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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尤·奈斯博的侦探小说，乐趣即是困惑，与其说找到了悬念中的答案，毋宁说被越来越多的问题所纠缠。如被海藻水母八爪鱼缠身，浑身刺痒难以摆脱，却又情不自禁沉迷于其中的阴沉氲氤与奇特的多声部叙述—死者的阴间自述，凶手的喃喃旁白，在经纬交织的线索中时隐时现，似是干扰，又似佐证。
刚上手读《猎豹》，很快就被剧透。“豆瓣·读书”的友邻一上来就掀开底牌：谁谁谁是被误认的罪犯，某某某是幕后推手，奥斯陆警界另类警探哈利·霍勒身患绝症的老爸和他美丽的女友最后是否跟他和解。当时觉得郁闷不爽，读完了却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尤·奈斯博的小说是不怕剧透的，所有的答案都摆在面前，你还是会读下去。作家的野心并非仅在编织惊险离奇的犯罪破案故事，他竟是想要做一个警探空间的思想哲人。
尤·奈斯博的知名度跟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些大腕差得太远，豆瓣上有他的小组，几十个粉丝而已，冒泡的时间远没有潜水时间长。但这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侦探小说家，作为挪威作家，他拿过北欧所有犯罪小说大奖，还获得了英国国际匕首奖和美国爱伦·坡奖提名，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五十多个国家出版，据说全球销量突破两千五百万册。
有趣的是这位作家以前学的是金融管理专业，还曾是一位知名的摇滚歌星。他曾作为金融分析师受雇于挪威某证券公司，白天西装革履上班，晚上和周末一副嬉皮装扮上台演出。终于觉得金融与音乐越来越难以兼容，濒临崩溃的尤·奈斯博决定休假半年。他带着笔记本电脑，前往澳大利亚海滩，在那里写下了日后让自己声名大噪的“哈利·霍勒警探”系列第一部《蝙蝠》，从此走入职业作家生涯。紧接着写出以泰国曼谷为背景的《蟑螂》，这两部异国情调的惊险故事算是牛刀小试，之后他带着哈利·霍勒探长回到了挪威主场。
尤·奈斯博的中文译本已出了十八种，我读过其中的十种。最初买书阅读时完全不知道这些故事的次序排列，巧的是读到的第一本就是《雪人》，紧接着是《猎豹》《幽灵》《警察》—主角警探哈利·霍勒进入越来越黑暗的“奥斯陆凶杀系列”。整个系列可以按时间发展顺序看，也可以随意挑着看。估计大部分人像我一样，从《雪人》开始看，主要人物的命运随案件进展而不断坠落，胶着于《猎豹》陷阱，至《幽灵》归来，以《警察》的关键人物被杀收梢，一路阴森幽暗到底。
《雪人》的故事是凶杀案，针对偷情女子的连环谋杀。整部小说如雪花落入深渊般沉默无声却阴沉可怖：“初雪的夜晚，小男孩从噩梦中醒来，惊觉妈妈不见了踪影，院子里凭空出现一个不知是谁堆起的雪人。他送给妈妈的圣诞礼物粉红色围巾，就系在雪人的脖子上，一排由黑色卵石组成的眼睛和嘴巴在月光下闪闪地发着光。雪人凝视着屋子，好像在微笑……”全书自始至终都是这种骖人的腔调。整个故事得以成立的事实根据，是一个几乎是惊人的调查结果：“最近挪威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儿童其实并非他们认定的父亲所生。也就是每五个儿童就有一个活在家庭谎言中。”这也就让“父与子”的关系这一人类学主题有了深度开拓的空间。
罪犯的行凶动机始于母亲的外遇。年幼时他目睹自己的母亲出轨，在深受打击之余还意外得知母亲偷情的对象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并且他还遗传了生父的疾病。这对少年心灵的伤害无异于一记重锤，他的人生也因此走上歧途。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之后，他开始了自以为正义的杀戮之旅。每到初雪落下的那天，他都会杀一个偷情女人，然后再堆一个雪人。受害者的尸块会变成雪人身体的一部分—那些心理学和社会学乃至哲学的表述，甚至让雪人本身变成了一个挪威社会无法避开的黑暗符号：“沉浸在愉悦中的偷情者以为没人知道。但是雪人知道，雪人什么都知道。”
这种直指人心的叙事动机在《猎豹》的故事中显示得更为充分—即便没有贫富差别、族群冲突、资源争夺，人心也一样有如静水深流，暗礁处处。系列骇人罪案的背后，爱与恨，或是“原生家庭”问题，始终是连环犯罪的最初那一环，是最原始的动机。连环凶杀案中，彼此毫无关联的人接二连三地被残酷手法杀害，从国会议员到平民和妓女都有。警方最大的困惑就是找不出凶犯的动机，因为找不着动机，调查几度陷入完全停滞状态。
