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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古玉辨伪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四十余年，前二十年无暇顾及玉器，后二十年逐渐转向以研究古玉为主业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崎岖不平的，也有过一些失误，将伪品误断为真器，但我有勇气自我纠正。因其误导时间不长，影响也有限度，没有造成重大恶果。人非圣贤，总有不足或一时失误。世间没有不吃败仗的常胜将军，也没有从未误诊的“神医”，在我们文物工作者中也不会出现辨伪时从不出错的“慧眼”。关键在于将误差减少到最低程度，有错必纠，在否定错误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力争早日达到真理的彼岸。当然，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古人先辈将他们辛勤培育的成果传给了我们这一代，我们也要像前辈一样留下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后来人，供他们学习、批判、继承、发展。我希望学习玉器、玉文化的年轻一代少走弯路，经过学习锻炼早日成熟。
我经常反思，我在长期的古玉辨伪中获得哪些基本经验，形成了哪些主要观点?说到经验不外乎两个方面，即成功和失败这两种不同的经验。谈起来话长，不是几句话可以交代清楚的，当然可以概括地分为几个有关侧面略加叙述，或者干脆将其转换为辨伪要点的形式，扼要地说说我的基本观点。简而言之，集中为一句话就是：掌握了两种标准器之后方可介入传世古玉辨伪工作，这两种标准器就是打开辨伪殿堂大门的钥匙，进入殿堂后渐趋深入探索其奥秘，假古玉的任何伪装都可以识破，不难还其本来面貌。
何谓两种标准器?第一种标准器是经科学发掘出土的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的历代玉器。这些玉器时代确切，功能明晰，是我国玉器发展史的骨架，也是辨伪的重要标准器。至于晚期墓葬出土前期玉器的个别现象，要经过鉴定程序，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但由于我国社会制度的演变、玉器功能更替、殉葬制度的变化等多种原因，出土玉器成头重脚轻局面，即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最多，此后依次递减，出土的宋元明清时期玉器甚少，很像倒立的金字塔形状。这就是说出土玉器是鉴别史前至秦汉伪玉的有力物证，但是对辨别仿唐至清的伪古玉来说似乎显得无能为力。也就是说，正式发掘出土玉器做辨伪标准器显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那么是否还有另一种标准器可以填补上述不足呢?答复是肯定的。这就是传世伪古玉中的一部分有着辨伪标准器的价值。这种以伪辨伪的做法可能会引起玉器研究家和收藏家们的惊诧和疑惑。其实这种做法是很正常的，也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并没有甚么不可理解的。如果查阅陈性《玉纪》、李凤公《玉纪正误》、刘大同《古玉辨》等鉴藏辨伪专著，不难看到他们均揭露了若干做伪古玉的土法和秘方，这也是一种辨伪利器，是对辨伪颇有裨益的。只是这几位作者因受时代局限，不可能在书中提出辨伪标准器的这种见解而已。在此所指的传世古玉中堪充辨伪标准器者是有条件的，即其少量的纪年款识、千字文编号、刻有御制诗文等玉器，只有这批玉器具有辨伪标准器的价值，确可弥补出土玉器的不足。
上述几种玉器有哪些优越条件促使其可作辨伪标准器?诸如乾隆帝癸酉《玉杯记》御制文记载了姚宗仁祖父两代的烤琥珀色伪沁工艺。我曾多次反复地观察与《玉杯记》御制文有着密切关系的玉双童耳杯，发现附着于器身上的琥珀色伪沁，认识也随之深化。经与御制文反复对照，可以肯定此玉杯也就是乾隆《玉杯记》一文中所描述的那件玉杯，其年代应为康熙时期，是苏州玉肆所制伪古玉中较为普通的一种。其年代相对准确，伪琥珀色沁既有文献记载，又有破绽可凭，故其具有很高的辨伪标准器价值。由于它的存在及对其确认，引发了激烈的连锁反应，相继又发现了过去误定为战国、汉、宋等一大批旧玉，实为所谓“琥珀烫”伪古玉。此后又研究了镌刻御制诗玉器、千字文编号玉器等乾隆帝生前的玉玩。同样，这批玉器也是年代准确或相对准确，有着多种多样伪伤和伪沁，可谓盛清时期古旧玉作伪手段样样俱全，应有尽有，尤其制造伪沁更为老练纯熟，堪称伪古玉工艺之集大成，其土法秘方、花招绝计无不大白于天下。这批有铭刻款识的玉玩，可以说是盛清时期伪古玉的“活化石”，也有着无可辩驳的辨伪标准器价值，这也是打开进入清代辨别伪古玉殿堂大门的一把金钥匙。
