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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口将世界隔成两重，一边是矿工带血的身影，一边是老板奢华的豪情。
——题记
编辑点题：世间有些事常常匪夷所思。就在煤老板们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被当今社会所接受（或者说淡忘）的时候，5月18日发生在山西左云县的特大煤矿透水瞒报事故却如烈火重燃，再一次把他们推至风口浪尖上——黑心矿主、煤炭老板，怎么又是他们？
当《乔家大院》火遍全国时，有人天真地认为：山西煤老板从其财富和名气上堪与往日辉煌的乔致庸相比了。可是在又一次矿难发生后，众多民众却对这些暴富的新贵不是嗤之以鼻，便是恨之入骨。
那么，真相呢？本期《记者观察》推出这组深度调查报道，试图将煤老板的真实面孔告诉读者。“报道永远是在不断接近真相。”我们所做的，就是走到离真相最近的位置。
事实上，要想对山西煤老板的整体形象加以描述，其难度不亚于让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的脸上露出笑容。
然而无疑，这个群体仿佛地壳运动后突兀而起的山峦似的，蛮鲁而又无可争辩地挺立在当代中国的能源工业史和经济发展史上，不仅在国人的惯常生活里引起骚动，而且还在各类媒体中搅起重重波纹。
正如一位社会学家说的：“山西煤老板真算是异数了，横空出世，四邻不安。”
奢华动京城：自卑综合症与媒体狂躁症
一个平常的早晨，记者在山西省会太原市滨河东路上看到：10多辆新款7系列宝马轿车列队而过，有的还未挂牌照，一时间，车辆避让，行人驻足，知情者说：“今天某位煤老板嫁闺女哩。”这样的情景在太原街头屡见不鲜。另一个午后，在长风大街上，只见一台装甲车模样的 “家伙”隆隆驶过，吓人一跳，以为野战部队进驻省城了，有识车者则说，这是“美国悍马”。记者隐约看到该车牌照上是“晋A××××9”的号码。
对于这些，作为同乡的记者在眼馋的同时仍有些麻木，觉得他们发了财也还是农民本色，终究不过是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折腾”；可是接二连三地从500公里外的首都传回了他们闯荡京华、挥金如土、猛为老醯儿增光添彩的事迹，尤其是他们以“买车要连售车小姐一块买、购楼要把朝阳的一边全购下”的超豪爽劲头彻底将北京人给震了，直到这时，记者如梦初醒，方明白煤老板真正是玩大了，他们用一摞摞沾有汗腥和煤烟的钞票在皇城根下玩出了新花招。
还有，当天南地北的记者们破天荒地汇聚黄土高原，将煤老板的故事演绎得天花乱坠、淋漓尽致的时候，没有谁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在舆论层面已迎来了一个煤老板“呼风唤雨”的年代。
记者周围有不少靠煤为生、以煤为业的亲朋故旧，其中不乏煤焦老板，于是，牛四便成了最早进入记者报道的人。
“一定是我家祖坟上冒了青烟，要不，我咋能捡到这么大的聚宝盆呢？”牛四把他那座年产量15万吨的煤窑叫做“聚宝盆”，说这话时，他早衰的面颊浮上满足的笑容。
这是吕梁山区一个寻常的山沟，沟里却藏了好几个千万级富翁。从沟口一路进来，黑山、黑路、黑草，加上黑衣、黑脸，连牛四停在煤场的那台“丰田霸道”也被罩了一层“黑纱”。
“我从挖煤到运煤，再到承包煤窑，前后煎熬了十几年，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在煤上头发大财，到今天我也不太明白咋就赚了这么多的钱，前后过程真像做梦一样。”他脖子上时髦地挂着一个漂亮的玉观音，“这个观音我专门到五台山找五爷庙的老和尚给开过光呢，我当场就布施了这个数。”他伸出一个巴掌，却不肯告诉我到底是多少。
牛四在上世纪末的一天头脑一热，东借西凑20万元作抵押，承包了这个村办小煤窑，当时正是煤炭市场的寒冬，价格低，销售难，要卖煤先得拿到铁路或公路外销的指标，他整天往县煤炭运销公司跑，求爷爷告奶奶让人家施舍一些，“那年月骑着一辆旧摩托，从煤窑往县城跑，一天好几个来回，最穷时口袋里只有不到50块钱。”
有媒体称，山西煤老板文化程度不高，以初、高中水平居多。他们与牛四有着相似的早年贫困经历，对于权势、官员怀有既怕又恨的双重情感，面对突如其来的荣华富贵无论思维、观念，还是心理、情绪都未做好充分准备。一方面他们当初处处磕头天天求人，在暴富后很难消除心头那种弱者的自卑阴影，再一方面他们由于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与城市文明存在隔阂，即使手里有了足够多的金钱去享受现代文明时也常手足无措，多半脑子里只知道“最贵的就是最好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上世纪80年代那些得政策之先的暴发户同出一辙，只能用金钱来给自己装扮一个强壮的外表和鲜亮的形象，从而掩盖本就虚弱的心灵世界。
中国社科院一位专家将暴发户的畸形消费行为称为“自卑综合症”，是长期受到压抑和边缘化后的一种强力矫正。
牛四也在北京买了住房，花掉100多万，是在朋友的撺掇下买的，但他只在交款时去过一次，日常是老婆和两个孩子住的多。“老实说，我不爱去北京，别人说有房就相当于有了家，可我去北京咋都感觉咱就是一个外地农民。告诉你吧，那次我走在北京街上时突然想吐口痰，可半天也找不着垃圾桶，实在忍不住就吐到一个树坑里，吐完就跑，生怕有人逮住。可在咱这儿，想干啥就干啥。”他边说边走到屋门口，打开门，朝外面的院子里狠狠啐了一口：“咱就是这里的老大。”
《北京晚报》在2005年冬天的一则报道中说：地产大亨潘石屹称，建外SOHO自9月份以来，山西人成了主要买家，他们当中最多的一次性买了12套房子，房款高达6600万元。潘曾问过山西客户，买这么多房子做什么，对方的回答很简捷：“先放着。”
