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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西藏经历了和平解放，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等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事件，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举世瞩目的地方。
进藏
“进军西藏，是党员都要举手!”
1949年9月，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和西宁。9月12目，停留在青海的藏传佛教领袖之一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派人赶至西宁，同解放军取得联系，希望解放军尽快进军西藏。僧俗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致电中央，要求解放军迅速解放西藏，实现统一。
1949年10月1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希望早日解放西藏，“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1949年10月，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毛主席说：“进军西藏，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很多好处，是党员的都要举手。”
11月23日，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联名复电十世班禅，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12月31日，毛主席出访苏联经过满洲里时，电告中央：“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同日，党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将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重大战斗任务。
毛主席如此急于解放西藏，与此前西藏发生的“驱汉事件”有关。
1949年7月8日，全副武装的藏军包围国民政府驻拉萨办事处(该地解放后成为《西藏日报》所在地)，以西藏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政府名义命令国民党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主任陈锡璋：所有汉人在拉萨的机构和人员，必须立即离开拉萨，限期返回内地。
与此同时，以摄政达扎为代表的西藏少数亲帝分子与印度驻西藏总领事理查逊勾结，策划“西藏独立”。理查逊对达扎建议不能坐喊独立，应当向联合国写信呼吁。他们组织了由6位官员组成的所谓的“亲善代表团”，携带盖有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印鉴的书信，分别前往美国、英国，印度和尼泊尔请求援助。
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解放军将“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
历史上内地进藏，一直有从青海和四川进入两条路。1949年底，经营西北和西南这两块毗邻西藏要地的，分别是彭德怀领导的第一野战军和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
1949年10月，西北局势基本平定。
11月23日，毛主席首次给彭德怀下达了进军西藏的电令：“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
西南局受命
1950年1月2日凌晨4时，毛主席发报给中央，彭德怀并转发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三人。电报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同时改变了先前主要由西北方面负责进军西藏的部署：“建议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1950年1月24日，中央致电西南局，西北局：“赞同以十八军为进藏主力”及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由康，滇、青，新4省多路向西藏进军”的建议，电示西北局、西北军区，克服一切困难，修路备粮，从青海和南疆积极出兵，并指示新疆军区，命令驻扎在南疆的部队协助其他几路进藏部队，进军藏北，解放阿里。
18军进藏
进藏方向从西北转到西南，对于二野入藏部队官兵来说的确非常突然。18军军长张国华当时正带领部队开辟川南，大批干部当时已被派往川南各地担任县市领导；张国华已就任川南行署第一任主任；政委谭冠三已喝过18军的送行酒，马上要前往自贡市当市委书记了。
张国华认为带自己的18军入藏更加熟悉。18军善于独立作战，有开辟新解放区的经验。刘邓最后同意了张国华意见。
进藏前，刘邓提出，18军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做到有求必应。并在1950年1月22日专门组建了18军后方支援司令部。
还没到大家期待已久的川南就要去西藏，这个变化对18军官兵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张国华从重庆回到18军后，按照部署，52师在2月5日召开了排以上党员干部动员大会，张国华亲自动员，他说“过去我们能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很了不起。而现在进军西藏是以我们18军为主，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还要由我们到那里去建党，开创党的工作，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
昌都以打促和
昌都是进军西藏的必经之地。1950年7月初，张国华率领18军全部抵达甘孜，受到以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武装抵抗。张国华向西南局和中央军委建议，进行昌都战役：“只有打开昌都的大门，才有可能和平解放西藏。”
