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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是新时期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批评家，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在理论内涵和话语形态等方面均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随着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的涌入，中国当代文学的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性力量进一步削弱，文学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反映在文学批评中，原先以政治标准为主要衡量标尺的局面被打破，文学批评单薄的理论形态在植入西方文艺理论之后学理化趋势更加显现。在改变当代文学批评格局的批评家中，陈晓明无疑功不可没，三十余年间，他以宽阔的文化视野、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审美触角，一次次挑战文学批评的高度，以自成一体的理论探索和批评文风，形成独特的批评话语体系，不断彰显出一名批评家对当下文学生态的影响力。
一、对文学历史流变的探析与命名
中国当代文学在“文革”结束之后充满变数，历经了短暂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改革文学和知青文学等多重文艺思潮的激荡，这些思潮没有呈历时性的清晰分化，而是相容共生，共时发展，它们都没有突破长久以来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审美范式，只是在文本表现的题材等方面作出局部的探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陈晓明已在高校求学并开始接触文学批评，由于他的学术兴趣在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方面，把求知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异域，现实中难以找到可供他批评的对象，因此这段时期的陈晓明是相对沉潜。然而大学时代的知识储备，为他日后在批评界崛起及引领时代风潮，积聚了重要的理论势能。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学一方面应对西方现代思潮的挑战，一方面受力于“文革”后寻求思想突破的压力，产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派别：寻根派和现代派，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对话的一个标志，也为陈晓明走上文学批评的前沿舞台提供了契机。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对文学回归自身的渴求，使他对作家创作的焦虑感同身受，对作家们在文学主题的挖掘和形式上的创新，也往往能够心领神会，尤其是对先锋派的小说创作，更是不遗余力地为之摇旗呐喊。《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是陈晓明对中国先锋文学批评的研究专著，他对这批以华美的语言表达与繁复的形式主义策略推进中国文学艺术创新的作家群体予以热切关注。陈晓明认为，先锋小说作家们把强烈的表意意识转化为抽象的方法论活动，他们对文学说话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突出强调叙述人和叙述视角，设置叙述结构，强调语势句法等修辞策略，以形式主义探索挑战经典现实主义的美学规范。其内部特征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性，突出表现在：1.对中心或本源的拆除；2.对宏大历史叙事完整性的解构；3.小说叙事的碎片化以及对暴力、逃亡等行动的极端表现；4.自我与人物的祛魅或符号化；5.情感的中性化以及对暴力、逃亡等行动的极端表现；6.利用错位和意外来编织故事；7.反讽手法的普遍运用；8.宿命论式的神秘主义。先锋小说实现中国文学从“写什么”向“怎么写”的主题转变，弥补了中国文学形式主义的课程，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陈晓明对这个群体的探索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先锋小说作家）把先锋小说的叙事功能发挥到无所不能的地步，他们把中国小说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难度。就小说叙述的复杂性方面而言，他们的水准可以和西方现代以来的小说同步对话。而他们对汉语言的表现力的开拓，向现实主义写实一类的美学法则挑战，使现代中国白话小说语言国语华丽典雅，但他们的描写力，对细微感觉的捕捉，对乖戾心理及生存状态的表现，特别是对情景的创造，都使当代汉语言文学达到一个全新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陈晓明的先锋小说研究，所依据的是结构主义学说和解构主义理论，它们被陈晓明用来当做阐释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武器，使中国的先锋小说批评得以走出传统意识形态分析，进而走向价值中立、平面性的文本解析游戏，为中国当代小说批评提供了一套全然不同的话语形态和术语系统。