就在牛四他们大把数钱时，国内外许多传媒将敏锐的目光盯上了这个暴富新一族。据非正式统计，自2003年以来，全国有上百家媒体对山西煤焦行业的神奇崛起以及煤焦老板的惊天富贵予以报道、炒作。特别是当京城某媒体制造出“山西煤老板一次性团购20辆悍马”的假新闻之后，各大网络竞相转载，使本已炙手可热的煤老板更是上了大蒸锅。接下来，那个英国商人推出了2005年度的“胡记中国富豪榜”，首次为能源富豪开出榜单，其中一些平常不太注意隐藏自己名字和身份的山西煤老板赫然在列。此后，媒体对煤老板的新一轮“深度挖掘”和“零距离接触”再掀高潮。
“在完全掌控了话语权的媒体面前，一盘散沙式的山西煤老板处于被动挨骂的‘弱者’地位，他们不高的文化素养使其不能准确意识到现代传媒在文明社会中的作用，他们政治地位低下的现实又使其无法进行有力的辩解和反击。可以说，媒体近似‘三人成虎’的演出彻底摧毁了煤老板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一位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玄机”。
两代煤老板：政策突变与财富断层
牛四，确切地说应该属于新一代的山西煤老板，他和被外界称为“煤炭首富”的古交张新民家族一样，仿佛沉寂多年而突然明亮的新星，背景未必多深厚，经历未必多传奇，只因比其他成千上万“搞煤人”多了几分坚持的毅力和发财的运气，便一富惊天。
山西究竟有多少“煤炭富豪”？这只能从对相关数据的推测中做出判断。官方资料称，山西省现有3800多个煤矿，4000多个矿井，其中90%以上是年产低于30万吨的小矿，这些矿绝大多数由个人承包或股份经营，那么，这数千个矿主或承包人皆可称为煤老板。另外，还有相当多的人从事煤炭的“衍生产业”——运煤、洗煤和炼焦等，他们同样应归入煤老板行列。如果煤老板以1万来计，那么，与山西省3300多万的总人口相比，其比例为1︰3300，可谓凤毛麟角，但就是这少数人却控制着我国第一产煤、输煤大省的绝大部分的煤炭资源，年生产煤炭5亿吨，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蛋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山西人采煤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煤真正给山西人带来财富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上世纪80年代，随着“有水快流”政策的实施，乡办、村办煤矿大批涌现，但因为煤炭的计划体制，出现了“开矿不如倒煤，卖煤不如炼焦”的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期，以“煤贩子”和“焦炭大王”为代表的暴富阶层逐步在山西各地形成，他们被晋商研究专家称为第一代煤老板。介休的李安民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被看作是山西首富（90年代中期以后，其“风头”被山西闻喜的钢铁富豪李海仓夺去），这个“焦炭大王”从办焦化厂起家，滚雪球似地发展成“山西安泰集团”，并在证交所上市。他本人既是全国劳模，又是政协委员，红极一时。
与骤然发迹的新一代煤老板不同的是，老一代煤老板身上的创业色彩和艰辛印迹要鲜明得多，他们在媒体中始终是“市场经济弄潮儿”的形象，而研究者更愿意将其作为曾风光无限的“晋商”的后继者。与李安民同乡的另一个“焦炭大王”阎吉英在炼焦致富后，志向和境界奇迹般地升华，从1995年开始累计投资8亿元，独资开发家乡的绵山，使之迅速从一个不知名的景点崛起为拥有多项“中国之最”的著名景区，此等彪炳千古的业迹，堪为晋商之楷模。
可是对第二代煤老板，无论研究者还是媒体都苛求得多。一则他们致富主要得益于国家煤炭价格政策的调整，以杰出人物张新民为例，尽管被授予了“山西省十届人大代表”“山西省优秀民营企业家”等“红帽子”，但他以运煤起步，接着兴建焦化厂发达，其沿袭的似乎仍是李安民等前辈的旧路，除了沾市场变化之光很难有令人拍案的壮举；二则与上世纪相比，单纯重视增长速度的理念已遭冷落，“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深入人心，煤炭采掘业整体上粗放、浪费、破坏的状况使民众忧心忡忡，大大降低了大众对这个新致富阶层的好感和信任度，代之以挑剔和排斥之心。
武三俊说他最多时有5个煤矿，为了达到国家和山西省的规定，2005年他投资9000万元对这些矿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但是省政府又出台了“煤炭资源整合”的政策，而他的矿属于严令禁止的“一证多井”，不得不关闭了其中4个井口。“每个井的生产能力都达到了50万吨，这下子损失上亿了啊。”这位粗壮的汉子16岁起就与煤“结缘”，20多年的磨砺使他喜怒难形于色，但面对如此变故也不免苦笑，“一年前我要是把这几个矿转卖掉，少说能赚三个亿。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没有国家2000年放开煤炭价格也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些年里，对‘政策影响市场’这一‘中国特色’咱是深有体会。”
从1997年到1999年可以说是中国煤炭市场的“黑色三年”，煤价下跌、产品滞销、货款拖欠严重、矿工生活艰难。在山西，政府不得不实行“关井压产”，同时鼓励各国有煤炭生产企业积极发展“非煤产业”。当时的资料显示：1999年一季度，山西省平均每吨煤价下降20元，降幅达17%，导致国有矿亏损50%，国有重点煤矿累计欠发职工工资6.5亿元，大同矿务局12万职工每人每月只能拿到230元。记者一位亲属所在的县营煤矿给工人发不出工资，只好通过“易货贸易”将煤卖给河北某化肥厂，再换回“尿素”分发给工人抵顶工资，我的那位亲属领到50多袋，只得四处推销“尿素”。