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从10月6日至24日，昌都战役历经19天，先后打了20多仗，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印度人2名，藏军主力基本被消灭。
进军西藏的大门被打开，和平解放西藏的曙光出现。
昌都战役情况传到西藏后，西藏上层一片混乱，统治集团发生分化，摄政达扎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逃往亚东。他脚踏两只船：如果能保全自己的利益，当然是希望回到拉萨，保全不了就跑到国外去。
1951年2月，达赖喇嘛派西藏地方全权代表5人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
以阿沛为首席的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同以李维汉为首席的，包括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在内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4人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进行谈判。最后双方代表在各项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驻藏代表张经武
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全体人员于5月28日发表声明，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为了促进协议贯彻执行，中央决定派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先期前往西藏亚东做达赖等人工作。
毛主席在丰泽园与张经武谈话，分析协议签订后的西藏形势和达赖集团的动向。谈话从晚饭后一直到深夜，毛主席把给达赖 的一封亲笔信，托张经武当面转交，并一再叮嘱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实行爱国一家，一定要说服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5月31日，阿沛向达赖喇嘛和亚东噶厦电告了和谈经过和协议内容后，立即在西藏亚东和拉萨噶厦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7月10日，亚东噶厦召开僧俗官员会议，有30多人参加，讨论协议并表明对协议的态度。多数官员认为“协议并不妨害达赖喇嘛的职权和地位及寺院生活，至少其中一些条文是可以接受的”。最后，会议做出拥护协议，敬请达赖返回拉萨的决议。但以索康为首的反对派主张这一重大决策应由神来裁决。打卦的结果是：达赖喇嘛应返回拉萨，不能去国外。
张经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前往西藏，并于7月14日到达亚东。
次日，噶厦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钦等4位噶伦向张经武提出相见仪式：先是达赖“升座”，百官旁侍，然后中央代表张经武进去，达赖“下座”，迎接毛泽东的亲笔信，再“升座”，随后，张经武在右边首席入座。
这种封建的相见仪式，把中央人民政府摆到了属下的位置，张经武的随行人员、十八军联络部长乐于泓严词拒绝。几经争论，对方才放弃“升座”的作法。为顾全大局，尊重西藏的宗教习惯，张经武在一些礼仪形式上也作了一些让步，他对随行同志说“西藏推行的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强调地方服从中央，坚持原则，但在宗教上，还是要注意尊重西藏地方的宗教习惯。”
16日，在然巴·土登贡钦等噶伦陪同下，张经武登上东噶寺。当他走进达赖卧室时，达赖立刻从坐椅上站起来，跨前几步迎接，并给他让座。张经武向达赖递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与“十七条协议”副本及附件。
张经武向达赖阐述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并说明毛主席赠送给他的礼物随后即运到。当问及达赖何时返回拉萨时，达赖当即表示：我已决定回拉萨。
8月17日，达赖回到拉萨。
“菩萨兵”和平入藏
1951年10月1日国庆节，拉萨上空第一次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0月24日，达赖喇嘛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发了拥护“十七条协议”的电报，表示要“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各路部队向西藏和平进军。
10月26日，十八军军部和主力抵达拉萨。人民解放军遵守纪律，严格要求的作风，赢得了西藏广大僧俗人民的拥护和信任，被当地人民热情地称为“新汉人”，“菩萨兵”。
进藏前，毛主席曾单独接见了张国华。当得知张国华曾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当过3个月兵，毛泽东说：“袁文才，王佐都是对革命有贡献的同志。”多年后，毛泽东还多次称张国华为“井冈山”。对于西藏问题，张国华谈了筑路的重要性。毛主席点点头，说：“要筑路与生产并重。部队要很快进入拉萨，为实行‘十七条协议’而努力。”
进藏部队响应毛主席号召，向荒滩要粮，先后开垦荒地2000多亩，缓解了驻藏部队的吃粮吃菜困难。同时，为了站稳脚跟，进藏部队还“一边生产，一边筑路”，发动18000名军民参加康藏、青藏公路建设。
平叛、治藏
平息“人民会议”
1952年3月，张经武担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同时是“事实上的西藏军区第一政委”，主持西藏的党政军大计。
3月31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策划下，利用传统宗教活动的机会，召开了“人民会议”，派出所谓“人民代表”向中共西藏工委请愿。
4月1日晚，他们公然纠集部分藏军，喇嘛、流氓千余人包围了党政机关和张经武的住所，周围房顶上架满了机枪。他们疯狂地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制度不能改变”，妄图煽动社会骚乱，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行。有些武装分子公然开枪挑衅，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家的窗户玻璃也被打碎了。
