲听吗?母亲听到这些甜言蜜语后,她又会如何呢?
  母亲的直觉没有错。当时她给我看的字条,就是王风英写给父亲的一封情书。我让母亲失望了。我现在都还记得,母亲把这张字条重新塞进书本,把书重新放回书架,锁好书柜的门后,母亲的脸蛋上满是沮丧。就好比进城后,在代销店上班的母亲,费心费力,好似逮到了一个小偷,可最后发现,那人并不是小偷。
  离去城里还剩一天了。母亲变得异常焦躁。灶间的炊具,母亲打算第二天娘家人来送行后,请娘家人捎回去。
  最后,就剩下父亲的书柜了。
  本来,母亲可以问问父亲,书柜该如此处理?
  但父亲对家里的一切,都一副撒手掌柜的姿态。其实,我也注意到,这些天,父亲一直蹲在门槛上,吸着纸烟,有满腹的心事,可他却不想对任何人诉说。
  傍晚了,晚霞上来了,无法再拖了。
  母亲叫住我,说,我们把书柜抬去送人吧。
  我说,送谁呢。
  母亲说,你问这么多干嘛,到了你自然知道。
  我和母亲一前一后,弓背哈腰,抬着书柜,跌跌撞撞走过一条条巷弄。
  终于,母亲说,到了。
  我仰头一看,竟然是五婶子家。
  我和母亲转身回家。我们发现了父亲。原来,父亲一直跟在我们身后。
  父亲在巷口等着我们。
  待我们走近时,父亲迎了上来,一只手挽着我的脖颈,另一只手绕上了母亲的腰。母亲也不像我以往看到的那样,将父亲的手拍开。她的手抬起来,掠了掠头顶的几缕散发。
  父亲的手紧了紧,又将母亲搂得更紧了一些。
  在秋风中,母亲乌黑的秀发被风扬起,包裹着父亲的脑袋。父亲的脸,掩盖在浓密的秋色里。
  责任编辑:李 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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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迷迷糊糊还在睡,搁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却在耳边滴滴答答响个不停,伸出胳膊够过来,刚用食指划动绿色接听符,电话里就传来王新亮的声音:“半天不接电话,你还在睡?”  “有事啊?”  “没事。”那头接着又说,“我们找点事做?”  “做啥啊?”  “你也是一个人是不是?我就晓得你也是一个人,跟我一样,单着。”  张毅知道王新亮老婆出差去了外地,一時半会儿回不来。  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眶。张毅还没彻底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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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岑开着墨绿的奥迪回来,随着车尾缀起一股飙尘如腾龙游雾,在山村傍晚寂静的山道上一路驰骋。于是,那些路畔、山弯附近看到的人都知道:大约是徐玉霖的儿子又回来了。  果然是徐岑从城里回来。车进了院子才把老头惊醒,自屋里缓缓走出来,他看到儿子正从车门跳下,一身体面、挺括的西服,显得英飒洒脱。  徐岑在城里做事,十天半月回来一趟。尽管他还是徐岑,是徐玉霖那个从小养到大的独苗儿子,可是今天的徐岑完全不同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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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作孽啊!电话那头的人,突然幽幽说。  在这样一个燠热的早晨,黄木兰收到如此令她措手不及的电话,她的胸口没来由地痛了一下。  对方是个女的,声音尖细、阴冷,觉不出任何温度,辨不出年龄,也猜不出任何身份信息。  但她的敌意显而易见。  丈夫叶茂林生病那一年的某天,黄羽飞到海天佛国普陀山烧香,在一座寺庙的门口,一个算命的给她占了一卦,他的声音在杏黄色的墙上跳上跳下,你有三难,一难家人病,二难儿女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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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叶香说,贡本民除非搬家,要么搬到城里,要么搬到乡上,不然啥都莫想。她說的这话,是传来传去才传到贡本民耳朵里的,先是当哪个人说的,传来传去中间又到底经过了哪几个人,不晓得,反正是她说出来的。这话当然是故意传的,说明她对贡本民提亲并没回绝,更没死心,就看贡本民按不按她说的话去做,下一步朝哪儿走。贡本民呢,是个三十大几的光棍儿,当然也不会随便就听她的摆布,可该做的事还得做。这两年,他也不外出打工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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