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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汉章，名鲁，字汉章，浙江余姚人，1872年出生于福建莆田。宋汉章少年时入上海中西书院习英文，毕业后在上海电报局任职，6年后，他通过自学考进了上海海关任关员。“戊戌变法”期间，宋汉章一度去香港避祸，其间对各国在港兴办的银行发生了浓厚兴趣，仔细研习其制度和商业模式，烂熟于心。
1900年，一个全新的机会摆在了宋汉章面前：大清官商盛宣怀在沪创办了第一家官私合营的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宋汉章毅然离开待遇优厚的海关，去这家银行当了襄理，俗称“跑楼”。因天资过人外加熟悉银行业务，1906年，他被推荐到大清户部银行在北京设的储蓄部主持业务。到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宋汉章又被委任为上海分行经理，回到了上海。
大时代风云骤起，民国成立了，大清银行停业，改组为中国银行。宋汉章被委任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协理，翌年又升任经理。从此，宋汉章的名字与中国银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宋汉章一生刚直不阿，遵守银行业的规矩和客户利益至上原则，纵是强权人物干涉也不为所动。
民国元年，上海都督陈其美新官上任，急于树立沪上乃至江浙权威，并扫清残清和其他军阀势力。要打仗，却缺钱，于是陈其美开始打银行的主意，他向宋汉章开口就要白银50万两。
宋汉章镇定自若，说中国银行系官商合股，他个人不能做主，就把陈其美的面子给驳了。陈其美大为恼火，决定要让宋汉章知道点儿厉害，然而中国银行行址在租界内，他这个上海都督也鞭长莫及。经一番筹划，陈其美邀请宋汉章赴宴，将之诱出租界，然后进行绑架。
宋汉章赴宴未归，消息很快传开了，沪上各界哗然，舆论对陈其美不利。不过，陈大都督并不甘心，不肯没捞到啥油水就放人。之后几天，沪上各界名流如伍廷芳、马相伯，甚至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都为营救宋汉章而奔走。后来，在多方的努力及舆论的压力下，被关押了两个星期的宋汉章终于获释。
经此一事，陈其美声望大跌，宋汉章反倒为自己和中国银行树立了威武不屈的形象，客户信任度大大提升。其后，中国银行在沪上业务做得风生水起。不过，纵观民国政府，真正称得上首脑级的强权人物，只有袁世凯和蒋介石。
1915年12月，袁世凯阴谋称帝，军政各方需要大量款项，一则为登基准备经费；二则随时准备弹压不合作的地方势力。于是乎，钱袋趋紧的袁世凯不断挪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家银行的款项，造成整个银行业信用不稳，以致北京、天津相继发生挤兑风潮。
北京政府遂于1916年5月12日以国务院名义，命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全国的分支机构一律停止兑现。而身在上海中国银行的宋汉章，对停兑令拒不执行。当时上海中国银行所发兑换券约400万元，考虑到库存现银不足，即仅有200余万元，为防不测，宋汉章除吩咐以本行库存现银应付兑现外，他还亲自出马，向汇丰等外商银行争取到200万元的借款。
其后，危机蔓延，受挤兑风潮的影响，大批客户涌上三马路（今汉口路）的上海中国银行，要求兑换现银。眼见人流汹涌，已有充分准备的中行工作人员及时向客户们公告：凡本行发行的兑换券，除随时可在本行兑换外，也可向本行委托的各处代兑点兑现；各银行和钱庄对中行发出的兑换券也照常接受。消息传开，上海中国银行的信誉又一次得到提升。
当然，这一情况传到了袁世凯耳里，他准备惩办宋汉章。不过，当时袁世凯着急登基，便将此事先放下了，之后不久他又一命呜呼。消停几年后，南方革命党的北伐成了气候，蒋介石时代到来。