我在探索伪古玉辨证的长期过程中，以及在考察有关文献资料方面，也是经历了多次反复之后，终于下定决心系统地研究有关古玉辨伪的文献。譬如关于伪古玉制造起于何时?文献记载共有明末、宋宣政、唐宋等三种说法。经过联系传世玉器、社会背景，综合研究上述伪古玉三种起始说之后，认为我国制造伪古玉的起点应放在明万历初年或嘉靖时期比较妥当。宋宣政说、唐宋说迄今为止尚未找到实物证据，仍然无从论证，只好暂时存疑，留待今后解决。这种见解必然冲击着清代与民国时期甚至现代收藏家的传统观念，对已定为宋代或宋仿的传世古玉的估价均须重新思考并进行认真的探讨与研究。这是我在系统、全面地研究传世古玉辨伪文献的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收获之一。文献中关于伪古玉的加工方法的记载，也是十分丰富多彩的，读后确实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从思想上明确了明清两代玉匠制造伪古玉侧重点不同，对其作伪的基本手段和诸种方法亦多有了解。我相信博物馆工作者、收藏家只要熟知这些伪古伎俩，便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难揭破其伪装，还其本来面貌。当然，文献资料对辨伪的价值远远不止上述列举的几点，其他的研究成果和注释评论，均纳入“中国传世古玉辨伪的文献考察”，可供读者解读和研究时参考。
关于传世古玉辨伪方法的研究也是我经常碰到、不得不进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近几年的综合考察和深入研究，笔者认为，传世古玉辨伪法不外乎有传统辨伪法和科学辨伪法两种，而这两种辨伪法的分水岭是以发掘出土玉器和伪古玉这两种标准器为标志的。如前者缺乏客观的科学依据，以主观推想、揣摩、臆断为其主要特征，有的还引经据典，似乎头头是道，涂上一层考据学风采，富有文人气质，岂不知其欺骗性更大。这种方法通行于明、清两代及民国，甚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收藏家、古玩行或某些博物馆仍取此法。后者是以发掘出土玉器和经过检验的传世古玉为标准器衡量辨别其真伪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客观标准，经过细致观察、深入比较，必要时采用考证方法进行研究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客观的、科学的、准确的，也是可信的，与旧的、主观的辨伪法相对而言称为科学辨伪。当然，利用科技手段检验玉料的品种、成分、比重等固然十分重要，但它不超出矿物学范畴，出土古玉又不可能件件都经检验，所以它不是科学辨伪法的最为重要的条件。
科学辨伪法以两种标准器为武器，注重从玉材、器型、纹饰、做工、铭款、沁色、伤残等七个侧面着眼，逐项辨证，抓住要害作出判断，这也是笔者在辨伪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效经验。 传统和科学这两种辨伪法，固然以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因发掘出土玉器激增，学术价值增强，其鉴定标准价值被发现、应用，引发辨伪领域卷起冲击波，并以此为分水岭，但由于科学辨伪法才刚刚冒起，时日尚浅，加上传播推广的力度都不够，所以尚未为大多收藏家所能掌握或接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仍沿用旧的传统辨伪法去辨别真伪，从地摊、市场商店或者二道贩子手中收购“古玉器”，供自己或同好们玩赏，这就是目前收藏家收藏玉器的基本情况，所以推广科学辨伪法是一件长期的艰苦工作，不能急于求成。
总之，传世古玉辨伪既是古今收藏家鉴赏活动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博物馆整理库存玉器的必须步骤，倘若辨伪标准器不能确认，旧辨伪方法不能革新，而这批为数甚多的传世古玉将永远不会自动转换为科学资料。为了使这批传世旧玉经过科学辨伪工作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貌，成为有益的资料或价值连城的瑰宝，我们必须不断丰富和充实科学辨伪法，并加以推广，使其渐趋成为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的有力武器，这也是我研究传世古玉辨伪并立说成篇的最大心愿。
