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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8月，上海最热闹的一件事就是为期7天的上海书展。奚美娟喜欢清静，会在平日里独自逛书店，就没去现场凑热闹。但上海街头随处可见的告示牌、朋友圈里络绎不绝的逛书展照片，让她觉得四下萦绕着书香，很是舒展，“好多家长带孩子去，希望受点书香的熏陶”。
人们熟悉的奚美娟，是那个优雅从容，拿过梅花奖、金鸡奖、飞天奖的国家一级演员。很少提及的，是奚美娟另一个身份：党员。作为十八大代表，这5年来，奚美娟感受到了文艺的兴盛、文化的自信。在上海这个文化高地，剧院里看演出的人多了，博物馆门口排着的队长了，各种展出的消息密集了，“在这些细枝末节中，就能看到改变”。
？
“表演系的人，要说得出社会热点”
去年，我被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今年早些时候，我帮学院面试教师。来面试的人通过了所有的专业技能测试后，我在最后问了一个问题：“请你说出一个最近的社会热点，以及你对此的观点。”我第一次问的时候，对方疑惑地反问：“社会热点？”我点头，他依旧惊讶和不解。我解释道：“表演系的学生将来要塑造的是社会中的人物，所以老师必须鼓励他们去关注社会生活。如果连社会上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去塑造、书写社会变革中的人和事呢？”可能以前面试老师不考这些内容，但我看重。
在今年的新生见面会上，我也跟同学们说，你们要把自己看作文艺工作者，而不是明星、艺人，要从“小鲜肉”“小鲜花”的舆论氛围中突围，积累技能与知识，为成为文艺工作者作精神人格的准备。我特别告诉他们，要有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因为文化作品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民风、社会现况和精神状态，对社会风气有引领作用，好的作品就是一种好的引领。事实上，外国人也在通过文化作品对别国进行了解，其中影视作品又是最快速、直接的通道。就像很多人没去过亚洲和欧美，但看过韩剧、日剧、美剧、英剧后，就会想：“呀，我要去那看看，我要尝试下那种生活。”
对于文化现状，从上到下都是关切的。我记得去年两会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我也是两会代表之一。他很认真地倾听，一直都在做记录。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中间过去了72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一辈人期盼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成熟，我们是其中的受益者。所以72年后的这个《讲话》，既有文艺创作规律上的传承，又和今天的时代更相通，也更开放。我们可以通过文化输出，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怎样的社会。我的演员之外的代表身份，也让我更有一种文化自觉，希望我们输出的作品是好东西，能够反观我们社会的真实生活。
其实，一切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努力提高艺术质量，满足群众需求，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如果演绎失误，让观众反感，是我们的失职”
20多年前的一天，我在上海接到了一通电话。
“我想请你来演一位陕北农村妇女。”
“怎么会找我？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我看了你的戏，你身上有一种从容，我需要这个。”
我觉得他很懂我，于是答应了。
打来电话的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周友朝导演，找我演的是电影《一棵树》的女主角朱珠。朱珠的原型是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牛玉琴。她用人挖、肩扛、驴驮等方式，从种“一棵树”开始，花了23年，将一眼望不见边的沙漠，变成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
接下这部戏后，我先去牛玉琴在沙漠边缘的家中住了一个星期。那天，我和几位主创人员在沙漠中走了两个小时才到。那真是沙漠中的绿洲，屋前有井，屋后还有瓜田。我住在牛玉琴家中，天天穿着她的衣服，在沙漠里走，让她教我怎么在黄沙上种树。挖坑是最难的。如果不懂技巧，刚挖开，黄沙就会塌下去，不会成为一个方正的坑。头几天还好，后来我的虎口就疼得不行了，但她已经不疼了，所以还是我挖得不够。听起来似乎很苦，其实根本不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她婆婆摘给我们吃的一个大西瓜，那甜味我在城里从未尝到过。