面对危局，阿沛以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和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劝说其他噶伦维护“十七条协议”，同伪“人民会议”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深入了解，掌握伪“人民会议”活动情况，向中央代表和军区领导反映，采取应对措施，避免陷于被动。
4月4日，张经武接到中央指示：“你们应该对达赖采取坚决支持爱护的态度，帮助他处理骚乱事件。最好由张经武设法亲自同他商谈处理办法，使他觉得我们是信任他的。”
4月8日，张经武步行到布达拉宫山下。为了表示会谈诚意，他临时决定只带一名藏语翻译和两个贴身警卫上山，警卫班全部留在山下。布达拉山上，到处都是藏军和武装喇嘛，张经武神态自若，被迎进了达赖住室。
张经武请达赖以他的名义张贴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解散。他说“中央一直本着‘十七条协议’的方针，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就是目前所发生的事已经超出了和平范围，中央仍然本着和平解决的愿望。希望达赖喇嘛认真调查事件真相，除少数首恶分子外，其余一律不加追究。”
5月1日，噶厦发出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骚乱被平息。
“六年不改”
鉴于西藏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由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同时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
中央对西藏的改革表现出了极大耐心，也对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西藏上层给予了极大礼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年仅19岁的达赖和16岁的班禅分别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们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会见各国来宾和各界知名人士，会后游览了大半个中国，直至1955年3月由北京返回西藏。临行前，毛主席又分别前往达赖和班禅下榻处为他们送行。
1954年，达赖和班禅在北京与毛主席谈话时，毛主席说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在西藏，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
1956年春，有些汉族干部和少数藏族干部急躁冒进，要先实行民主改革，引起了西藏一些上层人物对民主改革的害怕。9月4日，党中央公开宣布：因条件不成熟，西藏的民主改革“六年不改”。随后，党中央又宣布：6年过后，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依据实际情况再作决定。
提前改革
民主改革前的西藏，仍是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被称作“西藏通”的 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在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这样写道：“你从欧洲和美洲来到西藏，就会被带回到几百年前，看到一个仍处在封建时代的地方。”
西藏工委根据“十七条协议”，对当时西藏实行的封建农奴制度并没有作任何改变。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民族分裂分子，却不顾党中央的耐心等待和再三教育，竟于1959年3月10日撕毁“17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
当时，张经武和张国华正在内地开会，接到情况通报后立即电告主持党政军工作的谭冠三，下令平叛，并极力争取达赖喇嘛回头。阿沛不顾个人安危，设法向达赖喇嘛送去了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和他本人的数封信，为争取达赖喇嘛尽了最大努力。
1959年3月，达赖出走印度。
3月28日，国务院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领导西藏人民，迅速平息叛乱，开始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
在历经了千年的风雨沧桑后，西藏的天空终于升起了吉祥幸福的太阳。拉萨街头的乞丐、八廓街的铁匠，三江流域的朗生和差巴，羌塘草原的贫苦牧民终于翻身了。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农区改革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为“三反双减”，发动群众进行“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减租，减息”运动。
各地工作组进村后，白天在田间地头帮助农牧民劳动，晚上深入到群众中宣传国务院关于平叛的命令和中央，西藏工委关于改革的文件，讲解各种政策，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叛乱分子祸国殃民的罪行，深挖隐藏的残余叛乱分子。
诉苦会上，许多被叛乱分子烧杀抢掠的受害者，被农奴主残害的亲人家属，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农奴们，一个个高呼：“要伸冤”，“要报仇”，要打倒吃人肉，喝人血的“阿达松”(三大领主)，要推翻野蛮的旧社会。
山南地区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最为完整的主要农业区之一。西藏地方政府系统197家贵族中，有86家在山南占有庄园和牧场，一些叛国分子和达赖的母亲均在此占有庄园。其中最大的为叛国分子索康·旺清格勒在乃东的庄园凯松，共有300多个农奴。