联邦调查局一位专门给连环杀手做心理描述的警探提供的分析是“基因给枪上膛，心理对准目标，环境扣动扳机”。哈利则认为：“对拥有正常情感反应、懂得理性思考的人来说，杀人所必须付出的心理代价非常高，因此背后一定有一个强有力的杀人动机。找到动机，就等于找到凶手。”这是他在警察学院里授课时所讲述的理论，也是他在破案小组里用来启发大家的思路。为了寻找凶手的作案动机，哈利想到了去跟躺在医院重症病房里的雪人案元兇探讨罪犯的动机。有人认为这是在向《沉默的羔羊》致敬，在那部影片中女探员去向对自己颇具好感的嗜血凶犯讨教。
然而，《猎豹》的独特之处是为连环杀手设置了一个背后的导演，这个导演才更加可怖，你的所有作为只不过是在执行着幕后导演的意志和规划。作为读者，读过《雪人》描述的案件后对尤·奈斯博的风格已有所了解，所以我刚读完上册，警方逮捕了凶手之后就猜出背后还有隐形人。但我还是没有猜中凶手，落入了作者设置的圈套。警探对连环杀手的指认屡屡犯错，几乎是我在犯罪小说里见过的最匪夷所思的桥段。警方逮到一条线索，就紧追不舍，以极高的效率确认凶手，然后向媒体通告，然后又迅速推翻已有结论，奔向下一个目标。错误的指认导致一连串“嫌疑人”被追踪直至惨死。似乎人人都很有疑点，每个人都有无法窥破的秘密，甚至奥斯陆警察局所有的人，包括主角哈利·霍勒，都要交出自己的手枪去做弹道检测。
凶器的设置也无所不用其极。在《猎豹》中，作者详尽描述一种来自非洲刚果金的凶器，它有个古奥的名字叫“利奥波德的苹果”。那是一个藏有二十四根尖刺的金属球体，将它塞入受害者口中，那人在窒息难忍之际去拉拽口腔外的“苹果”拉绳。这下二十四根尖刺立刻射出，刺入口腔和颅内……最终，受害者是被自己的血液溺毙的。据说这一酷刑道具出自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手下的工程师之手，专门用来对付不肯吐露钻石矿藏地点的非洲酋长们。但创意本身却来自作者童年的记忆，他曾直接用嘴吞入长在树上的苹果，差点窒息—这种紧张感多少也成了作者的一个童年阴影。 到了《幽灵》的毒品世界，犯罪不再是因为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心理动机，而是裹入了真金白银的经济利益。小说一开始就把镜头对准制服笔挺、肩章闪亮的北欧航空公司资深机长，他的行李箱中夹带了四公斤海洛因，被长耳长毛的小史宾格嗅探犬嗅到，由此抖露出一条长长的国际贩毒链。见此情景，连老到而“油腻”的警察总督都感叹：“我以为只有阿富汗难民才会为了贩毒铤而走险，一个生活优渥的机长居然也……”但事实上，奥斯陆是欧洲海洛因最为泛滥的都市之一，布拉达广场是人人皆知的毒品集散地。右翼掌权时，左翼就喊“治疗中心不够用”，“监禁刑罚造成新的吸毒”。左翼上台，右翼就喊“警察不够”，“寻求政治庇护太容易”。最后奥斯陆议会被逼得走投无路，决定关闭布拉达广场，把那些乌烟瘴气的鸟事一概扫入地毯底下—眼不见为净。
在这条毒品链中，那些犯下不可饶赦之罪的恶人，并无《雪人》和《猎豹》中偏执的心理和情感动机，毒枭和制毒者、运毒者、贩毒者各有利益驱动—利益链上的每一环都有着精打细算的作恶理由，“老鼠无所谓好坏，它只做老鼠该做的事”。利益甚至让政府官员和司法部门默不作声，整个贩毒机器在奥斯陆安安静静地运转，你在奥斯陆街头甚至丝毫也看不到毒品流转的迹象。它就这样静悄悄地把毒品从街头小混混的手中一直输送进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房里。但这一次，案件牵扯到哈利个人，因为他视如己出的那个少年，也陷入了跨国贩毒杀人案。这时候情感因素回到了办案者这一边。
杀手的情感与警探的情感，终于在《警察》描述的杀警案件中进行对决。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凶手是前警察，被杀的也是警察。奥斯陆警察局最出色的一位也在被害之列，而且是在生前尚有知觉时遭到肢解。这一次，哈利在案情进行了一半时才出现在读者面前。见过无数残酷场面的哈利，看到同事的残肢时差点发疯—
这头金发不可能属于别人，这个再也不会脸红的苍白脸庞不可能属于别人，这双有办法对人过目不忘的圆睁双眼不可能属于别人。脸庞虽然已经破碎，但哈利心中没有一丝怀疑。他用手指抚摸那个用制服纽扣做成的耳环。这痛苦如此强烈，如此锥心蚀骨，以至于他无法呼吸，以至于他只能弯下身体，犹如尾刺被拔掉的垂死蜜蜂。他听见自己口中发出声音，仿佛来自一个陌生人。这声长长的嗥叫，在宁静的住宅区里四处回荡—贝雅特！
奥斯陆警察局鉴识中心主任，对人脸有过目不忘的天才，死于连环杀警案最后一环……