古玉辨伪要文献和实物相结合
中国玉文化有着上万年的历史。玉器在古代社会的精神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我国史前社会主要用于祭祀神灵(六器)、标志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六瑞)以及用于死后的殓葬(殓尸玉)(参见《周礼注疏·大宗伯》《周礼注疏·典瑞》)。在这三项活动中美的因素也发挥着这样或那样的功能。佩戴用玉器(佩)一定具有美的成分，同时又与祭祀神灵、标志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密切相联。可以说远古(尤其我国东部地区)的一切文化活动都离不开玉和玉器。从这一角度来说，玉、玉器实为文化、理念的载体，又是古代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因而中国玉文化、玉观念、玉器工艺及其艺术得以持续不断地发展繁荣，成为华夏文明的代表性器物。
随着时代推移，在文明社会里玉器的功能逐渐扩大与变化，除了为上层统治者的祭神、政治、生活及殓葬用的玉器之外，还推广到城乡士庶阶层，出现了不少的日常生活习俗及装饰用的各式新型玉器。宋代文人在慕古思潮支配下，积极搜集、整理、研究金、石、玉等古物，并编纂成书，公诸于世，以广流传(详见宋吕大临《考古图》，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欧阳修《集古录》，洪适《隶释》《隶续》，赵明诚《金石录》《金石学》)。至南宋，杭州已有“七宝社”(参见《西湖老人繁盛录·诸行市》)、“七宝考古社”(参见耐得翁《都城纪胜·社会》)和“骨董行”(参见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等经营中外奇珍异宝的商家，出土的古玉也成为他们买卖的对象，流入收藏家手中。
随着收藏古玉的活动逐渐升温，社会对古玉的需求量增加，便出现了出土玉器不足、供不应求的现象。趋利若鹜的古玩行主们乘机组织玉工伪造古玉，以假充真欺骗收藏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参见明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论古玉器》)。这种制造伪古玉的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因而过去留下来的玉器中有不少伪古玉混在传世玉器中，其中相当多的仍被当作三代或汉宋玉器而流传。这种状况不利于我们对玉文化的深入研究。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对传世古玉进行整理，经过辨析，区别真赝，分别对待，将真品编入玉文化及玉器史系列中，给予恰当评价，伪古玉需区别良莠，分别作出适当安排(见拙文《仿古玉》)。
传世古玉的辨伪工作是整理传世玉器的第一步，只有经过辨伪过程，剔除了伪古玉之后，才能集中历代的真玉加以利用或解释，这就是辨伪的目的。
发掘出土的玉器，一般说其下限截止到明代，基本上不存在辨伪问题，所以辨伪是文物博物馆的事情，与考古部门没有多大关系。
传世玉器是指凡未经科学发掘出土、其地点地层不明的或从未入土的玉器。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玉器，是珍贵的历史遗产，其中包括真伪两类。
考古学传入我国之后，经科学发掘出土的玉器，收藏于中央和各省区考古所，其数量并不多。另一方面，仍有大量的非考古发掘的玉器流入文物部门或收藏家手中，现在称这批玉器为流散玉器，它包括工农业生产中经群众发现发掘出来的，以及不法者盗掘出土的玉器，也有大量的仿照图录或原器而制造的伪古玉。同样，也包括经科学发掘出土，或用其他方法挖掘出土的历代玉器以及伪造的古玉等两大类。这里也有鉴定与辨伪的工作。