1959年4月底，工作组进驻凯松，在给断粮群众解决酥油、糌粑的同时，为春播提供种子粮，大力宣传“谁种谁收”政策，掀起春耕春播高潮，组织起生产互助组，成立了以朗生，堆穷为主的山南地区第一个村级农民协会，代行政权职能。
受苦受难的农奴群众纷纷奋起控诉农奴主、代理人的罪行。
工作组随即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凡领主1958年前借给劳动人民的高利贷一律废除：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和1959年放的新债，一律减息，按月息一厘计算。
第二步，完成“三反双减”后，1958年9月开始，西藏各地陆续进入土地分配阶段。农会在分配的土地上插上木牌，写上新主人的名字和土地的面积。工作组和农会干部带着农奴，逐户逐块指认土地，10月下旬完成土地分配，许多贫苦农奴第一次站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热泪盈眶。翻了身的农奴们欢呼：“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身上。现在达赖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经过土地改革，原来被领主称为“连自己的糌粑口袋都管不好的穷鬼们”，现在接管了领主的耕地，牲畜，农具，有条不紊地组织生产，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藏工委统一部署，分阶段、有步骤进行了民主改革，到1960年10月，西藏全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1861年初，颁发了土地所有证，确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西藏民主改革中，“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
5月12日，周恩来同班禅等人具体谈到了实行赎买政策。他说：西藏“贵族不过几百户，连二地主也不过一千多户，这是好安置的。内地资本家那么大的数量我们都可以养起来，可以采取赎买政策，西藏只有这么一点人，为何不可以实行赎买政策?”“把他们养起来，西藏的改革就会搞得顺利。改革搞好了，生产就会得到发展，人口就会增加，人民生活就会逐步改善。”
桑颇·才旺仁增的一个儿子参加了叛乱，政府只没收了他儿子的财产，对桑颇及其家庭其他成员多余的生产资料，仍然进行赎买，所付赎金按政策兑现。参加叛乱的农奴主拉鲁·才旺多吉的妻子拉鲁·央宗叛乱前和拉鲁分居，因此只没收了拉鲁的财产，而对央宗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
到1961年8月底，全区共给2085户赎买对象办清了手续，共支付赎买金2000多万元。
西藏自治区成立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掀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
1965年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过去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西藏社会，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跨过了几个世纪的历程，从封建奴隶社会，经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飞跃，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奇迹。”
进藏
“进军西藏，是党员都要举手!”
1949年9月，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和西宁。9月12目，停留在青海的藏传佛教领袖之一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派人赶至西宁，同解放军取得联系，希望解放军尽快进军西藏。僧俗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致电中央，要求解放军迅速解放西藏，实现统一。
1949年10月1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希望早日解放西藏，“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1949年10月，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毛主席说：“进军西藏，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很多好处，是党员的都要举手。”
11月23日，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联名复电十世班禅，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12月31日，毛主席出访苏联经过满洲里时，电告中央：“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同日，党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将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重大战斗任务。
毛主席如此急于解放西藏，与此前西藏发生的“驱汉事件”有关。
1949年7月8日，全副武装的藏军包围国民政府驻拉萨办事处(该地解放后成为《西藏日报》所在地)，以西藏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政府名义命令国民党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主任陈锡璋：所有汉人在拉萨的机构和人员，必须立即离开拉萨，限期返回内地。
与此同时，以摄政达扎为代表的西藏少数亲帝分子与印度驻西藏总领事理查逊勾结，策划“西藏独立”。理查逊对达扎建议不能坐喊独立，应当向联合国写信呼吁。他们组织了由6位官员组成的所谓的“亲善代表团”，携带盖有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印鉴的书信，分别前往美国、英国，印度和尼泊尔请求援助。
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解放军将“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
