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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世纪之交“出国热”的中国,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很多领域已经从“不开放”“半开放”,走向开放。徐小平从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到上世纪90年代回国帮助新东方学生出国留学,其个人命运的变化正暗合当时中国留学人员寻梦异乡和归国圆梦的进程。
时代造人
1981年,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徐小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学任团委文化部部长。刚开始徐小平并没有想要出国,那时的梦想是走仕途,做“中国的文化部长”,“做得好没准能当个国务院副总理”。
1986年前后一股出国留学的热潮开始蔓延,出国一时间成了走向成功的风向标。刚刚结婚不久的徐小平怀揣100美元,在1987年赴美留学。
转机到了美国纽约机场,当时的一位朋友,现任新东方留学中心主任的杨建飞,来接徐小平,“我要他赶快给我买一个“热狗”。建飞说热狗难吃死了,他已经吃够了。我说,不行,我得尝尝,这可是美国快餐文化的象征。”
第二天醒来,朋友带徐小平去书店,知名色情杂志《阁楼》就摆在书架上。这也让徐小平大为震惊,能够公开购买一本色情杂志,这也就是美国。
徐小平后来在博客中回顾那段日子带来的感悟:美国就是这样:不劳动者不得食——热狗,不打工者没楼住——阁楼。为了更多的热狗,为了下一期的阁楼——以及阁楼里的美女,人人都得打工、劳动、辛苦、奋斗、为了生存与梦想而苦苦劳作。
边打工边工作的日子很清苦,徐小平感慨于美国文化带给他的震撼。但迫于经济的窘迫,他又想办法申请到了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全额奖学金,在加拿大继续攻读音乐硕士学位。
1994年,徐小平回到中国,原本打算和朋友合开一家音乐公司,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当时两个儿子,一个3岁,一个5岁。要养活老婆孩子、年近不惑的他,想过去做驾驶教练。
“那段日子痛苦不堪,我妻子上班赚钱养家,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只是时机没来,地点不对”,自恃“多才多艺”的他,回忆当时不无感慨:“宅男三年,我没有睡大觉,我整天读书,亲身感受西方社会,当时就愁没机会!”
徐小平意识到他从事的文化活动,除了中国没有地方可以施展,“我这个才华只能在中国有市场。所以我一到美国就有前途渺茫后路已断的感觉。”
人生转折发生在1996年,在加拿大听说了俞敏洪创业的事情,徐小平感到机会来了。他主动联系了俞敏洪。
当俞敏洪谈到“新东方的一些学生虽然考过了GRE、TOEFL,却申请不到奖学金;拿到全额奖学金却也经常被拒签时,”徐小平主动申请回到新东方创业,看着犹豫的俞敏洪,他说“我可以提供出国咨询指导”。
让他后来一直提及的是这样的故事:1999年夏天,徐小平开设了“美国签证哲学辅导班”,报名者甚众。面对学生被拒签的失望情绪,徐小平只能一遍遍地为他们鼓励、打气、指导。当时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男生站起来,说自己去美国读MBA签证申请刚刚被拒了,他反反复复地强调被拒签是冤枉的,有足够的钱但还是以资金不足和移民倾向把他给拒了。
3年后的一天,在北京的街头,徐小平再次邂逅了这个男学生。他已经从美国那所商学院毕业,在华尔街工作了一年之后,被美国公司派回中国—— 一家美国华尔街的主流公司与中国一家大型国有金融公司合资后的最佳总裁人选。这个小伙子的脸上看不到3年前的暴戾,洋溢的是对于未来金融事业与个人前程的豪情与自信。
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质疑,像徐小平这样的出国专家不怕自己的观点并不符合别人的实际情况,不怕你提出的方案和建议,有可能耽误人家的前程吗?”