扮演这些真实的、值得被讴歌的女性，是压力最大的。我常常问自己：作为一个演员，我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去塑造她们，去再现她们？在传统的创作观点中，诠释这种被颂扬的人物，总是越高大上越好，把他们从人拔高到神，这样比较方便。其实这些人在生活中都是很好的人，如果因为我们的演绎失误，反而让观众反感、抗拒他们，那是我们的失职。所以我一直讨厌概念化，我在扮演这类优秀女性时，总是希望把她们拉到一个正常人的状态。她的好我已经知道了，那么反过来，她的弱点在哪里？拳头收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找到人性的支点，角色才会丰满。这就是我的责任、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牛玉琴和丈夫结婚时，两人都特别穷，彩礼也置办不起。她的丈夫就在市场上买了两个银质小铃铛，一人一个挂在裤腰带上。两个人牵着手回家，脚下是漫漫黄沙，耳畔是“叮当”“叮当”。但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年轻时就因骨癌去世了。下葬前，牛玉琴取下了丈夫腰侧的铃铛，与自己的挂在了一起。铃铛“叮当”地响，是一个女人的爱与坚韧。编导把这个细节放进了电影里，希望通过小小的铃铛，让观众理解和懂得当代农民夫妇的浪漫与深情。
几年前，我和牛玉琴一起参加中央党校的一个活动。我想起了铃铛的事，就问她：“大姐，当年的铃铛还在吗？” 她立刻把衣服撩起来给我看，这么多年过去了，铃铛还在。我当时非常感动。
这几年，生活剧和家庭剧盛行，我们电视上的“上海妈妈”几乎都是小市民，整天围着房子、存折打转，计较又小气。也许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在上海人住房特别紧张的时候，會有计较钱财的现象，但今天的上海妈妈已变得更包容、大气、多元。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聚会，她和我差不多大，也是上海人。她说女婿是外地人，家人都不在身边，所以她要对女婿好一点。我听了，很受触动，原来现在有一部分上海妈妈是这样想的。你看，真实的“上海妈妈”在发生改变，为什么我们影视作品中的“上海妈妈”却跟不上呢？ “排演时，有对国家责任、前路的思考”
2015年底，我出演了话剧《北京法源寺》，从北京演到上海、香港，马上还要受邀去台湾演出。做这种“自讨苦吃”的作品，根源在于责任心。
从1998年的《左宗棠》到2001年的《孙中山》《大清药王》，《北京法源寺》是我第四次演慈禧了。无论在小说还是影视剧里，慈禧的形象都有些被妖魔化，戴着浅薄的面具出现。但我看了一些史料，对她女性政客的这个身份很在意。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她如果没有一些智慧与手腕，怎么可能掌权40多年？我一直希望能深刻地演绎这个人物，田沁鑫导演也是如此。正是有了这个共识，我在接到田导邀约电话时，很快答应了。
《北京法源寺》改编自李敖的同名历史小说，故事围绕戊戌变法展开，攫取了云谲波诡的晚清历史中最为惊心动魄的10天。慈禧并非戏的主角，主角是热烈激昂的戊戌六君子，是悲情理想主义者光绪。她出场就两次，但每次信息量很大。
第一次出场，有段戏是召见即将出使英法的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空荡荡的舞台，慈禧坐在那里发问：“你打算哪日起身？”“你携带人员，系到上海再奏否？”“你去住房如何定局？”是女性领导特有的体贴。“你随行员弁，均须留意管束，不可在外国多事，令外洋人轻视。”是掌权者的要求。“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是政治家的视野。最后问：“你从香港登船，这船安全否？”突然又跳脱出自己的身份，似乎也想出去看一看。这是从《曾纪泽日记》里发现的一段对话，以前的艺术作品对这段都没有在意，但田导和我很有兴趣。
这段戏长达4分钟，只有问，没有答，台词全用日记中的原话，说起来不易，听起来费劲。排练时，我一直担心观众能不能接受，谁愿意看我一个人说这么长？别我说到一半很多人就走了吧？其实对整部戏，我都无法预测观众的态度，这样严肃的剧，如此烧脑，现在的观众真的能接受？
这样忐忑的心情一直持续到联排的时候。整整3个小时，我们不带妆演了一遍，观众只有两个国家大剧院的朋友。没想到演完后，他们特别激动地冲到后台，对我们说：“太好了，真是太好看了！”我问：“真的吗？”“真的，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完戏这么激动了。”他们的情绪感染了我们，我们第一次对这部戏的市场有了信心。