1927年3月，北伐军抵沪后，蒋介石为扫清沪上残敌，控制华东军政，开始大力实施筹集军饷计划。4月，蒋介石伸手向上海商业联合会筹款，并要求中国银行先行垫借100万，宋汉章暂时顶住了。
5月2日，再次开会讨论筹款时，中国银行代表又表示困难。次日，蒋介石沉不住气了，直接从军中致电宋汉章，并给了宋一个最后时限。宋汉章立即回电蒋，据理力争。5月20日，蒋介石再电宋，苛责说：“贵行在汉竟给共产政府（当时宁汉对立，实指武汉政府）以1800万元之报效，使其尚敢负隅一方”。这相当于把宋的不给钱说成通共了。
宋汉章倒是一板一眼，次日，宋复电于蒋，说明“（中国银行）汉行非属沪行管辖”，通汉之事与宋无关，同时又表示“现正由宁、浙两行筹商续垫200万元”，暂时稳住老蒋。
同时，宋汉章致函南京财政委员会主委陈光甫等人如实反映沪行困难，明晰地指出动用准备金的危害，提醒蒋介石的筹款大总管陈光甫一损俱损的后果。陈光甫经过深思熟虑，于6月初以长函给蒋介石，劝蒋慎重处置，“若逼中行以准备金提垫将酿成挤兑风潮、金融恐慌”，“操之过急金融发生问题，今后将筹垫无门”。
直到此时，事情才有了回旋的转机。同年6月7日，平静下来的蒋介石复函陈光甫，表示理解，并称“中行事，鄙意当不使吾兄独为其难”，一场风波终告平息。
在此抗捐风潮中，宋汉章在蒋的高压下，坚持不动用准备金的原则，显示了一個大银行家的坚毅品质，使中国银行在国内外保持了良好信誉，并为业界所称颂。
宋汉章在金融界如此受人尊崇，还在于他的恪守诚信。宋汉章在1931年创立了中国保险公司，注册资本200万银元。公司成立当年，即遇上一笔重大的火灾理赔。当年，荣毅仁家族在汉口的一个纺纱厂投保了火险，该厂发生火灾后，损失达200余万银元。如何赔付？如果如数赔付，将使中国保险公司倾家荡产，生存难以为继。但宋汉章坚持履约赔付，由于事前宋汉章严格控制风险，超过承保能力的部分向英商保险公司分了保，所以中国保险公司迅速做出了理赔，荣氏纺纱厂得以重建。为此，荣毅仁家族在《申报》和《新闻报》上刊登整版广告表示感谢，同时也等于替宋汉章的中国保险公司做了一个正面的宣传，其信誉更加深入人心。
1935年，国民政府改组了中国银行，其股权结构和董事会里，掺杂了大量四大家族的资产及其代表。这次改组之后，宋汉章虽保留了常务董事、总经理职务，但实际上已经大权旁落，先是宋子文，后是孔祥熙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他这个总经理实际上无所作为，他所能执掌的，只有他任董事长的中国保险公司。
八年抗战，战时金融完全划入了国家战略之需要，银行业成了政府的提款机，沦为财政部的大出纳，而中国保险公司也因战火，业务几乎停摆。偌大中国，几乎全在外寇铁骑之下，无险可保。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宋汉章返回上海，抓紧筹划恢复中国保险公司。可当宋汉章信心满满回沪后，却发现自己已无计可施。因中国银行大权被董事长孔祥熙所把持，恢复中保公司也是困难重重。1948年，为了蒋介石的“缓冲”需要，年近八旬的宋汉章在金融崩溃之际又不得不重新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宋汉章坚持不去台湾，被国民党政府挟持至香港。
1950年3月，周恩来在审定被接管后的中国银行新董事会时指示：原中行董事长宋汉章和商股董事张公权、陈光甫等都要选为常务理事。1950年4月9日，中行新一届董事会在北京举行，在香港的宋汉章书面委托他人代表出席，结果宋汉章等3人均被选为常务理事。
上世纪的50年代，宋汉章到香港后转往巴西，1963年回香港定居，1968年12月病逝于香港。说出来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样一位大银行家身后遗产仅10来万美元。“他一世都没有私人物业，一辈子住的是银行提供的住宅。”宋汉章的高风亮节，让香港报界赞扬他“清操励俗”。这就是信义经商、独树高标的宋汉章，中国近代银行业奠基人之一，中国银行的催生者，中国近代保险业之父。