先锋文学在玩够了极端形式主义之后悄然退场，这次短暂的美学裂变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它喻示着文学从追求表现外部世界的宏大叙事中解脱出来，“向内转”而返回文学的自身。然而文学表现的核心永远是“人”，人性是其挖掘不尽的写作主题。在1980年代后期，一批没有追赶上先锋文学的写作者登场，他们既从先锋文学夸张、怪异的表意策略中获取文学技巧，又受到新写实关注日常生活原生态的视角的影响，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生活的内部。这批写作者被陈晓明命名为“晚生代”，他们没有相近的艺术风格，但是都有着“当下性”的特征，他们的写作是面对“现在”说话，而不是面对历史或面对文学的形式实验说话。“晚生代”的写作冲动来自个体的生存经验，个人的文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远离既定的体制和主导文化的，以其对生活表现的深度性和悲悯情怀，重新唤起了文学的道义和责任。陈晓明敏锐地看到，“晚生代”的作品艺术存在着二重性：一方面，对人民性及其苦难意识的表现，作家回到现代性的审美意识中去，回到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中，这种现代性的艺术特征，以其整体性、不断推进的叙事时间、向着高潮和极端的发展的线性模式特征，这些都是主流的美学规范。另一方面，在不能进行现实批判性表达的时候，作家转向了性格和心理刻画，本来是进行社会现实发掘的表现，却转向艺术上对人物性格和心理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这些人性的内在性一旦依赖对其极端状态的表现，也就转化为文学性的审美意蕴、表现情境、修辞效果以及风格标志。而在1990年代初期兴起的女性主义文学，更是进入到了人性隐秘的深处，把生活的极端性、碎片化推向更深的维度，在生活变形和裂开的瞬间抓住“存在”之真相本质，促使文学性在此刻涌溢而出。
陈晓明在深化纯理论演绎的同时，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对当代文学创作进行阐释，以自己特有的理论话语解读中国当代小说。在《无边的挑战》《表意的焦虑》《不死的纯文学》《向死而生的文学》和《审美的激变》等批评专著中，他一方面持续深入地推进先锋理论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一方面热情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学实践，对文坛出现的最新文本作出敏感的反应，对文学发展中的变革性力量给予热情的支持。他把后现代理论引入中国先锋小说研究，作出了当时学界最权威、最具说服力的先锋小说批评，提升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对其他文学思潮的归纳，也曾一度影响了批评界的理论命名，成为原初性的学术资源。 二、“现代性”视角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是陈晓明文学研究的理论重心，是他数十年批评历程中从不间断的观察视角，体现了他稳固而鲜明的研究特色，也是他作为一名成熟批评家的重要标志。他曾经坦言，从现代性来论述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为了趋赶理论时髦，而是由于当代文学曾经在先锋派的实验形式中触及到后现代性，但随着先锋派经验的常规化和普遍化，后现代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没有扎下根来，这使得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更大的理论框架。“现代性”则可以在更为宽阔深远的历史背景中重新整理和展开文学叙述，使当代文学一直寻找的20世纪的总体性或者重写文学史的整体性，有了一个最恰当的框架。《现代性的幻象——当代理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是陈晓明在主题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全书在现代性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流变视野中来展开论述，既有对现代性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的阐述，又有对当代文学转折变革中隐含的现代性主题的思考。在书中，陈晓明尽可能地降低意识形态的色彩，把论述引向知识分析的轨道，引向美学问题的本身，并且紧扣当下性，积极应对当下具有实践特征的问题的挑战，彰显出当代学科的优势和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直与社会政治变革有着紧密联系，文学更大程度上是被纳入了政治宣传和斗争的范畴，作为工具而存在，具体说，现当代文学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主潮下发展的。在数量众多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研究者更多着眼于文学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尤其是论述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史，更是重点解析文学的社会表现功能。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与同类著作的鲜明区别在于，它不再单纯地以政治事件作为划分文学界线的依据，而是直接切入文学的内部，以文学性的变革作为判断文学规律变化的尺码。其首要表现在对现当代文学分界的表述上，之前的文学史论著几乎都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当代文学的开端，但在陈晓明看来，当代文学史的起点应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因为从《讲话》开始，中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走入了与政治同构的轨道，文学被拴在了政治的战车上，疯狂地奔跑于命运坎坷的征途。