奈斯博最大的能耐是创造出哈利·霍勒这个后现代边缘型人格的天才警探。读者最大的悬念恐怕也是哈利·霍勒的命运将归于何处。“边缘型人格”在他身上的具体描述为：与其说他是奥斯陆的一名警探，倒更像是扫帚星，凡与他沾边的人都会跟着走霉运，甩都甩不掉。恰恰是这一点，使得哈利·霍勒警探这一角色自有某种特殊魅力。这是一个身高一米九的“钢铁直男”，头脑异常机敏，内心却惶恐无端。还有，他是为动作大片打造的英雄，自然有着极好的身手。他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受训，因性格内向且文化隔膜，在芝加哥的那段时间里，他整天把自己关进小屋，在黑暗中练习快速上铐。作为奥斯陆警局的传奇人物，他是挪威警界唯一相信这片土地有可能产生连环杀手的警探，从“雪人”连环凶杀开始，他察觉出多年的梦魇实实在在地降临了。
可是，正如凝视黑暗深渊过久亦被黑暗吞没，他自己的人生实在是千疮百孔，酗酒的恶习就像他身体里一条极力挣断拴链的饿狗，一松手就会朝着酒精的无底洞猛扎下去。在最初的《蝙蝠》中，哈利和女友说到他为什么会变成酒鬼—哈利在追捕罪犯的过程中超速驾车曾造成一个同事死亡、一个男孩终身瘫痪，而肇事者哈利由于警察的保护机制并未受到追责，反而受到细致的关怀与照顾。结果造成他每一次与敌对阵都以死相搏，将生命视作额外负担。但作为体制中人，他却成了无可救药的坏榜样：酗酒、冒犯上司、不守规则。作为家中长子，他与父亲关系紧张，唯一与他亲密的小妹是唐氏综合征患者。作为情人，他无法保护自己的女友，自己又差点死于义子的枪下。
当然，作者十分钟爱这个主角。读过三本尤·奈斯博，就可以断定：虽然案情不太好预测，但哈利却是一个不出所料的人物，三条原则在他身上一定不错：对警察工作的忠诚，对女友萝凯的痴心不改，对萝凯之子欧雷克父亲般的责任感。这三条原则自有排序，因为三者出现冲突时，哈利还是更在乎警察这份职责，他会为追究真相而不计代价。然而，这种价值考量绝非泾渭分明，在他心中真相与爱是不可分的一物两体，是他活在世上的唯一信念。
每一次连环案件的发生都与之前的案件丝缕难断，连接的脉络，是血缘、基因、性格、亲情。虽然尤·奈斯博每一本新作都有新故事，但每一本新作都延续了哈利的扫帚星命运，他依次失去了同事、好友、情人，还有病入膏肓的父亲。他也理所当然地主动离开联袂破案的女警卡雅，他们曾是共赴生死的伴侶，即使她煞费苦心从香港空运来他最喜爱的“李元冬粉”—这种全球化背景嵌入后现代警探哈利·霍勒故事中并不突兀。
“雪人案”结束，凶手归案，奥斯陆复归平静，但读者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深陷其中之人的无可奈何，看到的是正义的虚弱无力。哈利逮捕了罪犯，却无法再正视自己所在的体制与社会。个人对体制的无力感让哈利选择了自我放逐，跑到香港躲进有“小联合国”之称的重庆大厦。为了表示与过往切断联系，他将自己的挪威护照抵押给黑社会老大，以换取伤愈后遗症所需的止痛鸦片。《猎豹》的故事就开始于这座重庆大厦。
哈利的老上司哈根派遣美丽的女警探卡雅去香港说服哈利返回奥斯陆，协助破解怪异凶器连环凶杀案。可是，要在重庆大厦这样的地方寻找一个人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十七层的楼里常住人口有四千多。对许多人来说，重庆大厦是真正的世外桃源：不管你是何方人士（这里许多人来自中南美洲和非洲），只要愿意，都可在里面打工挣钱混吃等死。真到了饥饿无助的地步，还能在大厦内找到宗教慈善组织，享受他们提供的免费饭食。总之，外来者尽可依赖大厦内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无须走出大厦一步。而且，他们也懒得搭理大厦外面的香港。根植于每一种文明最深层的恐惧各不相同，突飞猛进的现代化生活把他们抛入遗忘之渊，但突发事件却让这独特的隐秘恐惧重新主宰人们的内心。有一次，维多利亚港湾大放烟花，成千上万香港人蜂拥前去观看。烟花礼炮声隆隆响起时，重庆大厦里那些经历过本国战乱的非洲人却以为是发生了爆炸或是战争爆发，马上不顾一切争相外逃…… 平日里，香港五方杂处的环境和美食，尤其是美味的“李元冬粉”，足以支撑起一个来自北欧的遗世独立者所有的生存意愿。
在尤·奈斯博的故事中，许多时候，警察也怕敲开童年的门。奥斯陆如今依然环绕在崇山峻岭中，城市文明和森林的原始形态联结一体，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却掩不住人们原初的恐惧：黑暗、未知的自然、稀疏的人口，这些都让人产生孤立无援的压抑不安。十岁的哈利独自走进森林，“黑暗从湿地里溜了出来，缓缓爬入森林，宛如黑色颜料从山腰的阴影里倒了出來，凝聚在山谷底端。他抬头望向盘旋高空的大鸟，那高度令他目眩，还可以看见大鸟后方的大山。突然间他的靴子被绊住，双手无处可抓，面朝下扑跌而去。他眼前陷入一片漆黑，鼻子嘴巴充满湿地、死亡、腐坏和黑暗的味道。他扑倒在地时，尝到了几秒黑暗的味道。他醒来时，发现所有光线都已熄灭，头上的山脉静静矗立，沉重而庄严，低语着他不知自己身在何方……他发足狂奔，与风赛跑，等他跌跌撞撞踏进厨房，爷爷奶奶一把抱住他问：你跑哪儿去了？”许多时候，杀人与擒凶不是为了要一个结果，而是为了让终极的阴影吞噬无法消除的原始阴影。