从大清银行到中国银行，宋汉章几乎经历了中国近现代金融史的全部历程。在这条充满荆棘的创业和守业之路上，正直而执拗的他，以卓越的胆识和精明的策略，小心护佑着中国银行的百年基业。
1900年，一个全新的机会摆在了宋汉章面前：大清官商盛宣怀在沪创办了第一家官私合营的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宋汉章毅然离开待遇优厚的海关，去这家银行当了襄理，俗称“跑楼”。因天资过人外加熟悉银行业务，1906年，他被推荐到大清户部银行在北京设的储蓄部主持业务。到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宋汉章又被委任为上海分行经理，回到了上海。
大时代风云骤起，民国成立了，大清银行停业，改组为中国银行。宋汉章被委任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协理，翌年又升任经理。从此，宋汉章的名字与中国银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宋汉章一生刚直不阿，遵守银行业的规矩和客户利益至上原则，纵是强权人物干涉也不为所动。
民国元年，上海都督陈其美新官上任，急于树立沪上乃至江浙权威，并扫清残清和其他军阀势力。要打仗，却缺钱，于是陈其美开始打银行的主意，他向宋汉章开口就要白银50万两。
宋汉章镇定自若，说中国银行系官商合股，他个人不能做主，就把陈其美的面子给驳了。陈其美大为恼火，决定要让宋汉章知道点儿厉害，然而中国银行行址在租界内，他这个上海都督也鞭长莫及。经一番筹划，陈其美邀请宋汉章赴宴，将之诱出租界，然后进行绑架。
宋汉章赴宴未归，消息很快传开了，沪上各界哗然，舆论对陈其美不利。不过，陈大都督并不甘心，不肯没捞到啥油水就放人。之后几天，沪上各界名流如伍廷芳、马相伯，甚至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都为营救宋汉章而奔走。后来，在多方的努力及舆论的压力下，被关押了两个星期的宋汉章终于获释。
经此一事，陈其美声望大跌，宋汉章反倒为自己和中国银行树立了威武不屈的形象，客户信任度大大提升。其后，中国银行在沪上业务做得风生水起。不过，纵观民国政府，真正称得上首脑级的强权人物，只有袁世凯和蒋介石。
1915年12月，袁世凯阴谋称帝，军政各方需要大量款项，一则为登基准备经费；二则随时准备弹压不合作的地方势力。于是乎，钱袋趋紧的袁世凯不断挪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家银行的款项，造成整个银行业信用不稳，以致北京、天津相继发生挤兑风潮。
北京政府遂于1916年5月12日以国务院名义，命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全国的分支机构一律停止兑现。而身在上海中国银行的宋汉章，对停兑令拒不执行。当时上海中国银行所发兑换券约400万元，考虑到库存现银不足，即仅有200余万元，为防不测，宋汉章除吩咐以本行库存现银应付兑现外，他还亲自出马，向汇丰等外商银行争取到200万元的借款。
其后，危机蔓延，受挤兑风潮的影响，大批客户涌上三马路（今汉口路）的上海中国银行，要求兑换现银。眼见人流汹涌，已有充分准备的中行工作人员及时向客户们公告：凡本行发行的兑换券，除随时可在本行兑换外，也可向本行委托的各处代兑点兑现；各银行和钱庄对中行发出的兑换券也照常接受。消息传开，上海中国银行的信誉又一次得到提升。
当然，这一情况传到了袁世凯耳里，他准备惩办宋汉章。不过，当时袁世凯着急登基，便将此事先放下了，之后不久他又一命呜呼。消停几年后，南方革命党的北伐成了气候，蒋介石时代到来。
1927年3月，北伐军抵沪后，蒋介石为扫清沪上残敌，控制华东军政，开始大力实施筹集军饷计划。4月，蒋介石伸手向上海商业联合会筹款，并要求中国银行先行垫借100万，宋汉章暂时顶住了。
