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仿佛一个神奇的开关，只要摁下它，整个中国就一下子切换了模式，集体踏上归途。无论是大街上骑着电动三轮车的快递小哥，地铁口招揽贴膜生意的年轻小伙，还是小区里往返巡视的保安大叔，餐厅中端盘送菜的女服务员，城市寻常角落这些平日不起眼的“小角色”，突然间有了一致话题：买到回家的票了吗？
　　有人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火车票”，年年岁岁怕春运，岁岁年年票难求。每年此时，铁路部门总要被推上风口浪尖。虽然“铁道部”已成为历史，但排队购票的焦虑表情、候车大厅的拥挤不堪、行李架上的大包小包，依然每年准时见诸报端，刺激着人们紧绷的神经。
　　不过，一样的春运有了不一样的抱怨。短短几年里，人们对春运的“吐糟”明显“更新换代”了。从前抱怨站在天寒地冻的火车站广场上通宵排队有多冷，现在“吐槽”坐在办公室里刷12306购票网站有多累；从前抱怨民警为什么不管管那些霸占住售票窗口的“黄牛”，现在质疑“网络黄牛”利用专业软件刷票囤票究竟归谁执法；从前大声疾呼火车票实名制以遏制倒票行为，现在则争议倒手实名制车票到底是倒卖车票罪还是代购行为；甚至就在去年，还是怒斥12306购票网站登录不上去、订票电话打不进去，而今年已在指责网站登录后反应迟钝、电话打进去后“系统繁忙”……
　　虽然这一切都会被数亿回家人归结为一句愤怒的“铁路部门无能”，但毫无疑问，人们对春运的新抱怨、新不满，正是时代变迁、社会进步的注解——从挤绿皮车到抢高铁票，从“人肉排队”到“网络购票量近50%”，从“团体票面向200以上的企业”到“5名务工人员即可自行组团买团体票”，中国的春运在怨声载道中埋头前进。这背后，是包括路基、桥梁、钢铁、机车、通信、电力、环保在内的诸多基础设施建设的进步。可以说，春运的每一个小进步，都是靠整个国家综合实力向前迈进一大步支撑起来的。
　　追根溯源，就连“春运”这个词本身，都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是记录中国前进的“大脚印”。1981年3月，“春运”二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新闻标题上，此后便作为观察中国的一个独特窗口，每年都未缺席。试想，假如没有改革开放，如果整个社会仍是“铁板一块”、人口迁徙仍被严格控制，“流动”就不会成为人生常态，那么“春运”自然不会变为国家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春运虽然伴生着许多问题，却也代表着机遇、活力，孕育着希望、梦想，它映照着时代的进步，也意味着改变的可能。
　　翻越时光的年轮，1981年的人们一定不敢想象，农民工数量会超过2.5亿，高校在校生会达3000多万。正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构筑了每年春运日益扩大的人口基数。发展中的问题，倒逼我们用发展来解决。所以今天的人们也无法想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父辈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要花费90个小时，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
　　同时，春运也是记录中国社会复杂性的“大剪影”。毕竟，36亿春节迁徙人口中，也许上亿人在为车票焦虑；毕竟，“超万公里高铁”的另一面是“人均铁路长度不足一根香烟”，交通运力仍然短缺。基础设施建设的道路，仍然很漫长。更深层次上看，春运的背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更是中国负重前行的一条短腿。正如有专家所言，生产力要素配置不均，是导致春运出现的直接原因。
　　因此，春运是道综合题，其答案也只能从春运之外去求解。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破冰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将不必再用长途奔波换取团圆，而那时的乡愁，也自然不会仅仅寄托于小小的车票。
　　这就是春运，不容回避的年度公共话题，流动时代无法抹去的集体记忆。它问题丛生、矛盾重重，但围绕它的变革从未停顿、努力也不曾止步。春运背后种种复杂情绪所对应的，正是一个问题讲不完、但又快速前进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