人生有些事，终究是无可避免的，尤其是面对亲人的离去。女警卡雅把他从香港拽回来的理由是，他的父亲已癌症晚期。“利奥波德的苹果”连环凶杀案期间，不时出现哈利与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单独见面的场景，父亲持续加重的病情喻示着哈利自己不妙的前景—“哈利听过有人断言，儿子总会走上父亲的路，只不过换个形式，披上伪装，所谓脱离父亲的影响充其量只是幻觉罢了。血亲的引力不仅强过你的意志力，它就是你的意志力本身。哈利总认为自己证明了这番言论的谬误……”但是，为什么你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原来根本无须解释—“你，就是理由！”
其实，像他这样的男性，内心多半是怀疑论者。
他决定放弃，不再以追究真相为己任，不再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不安与灾难，他要求脱离警探的一线工作，去挪威警察学院做教师，过一个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有何不可呢？再说，“反正总有结束的一天，总有时候到了的那天，决定非得离开这个世界不可”。抱着自毁的信念，哈利在酒精和心理伤痛以及死亡阴影中，不断下坠……
尤·奈斯博最为读者称道的是他书中那些情感与哲思的表达，初读之下很难想象一本情节惊险的小说竟能容下这么多“闲笔”。只不过，作品描述案例的极端性多少削弱了他想要的成色。
吊诡之处在于，他想通过罪犯穷尽心思的作案手段，残忍和歹毒的心计，揭示人类世界的不可救药，而他身处的那个北欧国家，应该说恰恰是这个世界里少数几个超级富庶而文明的国度。挪威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生态环境好，贫富差距小，人民生活富足。很多挪威普通人都拥有私家度假别墅，自己不用的时候就把钥匙挂在门外，陌生人如果想过夜可以直接进去住，住客只要在走的时候打扫干净就行。最重要的是那里没有别处白热化的竞争态势。当今之世，难以占据足够的资源是人们惶恐的重要源头，我们因此太熟悉人性逼仄处的幽暗。在辽旷的北欧，按说人们身心得以舒展地生长，广袤的土地和稀疏的人口给了他们更多的私人空间，更多的自我和自由。但是很可惜，他们感觉中还是不那么幸福。我认识一个来自挪威邻国瑞典的人，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晚年就毫不犹豫地移民去了塞浦路斯。我在瑞典时认识的人不多，但他们都常年游荡在瑞典之外，一头扎进他乡的人山人海，甘愿品味艰辛的打拼人生。因为在他们那儿，白昼太短，黑夜太长，寂寞冷清不仅是一个感觉问题，甚至不免让人产生对存在的质疑。
我去瑞典时正值隆冬，从行李滚动带上取下拉杆箱，蹲下系鞋带的工夫，抬眼一看整个机场大厅已经空无一人。上午十点钟，那里的天色才蒙蒙启明，下午两点左右，街上只剩下几个稀稀拉拉的行人，影影绰绰，阴阳难辨。
也许，宁静中生成的恐惧要比战乱频仍之地更为深刻强烈，因为没有人知道纯粹的恶是如何自发产生的，让人怀疑这是否成了一种宿命，是否文明抵达某个高度后就自我厌弃和自我毁灭？是在光明中想象夜的黑暗，还是在暗昧中诅咒人心的黑暗，作者借书中一个小配角之口说道：“我年纪越大，越认为心理不管正不正常，邪恶就是邪恶。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邪恶行为的诱惑，但这不表示我们对邪恶行为就不需要负责任，天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障碍，而我们病得有多严重，从行为上就看得出来。大家都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只要每个人都不相同，就没有平等这回事。黑死病流行的时候，水手只要咳嗽立刻就会被丢下船，他们当然会被丢下船，因为正义是一把很钝的刀子，不管在哲学或审判的层面都是如此……”
怎么说呢？这把刀不能爽快利落地切除恶瘤，也许不一定就是刀子钝了，它要切除的东西多半还牵连着那些健康与不健康的组织与细胞。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看来绝对的正义难以找到立足之地，每个人都得为这个世界的邪恶担一份责任。而哈利·霍勒作为体制中的一员，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正义是他无法摆脱的困惑。