5月2日，再次开会讨论筹款时，中国银行代表又表示困难。次日，蒋介石沉不住气了，直接从军中致电宋汉章，并给了宋一个最后时限。宋汉章立即回电蒋，据理力争。5月20日，蒋介石再电宋，苛责说：“贵行在汉竟给共产政府（当时宁汉对立，实指武汉政府）以1800万元之报效，使其尚敢负隅一方”。这相当于把宋的不给钱说成通共了。
宋汉章倒是一板一眼，次日，宋复电于蒋，说明“（中国银行）汉行非属沪行管辖”，通汉之事与宋无关，同时又表示“现正由宁、浙两行筹商续垫200万元”，暂时稳住老蒋。
同时，宋汉章致函南京财政委员会主委陈光甫等人如实反映沪行困难，明晰地指出动用准备金的危害，提醒蒋介石的筹款大总管陈光甫一损俱损的后果。陈光甫经过深思熟虑，于6月初以长函给蒋介石，劝蒋慎重处置，“若逼中行以准备金提垫将酿成挤兑风潮、金融恐慌”，“操之过急金融发生问题，今后将筹垫无门”。
直到此时，事情才有了回旋的转机。同年6月7日，平静下来的蒋介石复函陈光甫，表示理解，并称“中行事，鄙意当不使吾兄独为其难”，一场风波终告平息。
在此抗捐风潮中，宋汉章在蒋的高压下，坚持不动用准备金的原则，显示了一個大银行家的坚毅品质，使中国银行在国内外保持了良好信誉，并为业界所称颂。
宋汉章在金融界如此受人尊崇，还在于他的恪守诚信。宋汉章在1931年创立了中国保险公司，注册资本200万银元。公司成立当年，即遇上一笔重大的火灾理赔。当年，荣毅仁家族在汉口的一个纺纱厂投保了火险，该厂发生火灾后，损失达200余万银元。如何赔付？如果如数赔付，将使中国保险公司倾家荡产，生存难以为继。但宋汉章坚持履约赔付，由于事前宋汉章严格控制风险，超过承保能力的部分向英商保险公司分了保，所以中国保险公司迅速做出了理赔，荣氏纺纱厂得以重建。为此，荣毅仁家族在《申报》和《新闻报》上刊登整版广告表示感谢，同时也等于替宋汉章的中国保险公司做了一个正面的宣传，其信誉更加深入人心。
1935年，国民政府改组了中国银行，其股权结构和董事会里，掺杂了大量四大家族的资产及其代表。这次改组之后，宋汉章虽保留了常务董事、总经理职务，但实际上已经大权旁落，先是宋子文，后是孔祥熙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他这个总经理实际上无所作为，他所能执掌的，只有他任董事长的中国保险公司。
八年抗战，战时金融完全划入了国家战略之需要，银行业成了政府的提款机，沦为财政部的大出纳，而中国保险公司也因战火，业务几乎停摆。偌大中国，几乎全在外寇铁骑之下，无险可保。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宋汉章返回上海，抓紧筹划恢复中国保险公司。可当宋汉章信心满满回沪后，却发现自己已无计可施。因中国银行大权被董事长孔祥熙所把持，恢复中保公司也是困难重重。1948年，为了蒋介石的“缓冲”需要，年近八旬的宋汉章在金融崩溃之际又不得不重新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宋汉章坚持不去台湾，被国民党政府挟持至香港。
1950年3月，周恩来在审定被接管后的中国银行新董事会时指示：原中行董事长宋汉章和商股董事张公权、陈光甫等都要选为常务理事。1950年4月9日，中行新一届董事会在北京举行，在香港的宋汉章书面委托他人代表出席，结果宋汉章等3人均被选为常务理事。
上世纪的50年代，宋汉章到香港后转往巴西，1963年回香港定居，1968年12月病逝于香港。说出来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样一位大银行家身后遗产仅10来万美元。“他一世都没有私人物业，一辈子住的是银行提供的住宅。”宋汉章的高风亮节，让香港报界赞扬他“清操励俗”。这就是信义经商、独树高标的宋汉章，中国近代银行业奠基人之一，中国银行的催生者，中国近代保险业之父。
从大清银行到中国银行，宋汉章几乎经历了中国近现代金融史的全部历程。在这条充满荆棘的创业和守业之路上，正直而执拗的他，以卓越的胆识和精明的策略，小心护佑着中国银行的百年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