玉器辨伪的基本方法，是抓住玉器的伪造现象和证据，经判断定为伪器，可以说是一种现场的短时间的辨证工作，个别的不能作出真伪判断的，可暂时存疑，留待今后解决。这种工作很像中医为病人诊断时，经望闻问切之后开出药方一样，在临场的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便当机立断，一锤定音，所用时间短暂，程序简单，也不必劳烦科学仪器，一般只用放大镜和聚光灯即可。给一般人的印象是辨伪非常容易，不费吹灰之力。这种看法从现象来说确实是对的，但其背后隐藏着辨伪人的数十年的辛勤劳动和经验积累，这是一般人看不见、摸不着的。这里面便有一个如何学会掌握辨伪本领的问题。凡是已过世的或仍健在的有所建树的辨伪家，没有不是从实际工作中磨炼而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在博物馆或文物商业工作中通过长期锻炼和刻苦学习，成为了优秀的辨伪家。但是，并不等于凡是在博物馆、文物店中接触文物数十年之后，都笃定成为辨伪家。总之，一位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在长期的文物工作中若想掌握文物辨伪的方法，一是要留心观察，二是要登门入室。当然，留心的文物工作者很多，但得其门而入者却甚少。那么门在何方?我的答复是眼前这批有经验的老文物工作者。我们应该好好地向他们求教，甚至是入门拜师，执弟子之礼。当然，听了他们经验之谈以后，还必须作出分析，判断是非，接受其正确的，抛弃其错误的，还要学习明清鉴赏文物的古文献。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对文物的详细观察，心有所得，日积月累，由浅入深，以至登堂入室。这是古今辨伪家成道的路子。收藏家和爱好古玉者，如何学会辨伪，当另有蹊径，各有自己的方法以及秘诀和绝招。文物收藏界人多势众，其中不乏高明者，但也有一些误人子弟的无所作为者。
大学生、研究生学习玉器辨伪，确是亘古未有的崭新事物。结合我自己的经验，反复思忖，是不能再走老路，要走上一条新路，这就是首先从文献入手，学习前代文人收藏家怎样辨伪，先要理解，再结合实际进行批判继承的整理工作，接受其正确的主张，抛弃其错误的看法。其次是从接触实物中学习辨伪，这是基本的方法，也是必由之路。上述两种方法要结合起来，不要顾此失彼只抓一头。我们要做有科学知识、先进理论而又以经验为本的辨伪家，切莫做空头辨伪家和只有经验而无理论的辨伪家。所以，我也从文献和实物两个方面来阐述玉器辨伪的问题。以下着重从明清文献来考察古玉辨伪，拟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
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四十余年，前二十年无暇顾及玉器，后二十年逐渐转向以研究古玉为主业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崎岖不平的，也有过一些失误，将伪品误断为真器，但我有勇气自我纠正。因其误导时间不长，影响也有限度，没有造成重大恶果。人非圣贤，总有不足或一时失误。世间没有不吃败仗的常胜将军，也没有从未误诊的“神医”，在我们文物工作者中也不会出现辨伪时从不出错的“慧眼”。关键在于将误差减少到最低程度，有错必纠，在否定错误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力争早日达到真理的彼岸。当然，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古人先辈将他们辛勤培育的成果传给了我们这一代，我们也要像前辈一样留下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后来人，供他们学习、批判、继承、发展。我希望学习玉器、玉文化的年轻一代少走弯路，经过学习锻炼早日成熟。
我经常反思，我在长期的古玉辨伪中获得哪些基本经验，形成了哪些主要观点?说到经验不外乎两个方面，即成功和失败这两种不同的经验。谈起来话长，不是几句话可以交代清楚的，当然可以概括地分为几个有关侧面略加叙述，或者干脆将其转换为辨伪要点的形式，扼要地说说我的基本观点。简而言之，集中为一句话就是：掌握了两种标准器之后方可介入传世古玉辨伪工作，这两种标准器就是打开辨伪殿堂大门的钥匙，进入殿堂后渐趋深入探索其奥秘，假古玉的任何伪装都可以识破，不难还其本来面貌。