乡村煤矿的日子更难。记者的家乡是山西省重点产煤县，一条30公里长的河川两边有十几座小煤矿，那时节，矿长们哪有如今这般扬眉吐气，一个个成了霜打的茄子，到处求人，度日如年。临近春节是他们最“危难”的时候，由于没钱给外省来的民工发工资，那些人连回乡过年的路费都出不起，无奈之下结伙啸聚，天天找老板要债，老板们像受惊的老鼠东躲西藏，不敢露面。十冬腊月，无法与家人团聚的异乡民工，饥寒交迫，夜半时举着火把在河川里游行，吵嚷、哭泣，悲凉无比。
记者认识的几个朋友那几年都经营煤矿，在赔进去几十万、上百万元后，想方设法在新世纪的钟声敲响前把矿转给了别人。他们终于没能熬过那段“黎明前的黑暗”，因而永远错失了成为富翁的机会。我后来问过他们：“你们怎么没长后眼呢，当时挺过来的话，现在不也是煤老板一族了吗？可以想买什么车就买什么车，想在哪个城市买楼就在哪个城市买，想把孩子送到哪国读书就送到哪国，想……”他们直呆呆地看着我，惟叹息一声作罢。
煤炭由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是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武三俊说他感到变化最明显的是在2002年10月份以后。国家宏观调控稍一放松，房地产再度勃兴，带动了钢铁、电力、焦炭、原煤等上游产品一齐涨价，当不可思议的“电荒”“油荒”席卷神州时，当普通民众望楼兴叹时，煤矿老板的好日子来临了。
“那年秋冬，煤价猛涨，几天一个价，我让工人们不停点地采都赶不上人家拉。一下子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群群的买煤人，他们说着天南地北的方言，提包里、密码箱里装着一捆捆的现金，找到矿上要煤。”武三俊说，“我的煤原来五六十块钱一吨，最后竟卖到300块。山西柳林一带最好的主焦煤在2004年时最高能卖到700块，一吨的纯利润超过600块，谁敢说不是暴利啊？”
在2003年往后的三年间山西煤炭生产匪夷所思地跨入了“黄金岁月”，当此际，什么高新科技，什么营销战略，什么机制创新，统统多余，各个煤矿争分夺秒所做的只有一件事——把地层深处的“乌金”挖出来，立刻便能换成“现金”。当然，大家都尽量避免“出事”（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因为一处出事，自己停产、破财不说，还连累别的矿跟着停产整顿，要知道，伴着等待的时光，是成百万、上千万金钱的损失。而一旦复产马上玩命地生产，要把停产造成的损失补回来，这样超限额开采和超负荷运转，再次发生事故便在所难免。再死人，又再停产。在猫和老鼠的这一漫长游戏过程中，以一次次不绝于耳的煤矿爆炸事故为契机，以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牺牲为代价，煤矿的各种安全生产设施和措施渐渐完备起来，中国煤矿工业缓慢地却是坚定不移地走向了规模化和现代化。
有人戏言：“或许是上天垂怜世代与煤打交道的山西人，让他们在尝尽苦头之后，也能少许沾些光。”数字显示，这些年里山西的财富增长呈Ｖ字形，先一路下降，在跌入谷底后绝地反弹，又快速上升：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山西经济在国内处于中等水平；从1978年到1998年的21年里，山西的综合经济实力由全国第16位一路下滑到第26位， 1999年、2000年连续两年全国倒数第一；2003年情况开始改变，山西省GDP比上年增长12.5%，创近十年来同期最高水平；2004年GDP增幅14.1%，财政收入以41.2%的增幅高居全国首位；2005年山西省GDP已升至全国第16位，其中，以煤电为主的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三分之二强。
因此可以说，两代煤老板的兴衰，从一定程度上见证了山西经济演变的历程，而在他们之间，则是一个巨大的、永远无法弥合的经济黑洞和财富断层。
黑白发财路：赌徒信念与慌张人生
见“黑子哥”时，他正遇上一件麻烦事：电力部门根据上级公司指令，要对他的两座煤矿强行停电，理由是“手续不够完备”，但他却说：“我的矿并不是非法生产，按照省政府的煤炭资源整合要求，我现在正进行整合工作，这是县、市两级政府都批准同意了的。”要是停了电，他正改建的这两座年产60万吨的煤矿将遭遇灭顶之灾，但他怎会眼睁睁“等死”呢？他立即拨通县长的手机：“你们是咋弄的？上次给你们打了报告，让赶紧协调电力部门，现在弄成个这！”
知情人讲，“黑子哥”做人低调，尽管远没有张新民、姚巨货家族在外界的知名度，但却是真正的殷富之家。停电的事让他很生气，他匆匆给我说声“抱歉”，便乘着黑色“大奔”直赴太原，事情终于这样搞定：矿呢？“先停止生产”；电呢，照送不误。
几乎每一家媒体都试图挖出“官煤勾结”的内幕，但终究不过是蜻蜓点水。一般地讲，只有当发生煤矿重特大安全事故后，引起天怒人怨，在国家名义下展开的调查方能揭开利益黑幕，才会将一些地方不法官员拉下马来，而更多的没有出过“大事”的矿则平安无事地照常营业。“我的矿以前不景气时，一年中很少有政府的人来找，这几年有了钱，来的公家人能踏破门槛。”“黑子哥”说，“他们当然是来检查、验收、督促的，来的都是客，万事礼为先，我专门安排了一个四五人的接待小组，许多场合我必须到，一来二往，领导就都熟悉了。我还常到县上、市上、省上去拜访，俗话说‘人托人滚动天下’，万一有事总能找到说话的人。”
“他们在你的矿上有干股或暗股吗？”记者直指要害。