后来的事实的确如此。《北京法源寺》开票开得很好，很多场都一票难求。不仅年长观众的家国情怀被激发，年轻观众也如此，我发现，观众中年轻人甚至比年长者更多。在北京演第一轮时，我们一位演员的朋友来看戏，是个时尚圈的年轻男孩。戏结束后，他和我们一起去吃夜宵，他压根儿就没吃，一直情绪激动地坐在那儿说：“我觉得那时候的人，比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理想。我回去后，一定要好好看看这段历史！”
对国家责任、前路的思考，也是我们在排演时一直讨论的：戊戌变法成功了会怎样？当时如果中国照着日本那条路走会如何？我们常常跳出这个戏，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观众也会因为这个戏去讨论、去思考，对中国的命运有了关切，希望这个国家走得更正，不再有坎坷和反复。
《北京法源寺》的火热也让我反思：市场是期待并能接受好作品的。只是有些创作者以为，观众只想看一笑了之的东西。于是观众和创作者之间，就有了一种误解：观众以为创作者给不了，创作者以为观众不想要。我对观众有信心，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做出好戏去吸引他们。
记得整整30年前，我演过一出话剧，名字就叫《中国梦》。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用全家积蓄换来一两百美元，投身狂热的出国潮，去追寻美国梦。有个上海出去的留学生，到了美国后，感受到歧视和落差，反而魂牵梦萦着中国，于是把他自己的思考写成了作品《中国梦》。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看到原作，很喜欢，就把它搬上了舞台。这个话剧演出后非常轰动，我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
后来，原作者真的回来了，到上海戏剧学院当了教授。2014年，恰巧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之后，他把这部戏复排出来，给毕业班作毕业大戏演出，还请我担任指导，和现任女主角交流。现在的表演形式和我们当时有了很多不同，好作品让一代一代的演员来演，那它就传承下来了。
如今，我们讲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和上世纪80年代在国外苦读、反思自我与国家命运的留学生的梦想是相通的，隐含着一种传承。中国梦是亿万中国人共同的梦想。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我所能做的，是为实现这个艺术繁荣的中国梦、文化自信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人们熟悉的奚美娟，是那个优雅从容，拿过梅花奖、金鸡奖、飞天奖的国家一级演员。很少提及的，是奚美娟另一个身份：党员。作为十八大代表，这5年来，奚美娟感受到了文艺的兴盛、文化的自信。在上海这个文化高地，剧院里看演出的人多了，博物馆门口排着的队长了，各种展出的消息密集了，“在这些细枝末节中，就能看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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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系的人，要说得出社会热点”
去年，我被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今年早些时候，我帮学院面试教师。来面试的人通过了所有的专业技能测试后，我在最后问了一个问题：“请你说出一个最近的社会热点，以及你对此的观点。”我第一次问的时候，对方疑惑地反问：“社会热点？”我点头，他依旧惊讶和不解。我解释道：“表演系的学生将来要塑造的是社会中的人物，所以老师必须鼓励他们去关注社会生活。如果连社会上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去塑造、书写社会变革中的人和事呢？”可能以前面试老师不考这些内容，但我看重。
在今年的新生见面会上，我也跟同学们说，你们要把自己看作文艺工作者，而不是明星、艺人，要从“小鲜肉”“小鲜花”的舆论氛围中突围，积累技能与知识，为成为文艺工作者作精神人格的准备。我特别告诉他们，要有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因为文化作品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民风、社会现况和精神状态，对社会风气有引领作用，好的作品就是一种好的引领。事实上，外国人也在通过文化作品对别国进行了解，其中影视作品又是最快速、直接的通道。就像很多人没去过亚洲和欧美，但看过韩剧、日剧、美剧、英剧后，就会想：“呀，我要去那看看，我要尝试下那种生活。”