“至今没有学生找我抱怨说我耽误了他们的前程。相反,经常有学生带着巧克力和假酒来向我表示感谢。我对我的工作有点自信其实算不了什么,因为留学咨询、职业咨询和人生咨询,是个设计师的工种,这只是一项有价值的专业工作。我是留学人生咨询师,只不过曾经站在新东方的高度,一不小心出了点小名。”
清末,容闳和他的“留美幼童”事件,负载着此后清王朝官派留学生的所有信息,“一代留学生之父”的前瞻力在于,认定以派遣留学生为先导建立新式教育体制,是救国强国最重要的途径。
某种意义上说,徐小平延续了这样的教育启蒙精神,一个国家与国家间的相互学习,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出国留学的方式展现的。徐小平感慨于教育如何改变人类,时代赋予他的位置,让留学再造中国。
征服幸福
“中国人缺乏职业意识、缺乏学习目的。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应该培养幸福的个人,能够幸福谋生的人。”
1996年年初,当徐小平从加拿大回国踏上创业路途的时候,也许他没有想到他会在轰轰烈烈的“留学大潮”中影响数以十万的年轻人。10余年过去了,与无数留学生哭笑怒骂的跌宕日子,让他至今感慨,“这个行业里,我一直处于激动之中,面对来寻求咨询的学生,我心里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帮他们获得真正幸福——而不是虚假幸福与他们的留学目标有关的价值观和思想。”
什么是幸福?幸福是可以企及的吗?如果说在留学的行业里有一种不公开的美德,徐小平说那就是责任感。究竟如何才能激发他们心中更多新鲜生猛的力量和灵感?这是徐小平一直在困惑并寻求的东西。
在网络上数不胜数的演讲视频中,徐小平不断重复:中国人的人生规划,核心就是社会方向。社会方向是什么?
“就是每个人都追求幸福。想一想,如果你留学,你老公就玩完,因为婚姻是文化的产物嘛。那你怎么办?我认为爱情是熊掌,留学只是一个鸡肋,推迟它并不代表永远不能留学。”
在后来出版的《图穷对话录》中,有过这样的故事。
21岁的女孩梅非月,曾就读于北京一所著名中学,因高考发挥失常,没像她的同学那样考上名牌大学,这成了她日后生命中不可逾越的情结。为了挽回体面,她把毕业后迅速出国当成惟一目标,甚至不惜走已经被大多数青年不屑的结婚出国之路。
二年级刚刚结束,刚刚考完托福,但离GRE还有小两年时间。梅非月找到徐小平:能不能让我毕业那年就出国?
“毕业后工作两年再来找我!”这就是1999年那个闷热的夏夜,面对梅非月和她的父母,在新东方那个破旧的办公室里,徐小平对她的前途策划和人生剪裁。
“出国是手段,前途是目的。绿卡是手段,自由是目的。美国是手段,中国是目的。”
然而,父母甚至已经找到合适的海外预备女婿,让梅非月预热出国的生活。“绝对不要去美国和他结婚。你的未来,只有自己安排才最伟大,才最符合个人发展的最根本利益。”徐小平的咨询几乎介入了一家人的生活。
最终,梅非月放弃了结婚出国的计划,在五十多人的角逐中脱颖而出,被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金融公司录用。
“一个学生可以不认同我的思想,那么选择失败也是他的自由与欢乐;但一个学生如果听从我的建议,他即使倒霉透顶也能够化险为夷并反败为胜。思想——就是我面对无数学生,从来不会感到心虚的原因。
“图穷何必现匕首,路难可以找小平。”回首徐小平所经历的“留学热”,他深深感到那场疯狂的出国热,实际包含着理性含义,就是表明人们对贫穷落后的扬弃,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留学领域里有如何得到名校录取及奖学金的复杂知识和技巧,但决定一个人留学命运和人生质量的,并不是这些知识和技巧,而是选择留学与生活方向的价值观和指导思想。这个东西像灵魂一样重要,但不幸恰恰被当代的奋斗者无意中忽略了。”
好朋友,同是新东方创始人的王强这样评价,“小平是一个冒险家,因为在新东方这个平台上他是第一个有意识、有目的、有战略、有战术地为学生担当起人生设计者重任的人。他的冒险家的胆量和勇气来自于他一如既往的对那些痛苦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学生的爱。“爱”已经不是他剖析学生个案时的工作姿态了。“爱”是他深思熟虑对症下药的人生设计良方的全部内涵。不是内心充满爱的人是无法让他人获得幸福的。”
作为海归派的代表,徐小平更为珍视的不仅仅是海外人士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
徐小平的出国与归国经历也印证了这样的道理,新的价值观哪怕一时不能在中国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变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
新机遇
2006年9月初,新东方上市前几天。徐小平给正在美国路演的俞敏洪通了一个电话,回忆过去,两人在电话中聊到当年创业史时不禁感慨万分。说到兴奋处,俞敏洪说:“小平,来美国的时候顺便带点新东方招生简章过来,在纽约地铁里发一发⋯⋯糨糊就算了,这里有的是不干胶!”