二0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刚上手读《猎豹》，很快就被剧透。“豆瓣·读书”的友邻一上来就掀开底牌：谁谁谁是被误认的罪犯，某某某是幕后推手，奥斯陆警界另类警探哈利·霍勒身患绝症的老爸和他美丽的女友最后是否跟他和解。当时觉得郁闷不爽，读完了却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尤·奈斯博的小说是不怕剧透的，所有的答案都摆在面前，你还是会读下去。作家的野心并非仅在编织惊险离奇的犯罪破案故事，他竟是想要做一个警探空间的思想哲人。
雪人都知道
尤·奈斯博的知名度跟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些大腕差得太远，豆瓣上有他的小组，几十个粉丝而已，冒泡的时间远没有潜水时间长。但这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侦探小说家，作为挪威作家，他拿过北欧所有犯罪小说大奖，还获得了英国国际匕首奖和美国爱伦·坡奖提名，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五十多个国家出版，据说全球销量突破两千五百万册。
有趣的是这位作家以前学的是金融管理专业，还曾是一位知名的摇滚歌星。他曾作为金融分析师受雇于挪威某证券公司，白天西装革履上班，晚上和周末一副嬉皮装扮上台演出。终于觉得金融与音乐越来越难以兼容，濒临崩溃的尤·奈斯博决定休假半年。他带着笔记本电脑，前往澳大利亚海滩，在那里写下了日后让自己声名大噪的“哈利·霍勒警探”系列第一部《蝙蝠》，从此走入职业作家生涯。紧接着写出以泰国曼谷为背景的《蟑螂》，这两部异国情调的惊险故事算是牛刀小试，之后他带着哈利·霍勒探长回到了挪威主场。
尤·奈斯博的中文译本已出了十八种，我读过其中的十种。最初买书阅读时完全不知道这些故事的次序排列，巧的是读到的第一本就是《雪人》，紧接着是《猎豹》《幽灵》《警察》—主角警探哈利·霍勒进入越来越黑暗的“奥斯陆凶杀系列”。整个系列可以按时间发展顺序看，也可以随意挑着看。估计大部分人像我一样，从《雪人》开始看，主要人物的命运随案件进展而不断坠落，胶着于《猎豹》陷阱，至《幽灵》归来，以《警察》的关键人物被杀收梢，一路阴森幽暗到底。
《雪人》的故事是凶杀案，针对偷情女子的连环谋杀。整部小说如雪花落入深渊般沉默无声却阴沉可怖：“初雪的夜晚，小男孩从噩梦中醒来，惊觉妈妈不见了踪影，院子里凭空出现一个不知是谁堆起的雪人。他送给妈妈的圣诞礼物粉红色围巾，就系在雪人的脖子上，一排由黑色卵石组成的眼睛和嘴巴在月光下闪闪地发着光。雪人凝视着屋子，好像在微笑……”全书自始至终都是这种骖人的腔调。整个故事得以成立的事实根据，是一个几乎是惊人的调查结果：“最近挪威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儿童其实并非他们认定的父亲所生。也就是每五个儿童就有一个活在家庭谎言中。”这也就让“父与子”的关系这一人类学主题有了深度开拓的空间。
罪犯的行凶动机始于母亲的外遇。年幼时他目睹自己的母亲出轨，在深受打击之余还意外得知母亲偷情的对象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并且他还遗传了生父的疾病。这对少年心灵的伤害无异于一记重锤，他的人生也因此走上歧途。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之后，他开始了自以为正义的杀戮之旅。每到初雪落下的那天，他都会杀一个偷情女人，然后再堆一个雪人。受害者的尸块会变成雪人身体的一部分—那些心理学和社会学乃至哲学的表述，甚至让雪人本身变成了一个挪威社会无法避开的黑暗符号：“沉浸在愉悦中的偷情者以为没人知道。但是雪人知道，雪人什么都知道。”
这种直指人心的叙事动机在《猎豹》的故事中显示得更为充分—即便没有贫富差别、族群冲突、资源争夺，人心也一样有如静水深流，暗礁处处。系列骇人罪案的背后，爱与恨，或是“原生家庭”问题，始终是连环犯罪的最初那一环，是最原始的动机。连环凶杀案中，彼此毫无关联的人接二连三地被残酷手法杀害，从国会议员到平民和妓女都有。警方最大的困惑就是找不出凶犯的动机，因为找不着动机，调查几度陷入完全停滞状态。
联邦调查局一位专门给连环杀手做心理描述的警探提供的分析是“基因给枪上膛，心理对准目标，环境扣动扳机”。哈利则认为：“对拥有正常情感反应、懂得理性思考的人来说，杀人所必须付出的心理代价非常高，因此背后一定有一个强有力的杀人动机。找到动机，就等于找到凶手。”这是他在警察学院里授课时所讲述的理论，也是他在破案小组里用来启发大家的思路。为了寻找凶手的作案动机，哈利想到了去跟躺在医院重症病房里的雪人案元兇探讨罪犯的动机。有人认为这是在向《沉默的羔羊》致敬，在那部影片中女探员去向对自己颇具好感的嗜血凶犯讨教。
