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小学的某一天，同学间闲聊，“各言尔志”，我没有什么明确方向，只说了一句“只要不当老师就行”。谁知阴差阳错，我竟然考上师范，最后成为人师。
　　教师是一种影响人的职业。我自认为可以管好自己，但对领导和影响别人信心不足。更何况是一个18岁的青涩教师去管五十名初一新生？第一节课的情形我不记得了。肯定没有像沈从文先生那样，站在教室十多分钟不能说一字。但像他那样一节课的内容提前10分钟讲完，那是一定的。好在师生都是新丁，彼此相安无事，算是开篇不错，实现了“软着陆”。
　　两个星期之后，我学会了在课堂上扯闲篇、适当提问、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一节课内容全讲完，下课铃却迟迟不响的尴尬再没有出现过。而我与学生们相互摸底几个回合下来，新的状况出现了。那天我正讲得起劲，底下一个叫张杰的学生又开始说小话。按照以往的惯例，我盯着他说了一句：“站到外面去。”他竟然听若未闻，我自觉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走上前厉声道：“滚出去！”他坐在位置上不动，仰头看我，满脸都是不服。我哪受得了这个，恼羞成怒，抓住他的领口就往门口拖。他两手抱着桌子，两腿拼命往后使劲。可一个12岁的孩子哪是我的对手，他终于被我拖出了教室，连桌子一块。再走进教室，我还气得直抖。学生也吓住了，连倒地一片的桌凳都忘记扶起来。接下来的讲课，纪律好极了，因为每个学生脸上都写满恐惧。
　　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而且我是胜利者。一星期后，我下班走在操场上，耳边听到一个人喊我的名字。扭头一看，正是张杰，他还挑衅地看着我。我叫他过来，他却边跑边叫我的名字。我那时候真是太要脸面了，抬腿就追，三步两步就揪住了他的后领。他挣掉了两颗纽扣，还是被我按到了地上。他看到扬起巴掌，赶忙捂住脸。我忽然觉得内疚起来，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土，留下惊愕的张杰和观众离开了。
　　张杰后来也没怎么捣乱。我们的关系一般般，没有发生众多老师文章里写得那种逆转性变化，一直到他毕业。5年后，我还碰到过一个这样的学生，我让他到站外面，他说：“你不能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我没有动手，而是用“全班其他人的权利大于你的权利，你行使自由时不能影响别人的自由”一类的说辞让他自动站到了外面。但如果今天还碰到这样的学生，我会说：“张杰同学有些走神儿，这说明我的课不够生动。现在请大家给我提一点建议吧。”因为我终于知道：老师的尊严靠强权是争不来的，你足够优秀了自然会有脸。
　　教师不仅要影响学生，还得影响家长。有一个胡姓的学生，有一天铁路警察到学校里来，说逮住他偷铁路上的东西。政教主任叫我加强教育。想到严重违纪给班级本月评比带来的巨大损失，我真是火冒三丈。在一顿训斥之后，依然余怒未消，就临时起意在回家前先到他家去一趟。走进家门，见他父亲正坐在堂屋吃饭。我就从铁路警察告状说起，历数了胡同学在学校的各种恶劣表现。他的父亲一直默默听着，还不时地扒一口碗里的饭。我说完之后，见他无动于衷，一点批评孩子的意思也没有，就忍不住气地说：“他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作为家长你怎么一点表示也没有？”家长顿时也气冲冲地说：“咋的，你还想让我给你整一桌子菜呀！”最后，在邻居的劝阻下，我才气冲冲地结束了这次恶梦般的家访。
　　将心比心一想，根本不能怪人家家长。第一，你选择的时机不对，正是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师来家访，不就是来蹭饭的吗？第二，一进门就接连不断地告状，搁谁心里也不会舒服。第三，家访前没有充分准备，以告状为目的，根本起不到教育的效果。第四，说话不讲策略，还易引起歧义，冲突是必然的。
　　以后的家访就好多了，因为我知道家访的目的是想让他健康成长，是出于爱，而不是借助家长来惩戒。之后我还坚持每月给学生写一次评语来增进与家长交流。评语当中尽量挖掘学生的优点，用老师希望他的样子去影响他们，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教生涯中也会受到同事的影响。教书不长时间之后，我在课堂上完全可以应付，学生成绩虽然不能总考第一，但也绝不会考到最后。这让我对教书有了轻慢的意思。加上当时学校实行弹性坐班制，没有课可以不用来。于是经常是有课的时候掐点到了，上完课改完作业之后我就走人。有一次下课后，同事们聊天，恰好那一天在座的都是我的几个初中老师，他们先说起我在学生时代的青涩表现，又各自说起当年自己年轻时的工作状况。其中姚志英老师说她经常缠着教研组长问问题，杨明武老师说他主动找领导要求当班主任，周建华老师说她刚到学校的时候，每天早晨提前到校搞卫生、打水，范红英老师说她课余时间参加各类集体活动……我听着听着脸就红了，仿佛他们又在给我上课一般。他们这些“不经意”的点拨让我及时地刹住了自得自满、自我封闭的倒车，让我没有在教书一两年之内就陷入职业倦怠的泥潭。
