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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
年仅17岁的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尤萨夫扎伊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出生于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马拉拉是女童受教育的坚实倡导者,她用坚持学习和写博客的方式,对抗和批判塔利班禁止女童上学的极端政策。
2012年10月9日,因为不懈地争取受教育权,马拉拉在乘校车回家途中,遭到武装分子近距离枪击,头部中枪濒临死亡。但她又奇迹般地生还、康复,走上了为争取女性的受教育权而不懈奋战的道路。
2013年7月12日,为了表彰马拉拉为巴基斯坦女童争取受教育权利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联合国将每年的7月12日定为“马拉拉日”。当天,正好是16岁生日的马拉拉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
“成千上万的人被恐怖分子杀害,数百万人因此而受伤。我只是其中之一。为此我站在这里,一个女孩,于人群之中。我不是为自己说话,而是为那些无法让人听到他们声音的人说话。”
在她16岁生日那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马拉拉过生日了,让我们许诺送上最好的礼物——为世界上每个女孩和男孩提供优质教育。”
简体中文版——《我是马拉拉》
《我是马拉拉》用朴实准确的语言,全面真实地再现了马拉拉的传奇经历。全书充满一种向上的活力与希望,年轻的马拉拉用轻松、优雅的语言,发出了连子弹都无法穿透的坚定力量,让读者看到一个经历重大灾难的女孩是如何成长、如何用行动影响世界的。
精彩试读:
我来自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午夜建立。而我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时刻,刚过正午。
一年前,我离家去学校,没曾想,却再也没能回去。我被塔利班分子开枪击中,失去意识,然后就被带离了我的国家——巴基斯坦。有些人说我永远都不会返回故乡了,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去的。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心爱的祖国。
现在,每天清晨,当我睁开双眼,都期盼着能回到自己的旧房间。屋里摆满了我的东西,满地都是衣服,架子上摆满了我获得的奖状。而事实上,我却身在一个离我的故乡——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有五小时时差的国家。
我站在窗边,能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闭上眼睛,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我的故乡——顶峰白雪皑皑的高山、绿意盎然的原野,还有碧蓝的河水。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和我的老师以及同学们在一起,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在一起,开心地谈谈笑笑,仿佛从未离开过。
然后,我猛然醒悟,我是在伯明翰,在英国。
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那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
那天早上,我们一如既往地搭着被漆得五颜六色、喷着废气的三轮车——每辆车上只能搭载五六个女生——来到狭窄泥泞的哈吉巴巴路。自从塔利班控制该地区以后,我们的学校不能再有任何标志。隔着伐木场的白墙里,铜质的大门上没有任何装饰,不能让外界看出围墙里的状况。
我只记得,校车一如既往地在路上架设的检查岗处右转行驶,然后经过废弃的板球场。然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在我做过的梦里,我被开枪击中时,我的父亲也在车上,他也被击中了……周围挤满了人,我正到处寻找父亲。
而事实是,校车突然被截停了。
我们看不到前方。但有个留着大胡子、穿着浅色衣服的年轻男子站在车身前方,挥手示意让车子停下。
“这是胡沙尔学校的车吗?”他问司机。学校的名字就写在车身上。我仿佛能听见乌斯曼大哥在喃喃自语:“这是什么蠢问题?”他回答:“是的。”
“我需要其中几个孩子的信息。”男人说。
“你得去学校办公室。”乌斯曼大哥说。
他说话的时候,另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男人走到车后面。
“你看,又是记者要来采访你了!”莫妮巴说。自从我开始跟着父亲在几个活动上发言,为女孩子争取接受教育的权利,抗议塔利班分子试图让女性穿遮面长袍后,便常有记者来访,甚至还有些外国人,但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拦在路边的。
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宽檐帽,用手帕蒙住口鼻,看上去就像是得了流感一样。他看着像是个大学生。他一跃跳上车厢,向我们走过来。
“谁是马拉拉?”他用命令式的口气问道。
没有人开口说话,但有几个女生望向我的方向。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把脸蒙起来的女孩。
这时候,他举起一把黑色手枪。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把柯尔特45型自动手枪。几个女孩子开始尖叫起来。莫妮巴之后告诉我,当时我死死地抓着她的手。
我的朋友们告诉我,那个男人开了三枪,一枪接着一枪。第一枪射穿了我的左眼眶,子弹从我的左耳射出。我倒在莫妮巴身上,鲜血从我的左耳喷涌而出。另外两发子弹击中了我旁边的女孩。有一枪打中夏希雅的左手,还有一枪从卡内·利兹雅的左肩射穿进入她的右上臂。
朋友们后来告诉我,枪手开枪时手在发抖。
当我们终于到达医院时,我的长发已被鲜血染满,莫妮巴的腿上也全是鲜血。
谁是马拉拉?