历史上内地进藏，一直有从青海和四川进入两条路。1949年底，经营西北和西南这两块毗邻西藏要地的，分别是彭德怀领导的第一野战军和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
1949年10月，西北局势基本平定。
11月23日，毛主席首次给彭德怀下达了进军西藏的电令：“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
西南局受命
1950年1月2日凌晨4时，毛主席发报给中央，彭德怀并转发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三人。电报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同时改变了先前主要由西北方面负责进军西藏的部署：“建议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1950年1月24日，中央致电西南局，西北局：“赞同以十八军为进藏主力”及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由康，滇、青，新4省多路向西藏进军”的建议，电示西北局、西北军区，克服一切困难，修路备粮，从青海和南疆积极出兵，并指示新疆军区，命令驻扎在南疆的部队协助其他几路进藏部队，进军藏北，解放阿里。
18军进藏
进藏方向从西北转到西南，对于二野入藏部队官兵来说的确非常突然。18军军长张国华当时正带领部队开辟川南，大批干部当时已被派往川南各地担任县市领导；张国华已就任川南行署第一任主任；政委谭冠三已喝过18军的送行酒，马上要前往自贡市当市委书记了。
张国华认为带自己的18军入藏更加熟悉。18军善于独立作战，有开辟新解放区的经验。刘邓最后同意了张国华意见。
进藏前，刘邓提出，18军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做到有求必应。并在1950年1月22日专门组建了18军后方支援司令部。
还没到大家期待已久的川南就要去西藏，这个变化对18军官兵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张国华从重庆回到18军后，按照部署，52师在2月5日召开了排以上党员干部动员大会，张国华亲自动员，他说“过去我们能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很了不起。而现在进军西藏是以我们18军为主，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还要由我们到那里去建党，开创党的工作，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
昌都以打促和
昌都是进军西藏的必经之地。1950年7月初，张国华率领18军全部抵达甘孜，受到以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武装抵抗。张国华向西南局和中央军委建议，进行昌都战役：“只有打开昌都的大门，才有可能和平解放西藏。”
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从10月6日至24日，昌都战役历经19天，先后打了20多仗，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印度人2名，藏军主力基本被消灭。
进军西藏的大门被打开，和平解放西藏的曙光出现。
昌都战役情况传到西藏后，西藏上层一片混乱，统治集团发生分化，摄政达扎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逃往亚东。他脚踏两只船：如果能保全自己的利益，当然是希望回到拉萨，保全不了就跑到国外去。
1951年2月，达赖喇嘛派西藏地方全权代表5人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
以阿沛为首席的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同以李维汉为首席的，包括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在内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4人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进行谈判。最后双方代表在各项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驻藏代表张经武
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全体人员于5月28日发表声明，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为了促进协议贯彻执行，中央决定派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先期前往西藏亚东做达赖等人工作。
毛主席在丰泽园与张经武谈话，分析协议签订后的西藏形势和达赖集团的动向。谈话从晚饭后一直到深夜，毛主席把给达赖 的一封亲笔信，托张经武当面转交，并一再叮嘱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实行爱国一家，一定要说服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5月31日，阿沛向达赖喇嘛和亚东噶厦电告了和谈经过和协议内容后，立即在西藏亚东和拉萨噶厦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7月10日，亚东噶厦召开僧俗官员会议，有30多人参加，讨论协议并表明对协议的态度。多数官员认为“协议并不妨害达赖喇嘛的职权和地位及寺院生活，至少其中一些条文是可以接受的”。最后，会议做出拥护协议，敬请达赖返回拉萨的决议。但以索康为首的反对派主张这一重大决策应由神来裁决。打卦的结果是：达赖喇嘛应返回拉萨，不能去国外。
张经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前往西藏，并于7月14日到达亚东。
次日，噶厦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钦等4位噶伦向张经武提出相见仪式：先是达赖“升座”，百官旁侍，然后中央代表张经武进去，达赖“下座”，迎接毛泽东的亲笔信，再“升座”，随后，张经武在右边首席入座。