　　同事当中也不全都是这样融洽的。记得我带初二那年，同年级的一位老教师总是找我的茬儿，出了问题都朝我这儿推；两个人班上的学生闹矛盾了，他总是一味袒护自己的学生；有时候为了竞争还擅改学生成绩。我开始一直隐忍，但心里总是不大舒服。我就找了王海凌老师——他曾是我初中时的班主任——聊这个事。王老师说：没有必要，他毕竟是一个老教师，引起争执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你就当这是因为你的优秀给他带来压力就好了。再说，日久见人心，一个人不能永远靠阴谋诡计成事。我想想也是，就只管做自己该做的事。时间一长，那位老教师大概也觉得无趣，不再针对我了。
　　再后来，我迷上了教改。不断尝试各种教学教法，魏书生、钱梦龙、洪镇涛、余映潮、胡明道……东一招，西一式，课堂结构不断改变，经常是一个学期换一种教法。有的有效果，有的简直是失败到家。好在我的领导们一直对我比较宽容，没怎么批评过我，这让我的“教改”之路走得比较顺畅。而对我的这些“实验”最有发言权的学生们，他们却只能默默接受，最终他们所受到的影响是怎样的，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当年，我还嫉恶如仇，不容忍，经常会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解决学生间的冲突。比如班上出现收保护费等类似“黑社会”性质的事件之后，我最初都是以牙还牙，强迫那些“大哥”当我的“小弟”，每天下课之后必须到我办公室报到，我到哪他必须跟到哪，我要让他们尝一尝被“奴役”的滋味。可这样的效果并不明显，还往往让这些“大哥”在没有我的监控之时变本加厉。很久之后我才学会了疏导：一是在班级扬正气、树榜样，消除“黑社会”出现的土壤。二是辩是非、造舆论，具体做法是以“如何做一个有品位的黑社会”为主题开班会讨论。因为我知道这些孩子大都是被电影里古惑仔所谓的“酷”吸引，并非真的黑社会。而最终我们都会通过讨论，将“有品位的黑社会”定义为三个方面：其一，黑社会形成的模式是挑战权威并最终建立自己的新秩序；其二，黑社会的核心理念是锄暴安良；其三，黑社会组建初期不以敛财为目的，应以吸收会员、广积人脉、扩大影响为宗旨。这些讨论将学生的“黑社会”倾向从欺凌弱小引向勇敢个性、保护幼弱、团结多数、责任担当这些极具正能量的方面。 　　当年，我追求名次，处处以提高学生成绩为第一要务。我曾经打着教改的名头，用极短的时间把课文上完，然后用题海战术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我曾经以“因材施教、分层教学”之名向校长建议分快慢班，只培养几个能上重点中学的苗子以达到“一俊遮百丑”的效果。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当老师的应该有一颗悲悯之心，我们应该学会站在学生的立场以平等之心看人。我们可以以高分为目标，但不能以此为唯一目标，更不能拿这一个标尺去量每一个学生。我也渐渐不以“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师”这句话自我摧残和摧残学生。我承认每个人都可以成功，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学校教育成功。人的成功之路千万条，老师要做的是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条。
　　当年，我追求完美，积极进取，充满正能量。在全校学生做操无精打采时的时候，我要求班上的每个人精神抖擞；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可以让大家知道我的班级与众不同。我用活动充满学生的业余生活，总是力求让他们处在一种兴奋之中。哪怕是外出野炊郊游，我都要设计面对襄江齐唱《东方之珠》的桥段以培养他们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我喜欢并肯定性格开朗的学生，将内向拘谨视为病态。我将励志、理想当成教育成功的最大法宝……可年齿渐长，闲逸之心与日俱增，我又明白，其实人不能永远“满血”前行。在古希腊语中，“学校”的含义是闲暇，唯有在闲暇之中，在时间的保证之下，学生才能够自由。而我给学生的闲暇和自由太少了，我以为“一切尽在掌控”才是最安全的状态。而喜怒哀惧等七情六欲，也样样有价值，它们是人生多姿彩的证明。我的学生要积极进取，但也不妨心有旁骛；我的学生要健康向上，但他们也应该明白：灰心、忧郁、懒散也是人生的常态，我们要接受一个完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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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由一个不喜欢当教师的心态入行，二十五年来的经历可说是状态百出，回首赧颜。之所以能毫发无损地“活”到现在，除了“幸运”这两个字，我真是找不到别的词。在这两个字里，有同事的帮助，有领导的包容（这绝不是官样文章），有家长的信任，更得感谢当年的学生维权意识差。要是在当下，我估计早就被当成反面典型清理出教师队伍了。我成长了，但我却并不开心。因为这种成长中有好多是以牺牲学生的童年幸福为代价的。唯一庆幸的是我还有机会写下这些，给后来的年轻人以借鉴。如果这也能称得上是一种影响的话，那我的青葱岁月也不能算一无是处了。
　　（作者单位：湖北襄阳市襄城区教研室）
　　本栏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