我是马拉拉。
而这,就是我的故事。
年仅17岁的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尤萨夫扎伊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出生于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马拉拉是女童受教育的坚实倡导者,她用坚持学习和写博客的方式,对抗和批判塔利班禁止女童上学的极端政策。
2012年10月9日,因为不懈地争取受教育权,马拉拉在乘校车回家途中,遭到武装分子近距离枪击,头部中枪濒临死亡。但她又奇迹般地生还、康复,走上了为争取女性的受教育权而不懈奋战的道路。
2013年7月12日,为了表彰马拉拉为巴基斯坦女童争取受教育权利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联合国将每年的7月12日定为“马拉拉日”。当天,正好是16岁生日的马拉拉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
“成千上万的人被恐怖分子杀害,数百万人因此而受伤。我只是其中之一。为此我站在这里,一个女孩,于人群之中。我不是为自己说话,而是为那些无法让人听到他们声音的人说话。”
在她16岁生日那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马拉拉过生日了,让我们许诺送上最好的礼物——为世界上每个女孩和男孩提供优质教育。”
简体中文版——《我是马拉拉》
《我是马拉拉》用朴实准确的语言,全面真实地再现了马拉拉的传奇经历。全书充满一种向上的活力与希望,年轻的马拉拉用轻松、优雅的语言,发出了连子弹都无法穿透的坚定力量,让读者看到一个经历重大灾难的女孩是如何成长、如何用行动影响世界的。
精彩试读:
我来自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午夜建立。而我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时刻,刚过正午。
一年前,我离家去学校,没曾想,却再也没能回去。我被塔利班分子开枪击中,失去意识,然后就被带离了我的国家——巴基斯坦。有些人说我永远都不会返回故乡了,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去的。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心爱的祖国。
现在,每天清晨,当我睁开双眼,都期盼着能回到自己的旧房间。屋里摆满了我的东西,满地都是衣服,架子上摆满了我获得的奖状。而事实上,我却身在一个离我的故乡——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有五小时时差的国家。
我站在窗边,能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闭上眼睛,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我的故乡——顶峰白雪皑皑的高山、绿意盎然的原野,还有碧蓝的河水。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和我的老师以及同学们在一起,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在一起,开心地谈谈笑笑,仿佛从未离开过。
然后,我猛然醒悟,我是在伯明翰,在英国。
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那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
那天早上,我们一如既往地搭着被漆得五颜六色、喷着废气的三轮车——每辆车上只能搭载五六个女生——来到狭窄泥泞的哈吉巴巴路。自从塔利班控制该地区以后,我们的学校不能再有任何标志。隔着伐木场的白墙里,铜质的大门上没有任何装饰,不能让外界看出围墙里的状况。
我只记得,校车一如既往地在路上架设的检查岗处右转行驶,然后经过废弃的板球场。然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在我做过的梦里,我被开枪击中时,我的父亲也在车上,他也被击中了……周围挤满了人,我正到处寻找父亲。
而事实是,校车突然被截停了。
我们看不到前方。但有个留着大胡子、穿着浅色衣服的年轻男子站在车身前方,挥手示意让车子停下。
“这是胡沙尔学校的车吗?”他问司机。学校的名字就写在车身上。我仿佛能听见乌斯曼大哥在喃喃自语:“这是什么蠢问题?”他回答:“是的。”
“我需要其中几个孩子的信息。”男人说。
“你得去学校办公室。”乌斯曼大哥说。
他说话的时候,另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男人走到车后面。
“你看,又是记者要来采访你了!”莫妮巴说。自从我开始跟着父亲在几个活动上发言,为女孩子争取接受教育的权利,抗议塔利班分子试图让女性穿遮面长袍后,便常有记者来访,甚至还有些外国人,但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拦在路边的。
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宽檐帽,用手帕蒙住口鼻,看上去就像是得了流感一样。他看着像是个大学生。他一跃跳上车厢,向我们走过来。
“谁是马拉拉?”他用命令式的口气问道。
没有人开口说话,但有几个女生望向我的方向。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把脸蒙起来的女孩。
这时候,他举起一把黑色手枪。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把柯尔特45型自动手枪。几个女孩子开始尖叫起来。莫妮巴之后告诉我,当时我死死地抓着她的手。
我的朋友们告诉我,那个男人开了三枪,一枪接着一枪。第一枪射穿了我的左眼眶,子弹从我的左耳射出。我倒在莫妮巴身上,鲜血从我的左耳喷涌而出。另外两发子弹击中了我旁边的女孩。有一枪打中夏希雅的左手,还有一枪从卡内·利兹雅的左肩射穿进入她的右上臂。
朋友们后来告诉我,枪手开枪时手在发抖。
当我们终于到达医院时,我的长发已被鲜血染满,莫妮巴的腿上也全是鲜血。
谁是马拉拉?
我是马拉拉。
而这,就是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