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纠缠不清的暧昧关系，陈晓明关注的重点却是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文学性。从《讲话》到“十七年”，是经典现实主义确立的时期。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下，中国文学从写作主题到表现方式建构了一整套的表意系统，文学的社会功能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在政治的约束中，文学依然在倔强地、无意识地生长着，无论意识形态的影响多么强大，一种文学性的品性依然从历史的缝隙中流露出来。陈晓明通过对几部重要作品的解读，看出了来自文学内部顽强的创生力量。例如赵树理自然质朴的小说特色，是中国革命文艺苦苦追寻的文艺与大众结合及文艺的民族风格的体现。从大型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创作中，表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文艺可以从一种意识形态理念出发创造一种艺术形象，而这种艺术形象可以通过对个别特殊的形象的塑造来达到普遍性的效果，进而有效创造一种‘历史真实’，最后，这种‘历史真实’又成为革命斗争的依据”。陈晓明认为，“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不可能脱离它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在长期的文学史的传承氛围中形成，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它总是有一种基本规约和底线。作家的写作，确实受着多种力量的支配，思想的、观念的、道德的——所有的这些来自观念层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来自艺术本身的支配作用，总是有一种语言的和表达艺术的规则在起作用……确实有一种超出政治的文学性的东西始终在起作用。”以梁斌的《红旗谱》为例，在这部被视为“中国文学的革命叙事所达到的成熟阶段”的作品中，依然存在着大量溢出革命历史叙事的艺术要素，如生活细节、家庭伦理、婚姻情爱等等，它们作为革命历史叙事的补充和佐料，其实却正是小说叙事的血肉，支持那些革命故事得以存在和展开。陈晓明说，“在这种客观化的革命历史叙事中，依然有一种主观化的东西在起作用，写作的个体性特征终究难以被政治性彻底抹去，这就使得历史化的叙事承受着文本修辞与写作主体艺术个性的双重分解，使得历史化的叙事与文学性之间的悖离关系得以成立。那些被认为是冷静、客观的描写，其实与作家个人长期的经验、个人的内心生活、情感记忆相关涉。”即使被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作为政治戕害文学典型来叙述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陈晓明也看出从中溢出政治樊篱的文学性，认为它所描写的乡土生活韵味和生活细节具有准确性和生动性，并且写出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国家政治对家庭伦理的深刻冲击，以及小说叙事的共时性结构，这些特点使其成为那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本。的确如此，文学总是在政治的魔影无法企及的地方，顽强地延伸着它的触角。比如在“文革”超级“历史化”的时期，以白洋淀诗派为代表的地下诗歌运动，集中反映了诗人在坚定和迷茫的交错中穿行的意志、时代的豪迈与个人的忧伤的结合，真实再现了知青一代的共同心理特质，这些“潜在写作”的作品，成为后来的文学史叙述最具说服力的文本。
陈晓明从现代性的角度论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使文学研究回到文学文本的内在结构，回到历史变动的实际过程，回到文学发生、变异和变革的具体环节。现代性视角给予中国当代文学史以一个完整的、有秩序的、合乎逻辑的总体趋势，又试图去揭示这个历史过程中被人为缝合起来的文学现象的关联谱系。在此基础上，让人深刻感知文学走过的是一条被“全面历史化”到“超级历史化”，再到“再历史化”和“去历史化”的道路。这样的论述，有效地厘清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文学史叙述的学术立场。
三、提升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
陈晓明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阵营中独树一帜，除了他对当下文学创作现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之外，还在于他以自身的学术追求，有力地提升了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界普遍存在的浮泛文风。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对文学作品文本的再创造，而不是简单的意义解释，它在创作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始终有其自身的文化目标，和创作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抚慰、共同投机的关系。批评依据自身的文化目标，对创作提出各种读解，提出各种质疑，以饱满的“主观精神”对文学写作进行全新的阐释，给文学实践的历史重新编码，使之成为批评的知识谱系，成为批评重建自身的理论话语的无穷资源。正是基于这种对文学批评自身价值的坚实守护，陈晓明才没有被外界的风潮所裹挟，而是坚持发出自己异质而独特的声音，并一次次引领时代的潮流。 努力建构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陈晓明的文学批评走的是理论批评的路子，它与媒体批评、印象批评有着鲜明的区别。他以文学史家的眼光考量创作的得失，对作品和思潮的评析，总是要置于一定的理论背景或知识谱系中进行考察，从作品中流溢出来的审美特质，又被他作为丰富理论发展的佐证材料，在双向关系中，注重理论发展的当代性和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性。诚然，任何一种文化理论的推演，如果缺乏对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化实践的界定及指导能力，那它就散失了存在的价值和发展后劲；相反，如果对当下作品的解析无法提升到理论的高度，那么批评本身就无异于隔靴搔痒式的表层抚摸。