何谓两种标准器?第一种标准器是经科学发掘出土的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的历代玉器。这些玉器时代确切，功能明晰，是我国玉器发展史的骨架，也是辨伪的重要标准器。至于晚期墓葬出土前期玉器的个别现象，要经过鉴定程序，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但由于我国社会制度的演变、玉器功能更替、殉葬制度的变化等多种原因，出土玉器成头重脚轻局面，即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最多，此后依次递减，出土的宋元明清时期玉器甚少，很像倒立的金字塔形状。这就是说出土玉器是鉴别史前至秦汉伪玉的有力物证，但是对辨别仿唐至清的伪古玉来说似乎显得无能为力。也就是说，正式发掘出土玉器做辨伪标准器显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那么是否还有另一种标准器可以填补上述不足呢?答复是肯定的。这就是传世伪古玉中的一部分有着辨伪标准器的价值。这种以伪辨伪的做法可能会引起玉器研究家和收藏家们的惊诧和疑惑。其实这种做法是很正常的，也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并没有甚么不可理解的。如果查阅陈性《玉纪》、李凤公《玉纪正误》、刘大同《古玉辨》等鉴藏辨伪专著，不难看到他们均揭露了若干做伪古玉的土法和秘方，这也是一种辨伪利器，是对辨伪颇有裨益的。只是这几位作者因受时代局限，不可能在书中提出辨伪标准器的这种见解而已。在此所指的传世古玉中堪充辨伪标准器者是有条件的，即其少量的纪年款识、千字文编号、刻有御制诗文等玉器，只有这批玉器具有辨伪标准器的价值，确可弥补出土玉器的不足。
上述几种玉器有哪些优越条件促使其可作辨伪标准器?诸如乾隆帝癸酉《玉杯记》御制文记载了姚宗仁祖父两代的烤琥珀色伪沁工艺。我曾多次反复地观察与《玉杯记》御制文有着密切关系的玉双童耳杯，发现附着于器身上的琥珀色伪沁，认识也随之深化。经与御制文反复对照，可以肯定此玉杯也就是乾隆《玉杯记》一文中所描述的那件玉杯，其年代应为康熙时期，是苏州玉肆所制伪古玉中较为普通的一种。其年代相对准确，伪琥珀色沁既有文献记载，又有破绽可凭，故其具有很高的辨伪标准器价值。由于它的存在及对其确认，引发了激烈的连锁反应，相继又发现了过去误定为战国、汉、宋等一大批旧玉，实为所谓“琥珀烫”伪古玉。此后又研究了镌刻御制诗玉器、千字文编号玉器等乾隆帝生前的玉玩。同样，这批玉器也是年代准确或相对准确，有着多种多样伪伤和伪沁，可谓盛清时期古旧玉作伪手段样样俱全，应有尽有，尤其制造伪沁更为老练纯熟，堪称伪古玉工艺之集大成，其土法秘方、花招绝计无不大白于天下。这批有铭刻款识的玉玩，可以说是盛清时期伪古玉的“活化石”，也有着无可辩驳的辨伪标准器价值，这也是打开进入清代辨别伪古玉殿堂大门的一把金钥匙。
我在探索伪古玉辨证的长期过程中，以及在考察有关文献资料方面，也是经历了多次反复之后，终于下定决心系统地研究有关古玉辨伪的文献。譬如关于伪古玉制造起于何时?文献记载共有明末、宋宣政、唐宋等三种说法。经过联系传世玉器、社会背景，综合研究上述伪古玉三种起始说之后，认为我国制造伪古玉的起点应放在明万历初年或嘉靖时期比较妥当。宋宣政说、唐宋说迄今为止尚未找到实物证据，仍然无从论证，只好暂时存疑，留待今后解决。这种见解必然冲击着清代与民国时期甚至现代收藏家的传统观念，对已定为宋代或宋仿的传世古玉的估价均须重新思考并进行认真的探讨与研究。这是我在系统、全面地研究传世古玉辨伪文献的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收获之一。文献中关于伪古玉的加工方法的记载，也是十分丰富多彩的，读后确实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从思想上明确了明清两代玉匠制造伪古玉侧重点不同，对其作伪的基本手段和诸种方法亦多有了解。我相信博物馆工作者、收藏家只要熟知这些伪古伎俩，便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难揭破其伪装，还其本来面貌。当然，文献资料对辨伪的价值远远不止上述列举的几点，其他的研究成果和注释评论，均纳入“中国传世古玉辨伪的文献考察”，可供读者解读和研究时参考。