这是徐小平在一次新东方上市庆功会上对新东方上市情况的一段描述,书生意气一如既往,13年前四处贴广告的艰难岁月是新东方众创始人记忆中的一个结。
高调和活跃,为徐小平带来声誉,也让他在人际关系中付出代价,甚至离开新东方董事会。“离开后,我还是有些深刻反思。不叫低调,我不喜欢这个词。但是人要怎么样呢?要周到。做人,是一个永远的过程。”
从2000年开始到2004年初,新东方学校开始股份制改造,把原来由新东方几位创始人按不同业务分割的权利统一收归上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四年的时间里,新东方都深陷于这种利益纠纷。在此期间,新东方学校注册成立了新东方教育集团。最终,这次改造导致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两位核心成员徐小平和王强淡出管理层,但依然保留在新东方的股份。随后身兼董事长和总裁的俞敏洪又逐渐把自己的家族成员从新东方撤离,新东方的家族色彩由此褪去。
新东方之后的徐小平,依然和本家新东方保持着默契,每每有新东方的活动他和王强都去摇旗呐喊,有点江湖义气的感觉。和资本领域的企业精英合作,有看重的项目,就做个天使投资人,“博客是一种终极个人媒体,它将陪伴、见证、并刺激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更加透明、开放、民主、自由的社会。”《博客天下》的创刊,是徐小平一手促成的,使得“UGC(用户贡献内容)”这个概念正式在国内纸媒领域浮出水面。新东方之后,他偶尔去媒体,发挥“大炮筒”的作用,评析一下教育制度,每次还都带上新东方:“北大、清华从来都不是一流”,“新东方的存在,则是中国教育失败的产物”。
采访尾声,徐小平感叹道,“最近突然觉得,我现在的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一直能做我喜欢的,足够啦。”
2000年5月,徐小平和俞敏洪应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邀请,分别到这两所大学发表演讲。他们鼓励留学生,与其学有所成后在美国辛辛苦苦寻找美元和机会,不如及时回国,在国内的众多机会中勇敢地拼搏一次,为中华振兴出力。
从前“出国”和“留学”所代表的一切人生追求,在中国现实的土地上,已经有了可以替代的目标。在中国留学教育已度过转型期的太平年代,“设计人生”早已经是大势所趋,血性和理性共融的徐小平,似乎命中注定具有一种制造话题的力量。
你会觉得他幽默而慈祥,可从他对一些教育事件的苛责评论,你又能感觉到他的强硬。伴随着“新东方”这个名字前后,他一连串的故事,一系列的联动,让人不得不回溯起他多少有些传奇的海外经历。
“我对我的工作有点自信其实算不了什么,因为留学咨询、职业咨询和人生咨询,是个设计师的工种,这只是一项有价值的专业工作。
我是留学人生咨询师,只不过曾经站在新东方的高度,一不小心出了点小名。”
时代造人
1981年,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徐小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学任团委文化部部长。刚开始徐小平并没有想要出国,那时的梦想是走仕途,做“中国的文化部长”,“做得好没准能当个国务院副总理”。
1986年前后一股出国留学的热潮开始蔓延,出国一时间成了走向成功的风向标。刚刚结婚不久的徐小平怀揣100美元,在1987年赴美留学。
转机到了美国纽约机场,当时的一位朋友,现任新东方留学中心主任的杨建飞,来接徐小平,“我要他赶快给我买一个“热狗”。建飞说热狗难吃死了,他已经吃够了。我说,不行,我得尝尝,这可是美国快餐文化的象征。”
第二天醒来,朋友带徐小平去书店,知名色情杂志《阁楼》就摆在书架上。这也让徐小平大为震惊,能够公开购买一本色情杂志,这也就是美国。
徐小平后来在博客中回顾那段日子带来的感悟:美国就是这样:不劳动者不得食——热狗,不打工者没楼住——阁楼。为了更多的热狗,为了下一期的阁楼——以及阁楼里的美女,人人都得打工、劳动、辛苦、奋斗、为了生存与梦想而苦苦劳作。
边打工边工作的日子很清苦,徐小平感慨于美国文化带给他的震撼。但迫于经济的窘迫,他又想办法申请到了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全额奖学金,在加拿大继续攻读音乐硕士学位。
1994年,徐小平回到中国,原本打算和朋友合开一家音乐公司,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当时两个儿子,一个3岁,一个5岁。要养活老婆孩子、年近不惑的他,想过去做驾驶教练。
“那段日子痛苦不堪,我妻子上班赚钱养家,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只是时机没来,地点不对”,自恃“多才多艺”的他,回忆当时不无感慨:“宅男三年,我没有睡大觉,我整天读书,亲身感受西方社会,当时就愁没机会!”