他把西方学术资源引入当代文学批评，用西方文论去寻求和阐释正在发生着的文学现象，从中发掘新的文学经验和存在的经验，让新的文学作品与新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新的时代话语。他的文章针对个体批判的不多，更多是着眼于个体背后的理论整体，看重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建构是对落后秩序的最好解构，只有“立”起来来了，才是对原有的占据压制地位的理论的一种有效超越。“我所理解的解构立场是对起压制作用的历史力量进行质疑，持续不断地与这种压制力量，向这种美学规范霸权挑战，这就构成了先锋阐释的动力。真正的‘酷评’是要敢于向历史的‘巨无霸挑战’而不是骂几个被写作折磨的作家——这种骂不过是小骂，不过是欺辱弱者的行径。”从早期以后现代文化理论解读先锋文学作品，到关注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一种宏阔的理论气象一直贯穿于陈晓明的批评实践中，其基本的理论体系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初见雏形，并在后来的写作中不断完善，使其更加系统化。这种对文学批评体系性与完整性的执着追求，使他的文章有了一种扎实的厚度感。
强大的西方理论背景。细读陈晓明的著作，会发现的他的理论支撑几乎全来自西方学术资源，他是为数不多的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运用自如的中国批评家之一，尤其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研究，在国内更是首屈一指。陈晓明认为，在当下，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受限于多重制约，马克思主义文论又有着明显的局限，而西方文论有着强大的创生能力，是解读当下文化现象最好的武器。因此，用西方文论解读当代中国文学，既是把本土文学放置于世界文学的整体背景中考量，使其更加明白自身的优势及局限，又是促进当代文学经典化和世界化的有效途径。应该指出的是，陈晓明对西方理论的运用在显示出他宽阔的文化视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染上实用主义的色彩。在国门初开的年代，面对蜂拥而入的理论浪潮和初步显露出后现代迹象的中国文学作品，他抑制不住抢占话语制高点的兴奋，急切地想在中国文学的舞台上施展他的后现代理论，而无暇顾及脚下的这片文学土壤能否适应外来的理论滋养。他用西方文化理论求证正在发生着的文学事实，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对应性，造成他早期的文学批评生涩难解，所作的审美判断也常有牵强附会的现象。
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内在渴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尽管没有发生划时代的文学裂变，没有产生高标独立的标志性作品，然而如静水深流的中国文学，在平静中逐渐走向成熟，向着艺术表现的深度和广度迈进。十余年来，随着国家出版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的刺激，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速度，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迅猛的时期。每年千余部的长篇小说数量，使众多的文学批评从业者逐渐感到应接不暇和困倦，他们纷纷掷笔，游离出文学批评的领域，或转向文化批评，进行更宽泛、更具社会学意义的学术研究。陈晓明却依然乐此不疲地奔跑于文学批评的前沿，作为一位把西方文艺理论作为自己重要理论背景的批评家，他一直关注着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同作家一样，都怀揣着一份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内在渴望。与“文学死了”“当代中国文学都是垃圾”等危言耸听的论调不同的是，陈晓明对当代中国文学一直持肯定的态度，毅然喊出“不死的纯文学”！他认为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注重在主体意向非常充分的视角下去展现乡土中国的历史和命运，从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象，标志着中国的乡土叙事向着作家个人风格和小说艺术炉火纯青的境界行进。例如《受活》表明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秦腔》表明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一句顶一万句》表明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和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独异地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这些作品给世界文学提供了许多新鲜而宝贵的经验。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中，陈晓明逐步改变了出道时那种对西方文论全盘接收的姿态，更加注重中国的批评立场和方式，力图在吸收西方理论和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对由极富民族特性的汉语写就的文学，作出中国的阐释，对中国作家在更加多元的艺术表达层面上来把握人类的生存经验，进而实现艺术创新，寄予了深切厚望。