关于传世古玉辨伪方法的研究也是我经常碰到、不得不进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近几年的综合考察和深入研究，笔者认为，传世古玉辨伪法不外乎有传统辨伪法和科学辨伪法两种，而这两种辨伪法的分水岭是以发掘出土玉器和伪古玉这两种标准器为标志的。如前者缺乏客观的科学依据，以主观推想、揣摩、臆断为其主要特征，有的还引经据典，似乎头头是道，涂上一层考据学风采，富有文人气质，岂不知其欺骗性更大。这种方法通行于明、清两代及民国，甚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收藏家、古玩行或某些博物馆仍取此法。后者是以发掘出土玉器和经过检验的传世古玉为标准器衡量辨别其真伪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客观标准，经过细致观察、深入比较，必要时采用考证方法进行研究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客观的、科学的、准确的，也是可信的，与旧的、主观的辨伪法相对而言称为科学辨伪。当然，利用科技手段检验玉料的品种、成分、比重等固然十分重要，但它不超出矿物学范畴，出土古玉又不可能件件都经检验，所以它不是科学辨伪法的最为重要的条件。
科学辨伪法以两种标准器为武器，注重从玉材、器型、纹饰、做工、铭款、沁色、伤残等七个侧面着眼，逐项辨证，抓住要害作出判断，这也是笔者在辨伪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效经验。 传统和科学这两种辨伪法，固然以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因发掘出土玉器激增，学术价值增强，其鉴定标准价值被发现、应用，引发辨伪领域卷起冲击波，并以此为分水岭，但由于科学辨伪法才刚刚冒起，时日尚浅，加上传播推广的力度都不够，所以尚未为大多收藏家所能掌握或接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仍沿用旧的传统辨伪法去辨别真伪，从地摊、市场商店或者二道贩子手中收购“古玉器”，供自己或同好们玩赏，这就是目前收藏家收藏玉器的基本情况，所以推广科学辨伪法是一件长期的艰苦工作，不能急于求成。
总之，传世古玉辨伪既是古今收藏家鉴赏活动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博物馆整理库存玉器的必须步骤，倘若辨伪标准器不能确认，旧辨伪方法不能革新，而这批为数甚多的传世古玉将永远不会自动转换为科学资料。为了使这批传世旧玉经过科学辨伪工作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貌，成为有益的资料或价值连城的瑰宝，我们必须不断丰富和充实科学辨伪法，并加以推广，使其渐趋成为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的有力武器，这也是我研究传世古玉辨伪并立说成篇的最大心愿。
古玉辨伪要文献和实物相结合
中国玉文化有着上万年的历史。玉器在古代社会的精神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我国史前社会主要用于祭祀神灵(六器)、标志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六瑞)以及用于死后的殓葬(殓尸玉)(参见《周礼注疏·大宗伯》《周礼注疏·典瑞》)。在这三项活动中美的因素也发挥着这样或那样的功能。佩戴用玉器(佩)一定具有美的成分，同时又与祭祀神灵、标志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密切相联。可以说远古(尤其我国东部地区)的一切文化活动都离不开玉和玉器。从这一角度来说，玉、玉器实为文化、理念的载体，又是古代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因而中国玉文化、玉观念、玉器工艺及其艺术得以持续不断地发展繁荣，成为华夏文明的代表性器物。
随着时代推移，在文明社会里玉器的功能逐渐扩大与变化，除了为上层统治者的祭神、政治、生活及殓葬用的玉器之外，还推广到城乡士庶阶层，出现了不少的日常生活习俗及装饰用的各式新型玉器。宋代文人在慕古思潮支配下，积极搜集、整理、研究金、石、玉等古物，并编纂成书，公诸于世，以广流传(详见宋吕大临《考古图》，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欧阳修《集古录》，洪适《隶释》《隶续》，赵明诚《金石录》《金石学》)。至南宋，杭州已有“七宝社”(参见《西湖老人繁盛录·诸行市》)、“七宝考古社”(参见耐得翁《都城纪胜·社会》)和“骨董行”(参见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等经营中外奇珍异宝的商家，出土的古玉也成为他们买卖的对象，流入收藏家手中。