然而，《猎豹》的独特之处是为连环杀手设置了一个背后的导演，这个导演才更加可怖，你的所有作为只不过是在执行着幕后导演的意志和规划。作为读者，读过《雪人》描述的案件后对尤·奈斯博的风格已有所了解，所以我刚读完上册，警方逮捕了凶手之后就猜出背后还有隐形人。但我还是没有猜中凶手，落入了作者设置的圈套。警探对连环杀手的指认屡屡犯错，几乎是我在犯罪小说里见过的最匪夷所思的桥段。警方逮到一条线索，就紧追不舍，以极高的效率确认凶手，然后向媒体通告，然后又迅速推翻已有结论，奔向下一个目标。错误的指认导致一连串“嫌疑人”被追踪直至惨死。似乎人人都很有疑点，每个人都有无法窥破的秘密，甚至奥斯陆警察局所有的人，包括主角哈利·霍勒，都要交出自己的手枪去做弹道检测。
凶器的设置也无所不用其极。在《猎豹》中，作者详尽描述一种来自非洲刚果金的凶器，它有个古奥的名字叫“利奥波德的苹果”。那是一个藏有二十四根尖刺的金属球体，将它塞入受害者口中，那人在窒息难忍之际去拉拽口腔外的“苹果”拉绳。这下二十四根尖刺立刻射出，刺入口腔和颅内……最终，受害者是被自己的血液溺毙的。据说这一酷刑道具出自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手下的工程师之手，专门用来对付不肯吐露钻石矿藏地点的非洲酋长们。但创意本身却来自作者童年的记忆，他曾直接用嘴吞入长在树上的苹果，差点窒息—这种紧张感多少也成了作者的一个童年阴影。 到了《幽灵》的毒品世界，犯罪不再是因为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心理动机，而是裹入了真金白银的经济利益。小说一开始就把镜头对准制服笔挺、肩章闪亮的北欧航空公司资深机长，他的行李箱中夹带了四公斤海洛因，被长耳长毛的小史宾格嗅探犬嗅到，由此抖露出一条长长的国际贩毒链。见此情景，连老到而“油腻”的警察总督都感叹：“我以为只有阿富汗难民才会为了贩毒铤而走险，一个生活优渥的机长居然也……”但事实上，奥斯陆是欧洲海洛因最为泛滥的都市之一，布拉达广场是人人皆知的毒品集散地。右翼掌权时，左翼就喊“治疗中心不够用”，“监禁刑罚造成新的吸毒”。左翼上台，右翼就喊“警察不够”，“寻求政治庇护太容易”。最后奥斯陆议会被逼得走投无路，决定关闭布拉达广场，把那些乌烟瘴气的鸟事一概扫入地毯底下—眼不见为净。
在这条毒品链中，那些犯下不可饶赦之罪的恶人，并无《雪人》和《猎豹》中偏执的心理和情感动机，毒枭和制毒者、运毒者、贩毒者各有利益驱动—利益链上的每一环都有着精打细算的作恶理由，“老鼠无所谓好坏，它只做老鼠该做的事”。利益甚至让政府官员和司法部门默不作声，整个贩毒机器在奥斯陆安安静静地运转，你在奥斯陆街头甚至丝毫也看不到毒品流转的迹象。它就这样静悄悄地把毒品从街头小混混的手中一直输送进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房里。但这一次，案件牵扯到哈利个人，因为他视如己出的那个少年，也陷入了跨国贩毒杀人案。这时候情感因素回到了办案者这一边。
杀手的情感与警探的情感，终于在《警察》描述的杀警案件中进行对决。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凶手是前警察，被杀的也是警察。奥斯陆警察局最出色的一位也在被害之列，而且是在生前尚有知觉时遭到肢解。这一次，哈利在案情进行了一半时才出现在读者面前。见过无数残酷场面的哈利，看到同事的残肢时差点发疯—
这头金发不可能属于别人，这个再也不会脸红的苍白脸庞不可能属于别人，这双有办法对人过目不忘的圆睁双眼不可能属于别人。脸庞虽然已经破碎，但哈利心中没有一丝怀疑。他用手指抚摸那个用制服纽扣做成的耳环。这痛苦如此强烈，如此锥心蚀骨，以至于他无法呼吸，以至于他只能弯下身体，犹如尾刺被拔掉的垂死蜜蜂。他听见自己口中发出声音，仿佛来自一个陌生人。这声长长的嗥叫，在宁静的住宅区里四处回荡—贝雅特！
奥斯陆警察局鉴识中心主任，对人脸有过目不忘的天才，死于连环杀警案最后一环……
你，就是理由
奈斯博最大的能耐是创造出哈利·霍勒这个后现代边缘型人格的天才警探。读者最大的悬念恐怕也是哈利·霍勒的命运将归于何处。“边缘型人格”在他身上的具体描述为：与其说他是奥斯陆的一名警探，倒更像是扫帚星，凡与他沾边的人都会跟着走霉运，甩都甩不掉。恰恰是这一点，使得哈利·霍勒警探这一角色自有某种特殊魅力。这是一个身高一米九的“钢铁直男”，头脑异常机敏，内心却惶恐无端。还有，他是为动作大片打造的英雄，自然有着极好的身手。他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受训，因性格内向且文化隔膜，在芝加哥的那段时间里，他整天把自己关进小屋，在黑暗中练习快速上铐。作为奥斯陆警局的传奇人物，他是挪威警界唯一相信这片土地有可能产生连环杀手的警探，从“雪人”连环凶杀开始，他察觉出多年的梦魇实实在在地降临了。