批评话语形态的潜在变化。纵观陈晓明的文学批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批评话语方面所作的努力。早期的批评文本显露出对西方文论的生搬硬套，语言艰涩难懂，包括对先锋小说评述的论著，理论常常先入为主，作品被强行拆解，批评的过程难以感受到饱含魅性的审美愉悦，这在增加了他的批评“知识性”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通读者的阅读质量。或者说，他早期的批评是拒绝普通读者，甚至是拒绝作家的，只顾滔滔不绝地倾泻他的理论话语。最近几年出版的批评著作中，他在不减当年理论魅力的同时，更加注重批评话语的文学性色彩，显示了更大的可读性，逐渐走出一条对理论的套用到化用的蜕变与超越之路。对西方各种理论话语的熟稔和运用，使得他的文学批评有一种强大的语言气场，表现为一种真理在握便口若悬河、横扫六军之势，雄辩滔滔，势如破竹，显示出学院派批评的理论魅力。
（作者单位：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
一、对文学历史流变的探析与命名
中国当代文学在“文革”结束之后充满变数，历经了短暂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改革文学和知青文学等多重文艺思潮的激荡，这些思潮没有呈历时性的清晰分化，而是相容共生，共时发展，它们都没有突破长久以来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审美范式，只是在文本表现的题材等方面作出局部的探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陈晓明已在高校求学并开始接触文学批评，由于他的学术兴趣在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方面，把求知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异域，现实中难以找到可供他批评的对象，因此这段时期的陈晓明是相对沉潜。然而大学时代的知识储备，为他日后在批评界崛起及引领时代风潮，积聚了重要的理论势能。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学一方面应对西方现代思潮的挑战，一方面受力于“文革”后寻求思想突破的压力，产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派别：寻根派和现代派，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对话的一个标志，也为陈晓明走上文学批评的前沿舞台提供了契机。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对文学回归自身的渴求，使他对作家创作的焦虑感同身受，对作家们在文学主题的挖掘和形式上的创新，也往往能够心领神会，尤其是对先锋派的小说创作，更是不遗余力地为之摇旗呐喊。《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是陈晓明对中国先锋文学批评的研究专著，他对这批以华美的语言表达与繁复的形式主义策略推进中国文学艺术创新的作家群体予以热切关注。陈晓明认为，先锋小说作家们把强烈的表意意识转化为抽象的方法论活动，他们对文学说话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突出强调叙述人和叙述视角，设置叙述结构，强调语势句法等修辞策略，以形式主义探索挑战经典现实主义的美学规范。其内部特征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性，突出表现在：1.对中心或本源的拆除；2.对宏大历史叙事完整性的解构；3.小说叙事的碎片化以及对暴力、逃亡等行动的极端表现；4.自我与人物的祛魅或符号化；5.情感的中性化以及对暴力、逃亡等行动的极端表现；6.利用错位和意外来编织故事；7.反讽手法的普遍运用；8.宿命论式的神秘主义。先锋小说实现中国文学从“写什么”向“怎么写”的主题转变，弥补了中国文学形式主义的课程，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陈晓明对这个群体的探索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先锋小说作家）把先锋小说的叙事功能发挥到无所不能的地步，他们把中国小说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难度。就小说叙述的复杂性方面而言，他们的水准可以和西方现代以来的小说同步对话。而他们对汉语言的表现力的开拓，向现实主义写实一类的美学法则挑战，使现代中国白话小说语言国语华丽典雅，但他们的描写力，对细微感觉的捕捉，对乖戾心理及生存状态的表现，特别是对情景的创造，都使当代汉语言文学达到一个全新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陈晓明的先锋小说研究，所依据的是结构主义学说和解构主义理论，它们被陈晓明用来当做阐释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武器，使中国的先锋小说批评得以走出传统意识形态分析，进而走向价值中立、平面性的文本解析游戏，为中国当代小说批评提供了一套全然不同的话语形态和术语系统。
先锋文学在玩够了极端形式主义之后悄然退场，这次短暂的美学裂变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它喻示着文学从追求表现外部世界的宏大叙事中解脱出来，“向内转”而返回文学的自身。然而文学表现的核心永远是“人”，人性是其挖掘不尽的写作主题。在1980年代后期，一批没有追赶上先锋文学的写作者登场，他们既从先锋文学夸张、怪异的表意策略中获取文学技巧，又受到新写实关注日常生活原生态的视角的影响，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生活的内部。这批写作者被陈晓明命名为“晚生代”，他们没有相近的艺术风格，但是都有着“当下性”的特征，他们的写作是面对“现在”说话，而不是面对历史或面对文学的形式实验说话。“晚生代”的写作冲动来自个体的生存经验，个人的文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远离既定的体制和主导文化的，以其对生活表现的深度性和悲悯情怀，重新唤起了文学的道义和责任。陈晓明敏锐地看到，“晚生代”的作品艺术存在着二重性：一方面，对人民性及其苦难意识的表现，作家回到现代性的审美意识中去，回到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中，这种现代性的艺术特征，以其整体性、不断推进的叙事时间、向着高潮和极端的发展的线性模式特征，这些都是主流的美学规范。另一方面，在不能进行现实批判性表达的时候，作家转向了性格和心理刻画，本来是进行社会现实发掘的表现，却转向艺术上对人物性格和心理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这些人性的内在性一旦依赖对其极端状态的表现，也就转化为文学性的审美意蕴、表现情境、修辞效果以及风格标志。而在1990年代初期兴起的女性主义文学，更是进入到了人性隐秘的深处，把生活的极端性、碎片化推向更深的维度，在生活变形和裂开的瞬间抓住“存在”之真相本质，促使文学性在此刻涌溢而出。