这种封建的相见仪式，把中央人民政府摆到了属下的位置，张经武的随行人员、十八军联络部长乐于泓严词拒绝。几经争论，对方才放弃“升座”的作法。为顾全大局，尊重西藏的宗教习惯，张经武在一些礼仪形式上也作了一些让步，他对随行同志说“西藏推行的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强调地方服从中央，坚持原则，但在宗教上，还是要注意尊重西藏地方的宗教习惯。”
16日，在然巴·土登贡钦等噶伦陪同下，张经武登上东噶寺。当他走进达赖卧室时，达赖立刻从坐椅上站起来，跨前几步迎接，并给他让座。张经武向达赖递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与“十七条协议”副本及附件。
张经武向达赖阐述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并说明毛主席赠送给他的礼物随后即运到。当问及达赖何时返回拉萨时，达赖当即表示：我已决定回拉萨。
8月17日，达赖回到拉萨。
“菩萨兵”和平入藏
1951年10月1日国庆节，拉萨上空第一次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0月24日，达赖喇嘛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发了拥护“十七条协议”的电报，表示要“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各路部队向西藏和平进军。
10月26日，十八军军部和主力抵达拉萨。人民解放军遵守纪律，严格要求的作风，赢得了西藏广大僧俗人民的拥护和信任，被当地人民热情地称为“新汉人”，“菩萨兵”。
进藏前，毛主席曾单独接见了张国华。当得知张国华曾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当过3个月兵，毛泽东说：“袁文才，王佐都是对革命有贡献的同志。”多年后，毛泽东还多次称张国华为“井冈山”。对于西藏问题，张国华谈了筑路的重要性。毛主席点点头，说：“要筑路与生产并重。部队要很快进入拉萨，为实行‘十七条协议’而努力。”
进藏部队响应毛主席号召，向荒滩要粮，先后开垦荒地2000多亩，缓解了驻藏部队的吃粮吃菜困难。同时，为了站稳脚跟，进藏部队还“一边生产，一边筑路”，发动18000名军民参加康藏、青藏公路建设。
平叛、治藏
平息“人民会议”
1952年3月，张经武担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同时是“事实上的西藏军区第一政委”，主持西藏的党政军大计。
3月31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策划下，利用传统宗教活动的机会，召开了“人民会议”，派出所谓“人民代表”向中共西藏工委请愿。
4月1日晚，他们公然纠集部分藏军，喇嘛、流氓千余人包围了党政机关和张经武的住所，周围房顶上架满了机枪。他们疯狂地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制度不能改变”，妄图煽动社会骚乱，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行。有些武装分子公然开枪挑衅，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家的窗户玻璃也被打碎了。
面对危局，阿沛以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和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劝说其他噶伦维护“十七条协议”，同伪“人民会议”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深入了解，掌握伪“人民会议”活动情况，向中央代表和军区领导反映，采取应对措施，避免陷于被动。
4月4日，张经武接到中央指示：“你们应该对达赖采取坚决支持爱护的态度，帮助他处理骚乱事件。最好由张经武设法亲自同他商谈处理办法，使他觉得我们是信任他的。”
4月8日，张经武步行到布达拉宫山下。为了表示会谈诚意，他临时决定只带一名藏语翻译和两个贴身警卫上山，警卫班全部留在山下。布达拉山上，到处都是藏军和武装喇嘛，张经武神态自若，被迎进了达赖住室。
张经武请达赖以他的名义张贴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解散。他说“中央一直本着‘十七条协议’的方针，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就是目前所发生的事已经超出了和平范围，中央仍然本着和平解决的愿望。希望达赖喇嘛认真调查事件真相，除少数首恶分子外，其余一律不加追究。”
5月1日，噶厦发出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骚乱被平息。
“六年不改”
鉴于西藏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由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同时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
中央对西藏的改革表现出了极大耐心，也对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西藏上层给予了极大礼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年仅19岁的达赖和16岁的班禅分别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们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会见各国来宾和各界知名人士，会后游览了大半个中国，直至1955年3月由北京返回西藏。临行前，毛主席又分别前往达赖和班禅下榻处为他们送行。
1954年，达赖和班禅在北京与毛主席谈话时，毛主席说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在西藏，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
1956年春，有些汉族干部和少数藏族干部急躁冒进，要先实行民主改革，引起了西藏一些上层人物对民主改革的害怕。9月4日，党中央公开宣布：因条件不成熟，西藏的民主改革“六年不改”。随后，党中央又宣布：6年过后，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依据实际情况再作决定。
提前改革