可是，正如凝视黑暗深渊过久亦被黑暗吞没，他自己的人生实在是千疮百孔，酗酒的恶习就像他身体里一条极力挣断拴链的饿狗，一松手就会朝着酒精的无底洞猛扎下去。在最初的《蝙蝠》中，哈利和女友说到他为什么会变成酒鬼—哈利在追捕罪犯的过程中超速驾车曾造成一个同事死亡、一个男孩终身瘫痪，而肇事者哈利由于警察的保护机制并未受到追责，反而受到细致的关怀与照顾。结果造成他每一次与敌对阵都以死相搏，将生命视作额外负担。但作为体制中人，他却成了无可救药的坏榜样：酗酒、冒犯上司、不守规则。作为家中长子，他与父亲关系紧张，唯一与他亲密的小妹是唐氏综合征患者。作为情人，他无法保护自己的女友，自己又差点死于义子的枪下。
当然，作者十分钟爱这个主角。读过三本尤·奈斯博，就可以断定：虽然案情不太好预测，但哈利却是一个不出所料的人物，三条原则在他身上一定不错：对警察工作的忠诚，对女友萝凯的痴心不改，对萝凯之子欧雷克父亲般的责任感。这三条原则自有排序，因为三者出现冲突时，哈利还是更在乎警察这份职责，他会为追究真相而不计代价。然而，这种价值考量绝非泾渭分明，在他心中真相与爱是不可分的一物两体，是他活在世上的唯一信念。
每一次连环案件的发生都与之前的案件丝缕难断，连接的脉络，是血缘、基因、性格、亲情。虽然尤·奈斯博每一本新作都有新故事，但每一本新作都延续了哈利的扫帚星命运，他依次失去了同事、好友、情人，还有病入膏肓的父亲。他也理所当然地主动离开联袂破案的女警卡雅，他们曾是共赴生死的伴侶，即使她煞费苦心从香港空运来他最喜爱的“李元冬粉”—这种全球化背景嵌入后现代警探哈利·霍勒故事中并不突兀。
“雪人案”结束，凶手归案，奥斯陆复归平静，但读者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深陷其中之人的无可奈何，看到的是正义的虚弱无力。哈利逮捕了罪犯，却无法再正视自己所在的体制与社会。个人对体制的无力感让哈利选择了自我放逐，跑到香港躲进有“小联合国”之称的重庆大厦。为了表示与过往切断联系，他将自己的挪威护照抵押给黑社会老大，以换取伤愈后遗症所需的止痛鸦片。《猎豹》的故事就开始于这座重庆大厦。
哈利的老上司哈根派遣美丽的女警探卡雅去香港说服哈利返回奥斯陆，协助破解怪异凶器连环凶杀案。可是，要在重庆大厦这样的地方寻找一个人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十七层的楼里常住人口有四千多。对许多人来说，重庆大厦是真正的世外桃源：不管你是何方人士（这里许多人来自中南美洲和非洲），只要愿意，都可在里面打工挣钱混吃等死。真到了饥饿无助的地步，还能在大厦内找到宗教慈善组织，享受他们提供的免费饭食。总之，外来者尽可依赖大厦内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无须走出大厦一步。而且，他们也懒得搭理大厦外面的香港。根植于每一种文明最深层的恐惧各不相同，突飞猛进的现代化生活把他们抛入遗忘之渊，但突发事件却让这独特的隐秘恐惧重新主宰人们的内心。有一次，维多利亚港湾大放烟花，成千上万香港人蜂拥前去观看。烟花礼炮声隆隆响起时，重庆大厦里那些经历过本国战乱的非洲人却以为是发生了爆炸或是战争爆发，马上不顾一切争相外逃…… 平日里，香港五方杂处的环境和美食，尤其是美味的“李元冬粉”，足以支撑起一个来自北欧的遗世独立者所有的生存意愿。
在尤·奈斯博的故事中，许多时候，警察也怕敲开童年的门。奥斯陆如今依然环绕在崇山峻岭中，城市文明和森林的原始形态联结一体，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却掩不住人们原初的恐惧：黑暗、未知的自然、稀疏的人口，这些都让人产生孤立无援的压抑不安。十岁的哈利独自走进森林，“黑暗从湿地里溜了出来，缓缓爬入森林，宛如黑色颜料从山腰的阴影里倒了出來，凝聚在山谷底端。他抬头望向盘旋高空的大鸟，那高度令他目眩，还可以看见大鸟后方的大山。突然间他的靴子被绊住，双手无处可抓，面朝下扑跌而去。他眼前陷入一片漆黑，鼻子嘴巴充满湿地、死亡、腐坏和黑暗的味道。他扑倒在地时，尝到了几秒黑暗的味道。他醒来时，发现所有光线都已熄灭，头上的山脉静静矗立，沉重而庄严，低语着他不知自己身在何方……他发足狂奔，与风赛跑，等他跌跌撞撞踏进厨房，爷爷奶奶一把抱住他问：你跑哪儿去了？”许多时候，杀人与擒凶不是为了要一个结果，而是为了让终极的阴影吞噬无法消除的原始阴影。