陈晓明在深化纯理论演绎的同时，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对当代文学创作进行阐释，以自己特有的理论话语解读中国当代小说。在《无边的挑战》《表意的焦虑》《不死的纯文学》《向死而生的文学》和《审美的激变》等批评专著中，他一方面持续深入地推进先锋理论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一方面热情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学实践，对文坛出现的最新文本作出敏感的反应，对文学发展中的变革性力量给予热情的支持。他把后现代理论引入中国先锋小说研究，作出了当时学界最权威、最具说服力的先锋小说批评，提升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对其他文学思潮的归纳，也曾一度影响了批评界的理论命名，成为原初性的学术资源。 二、“现代性”视角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是陈晓明文学研究的理论重心，是他数十年批评历程中从不间断的观察视角，体现了他稳固而鲜明的研究特色，也是他作为一名成熟批评家的重要标志。他曾经坦言，从现代性来论述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为了趋赶理论时髦，而是由于当代文学曾经在先锋派的实验形式中触及到后现代性，但随着先锋派经验的常规化和普遍化，后现代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没有扎下根来，这使得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更大的理论框架。“现代性”则可以在更为宽阔深远的历史背景中重新整理和展开文学叙述，使当代文学一直寻找的20世纪的总体性或者重写文学史的整体性，有了一个最恰当的框架。《现代性的幻象——当代理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是陈晓明在主题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全书在现代性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流变视野中来展开论述，既有对现代性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的阐述，又有对当代文学转折变革中隐含的现代性主题的思考。在书中，陈晓明尽可能地降低意识形态的色彩，把论述引向知识分析的轨道，引向美学问题的本身，并且紧扣当下性，积极应对当下具有实践特征的问题的挑战，彰显出当代学科的优势和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直与社会政治变革有着紧密联系，文学更大程度上是被纳入了政治宣传和斗争的范畴，作为工具而存在，具体说，现当代文学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主潮下发展的。在数量众多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研究者更多着眼于文学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尤其是论述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史，更是重点解析文学的社会表现功能。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与同类著作的鲜明区别在于，它不再单纯地以政治事件作为划分文学界线的依据，而是直接切入文学的内部，以文学性的变革作为判断文学规律变化的尺码。其首要表现在对现当代文学分界的表述上，之前的文学史论著几乎都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当代文学的开端，但在陈晓明看来，当代文学史的起点应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因为从《讲话》开始，中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走入了与政治同构的轨道，文学被拴在了政治的战车上，疯狂地奔跑于命运坎坷的征途。
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纠缠不清的暧昧关系，陈晓明关注的重点却是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文学性。从《讲话》到“十七年”，是经典现实主义确立的时期。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下，中国文学从写作主题到表现方式建构了一整套的表意系统，文学的社会功能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在政治的约束中，文学依然在倔强地、无意识地生长着，无论意识形态的影响多么强大，一种文学性的品性依然从历史的缝隙中流露出来。陈晓明通过对几部重要作品的解读，看出了来自文学内部顽强的创生力量。例如赵树理自然质朴的小说特色，是中国革命文艺苦苦追寻的文艺与大众结合及文艺的民族风格的体现。