徐小平意识到他从事的文化活动,除了中国没有地方可以施展,“我这个才华只能在中国有市场。所以我一到美国就有前途渺茫后路已断的感觉。”
人生转折发生在1996年,在加拿大听说了俞敏洪创业的事情,徐小平感到机会来了。他主动联系了俞敏洪。
当俞敏洪谈到“新东方的一些学生虽然考过了GRE、TOEFL,却申请不到奖学金;拿到全额奖学金却也经常被拒签时,”徐小平主动申请回到新东方创业,看着犹豫的俞敏洪,他说“我可以提供出国咨询指导”。
让他后来一直提及的是这样的故事:1999年夏天,徐小平开设了“美国签证哲学辅导班”,报名者甚众。面对学生被拒签的失望情绪,徐小平只能一遍遍地为他们鼓励、打气、指导。当时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男生站起来,说自己去美国读MBA签证申请刚刚被拒了,他反反复复地强调被拒签是冤枉的,有足够的钱但还是以资金不足和移民倾向把他给拒了。
3年后的一天,在北京的街头,徐小平再次邂逅了这个男学生。他已经从美国那所商学院毕业,在华尔街工作了一年之后,被美国公司派回中国—— 一家美国华尔街的主流公司与中国一家大型国有金融公司合资后的最佳总裁人选。这个小伙子的脸上看不到3年前的暴戾,洋溢的是对于未来金融事业与个人前程的豪情与自信。
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质疑,像徐小平这样的出国专家不怕自己的观点并不符合别人的实际情况,不怕你提出的方案和建议,有可能耽误人家的前程吗?”
“至今没有学生找我抱怨说我耽误了他们的前程。相反,经常有学生带着巧克力和假酒来向我表示感谢。我对我的工作有点自信其实算不了什么,因为留学咨询、职业咨询和人生咨询,是个设计师的工种,这只是一项有价值的专业工作。我是留学人生咨询师,只不过曾经站在新东方的高度,一不小心出了点小名。”
清末,容闳和他的“留美幼童”事件,负载着此后清王朝官派留学生的所有信息,“一代留学生之父”的前瞻力在于,认定以派遣留学生为先导建立新式教育体制,是救国强国最重要的途径。
某种意义上说,徐小平延续了这样的教育启蒙精神,一个国家与国家间的相互学习,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出国留学的方式展现的。徐小平感慨于教育如何改变人类,时代赋予他的位置,让留学再造中国。
征服幸福
“中国人缺乏职业意识、缺乏学习目的。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应该培养幸福的个人,能够幸福谋生的人。”
1996年年初,当徐小平从加拿大回国踏上创业路途的时候,也许他没有想到他会在轰轰烈烈的“留学大潮”中影响数以十万的年轻人。10余年过去了,与无数留学生哭笑怒骂的跌宕日子,让他至今感慨,“这个行业里,我一直处于激动之中,面对来寻求咨询的学生,我心里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帮他们获得真正幸福——而不是虚假幸福与他们的留学目标有关的价值观和思想。”
什么是幸福?幸福是可以企及的吗?如果说在留学的行业里有一种不公开的美德,徐小平说那就是责任感。究竟如何才能激发他们心中更多新鲜生猛的力量和灵感?这是徐小平一直在困惑并寻求的东西。
在网络上数不胜数的演讲视频中,徐小平不断重复:中国人的人生规划,核心就是社会方向。社会方向是什么?
“就是每个人都追求幸福。想一想,如果你留学,你老公就玩完,因为婚姻是文化的产物嘛。那你怎么办?我认为爱情是熊掌,留学只是一个鸡肋,推迟它并不代表永远不能留学。”
在后来出版的《图穷对话录》中,有过这样的故事。
21岁的女孩梅非月,曾就读于北京一所著名中学,因高考发挥失常,没像她的同学那样考上名牌大学,这成了她日后生命中不可逾越的情结。为了挽回体面,她把毕业后迅速出国当成惟一目标,甚至不惜走已经被大多数青年不屑的结婚出国之路。
二年级刚刚结束,刚刚考完托福,但离GRE还有小两年时间。梅非月找到徐小平:能不能让我毕业那年就出国?