民主改革前的西藏，仍是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被称作“西藏通”的 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在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这样写道：“你从欧洲和美洲来到西藏，就会被带回到几百年前，看到一个仍处在封建时代的地方。”
西藏工委根据“十七条协议”，对当时西藏实行的封建农奴制度并没有作任何改变。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民族分裂分子，却不顾党中央的耐心等待和再三教育，竟于1959年3月10日撕毁“17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
当时，张经武和张国华正在内地开会，接到情况通报后立即电告主持党政军工作的谭冠三，下令平叛，并极力争取达赖喇嘛回头。阿沛不顾个人安危，设法向达赖喇嘛送去了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和他本人的数封信，为争取达赖喇嘛尽了最大努力。
1959年3月，达赖出走印度。
3月28日，国务院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领导西藏人民，迅速平息叛乱，开始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
在历经了千年的风雨沧桑后，西藏的天空终于升起了吉祥幸福的太阳。拉萨街头的乞丐、八廓街的铁匠，三江流域的朗生和差巴，羌塘草原的贫苦牧民终于翻身了。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农区改革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为“三反双减”，发动群众进行“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减租，减息”运动。
各地工作组进村后，白天在田间地头帮助农牧民劳动，晚上深入到群众中宣传国务院关于平叛的命令和中央，西藏工委关于改革的文件，讲解各种政策，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叛乱分子祸国殃民的罪行，深挖隐藏的残余叛乱分子。
诉苦会上，许多被叛乱分子烧杀抢掠的受害者，被农奴主残害的亲人家属，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农奴们，一个个高呼：“要伸冤”，“要报仇”，要打倒吃人肉，喝人血的“阿达松”(三大领主)，要推翻野蛮的旧社会。
山南地区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最为完整的主要农业区之一。西藏地方政府系统197家贵族中，有86家在山南占有庄园和牧场，一些叛国分子和达赖的母亲均在此占有庄园。其中最大的为叛国分子索康·旺清格勒在乃东的庄园凯松，共有300多个农奴。
1959年4月底，工作组进驻凯松，在给断粮群众解决酥油、糌粑的同时，为春播提供种子粮，大力宣传“谁种谁收”政策，掀起春耕春播高潮，组织起生产互助组，成立了以朗生，堆穷为主的山南地区第一个村级农民协会，代行政权职能。
受苦受难的农奴群众纷纷奋起控诉农奴主、代理人的罪行。
工作组随即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凡领主1958年前借给劳动人民的高利贷一律废除：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和1959年放的新债，一律减息，按月息一厘计算。
第二步，完成“三反双减”后，1958年9月开始，西藏各地陆续进入土地分配阶段。农会在分配的土地上插上木牌，写上新主人的名字和土地的面积。工作组和农会干部带着农奴，逐户逐块指认土地，10月下旬完成土地分配，许多贫苦农奴第一次站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热泪盈眶。翻了身的农奴们欢呼：“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身上。现在达赖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经过土地改革，原来被领主称为“连自己的糌粑口袋都管不好的穷鬼们”，现在接管了领主的耕地，牲畜，农具，有条不紊地组织生产，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藏工委统一部署，分阶段、有步骤进行了民主改革，到1960年10月，西藏全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1861年初，颁发了土地所有证，确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西藏民主改革中，“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
5月12日，周恩来同班禅等人具体谈到了实行赎买政策。他说：西藏“贵族不过几百户，连二地主也不过一千多户，这是好安置的。内地资本家那么大的数量我们都可以养起来，可以采取赎买政策，西藏只有这么一点人，为何不可以实行赎买政策?”“把他们养起来，西藏的改革就会搞得顺利。改革搞好了，生产就会得到发展，人口就会增加，人民生活就会逐步改善。”
桑颇·才旺仁增的一个儿子参加了叛乱，政府只没收了他儿子的财产，对桑颇及其家庭其他成员多余的生产资料，仍然进行赎买，所付赎金按政策兑现。参加叛乱的农奴主拉鲁·才旺多吉的妻子拉鲁·央宗叛乱前和拉鲁分居，因此只没收了拉鲁的财产，而对央宗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
到1961年8月底，全区共给2085户赎买对象办清了手续，共支付赎买金2000多万元。
西藏自治区成立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掀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
1965年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过去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西藏社会，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跨过了几个世纪的历程，从封建奴隶社会，经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飞跃，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