从大型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创作中，表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文艺可以从一种意识形态理念出发创造一种艺术形象，而这种艺术形象可以通过对个别特殊的形象的塑造来达到普遍性的效果，进而有效创造一种‘历史真实’，最后，这种‘历史真实’又成为革命斗争的依据”。陈晓明认为，“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不可能脱离它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在长期的文学史的传承氛围中形成，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它总是有一种基本规约和底线。作家的写作，确实受着多种力量的支配，思想的、观念的、道德的——所有的这些来自观念层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来自艺术本身的支配作用，总是有一种语言的和表达艺术的规则在起作用……确实有一种超出政治的文学性的东西始终在起作用。”以梁斌的《红旗谱》为例，在这部被视为“中国文学的革命叙事所达到的成熟阶段”的作品中，依然存在着大量溢出革命历史叙事的艺术要素，如生活细节、家庭伦理、婚姻情爱等等，它们作为革命历史叙事的补充和佐料，其实却正是小说叙事的血肉，支持那些革命故事得以存在和展开。陈晓明说，“在这种客观化的革命历史叙事中，依然有一种主观化的东西在起作用，写作的个体性特征终究难以被政治性彻底抹去，这就使得历史化的叙事承受着文本修辞与写作主体艺术个性的双重分解，使得历史化的叙事与文学性之间的悖离关系得以成立。那些被认为是冷静、客观的描写，其实与作家个人长期的经验、个人的内心生活、情感记忆相关涉。”即使被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作为政治戕害文学典型来叙述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陈晓明也看出从中溢出政治樊篱的文学性，认为它所描写的乡土生活韵味和生活细节具有准确性和生动性，并且写出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国家政治对家庭伦理的深刻冲击，以及小说叙事的共时性结构，这些特点使其成为那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本。的确如此，文学总是在政治的魔影无法企及的地方，顽强地延伸着它的触角。比如在“文革”超级“历史化”的时期，以白洋淀诗派为代表的地下诗歌运动，集中反映了诗人在坚定和迷茫的交错中穿行的意志、时代的豪迈与个人的忧伤的结合，真实再现了知青一代的共同心理特质，这些“潜在写作”的作品，成为后来的文学史叙述最具说服力的文本。
陈晓明从现代性的角度论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使文学研究回到文学文本的内在结构，回到历史变动的实际过程，回到文学发生、变异和变革的具体环节。现代性视角给予中国当代文学史以一个完整的、有秩序的、合乎逻辑的总体趋势，又试图去揭示这个历史过程中被人为缝合起来的文学现象的关联谱系。在此基础上，让人深刻感知文学走过的是一条被“全面历史化”到“超级历史化”，再到“再历史化”和“去历史化”的道路。这样的论述，有效地厘清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文学史叙述的学术立场。
三、提升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
陈晓明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阵营中独树一帜，除了他对当下文学创作现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之外，还在于他以自身的学术追求，有力地提升了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界普遍存在的浮泛文风。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对文学作品文本的再创造，而不是简单的意义解释，它在创作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始终有其自身的文化目标，和创作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抚慰、共同投机的关系。批评依据自身的文化目标，对创作提出各种读解，提出各种质疑，以饱满的“主观精神”对文学写作进行全新的阐释，给文学实践的历史重新编码，使之成为批评的知识谱系，成为批评重建自身的理论话语的无穷资源。正是基于这种对文学批评自身价值的坚实守护，陈晓明才没有被外界的风潮所裹挟，而是坚持发出自己异质而独特的声音，并一次次引领时代的潮流。 努力建构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陈晓明的文学批评走的是理论批评的路子，它与媒体批评、印象批评有着鲜明的区别。他以文学史家的眼光考量创作的得失，对作品和思潮的评析，总是要置于一定的理论背景或知识谱系中进行考察，从作品中流溢出来的审美特质，又被他作为丰富理论发展的佐证材料，在双向关系中，注重理论发展的当代性和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性。诚然，任何一种文化理论的推演，如果缺乏对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化实践的界定及指导能力，那它就散失了存在的价值和发展后劲；相反，如果对当下作品的解析无法提升到理论的高度，那么批评本身就无异于隔靴搔痒式的表层抚摸。他把西方学术资源引入当代文学批评，用西方文论去寻求和阐释正在发生着的文学现象，从中发掘新的文学经验和存在的经验，让新的文学作品与新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新的时代话语。他的文章针对个体批判的不多，更多是着眼于个体背后的理论整体，看重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建构是对落后秩序的最好解构，只有“立”起来来了，才是对原有的占据压制地位的理论的一种有效超越。“我所理解的解构立场是对起压制作用的历史力量进行质疑，持续不断地与这种压制力量，向这种美学规范霸权挑战，这就构成了先锋阐释的动力。真正的‘酷评’是要敢于向历史的‘巨无霸挑战’而不是骂几个被写作折磨的作家——这种骂不过是小骂，不过是欺辱弱者的行径。”从早期以后现代文化理论解读先锋文学作品，到关注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一种宏阔的理论气象一直贯穿于陈晓明的批评实践中，其基本的理论体系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初见雏形，并在后来的写作中不断完善，使其更加系统化。这种对文学批评体系性与完整性的执着追求，使他的文章有了一种扎实的厚度感。