“毕业后工作两年再来找我!”这就是1999年那个闷热的夏夜,面对梅非月和她的父母,在新东方那个破旧的办公室里,徐小平对她的前途策划和人生剪裁。
“出国是手段,前途是目的。绿卡是手段,自由是目的。美国是手段,中国是目的。”
然而,父母甚至已经找到合适的海外预备女婿,让梅非月预热出国的生活。“绝对不要去美国和他结婚。你的未来,只有自己安排才最伟大,才最符合个人发展的最根本利益。”徐小平的咨询几乎介入了一家人的生活。
最终,梅非月放弃了结婚出国的计划,在五十多人的角逐中脱颖而出,被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金融公司录用。
“一个学生可以不认同我的思想,那么选择失败也是他的自由与欢乐;但一个学生如果听从我的建议,他即使倒霉透顶也能够化险为夷并反败为胜。思想——就是我面对无数学生,从来不会感到心虚的原因。
“图穷何必现匕首,路难可以找小平。”回首徐小平所经历的“留学热”,他深深感到那场疯狂的出国热,实际包含着理性含义,就是表明人们对贫穷落后的扬弃,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留学领域里有如何得到名校录取及奖学金的复杂知识和技巧,但决定一个人留学命运和人生质量的,并不是这些知识和技巧,而是选择留学与生活方向的价值观和指导思想。这个东西像灵魂一样重要,但不幸恰恰被当代的奋斗者无意中忽略了。”
好朋友,同是新东方创始人的王强这样评价,“小平是一个冒险家,因为在新东方这个平台上他是第一个有意识、有目的、有战略、有战术地为学生担当起人生设计者重任的人。他的冒险家的胆量和勇气来自于他一如既往的对那些痛苦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学生的爱。“爱”已经不是他剖析学生个案时的工作姿态了。“爱”是他深思熟虑对症下药的人生设计良方的全部内涵。不是内心充满爱的人是无法让他人获得幸福的。”
作为海归派的代表,徐小平更为珍视的不仅仅是海外人士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
徐小平的出国与归国经历也印证了这样的道理,新的价值观哪怕一时不能在中国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变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
新机遇
2006年9月初,新东方上市前几天。徐小平给正在美国路演的俞敏洪通了一个电话,回忆过去,两人在电话中聊到当年创业史时不禁感慨万分。说到兴奋处,俞敏洪说:“小平,来美国的时候顺便带点新东方招生简章过来,在纽约地铁里发一发⋯⋯糨糊就算了,这里有的是不干胶!”
这是徐小平在一次新东方上市庆功会上对新东方上市情况的一段描述,书生意气一如既往,13年前四处贴广告的艰难岁月是新东方众创始人记忆中的一个结。
高调和活跃,为徐小平带来声誉,也让他在人际关系中付出代价,甚至离开新东方董事会。“离开后,我还是有些深刻反思。不叫低调,我不喜欢这个词。但是人要怎么样呢?要周到。做人,是一个永远的过程。”
从2000年开始到2004年初,新东方学校开始股份制改造,把原来由新东方几位创始人按不同业务分割的权利统一收归上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四年的时间里,新东方都深陷于这种利益纠纷。在此期间,新东方学校注册成立了新东方教育集团。最终,这次改造导致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两位核心成员徐小平和王强淡出管理层,但依然保留在新东方的股份。随后身兼董事长和总裁的俞敏洪又逐渐把自己的家族成员从新东方撤离,新东方的家族色彩由此褪去。
新东方之后的徐小平,依然和本家新东方保持着默契,每每有新东方的活动他和王强都去摇旗呐喊,有点江湖义气的感觉。和资本领域的企业精英合作,有看重的项目,就做个天使投资人,“博客是一种终极个人媒体,它将陪伴、见证、并刺激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更加透明、开放、民主、自由的社会。”《博客天下》的创刊,是徐小平一手促成的,使得“UGC(用户贡献内容)”这个概念正式在国内纸媒领域浮出水面。新东方之后,他偶尔去媒体,发挥“大炮筒”的作用,评析一下教育制度,每次还都带上新东方:“北大、清华从来都不是一流”,“新东方的存在,则是中国教育失败的产物”。
采访尾声,徐小平感叹道,“最近突然觉得,我现在的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一直能做我喜欢的,足够啦。”
2000年5月,徐小平和俞敏洪应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邀请,分别到这两所大学发表演讲。他们鼓励留学生,与其学有所成后在美国辛辛苦苦寻找美元和机会,不如及时回国,在国内的众多机会中勇敢地拼搏一次,为中华振兴出力。
从前“出国”和“留学”所代表的一切人生追求,在中国现实的土地上,已经有了可以替代的目标。在中国留学教育已度过转型期的太平年代,“设计人生”早已经是大势所趋,血性和理性共融的徐小平,似乎命中注定具有一种制造话题的力量。
你会觉得他幽默而慈祥,可从他对一些教育事件的苛责评论,你又能感觉到他的强硬。伴随着“新东方”这个名字前后,他一连串的故事,一系列的联动,让人不得不回溯起他多少有些传奇的海外经历。
“我对我的工作有点自信其实算不了什么,因为留学咨询、职业咨询和人生咨询,是个设计师的工种,这只是一项有价值的专业工作。
我是留学人生咨询师,只不过曾经站在新东方的高度,一不小心出了点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