“没有的事。”他矢口否认。“不过，我也听说过这种事，可能在别的矿那里有，多是地方干部所为，但这种事现在查得紧，人家干部也聪明了，轻易不会在矿上留下把柄的，反正掌握实权的部门和领导，逢年过节煤矿都得去表示表示。”
“表示的行情是什么呢？”
“先不说这个。我举个例子吧，这两年除了领导，就数记者来得多，他们总会找出矿上的这毛病那问题，要是再出点安全事故，来的记者就更多了，其中大多数不是为报道新闻来的，主要目的是诈钱，没事时给他三五千，有小事时给个万儿八千，就都乐颠颠地走了。这些人好像形成了一个网，相互通风报信，一个前脚刚走，另一个后脚就到，反正扔钱吧，都能摆平的。这是媒体的‘行情’，其他你琢磨去吧。”
研究者发现，这一代的山西煤老板出身农民，少年即开始了“弄煤生涯”，除了前面讲的运气，个人长年历练所形成的无畏无惧、胆大手狠、关键时刻敢于赌博玩命的性格也是其发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这过程中，他们固守“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信条，赌赢了，富甲一方；赌输了，依旧农民一个；债欠多了，溜之乎也，流浪他乡照样饿不死人。
武三俊被迫关了4个矿，白扔一个亿，可他依然豪气不减，说：“不是咱的，那就还给老天爷吧。”近几年炼焦同样是暴利，大型机焦厂蜂拥而起，山西孝义、交城等地的焦厂老板认定行情看涨不看跌，继续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不料想2005年下半年焦炭形势急转直下，货发不走，款收不回，“赌输”了的老板撇下焦炉当农民去了。既是“赌”，偷鸡摸狗见不得光的手段仍旧流行。有位开“黑窑”（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政府来查时，他把井口堵上躲起来；来人一走，他又偷开乱采起来，此处被封彼处再干，如此几年，竟也开了名车，包了二奶，在当地成了名人。
结果迥异，其实过程都很简单，无需多么严谨的论证和测算，顶多找几个圈里朋友交换一下对形势的分析，便迅即拍板了，要投资就动辄几百万、几千万地定下来了，成也是我，败也是我，毫不在乎，他们的投资特色是：自信中的盲目，豪放中的粗犷。他们会在那些智者们反复推敲时抓住了机遇，又常在别人谨慎判断时再失掉了机会。因此有研究者风趣地说，煤老板在兴盛过程中，倒下去的是莽汉，获胜的还是莽汉。
作为黄土高原上乡村经济的“发动机”和乡村农民的“新偶像”，煤老板的人生路径和追求无疑在强烈地影响着周围的人群。根据记者近年的调查，大致可将其分为三类：
一是享受生活型。朝为田舍郎，暮登富人榜，过好日子的想法自古皆然，无可厚非，区别可能在于穷者娶妻而乐，富者纳小而乐；穷者打牌自乐，富者豪赌才乐。记者认识一位老板，以办洗煤厂发家，后在省城开了若干金银珠宝店，他的座驾是带几个“8”的白色宝马，一时间，气势炎炎，名声赫赫。但经不住他一番赌，一年春节，他被几个设赌局的“专家”拉至一家酒店狂赌数日，竟欠下赌债1500万元，他一下子无法付清，让对方扣为人质，家人只得托人说情，后对方答应债务减半才放了人。结果，宝马车、珠宝店全抵了债。这桩赌界盛事在太原一带广为传播。后来的煤老板总以此事为鉴，戒赌不戒色。但太原城里最有名的“开元”“金昌盛”等歌城，老板们一般是不去的，而时兴到大学校园里物色漂亮女学生包养。如此折腾一阵子，身体有亏损，所以到了酒桌上时老板们一改当年狂饮无度的作风，甚至连啤酒都不沾，其实他们虽年富力强，躯体中已有小恙，不得不节制，钱不愁了便是命要紧，否则，那万贯家财不知会便宜了谁。这是老板们对生活的一个新认识。
二是发展事业型。他们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一方面努力使现有煤焦企业壮大，小舟悠悠何如巨舰平稳，另一方面积极涉足其他行业，山西煤老板多以房地产、酒店业或服务行业作为其拓展新天地的首选。同时，不惜巨资培养下一代，于是，“花钱”成了“让子孙接受最好教育”的主要措施。临汾一位煤老板的孩子患上“文凭瘾”，一定要得到北京名校的博士头衔才罢休，便联系上了一所著名大学的“博导”，要对方开条件。之后，老板向“博导”的研究课题注入了50万元的赞助费，孩子便愉快地上京读研究生去了。
三是实现梦想型。经济上的崛起必然引起政治欲望的冲动，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煤老板阶层。如果说在10年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之类的“虚名”尚能唬人，那么这几年却远远不行了。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村民自治”旗号下的中国乡村民主吸引着包括煤老板在内的富裕农民踊跃投身其中并乐此不疲。富人参与乡村民主分三个阶段：慷慨捐资支助乡村公益事业，为自己树立“为富而仁”的慈善家形象；在“买”得民心后，支持代言人参加村委会主任的选举，他们热衷于幕后操纵，或出钱（借给村民办福利之名，行买票贿选之实）、或以自己的实力和形象影响民意；如果自己支持的人落选，另一方（背后可能是别的煤老板）上台，则鼓动村民上访告状。记者曾调查过太原郊区几个村子，在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各派人物纷纷登场，为便于竞选，有的干脆包下饭店，供积极分子吃住，还请来记者、律师助阵，有的村一张选票的“票价”达千元以上，而埋单者少不了村中富翁——煤老板。
就在富人们这般的忙碌中，白驹过隙，新一轮整顿、关闭小煤窑的行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面对近30个政府部门的篦梳式清理，煤老板惊魂不定的周期又开始了。武三俊说：“真希望煤价下来，回到几年前的水平，一吨煤哪怕赚10块、20块钱，我也不像现在这么慌乱和不安。那种平常生活真好！”一缕阳光透过窗户射着他迷蒙的眼睛，我无法分清他说的是真是假。