人生有些事，终究是无可避免的，尤其是面对亲人的离去。女警卡雅把他从香港拽回来的理由是，他的父亲已癌症晚期。“利奥波德的苹果”连环凶杀案期间，不时出现哈利与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单独见面的场景，父亲持续加重的病情喻示着哈利自己不妙的前景—“哈利听过有人断言，儿子总会走上父亲的路，只不过换个形式，披上伪装，所谓脱离父亲的影响充其量只是幻觉罢了。血亲的引力不仅强过你的意志力，它就是你的意志力本身。哈利总认为自己证明了这番言论的谬误……”但是，为什么你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原来根本无须解释—“你，就是理由！”
其实，像他这样的男性，内心多半是怀疑论者。
他决定放弃，不再以追究真相为己任，不再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不安与灾难，他要求脱离警探的一线工作，去挪威警察学院做教师，过一个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有何不可呢？再说，“反正总有结束的一天，总有时候到了的那天，决定非得离开这个世界不可”。抱着自毁的信念，哈利在酒精和心理伤痛以及死亡阴影中，不断下坠……
正义是一把钝刀子
尤·奈斯博最为读者称道的是他书中那些情感与哲思的表达，初读之下很难想象一本情节惊险的小说竟能容下这么多“闲笔”。只不过，作品描述案例的极端性多少削弱了他想要的成色。
吊诡之处在于，他想通过罪犯穷尽心思的作案手段，残忍和歹毒的心计，揭示人类世界的不可救药，而他身处的那个北欧国家，应该说恰恰是这个世界里少数几个超级富庶而文明的国度。挪威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生态环境好，贫富差距小，人民生活富足。很多挪威普通人都拥有私家度假别墅，自己不用的时候就把钥匙挂在门外，陌生人如果想过夜可以直接进去住，住客只要在走的时候打扫干净就行。最重要的是那里没有别处白热化的竞争态势。当今之世，难以占据足够的资源是人们惶恐的重要源头，我们因此太熟悉人性逼仄处的幽暗。在辽旷的北欧，按说人们身心得以舒展地生长，广袤的土地和稀疏的人口给了他们更多的私人空间，更多的自我和自由。但是很可惜，他们感觉中还是不那么幸福。我认识一个来自挪威邻国瑞典的人，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晚年就毫不犹豫地移民去了塞浦路斯。我在瑞典时认识的人不多，但他们都常年游荡在瑞典之外，一头扎进他乡的人山人海，甘愿品味艰辛的打拼人生。因为在他们那儿，白昼太短，黑夜太长，寂寞冷清不仅是一个感觉问题，甚至不免让人产生对存在的质疑。
我去瑞典时正值隆冬，从行李滚动带上取下拉杆箱，蹲下系鞋带的工夫，抬眼一看整个机场大厅已经空无一人。上午十点钟，那里的天色才蒙蒙启明，下午两点左右，街上只剩下几个稀稀拉拉的行人，影影绰绰，阴阳难辨。
也许，宁静中生成的恐惧要比战乱频仍之地更为深刻强烈，因为没有人知道纯粹的恶是如何自发产生的，让人怀疑这是否成了一种宿命，是否文明抵达某个高度后就自我厌弃和自我毁灭？是在光明中想象夜的黑暗，还是在暗昧中诅咒人心的黑暗，作者借书中一个小配角之口说道：“我年纪越大，越认为心理不管正不正常，邪恶就是邪恶。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邪恶行为的诱惑，但这不表示我们对邪恶行为就不需要负责任，天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障碍，而我们病得有多严重，从行为上就看得出来。大家都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只要每个人都不相同，就没有平等这回事。黑死病流行的时候，水手只要咳嗽立刻就会被丢下船，他们当然会被丢下船，因为正义是一把很钝的刀子，不管在哲学或审判的层面都是如此……”
怎么说呢？这把刀不能爽快利落地切除恶瘤，也许不一定就是刀子钝了，它要切除的东西多半还牵连着那些健康与不健康的组织与细胞。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看来绝对的正义难以找到立足之地，每个人都得为这个世界的邪恶担一份责任。而哈利·霍勒作为体制中的一员，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正义是他无法摆脱的困惑。
二0一九年八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