强大的西方理论背景。细读陈晓明的著作，会发现的他的理论支撑几乎全来自西方学术资源，他是为数不多的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运用自如的中国批评家之一，尤其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研究，在国内更是首屈一指。陈晓明认为，在当下，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受限于多重制约，马克思主义文论又有着明显的局限，而西方文论有着强大的创生能力，是解读当下文化现象最好的武器。因此，用西方文论解读当代中国文学，既是把本土文学放置于世界文学的整体背景中考量，使其更加明白自身的优势及局限，又是促进当代文学经典化和世界化的有效途径。应该指出的是，陈晓明对西方理论的运用在显示出他宽阔的文化视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染上实用主义的色彩。在国门初开的年代，面对蜂拥而入的理论浪潮和初步显露出后现代迹象的中国文学作品，他抑制不住抢占话语制高点的兴奋，急切地想在中国文学的舞台上施展他的后现代理论，而无暇顾及脚下的这片文学土壤能否适应外来的理论滋养。他用西方文化理论求证正在发生着的文学事实，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对应性，造成他早期的文学批评生涩难解，所作的审美判断也常有牵强附会的现象。
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内在渴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尽管没有发生划时代的文学裂变，没有产生高标独立的标志性作品，然而如静水深流的中国文学，在平静中逐渐走向成熟，向着艺术表现的深度和广度迈进。十余年来，随着国家出版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的刺激，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速度，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迅猛的时期。每年千余部的长篇小说数量，使众多的文学批评从业者逐渐感到应接不暇和困倦，他们纷纷掷笔，游离出文学批评的领域，或转向文化批评，进行更宽泛、更具社会学意义的学术研究。陈晓明却依然乐此不疲地奔跑于文学批评的前沿，作为一位把西方文艺理论作为自己重要理论背景的批评家，他一直关注着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同作家一样，都怀揣着一份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内在渴望。与“文学死了”“当代中国文学都是垃圾”等危言耸听的论调不同的是，陈晓明对当代中国文学一直持肯定的态度，毅然喊出“不死的纯文学”！他认为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注重在主体意向非常充分的视角下去展现乡土中国的历史和命运，从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象，标志着中国的乡土叙事向着作家个人风格和小说艺术炉火纯青的境界行进。例如《受活》表明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秦腔》表明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一句顶一万句》表明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和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独异地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这些作品给世界文学提供了许多新鲜而宝贵的经验。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中，陈晓明逐步改变了出道时那种对西方文论全盘接收的姿态，更加注重中国的批评立场和方式，力图在吸收西方理论和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对由极富民族特性的汉语写就的文学，作出中国的阐释，对中国作家在更加多元的艺术表达层面上来把握人类的生存经验，进而实现艺术创新，寄予了深切厚望。
批评话语形态的潜在变化。纵观陈晓明的文学批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批评话语方面所作的努力。早期的批评文本显露出对西方文论的生搬硬套，语言艰涩难懂，包括对先锋小说评述的论著，理论常常先入为主，作品被强行拆解，批评的过程难以感受到饱含魅性的审美愉悦，这在增加了他的批评“知识性”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通读者的阅读质量。或者说，他早期的批评是拒绝普通读者，甚至是拒绝作家的，只顾滔滔不绝地倾泻他的理论话语。最近几年出版的批评著作中，他在不减当年理论魅力的同时，更加注重批评话语的文学性色彩，显示了更大的可读性，逐渐走出一条对理论的套用到化用的蜕变与超越之路。对西方各种理论话语的熟稔和运用，使得他的文学批评有一种强大的语言气场，表现为一种真理在握便口若悬河、横扫六军之势，雄辩滔滔，势如破竹，显示出学院派批评的理论魅力。
（作者单位：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