随着收藏古玉的活动逐渐升温，社会对古玉的需求量增加，便出现了出土玉器不足、供不应求的现象。趋利若鹜的古玩行主们乘机组织玉工伪造古玉，以假充真欺骗收藏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参见明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论古玉器》)。这种制造伪古玉的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因而过去留下来的玉器中有不少伪古玉混在传世玉器中，其中相当多的仍被当作三代或汉宋玉器而流传。这种状况不利于我们对玉文化的深入研究。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对传世古玉进行整理，经过辨析，区别真赝，分别对待，将真品编入玉文化及玉器史系列中，给予恰当评价，伪古玉需区别良莠，分别作出适当安排(见拙文《仿古玉》)。
传世古玉的辨伪工作是整理传世玉器的第一步，只有经过辨伪过程，剔除了伪古玉之后，才能集中历代的真玉加以利用或解释，这就是辨伪的目的。
发掘出土的玉器，一般说其下限截止到明代，基本上不存在辨伪问题，所以辨伪是文物博物馆的事情，与考古部门没有多大关系。
传世玉器是指凡未经科学发掘出土、其地点地层不明的或从未入土的玉器。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玉器，是珍贵的历史遗产，其中包括真伪两类。
考古学传入我国之后，经科学发掘出土的玉器，收藏于中央和各省区考古所，其数量并不多。另一方面，仍有大量的非考古发掘的玉器流入文物部门或收藏家手中，现在称这批玉器为流散玉器，它包括工农业生产中经群众发现发掘出来的，以及不法者盗掘出土的玉器，也有大量的仿照图录或原器而制造的伪古玉。同样，也包括经科学发掘出土，或用其他方法挖掘出土的历代玉器以及伪造的古玉等两大类。这里也有鉴定与辨伪的工作。
玉器辨伪的基本方法，是抓住玉器的伪造现象和证据，经判断定为伪器，可以说是一种现场的短时间的辨证工作，个别的不能作出真伪判断的，可暂时存疑，留待今后解决。这种工作很像中医为病人诊断时，经望闻问切之后开出药方一样，在临场的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便当机立断，一锤定音，所用时间短暂，程序简单，也不必劳烦科学仪器，一般只用放大镜和聚光灯即可。给一般人的印象是辨伪非常容易，不费吹灰之力。这种看法从现象来说确实是对的，但其背后隐藏着辨伪人的数十年的辛勤劳动和经验积累，这是一般人看不见、摸不着的。这里面便有一个如何学会掌握辨伪本领的问题。凡是已过世的或仍健在的有所建树的辨伪家，没有不是从实际工作中磨炼而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在博物馆或文物商业工作中通过长期锻炼和刻苦学习，成为了优秀的辨伪家。但是，并不等于凡是在博物馆、文物店中接触文物数十年之后，都笃定成为辨伪家。总之，一位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在长期的文物工作中若想掌握文物辨伪的方法，一是要留心观察，二是要登门入室。当然，留心的文物工作者很多，但得其门而入者却甚少。那么门在何方?我的答复是眼前这批有经验的老文物工作者。我们应该好好地向他们求教，甚至是入门拜师，执弟子之礼。当然，听了他们经验之谈以后，还必须作出分析，判断是非，接受其正确的，抛弃其错误的，还要学习明清鉴赏文物的古文献。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对文物的详细观察，心有所得，日积月累，由浅入深，以至登堂入室。这是古今辨伪家成道的路子。收藏家和爱好古玉者，如何学会辨伪，当另有蹊径，各有自己的方法以及秘诀和绝招。文物收藏界人多势众，其中不乏高明者，但也有一些误人子弟的无所作为者。
大学生、研究生学习玉器辨伪，确是亘古未有的崭新事物。结合我自己的经验，反复思忖，是不能再走老路，要走上一条新路，这就是首先从文献入手，学习前代文人收藏家怎样辨伪，先要理解，再结合实际进行批判继承的整理工作，接受其正确的主张，抛弃其错误的看法。其次是从接触实物中学习辨伪，这是基本的方法，也是必由之路。上述两种方法要结合起来，不要顾此失彼只抓一头。我们要做有科学知识、先进理论而又以经验为本的辨伪家，切莫做空头辨伪家和只有经验而无理论的辨伪家。所以，我也从文献和实物两个方面来阐述玉器辨伪的问题。以下着重从明清文献来考察古玉辨伪，拟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