对于文化现状，从上到下都是关切的。我记得去年两会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我也是两会代表之一。他很认真地倾听，一直都在做记录。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中间过去了72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一辈人期盼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成熟，我们是其中的受益者。所以72年后的这个《讲话》，既有文艺创作规律上的传承，又和今天的时代更相通，也更开放。我们可以通过文化输出，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怎样的社会。我的演员之外的代表身份，也让我更有一种文化自觉，希望我们输出的作品是好东西，能够反观我们社会的真实生活。
其实，一切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努力提高艺术质量，满足群众需求，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如果演绎失误，让观众反感，是我们的失职”
20多年前的一天，我在上海接到了一通电话。
“我想请你来演一位陕北农村妇女。”
“怎么会找我？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我看了你的戏，你身上有一种从容，我需要这个。”
我觉得他很懂我，于是答应了。
打来电话的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周友朝导演，找我演的是电影《一棵树》的女主角朱珠。朱珠的原型是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牛玉琴。她用人挖、肩扛、驴驮等方式，从种“一棵树”开始，花了23年，将一眼望不见边的沙漠，变成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
接下这部戏后，我先去牛玉琴在沙漠边缘的家中住了一个星期。那天，我和几位主创人员在沙漠中走了两个小时才到。那真是沙漠中的绿洲，屋前有井，屋后还有瓜田。我住在牛玉琴家中，天天穿着她的衣服，在沙漠里走，让她教我怎么在黄沙上种树。挖坑是最难的。如果不懂技巧，刚挖开，黄沙就会塌下去，不会成为一个方正的坑。头几天还好，后来我的虎口就疼得不行了，但她已经不疼了，所以还是我挖得不够。听起来似乎很苦，其实根本不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她婆婆摘给我们吃的一个大西瓜，那甜味我在城里从未尝到过。
扮演这些真实的、值得被讴歌的女性，是压力最大的。我常常问自己：作为一个演员，我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去塑造她们，去再现她们？在传统的创作观点中，诠释这种被颂扬的人物，总是越高大上越好，把他们从人拔高到神，这样比较方便。其实这些人在生活中都是很好的人，如果因为我们的演绎失误，反而让观众反感、抗拒他们，那是我们的失职。所以我一直讨厌概念化，我在扮演这类优秀女性时，总是希望把她们拉到一个正常人的状态。她的好我已经知道了，那么反过来，她的弱点在哪里？拳头收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找到人性的支点，角色才会丰满。这就是我的责任、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牛玉琴和丈夫结婚时，两人都特别穷，彩礼也置办不起。她的丈夫就在市场上买了两个银质小铃铛，一人一个挂在裤腰带上。两个人牵着手回家，脚下是漫漫黄沙，耳畔是“叮当”“叮当”。但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年轻时就因骨癌去世了。下葬前，牛玉琴取下了丈夫腰侧的铃铛，与自己的挂在了一起。铃铛“叮当”地响，是一个女人的爱与坚韧。编导把这个细节放进了电影里，希望通过小小的铃铛，让观众理解和懂得当代农民夫妇的浪漫与深情。
几年前，我和牛玉琴一起参加中央党校的一个活动。我想起了铃铛的事，就问她：“大姐，当年的铃铛还在吗？” 她立刻把衣服撩起来给我看，这么多年过去了，铃铛还在。我当时非常感动。
这几年，生活剧和家庭剧盛行，我们电视上的“上海妈妈”几乎都是小市民，整天围着房子、存折打转，计较又小气。也许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在上海人住房特别紧张的时候，會有计较钱财的现象，但今天的上海妈妈已变得更包容、大气、多元。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聚会，她和我差不多大，也是上海人。她说女婿是外地人，家人都不在身边，所以她要对女婿好一点。我听了，很受触动，原来现在有一部分上海妈妈是这样想的。你看，真实的“上海妈妈”在发生改变，为什么我们影视作品中的“上海妈妈”却跟不上呢？ “排演时，有对国家责任、前路的思考”
2015年底，我出演了话剧《北京法源寺》，从北京演到上海、香港，马上还要受邀去台湾演出。做这种“自讨苦吃”的作品，根源在于责任心。