——题记
编辑点题：世间有些事常常匪夷所思。就在煤老板们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被当今社会所接受（或者说淡忘）的时候，5月18日发生在山西左云县的特大煤矿透水瞒报事故却如烈火重燃，再一次把他们推至风口浪尖上——黑心矿主、煤炭老板，怎么又是他们？
当《乔家大院》火遍全国时，有人天真地认为：山西煤老板从其财富和名气上堪与往日辉煌的乔致庸相比了。可是在又一次矿难发生后，众多民众却对这些暴富的新贵不是嗤之以鼻，便是恨之入骨。
那么，真相呢？本期《记者观察》推出这组深度调查报道，试图将煤老板的真实面孔告诉读者。“报道永远是在不断接近真相。”我们所做的，就是走到离真相最近的位置。
事实上，要想对山西煤老板的整体形象加以描述，其难度不亚于让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的脸上露出笑容。
然而无疑，这个群体仿佛地壳运动后突兀而起的山峦似的，蛮鲁而又无可争辩地挺立在当代中国的能源工业史和经济发展史上，不仅在国人的惯常生活里引起骚动，而且还在各类媒体中搅起重重波纹。
正如一位社会学家说的：“山西煤老板真算是异数了，横空出世，四邻不安。”
奢华动京城：自卑综合症与媒体狂躁症
一个平常的早晨，记者在山西省会太原市滨河东路上看到：10多辆新款7系列宝马轿车列队而过，有的还未挂牌照，一时间，车辆避让，行人驻足，知情者说：“今天某位煤老板嫁闺女哩。”这样的情景在太原街头屡见不鲜。另一个午后，在长风大街上，只见一台装甲车模样的 “家伙”隆隆驶过，吓人一跳，以为野战部队进驻省城了，有识车者则说，这是“美国悍马”。记者隐约看到该车牌照上是“晋A××××9”的号码。
对于这些，作为同乡的记者在眼馋的同时仍有些麻木，觉得他们发了财也还是农民本色，终究不过是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折腾”；可是接二连三地从500公里外的首都传回了他们闯荡京华、挥金如土、猛为老醯儿增光添彩的事迹，尤其是他们以“买车要连售车小姐一块买、购楼要把朝阳的一边全购下”的超豪爽劲头彻底将北京人给震了，直到这时，记者如梦初醒，方明白煤老板真正是玩大了，他们用一摞摞沾有汗腥和煤烟的钞票在皇城根下玩出了新花招。
还有，当天南地北的记者们破天荒地汇聚黄土高原，将煤老板的故事演绎得天花乱坠、淋漓尽致的时候，没有谁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在舆论层面已迎来了一个煤老板“呼风唤雨”的年代。
记者周围有不少靠煤为生、以煤为业的亲朋故旧，其中不乏煤焦老板，于是，牛四便成了最早进入记者报道的人。
“一定是我家祖坟上冒了青烟，要不，我咋能捡到这么大的聚宝盆呢？”牛四把他那座年产量15万吨的煤窑叫做“聚宝盆”，说这话时，他早衰的面颊浮上满足的笑容。
这是吕梁山区一个寻常的山沟，沟里却藏了好几个千万级富翁。从沟口一路进来，黑山、黑路、黑草，加上黑衣、黑脸，连牛四停在煤场的那台“丰田霸道”也被罩了一层“黑纱”。
“我从挖煤到运煤，再到承包煤窑，前后煎熬了十几年，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在煤上头发大财，到今天我也不太明白咋就赚了这么多的钱，前后过程真像做梦一样。”他脖子上时髦地挂着一个漂亮的玉观音，“这个观音我专门到五台山找五爷庙的老和尚给开过光呢，我当场就布施了这个数。”他伸出一个巴掌，却不肯告诉我到底是多少。
牛四在上世纪末的一天头脑一热，东借西凑20万元作抵押，承包了这个村办小煤窑，当时正是煤炭市场的寒冬，价格低，销售难，要卖煤先得拿到铁路或公路外销的指标，他整天往县煤炭运销公司跑，求爷爷告奶奶让人家施舍一些，“那年月骑着一辆旧摩托，从煤窑往县城跑，一天好几个来回，最穷时口袋里只有不到50块钱。”
有媒体称，山西煤老板文化程度不高，以初、高中水平居多。他们与牛四有着相似的早年贫困经历，对于权势、官员怀有既怕又恨的双重情感，面对突如其来的荣华富贵无论思维、观念，还是心理、情绪都未做好充分准备。一方面他们当初处处磕头天天求人，在暴富后很难消除心头那种弱者的自卑阴影，再一方面他们由于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与城市文明存在隔阂，即使手里有了足够多的金钱去享受现代文明时也常手足无措，多半脑子里只知道“最贵的就是最好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上世纪80年代那些得政策之先的暴发户同出一辙，只能用金钱来给自己装扮一个强壮的外表和鲜亮的形象，从而掩盖本就虚弱的心灵世界。
中国社科院一位专家将暴发户的畸形消费行为称为“自卑综合症”，是长期受到压抑和边缘化后的一种强力矫正。
牛四也在北京买了住房，花掉100多万，是在朋友的撺掇下买的，但他只在交款时去过一次，日常是老婆和两个孩子住的多。“老实说，我不爱去北京，别人说有房就相当于有了家，可我去北京咋都感觉咱就是一个外地农民。告诉你吧，那次我走在北京街上时突然想吐口痰，可半天也找不着垃圾桶，实在忍不住就吐到一个树坑里，吐完就跑，生怕有人逮住。可在咱这儿，想干啥就干啥。”他边说边走到屋门口，打开门，朝外面的院子里狠狠啐了一口：“咱就是这里的老大。”
《北京晚报》在2005年冬天的一则报道中说：地产大亨潘石屹称，建外SOHO自9月份以来，山西人成了主要买家，他们当中最多的一次性买了12套房子，房款高达6600万元。潘曾问过山西客户，买这么多房子做什么，对方的回答很简捷：“先放着。”
