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每到此时，都特想我高龄的母亲。前两年的母亲节，我都回老家看了母亲，并以《背》为题，写了一些文字。祝母亲健康长寿，希望我一年一篇的《背》能延续到《背-续十》，菩萨保佑！今天一早驱车回老家看母亲，推开门看到母亲的背影，还是坐在客厅老位置的椅子上（母亲自去年冬天以后就不能站立了）。她听力很好，我喊她，她马上就答应。而且，这次她居然未经提示，直接叫出了我的小名：七婆。原来看过龙应台写的《目送》，抒写父母与子女之情的，很受感动。但我也觉得，自母腹中诞生以后，人生可能会与父母渐行渐远，但终究身体和心灵会回归母体。这两年随着母亲的年龄增高、痴呆症加剧、身体更加虚弱，我身在外地，却越发地想念母亲，想到很早以前母亲的一些事。
　　听我母亲说过，我在很小的时候差一点让人抱养 ，因家里姊妹太多担心不能养活。事实上我顶上的一个姐姐生下不久就饿死了，当然那正是60年过粮食关时期。两年后我出生了，情况稍好一点点，但我父亲却得了重病。估计是父亲自知无法尽抚养之责，担心日后母亲难把孩子养大，私下答应将我抱给本街的一对张姓夫妇，但我母亲坚决不干。那家夫妇早上来领人时，母亲拿一条长凳横放在门口，她坐在当中，硬是没让那家人把我抱走。那家人住在老家小镇的上街子，童年时每天读书都要从他家门前经过。街上人称那女的叫“尸孃”，就是“仙婆”一类的吧，小时候想到这名字，心里多少有点毛乎乎地。她的颧骨有些突起，跟鲁迅笔下的杨二嫂一样，样子难看。总之，就觉得她“恶叫叫”的，不像个好人。门前街阳上摆一个小滩，卖些水烟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那男的长得很是高大，五官还算周正，脸上堆了些许横肉，虽算不上怒目圆睁，但总感到有一丝寒意。不过大多数时候是：小滩边放有一张长马驾椅，他手里握一支很长很长的烟杆（估计解放前是抽大烟的），翘着二郎腿躺着。长大些后，我常常庆幸：幸亏自己没被抱养给他们，那对夫妇可真不是个善主。不然我的人生不知好阴暗、有多悲催……听母亲说，父亲得的是“鼓胀病”，临死前肚子里装满了水，肚子很大。小时候街上有些小伙伴老是叫我“大肚皮”，这显然是一个贬义的，含辱骂语气的外号。这不是在别人伤口上撒盐吗！心中很是不快。那个年代的人，大大小小的，素质都极低。其实父亲得的就是肝病，没法治，两年之后便去世了，那时我三岁，弟弟才一岁。
　　母亲原是老家镇上的一家饭店的职工，属于集体所有制的那种社会商业，与我家仅一墙之隔。还记得店名叫“青春食堂”，可能是因为店里年轻人（主要是年轻女子）多些的缘故罢。文革开始后，啥都要革命，要有革命色彩，一片红，于是改名为“工农兵饭店”。我家所住的“友爱街”，也没能逃脱厄运，名字也被“革命”了。搞笑的是，把“友爱街”从街中间剖开，我家住北面的半边街改为“反修街”，对面的半边街改成为“反帝街”。这样一来，改个街名，顺便就把美帝苏修一并给收拾了。那个时候母亲是不会，也不可能跟着那些年轻女子去享受青春的浪漫的，也更不去掺和那些是是非非的“政治”。母亲是文盲，又一个人拖儿带女。她只知道上班干活，只知道怎样让家中的孩子不饿着、不冻着。印象中母亲总是忙忙碌碌的。那时候，家里生活确实很困难，感觉好像经常是饥肠辘辘的，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因我家在饭店隔壁，母亲常常能捡回些饭店食客吃剩的“油汤汤”，以补充我们的食物。“油汤汤”香喷喷的，比家里的煮红苕、面疙瘩好吃多了，我们兄妹几个都争着吃。那时才不讲究什么卫不卫生哟。这样看来，我们兄妹几个在那个年代都能活下来，到现在个个身体都健康，必须得归功于我们从小练就的一身“抗病毒”的神功。不过那时大家都难，到饭店的食客大多都吃不上大餐，充其量点一道荤菜享用，就算豪华了，所以我们能吃到的真的就是残汤剩水了。
　　从小我就有这样一种感觉，母亲特别喜欢帮助别人，按我们俗语说的就是很爱帮忙。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大事小事，只要是她能做到的，她都尽其所能地给予帮助。物质上帮不了的，她就会给你出主意、想办法，总之是一个典型的“热心肠”人。老家地处内乐公路的中间，过往的车辆较多，且多在老家小镇吃饭，甚或住宿。那些常年跑车的师傅，特别是盐业地质钻井大队的师傅，经常得到我母亲的帮助。有的师傅出车时都不多带衣服，反正如遇天气降温时，在长山黄大姐那里加衣服就是了。以至于我父亲去逝多年，母亲照样把他的衣服经常都洗得干干净净的，为了让那些外出的年轻师傅们加衣御寒。当时家里生活困难，但一年四季泡菜却多，因为有的师傅吃饭时喜欢泡菜，母亲便回家取过来（那时饭店是不提供泡菜的）。