从1998年的《左宗棠》到2001年的《孙中山》《大清药王》，《北京法源寺》是我第四次演慈禧了。无论在小说还是影视剧里，慈禧的形象都有些被妖魔化，戴着浅薄的面具出现。但我看了一些史料，对她女性政客的这个身份很在意。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她如果没有一些智慧与手腕，怎么可能掌权40多年？我一直希望能深刻地演绎这个人物，田沁鑫导演也是如此。正是有了这个共识，我在接到田导邀约电话时，很快答应了。
《北京法源寺》改编自李敖的同名历史小说，故事围绕戊戌变法展开，攫取了云谲波诡的晚清历史中最为惊心动魄的10天。慈禧并非戏的主角，主角是热烈激昂的戊戌六君子，是悲情理想主义者光绪。她出场就两次，但每次信息量很大。
第一次出场，有段戏是召见即将出使英法的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空荡荡的舞台，慈禧坐在那里发问：“你打算哪日起身？”“你携带人员，系到上海再奏否？”“你去住房如何定局？”是女性领导特有的体贴。“你随行员弁，均须留意管束，不可在外国多事，令外洋人轻视。”是掌权者的要求。“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是政治家的视野。最后问：“你从香港登船，这船安全否？”突然又跳脱出自己的身份，似乎也想出去看一看。这是从《曾纪泽日记》里发现的一段对话，以前的艺术作品对这段都没有在意，但田导和我很有兴趣。
这段戏长达4分钟，只有问，没有答，台词全用日记中的原话，说起来不易，听起来费劲。排练时，我一直担心观众能不能接受，谁愿意看我一个人说这么长？别我说到一半很多人就走了吧？其实对整部戏，我都无法预测观众的态度，这样严肃的剧，如此烧脑，现在的观众真的能接受？
这样忐忑的心情一直持续到联排的时候。整整3个小时，我们不带妆演了一遍，观众只有两个国家大剧院的朋友。没想到演完后，他们特别激动地冲到后台，对我们说：“太好了，真是太好看了！”我问：“真的吗？”“真的，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完戏这么激动了。”他们的情绪感染了我们，我们第一次对这部戏的市场有了信心。
后来的事实的确如此。《北京法源寺》开票开得很好，很多场都一票难求。不仅年长观众的家国情怀被激发，年轻观众也如此，我发现，观众中年轻人甚至比年长者更多。在北京演第一轮时，我们一位演员的朋友来看戏，是个时尚圈的年轻男孩。戏结束后，他和我们一起去吃夜宵，他压根儿就没吃，一直情绪激动地坐在那儿说：“我觉得那时候的人，比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理想。我回去后，一定要好好看看这段历史！”
对国家责任、前路的思考，也是我们在排演时一直讨论的：戊戌变法成功了会怎样？当时如果中国照着日本那条路走会如何？我们常常跳出这个戏，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观众也会因为这个戏去讨论、去思考，对中国的命运有了关切，希望这个国家走得更正，不再有坎坷和反复。
《北京法源寺》的火热也让我反思：市场是期待并能接受好作品的。只是有些创作者以为，观众只想看一笑了之的东西。于是观众和创作者之间，就有了一种误解：观众以为创作者给不了，创作者以为观众不想要。我对观众有信心，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做出好戏去吸引他们。
记得整整30年前，我演过一出话剧，名字就叫《中国梦》。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用全家积蓄换来一两百美元，投身狂热的出国潮，去追寻美国梦。有个上海出去的留学生，到了美国后，感受到歧视和落差，反而魂牵梦萦着中国，于是把他自己的思考写成了作品《中国梦》。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看到原作，很喜欢，就把它搬上了舞台。这个话剧演出后非常轰动，我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
后来，原作者真的回来了，到上海戏剧学院当了教授。2014年，恰巧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之后，他把这部戏复排出来，给毕业班作毕业大戏演出，还请我担任指导，和现任女主角交流。现在的表演形式和我们当时有了很多不同，好作品让一代一代的演员来演，那它就传承下来了。
如今，我们讲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和上世纪80年代在国外苦读、反思自我与国家命运的留学生的梦想是相通的，隐含着一种传承。中国梦是亿万中国人共同的梦想。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我所能做的，是为实现这个艺术繁荣的中国梦、文化自信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