就在牛四他们大把数钱时，国内外许多传媒将敏锐的目光盯上了这个暴富新一族。据非正式统计，自2003年以来，全国有上百家媒体对山西煤焦行业的神奇崛起以及煤焦老板的惊天富贵予以报道、炒作。特别是当京城某媒体制造出“山西煤老板一次性团购20辆悍马”的假新闻之后，各大网络竞相转载，使本已炙手可热的煤老板更是上了大蒸锅。接下来，那个英国商人推出了2005年度的“胡记中国富豪榜”，首次为能源富豪开出榜单，其中一些平常不太注意隐藏自己名字和身份的山西煤老板赫然在列。此后，媒体对煤老板的新一轮“深度挖掘”和“零距离接触”再掀高潮。
“在完全掌控了话语权的媒体面前，一盘散沙式的山西煤老板处于被动挨骂的‘弱者’地位，他们不高的文化素养使其不能准确意识到现代传媒在文明社会中的作用，他们政治地位低下的现实又使其无法进行有力的辩解和反击。可以说，媒体近似‘三人成虎’的演出彻底摧毁了煤老板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一位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玄机”。
两代煤老板：政策突变与财富断层
牛四，确切地说应该属于新一代的山西煤老板，他和被外界称为“煤炭首富”的古交张新民家族一样，仿佛沉寂多年而突然明亮的新星，背景未必多深厚，经历未必多传奇，只因比其他成千上万“搞煤人”多了几分坚持的毅力和发财的运气，便一富惊天。
山西究竟有多少“煤炭富豪”？这只能从对相关数据的推测中做出判断。官方资料称，山西省现有3800多个煤矿，4000多个矿井，其中90%以上是年产低于30万吨的小矿，这些矿绝大多数由个人承包或股份经营，那么，这数千个矿主或承包人皆可称为煤老板。另外，还有相当多的人从事煤炭的“衍生产业”——运煤、洗煤和炼焦等，他们同样应归入煤老板行列。如果煤老板以1万来计，那么，与山西省3300多万的总人口相比，其比例为1︰3300，可谓凤毛麟角，但就是这少数人却控制着我国第一产煤、输煤大省的绝大部分的煤炭资源，年生产煤炭5亿吨，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蛋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山西人采煤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煤真正给山西人带来财富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上世纪80年代，随着“有水快流”政策的实施，乡办、村办煤矿大批涌现，但因为煤炭的计划体制，出现了“开矿不如倒煤，卖煤不如炼焦”的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期，以“煤贩子”和“焦炭大王”为代表的暴富阶层逐步在山西各地形成，他们被晋商研究专家称为第一代煤老板。介休的李安民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被看作是山西首富（90年代中期以后，其“风头”被山西闻喜的钢铁富豪李海仓夺去），这个“焦炭大王”从办焦化厂起家，滚雪球似地发展成“山西安泰集团”，并在证交所上市。他本人既是全国劳模，又是政协委员，红极一时。
与骤然发迹的新一代煤老板不同的是，老一代煤老板身上的创业色彩和艰辛印迹要鲜明得多，他们在媒体中始终是“市场经济弄潮儿”的形象，而研究者更愿意将其作为曾风光无限的“晋商”的后继者。与李安民同乡的另一个“焦炭大王”阎吉英在炼焦致富后，志向和境界奇迹般地升华，从1995年开始累计投资8亿元，独资开发家乡的绵山，使之迅速从一个不知名的景点崛起为拥有多项“中国之最”的著名景区，此等彪炳千古的业迹，堪为晋商之楷模。
可是对第二代煤老板，无论研究者还是媒体都苛求得多。一则他们致富主要得益于国家煤炭价格政策的调整，以杰出人物张新民为例，尽管被授予了“山西省十届人大代表”“山西省优秀民营企业家”等“红帽子”，但他以运煤起步，接着兴建焦化厂发达，其沿袭的似乎仍是李安民等前辈的旧路，除了沾市场变化之光很难有令人拍案的壮举；二则与上世纪相比，单纯重视增长速度的理念已遭冷落，“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深入人心，煤炭采掘业整体上粗放、浪费、破坏的状况使民众忧心忡忡，大大降低了大众对这个新致富阶层的好感和信任度，代之以挑剔和排斥之心。
武三俊说他最多时有5个煤矿，为了达到国家和山西省的规定，2005年他投资9000万元对这些矿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但是省政府又出台了“煤炭资源整合”的政策，而他的矿属于严令禁止的“一证多井”，不得不关闭了其中4个井口。“每个井的生产能力都达到了50万吨，这下子损失上亿了啊。”这位粗壮的汉子16岁起就与煤“结缘”，20多年的磨砺使他喜怒难形于色，但面对如此变故也不免苦笑，“一年前我要是把这几个矿转卖掉，少说能赚三个亿。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没有国家2000年放开煤炭价格也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些年里，对‘政策影响市场’这一‘中国特色’咱是深有体会。”
从1997年到1999年可以说是中国煤炭市场的“黑色三年”，煤价下跌、产品滞销、货款拖欠严重、矿工生活艰难。在山西，政府不得不实行“关井压产”，同时鼓励各国有煤炭生产企业积极发展“非煤产业”。当时的资料显示：1999年一季度，山西省平均每吨煤价下降20元，降幅达17%，导致国有矿亏损50%，国有重点煤矿累计欠发职工工资6.5亿元，大同矿务局12万职工每人每月只能拿到230元。记者一位亲属所在的县营煤矿给工人发不出工资，只好通过“易货贸易”将煤卖给河北某化肥厂，再换回“尿素”分发给工人抵顶工资，我的那位亲属领到50多袋，只得四处推销“尿素”。