如此种种，母亲就是这样地与人友善，关爱他人。同样地，我想那些得到过母亲帮助的人，也一定很感激和敬重我母亲的。我不能确定有没有个别的师傅，有时甚至会点一个荤菜，然后故意吃不完，好让我母亲带回家，让我们解解馋呢？！也许有吧。多年以后的一次经历可以对此佐证。98年，我考入钻井大队驻地的那座城市的师范学校，那年我16岁。国庆节放假几天，没钱，却想回家，于是我决定走到钻井大队去碰碰运气。那单位较大，人多，车也不少，可转悠了好一阵子，也没碰到一个熟面孔。我没灰心，干脆直接走进他们的办公室。那么大一个单位，我本来就认识不了几个人，更不知道名字。忘了当时怎样问的，总之，有个人立马站起来，吃惊地说：你就是黄大姐的娃娃？然后，他便带我去车队，只听他大声嚷嚷：今天有车发长山吗？这是长山黄大姐的娃娃……好几个人都过来看我，但他们的车都不发长山方向。后来他又带我去大队调度室，查到第二天有发长山方向的车。当天中午在他们单位食堂吃饭时，他照样跟众人介绍：这是长山黄大姐的娃娃。同样地很多的人都过来看我，询问搭车的事落实了没。下班后，他带我回他家，直到第二天把我送上车。
　　我家的房子比较宽，长条形的，外面当街，后门临河。临街的那间正屋特别大，后面左边隔出一间卧室。印象中，这正屋不是我家人能享用的，一到赶场天，全被乡坝头的人“霸占”。对此，看不出我母亲有丁點抱怨，也许母亲是专门为他们提供方便的。我的父亲是入赘的，老家离镇上几里路。光辉大队、人民大队的本家、熟人特多，自然我家就成了他们的会馆。那些人有事无事，只要上街，都到我家落脚。也是，老家小镇确实小，抽半支香烟就能走过通街，那些人转够了，不到我家来，又到哪里去！那个年代，总觉得闲人特别多。身无分文，也不办任何事，就要窜到街上转悠。印象很深的是：中午放学回家，夏日炎炎，街上好像没俩人，家里却是黑压压的一大片。门槛上坐了人，我得挤着跨过门槛，再挤着走到里屋。人困马乏，想躺上床睡个大觉，却只见床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阵地”被乡坝头的人占领了……
　　善良和仁慈总是孪生兄弟，我的母亲，心肠既是火热的又是柔软的，她天生有一颗怜悯之心。她同情弱者。文革时期有一次，街上造反派揪斗殴打一个邻居走资派，她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许他们打人。母亲出身贫农，又没文化，她才不管那么多呢！有时赶场天“四管会”外面桥头上，会有个把人被捆起双手示众。主要是小偷之类的，也有重庆知青，因为偷农民的鸡被逮住。那些重庆知青，小小年纪，背井离乡，远离父母，也许确实也太饿了。示众就算了，但有的人偏要动手打，还不轻。每每遇到这种情形，母亲都会极力劝说制止，说这些娃娃也很“遭孽”（可怜）。
　　成年后，我当了一名中学老师，在母亲的眼里是个文弱书生。工作十五年后，没想到竟然“投笔从戎”，改行当了一名警察。记得改行后不久，母亲知道点我工作的特殊性质，告诫我：七婆（我小名），你别打他们哦，那些人也很“遭孽”的。我这人，天生自负，一般人的人的话我是不会听的。但母亲的话，在我心中就是圣旨，我是决计要遵从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碰”过一次我的工作对象。
　　小时候， 母亲从没有打骂过我们兄妹几个，特别是对最小的我和弟弟两个，她都宠爱有加。不管我们有多顽皮，甚至搞些恶作剧，她都不会打我们的。记得有一次，傍晚，和儿时邻居玩友，看到母亲上班的饭店外停有一辆架架车（板车），那是几十百里外三江、马踏来我老家煤厂拖煤的，我老家产煤。我们轮换着去练板车驾驶技术，因操作不当，架架车在急驶中触地，导致把手折断，惹下一场大祸，心想，遭了，要赔“耍党”（因玩耍时损坏东西而赔偿），吓得不得了。要知道那些外地人，真的很可怜。他们带着干粮，揣着一年工分换来的钱，赶百多里路来买一年用的烧煤。后来，还是一小伙伴的父亲，拆一根自家的锄把换上，免强代替驾驾车把手。那些外地人也真本份老好，一点都没要挟我们各家的大人。不知那些人终究把煤拖回家没有？应该够他们一路折腾地。总之，没见他们赶回程时来找麻烦。照例，这次我仍然没挨打。不过，出了锄把的那家娃儿，被打惨了，估计是他父亲出了锄把，还得出气……
　　母亲退休以后，开始信佛。她经常去朝真武山醒悟寺（就在老家），一直到得了老年痴呆症以后才停止。母亲很慷慨，成了那儿的一个大施主。我佛慈悲，佛恩浩荡，佛的善良慈悲，不就是我母亲一生的写照吗！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我祝愿母亲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