乡村煤矿的日子更难。记者的家乡是山西省重点产煤县，一条30公里长的河川两边有十几座小煤矿，那时节，矿长们哪有如今这般扬眉吐气，一个个成了霜打的茄子，到处求人，度日如年。临近春节是他们最“危难”的时候，由于没钱给外省来的民工发工资，那些人连回乡过年的路费都出不起，无奈之下结伙啸聚，天天找老板要债，老板们像受惊的老鼠东躲西藏，不敢露面。十冬腊月，无法与家人团聚的异乡民工，饥寒交迫，夜半时举着火把在河川里游行，吵嚷、哭泣，悲凉无比。
记者认识的几个朋友那几年都经营煤矿，在赔进去几十万、上百万元后，想方设法在新世纪的钟声敲响前把矿转给了别人。他们终于没能熬过那段“黎明前的黑暗”，因而永远错失了成为富翁的机会。我后来问过他们：“你们怎么没长后眼呢，当时挺过来的话，现在不也是煤老板一族了吗？可以想买什么车就买什么车，想在哪个城市买楼就在哪个城市买，想把孩子送到哪国读书就送到哪国，想……”他们直呆呆地看着我，惟叹息一声作罢。
煤炭由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是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武三俊说他感到变化最明显的是在2002年10月份以后。国家宏观调控稍一放松，房地产再度勃兴，带动了钢铁、电力、焦炭、原煤等上游产品一齐涨价，当不可思议的“电荒”“油荒”席卷神州时，当普通民众望楼兴叹时，煤矿老板的好日子来临了。
“那年秋冬，煤价猛涨，几天一个价，我让工人们不停点地采都赶不上人家拉。一下子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群群的买煤人，他们说着天南地北的方言，提包里、密码箱里装着一捆捆的现金，找到矿上要煤。”武三俊说，“我的煤原来五六十块钱一吨，最后竟卖到300块。山西柳林一带最好的主焦煤在2004年时最高能卖到700块，一吨的纯利润超过600块，谁敢说不是暴利啊？”
在2003年往后的三年间山西煤炭生产匪夷所思地跨入了“黄金岁月”，当此际，什么高新科技，什么营销战略，什么机制创新，统统多余，各个煤矿争分夺秒所做的只有一件事——把地层深处的“乌金”挖出来，立刻便能换成“现金”。当然，大家都尽量避免“出事”（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因为一处出事，自己停产、破财不说，还连累别的矿跟着停产整顿，要知道，伴着等待的时光，是成百万、上千万金钱的损失。而一旦复产马上玩命地生产，要把停产造成的损失补回来，这样超限额开采和超负荷运转，再次发生事故便在所难免。再死人，又再停产。在猫和老鼠的这一漫长游戏过程中，以一次次不绝于耳的煤矿爆炸事故为契机，以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牺牲为代价，煤矿的各种安全生产设施和措施渐渐完备起来，中国煤矿工业缓慢地却是坚定不移地走向了规模化和现代化。
有人戏言：“或许是上天垂怜世代与煤打交道的山西人，让他们在尝尽苦头之后，也能少许沾些光。”数字显示，这些年里山西的财富增长呈Ｖ字形，先一路下降，在跌入谷底后绝地反弹，又快速上升：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山西经济在国内处于中等水平；从1978年到1998年的21年里，山西的综合经济实力由全国第16位一路下滑到第26位， 1999年、2000年连续两年全国倒数第一；2003年情况开始改变，山西省GDP比上年增长12.5%，创近十年来同期最高水平；2004年GDP增幅14.1%，财政收入以41.2%的增幅高居全国首位；2005年山西省GDP已升至全国第16位，其中，以煤电为主的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三分之二强。
因此可以说，两代煤老板的兴衰，从一定程度上见证了山西经济演变的历程，而在他们之间，则是一个巨大的、永远无法弥合的经济黑洞和财富断层。
黑白发财路：赌徒信念与慌张人生
见“黑子哥”时，他正遇上一件麻烦事：电力部门根据上级公司指令，要对他的两座煤矿强行停电，理由是“手续不够完备”，但他却说：“我的矿并不是非法生产，按照省政府的煤炭资源整合要求，我现在正进行整合工作，这是县、市两级政府都批准同意了的。”要是停了电，他正改建的这两座年产60万吨的煤矿将遭遇灭顶之灾，但他怎会眼睁睁“等死”呢？他立即拨通县长的手机：“你们是咋弄的？上次给你们打了报告，让赶紧协调电力部门，现在弄成个这！”
知情人讲，“黑子哥”做人低调，尽管远没有张新民、姚巨货家族在外界的知名度，但却是真正的殷富之家。停电的事让他很生气，他匆匆给我说声“抱歉”，便乘着黑色“大奔”直赴太原，事情终于这样搞定：矿呢？“先停止生产”；电呢，照送不误。
几乎每一家媒体都试图挖出“官煤勾结”的内幕，但终究不过是蜻蜓点水。一般地讲，只有当发生煤矿重特大安全事故后，引起天怒人怨，在国家名义下展开的调查方能揭开利益黑幕，才会将一些地方不法官员拉下马来，而更多的没有出过“大事”的矿则平安无事地照常营业。“我的矿以前不景气时，一年中很少有政府的人来找，这几年有了钱，来的公家人能踏破门槛。”“黑子哥”说，“他们当然是来检查、验收、督促的，来的都是客，万事礼为先，我专门安排了一个四五人的接待小组，许多场合我必须到，一来二往，领导就都熟悉了。我还常到县上、市上、省上去拜访，俗话说‘人托人滚动天下’，万一有事总能找到说话的人。”
“他们在你的矿上有干股或暗股吗？”记者直指要害。
“没有的事。”他矢口否认。“不过，我也听说过这种事，可能在别的矿那里有，多是地方干部所为，但这种事现在查得紧，人家干部也聪明了，轻易不会在矿上留下把柄的，反正掌握实权的部门和领导，逢年过节煤矿都得去表示表示。”
“表示的行情是什么呢？”
“先不说这个。我举个例子吧，这两年除了领导，就数记者来得多，他们总会找出矿上的这毛病那问题，要是再出点安全事故，来的记者就更多了，其中大多数不是为报道新闻来的，主要目的是诈钱，没事时给他三五千，有小事时给个万儿八千，就都乐颠颠地走了。这些人好像形成了一个网，相互通风报信，一个前脚刚走，另一个后脚就到，反正扔钱吧，都能摆平的。这是媒体的‘行情’，其他你琢磨去吧。”
研究者发现，这一代的山西煤老板出身农民，少年即开始了“弄煤生涯”，除了前面讲的运气，个人长年历练所形成的无畏无惧、胆大手狠、关键时刻敢于赌博玩命的性格也是其发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这过程中，他们固守“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信条，赌赢了，富甲一方；赌输了，依旧农民一个；债欠多了，溜之乎也，流浪他乡照样饿不死人。
武三俊被迫关了4个矿，白扔一个亿，可他依然豪气不减，说：“不是咱的，那就还给老天爷吧。”近几年炼焦同样是暴利，大型机焦厂蜂拥而起，山西孝义、交城等地的焦厂老板认定行情看涨不看跌，继续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不料想2005年下半年焦炭形势急转直下，货发不走，款收不回，“赌输”了的老板撇下焦炉当农民去了。既是“赌”，偷鸡摸狗见不得光的手段仍旧流行。有位开“黑窑”（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政府来查时，他把井口堵上躲起来；来人一走，他又偷开乱采起来，此处被封彼处再干，如此几年，竟也开了名车，包了二奶，在当地成了名人。
结果迥异，其实过程都很简单，无需多么严谨的论证和测算，顶多找几个圈里朋友交换一下对形势的分析，便迅即拍板了，要投资就动辄几百万、几千万地定下来了，成也是我，败也是我，毫不在乎，他们的投资特色是：自信中的盲目，豪放中的粗犷。他们会在那些智者们反复推敲时抓住了机遇，又常在别人谨慎判断时再失掉了机会。因此有研究者风趣地说，煤老板在兴盛过程中，倒下去的是莽汉，获胜的还是莽汉。
作为黄土高原上乡村经济的“发动机”和乡村农民的“新偶像”，煤老板的人生路径和追求无疑在强烈地影响着周围的人群。根据记者近年的调查，大致可将其分为三类：
一是享受生活型。朝为田舍郎，暮登富人榜，过好日子的想法自古皆然，无可厚非，区别可能在于穷者娶妻而乐，富者纳小而乐；穷者打牌自乐，富者豪赌才乐。记者认识一位老板，以办洗煤厂发家，后在省城开了若干金银珠宝店，他的座驾是带几个“8”的白色宝马，一时间，气势炎炎，名声赫赫。但经不住他一番赌，一年春节，他被几个设赌局的“专家”拉至一家酒店狂赌数日，竟欠下赌债1500万元，他一下子无法付清，让对方扣为人质，家人只得托人说情，后对方答应债务减半才放了人。结果，宝马车、珠宝店全抵了债。这桩赌界盛事在太原一带广为传播。后来的煤老板总以此事为鉴，戒赌不戒色。但太原城里最有名的“开元”“金昌盛”等歌城，老板们一般是不去的，而时兴到大学校园里物色漂亮女学生包养。如此折腾一阵子，身体有亏损，所以到了酒桌上时老板们一改当年狂饮无度的作风，甚至连啤酒都不沾，其实他们虽年富力强，躯体中已有小恙，不得不节制，钱不愁了便是命要紧，否则，那万贯家财不知会便宜了谁。这是老板们对生活的一个新认识。
二是发展事业型。他们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一方面努力使现有煤焦企业壮大，小舟悠悠何如巨舰平稳，另一方面积极涉足其他行业，山西煤老板多以房地产、酒店业或服务行业作为其拓展新天地的首选。同时，不惜巨资培养下一代，于是，“花钱”成了“让子孙接受最好教育”的主要措施。临汾一位煤老板的孩子患上“文凭瘾”，一定要得到北京名校的博士头衔才罢休，便联系上了一所著名大学的“博导”，要对方开条件。之后，老板向“博导”的研究课题注入了50万元的赞助费，孩子便愉快地上京读研究生去了。
三是实现梦想型。经济上的崛起必然引起政治欲望的冲动，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煤老板阶层。如果说在10年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之类的“虚名”尚能唬人，那么这几年却远远不行了。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村民自治”旗号下的中国乡村民主吸引着包括煤老板在内的富裕农民踊跃投身其中并乐此不疲。富人参与乡村民主分三个阶段：慷慨捐资支助乡村公益事业，为自己树立“为富而仁”的慈善家形象；在“买”得民心后，支持代言人参加村委会主任的选举，他们热衷于幕后操纵，或出钱（借给村民办福利之名，行买票贿选之实）、或以自己的实力和形象影响民意；如果自己支持的人落选，另一方（背后可能是别的煤老板）上台，则鼓动村民上访告状。记者曾调查过太原郊区几个村子，在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各派人物纷纷登场，为便于竞选，有的干脆包下饭店，供积极分子吃住，还请来记者、律师助阵，有的村一张选票的“票价”达千元以上，而埋单者少不了村中富翁——煤老板。
就在富人们这般的忙碌中，白驹过隙，新一轮整顿、关闭小煤窑的行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面对近30个政府部门的篦梳式清理，煤老板惊魂不定的周期又开始了。武三俊说：“真希望煤价下来，回到几年前的水平，一吨煤哪怕赚10块、20块钱，我也不像现在这么慌乱和不安。那种平常生活真好！”一缕阳光透过窗户射着他迷蒙的眼睛，我无法分清他说的是真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