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榜单,负责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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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单首先是一群人的趣味,其次是一群人的权力,最终成为人情纠缠的现实生活。榜单的出台都会有一个正确而舒缓的缘由。只有天真的榜单制作者,才会一开始就想着抢夺话语权的阵地。一份榜单的敌人,不是另一份榜单,而是别的新物种。
  趣味是安全的导向,也是堂而皇之标榜优秀作品的理由。趣味可以被狭隘地理解为好恶,也可以被宽泛地理解为彰显一种文学价值。一个榜单是否得人心,取决于评审者、评审方式、评审对象等多种客观和非客观的因素,想要做到面面俱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趣味就是群体性的偏见,也是文学榜单的陷阱。调动一群专业人士做这个活儿,不过是将他们的眼光以合理的方式进行展览。既是一场展览,就缺少不了策展者和策展的思路,邀请什么人,提什么主张,用什么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规定工作。
  榜单的权力不是天生降临的,它诞生于日益圆熟的体制内部,成熟于机构经久的运作,被感受和命名为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这类权力是无形的,越是影响力大,越会构成纷繁复杂的权力场。在这个意义上,榜单和文学奖的本质一样,即权威的主张和读者的接受之间,横着一条难以调和的观念的沟壑。正是囿于可能的权力影响,以及无处不在的人情世故,一份榜单总是难以避免地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往积极的方面说,这是榜单——特别是优秀榜单——需要承受的压力,哪怕是吹毛求疵,甚至无理取闹。要知道同普通读者相比,所谓的专业者们更擅长叫嚷不休,更有欲望表达不同的“正确”的文学意见。
  进入榜单对写作者总是好事,至少没有人会表示自己不合适,或者为进入榜单感到耻辱。少有人会做出这样拒绝的姿态来,那会被视为不领情和惺惺作态。写作者都是明白人,有时候甚至显得过于明白,不仅明白如何娴熟地配合榜单,还热衷于想方设法进入榜单评委们的视野,而不是埋头苦练写作的技艺。他们盼望着被选中,就像宫女那样期盼着有朝一日被皇帝相中,没有多少人可以真的忍受一生的不闻不达。不能仅仅责怪写作者们,评论家们也一样,即便板着脸的说真话的人,也难免陷入人情的泥淖。这是一出戏,无论戏的好坏,人马得齐全。导演、演员、观众都是演员,谁要不守规矩,伤害的是大家的利益。正所谓,都吃着一个锅里的饭呢,不指着你能加菜,不能往锅里吐痰啊。要真吐痰,你最好是做出吐痰的样子,把痰吐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大家伙儿心知肚明,也会成全你,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小争执不断、大面积平和的生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榜单就是文学粘合剂,张开翅膀,试图粘住南来北往的文学买卖人。有时候粘性比较大,难免也捕获了一些苍蝇蚊子。
  如果只是将眼光停留在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制作出的榜单,那我们会错失一些来自“普通读者”的意见。之所以要打上双引号,因为这群人早就不认为他们只能是读者,他们早就开辟发表意见的新战场,正在像模像样地成为伍尔芙意义上的“普通读者”。这群人原本是榜单期望影响的群体,但是他们没有被动地等待专业的指令,而是试图利用人多这个优势,发展出一种民主式的群体性表达。从规模上而言,这个群体比专业者们更广大;从意见的表达上,方式也更接近于众声喧哗。发言的规则将决定他们的影响力。当数十万人同时对一部电影、一本书、一场演出进行表态时,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声势浩大的正面作用以及难以避免的负面问题。这就是移动互联网下的表达机制,混杂着商业诉求、大众心理、日常消费导向和现实生活等多种因素的庞然大物。弄得不好,这个大家伙就会变成怪物,会优雅地吞噬着各种不同的意见、评价和感想,会毫不费力地毁掉一部作品,从而让写作者、导演和投资人心惊胆战。如何讨好他们成了新课题,有人噗通一跪,跪出了黄金票房,成为如何打苦情牌的营销案例;后来也有人学习演绎这一“跪”,有的打脸,有的腿折。写作者正在习染这种风气,努力地经营自己,不乏赢得鲜花和掌声的成功者。
  是相信一个专家或者多个专业人士,还是相信一群人——而且是花钱消费过的一群人——的日常表达,这会是一个问题么?原本可能是,但现在不再是。大众会毫不犹豫地相信后者,即和他们一样花钱去消耗时间的人,而不是专家们。所以说,一份榜单的对手,不是另一份榜单,更不是另外一群专业人士。无论有多少不同,他们都还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不过爱吃的菜不一样,还不至于掀翻桌子——虽然现实中总有这样天真的傻瓜。真正的对手来自另外一个桌子——桌子可能还不足以形容人多,应该是源源不断的流水席,来自完全不同的人群,即那些拥有了表达渠道和方式的“乌合之众”们,开始庄严地投票了。乌合之众,还会是一如既往地扮演嘲讽对象么?会是糊里糊涂的消费者?在一边被掏空口袋的同时,一边为文化生意人唱着赞歌?当然不会,拿电影来说,产业者们必须不露痕迹地、艺术地、尊重地讨好他们,不然无数个差评就毁掉票房——尽管有些电影死得难堪完全是咎由自取。当一个群体可以互通意见,在互联网领域将会形成发散的并且可以随时修正的影响。
  必须说到豆瓣网了,尽管这个网站至今还没弄清楚如何赚钱,改版一次比一次让用户揪心,但至少在阅读数据这一块,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跳过这座被讽刺为“伪中产阶级趣味”的山头。豆瓣阅读的打分机制,以简单粗糙的方式,在短短十几年间,累积了数量庞大的意见。试想,当一本新书获得了几千个人打分,且综合分数超过八分的时候,这本书会被自然地理解为是一本好书,这个作者会被认为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作者。一个现实中的写作者,如果他的书在豆瓣上的阅读者只有区区个位数,那无论如何也不能轻易地说,这是一个有广泛影响力的写作者,即便他在现实的圈子中的确如此,但那依然是在圈子内。这样说无意批评任何圈子,只想说圈子总是小的,尽管文学价值评判的权力可以掌握在小众手里,但这就是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是满足于圈子还是试图向外。圈子本身并无优劣的道德标签。
  豆瓣的独特之处,其一就在于用户的多层级构成。在阅读这一方寸之地,聚集了作者、书评人、读者、出版人、书店人以及媒体人,可以说整个出版链条中的人都在豆瓣中有一個ID,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种彼此牵扯的阅读生态。你无法期待所有的人都保持一致,当这些人同时为一本书打分时,最终分值(严格地说,是一个动态的最终分值,不断有新人在加入)的参考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民主表达的好处。在没有暗箱操作的前提下,一本书超过一千个人打分,并且分值达到8分以上,就会被认为是一本好书,为后来的购买者自然地形成参考。我们有许多理由来质疑这种分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一本得分9分的书,是否就真的比8.5分的书更有价值?反过来的问题同样成立。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实际上,这种质疑的深层次原因依旧在于,对价值能否量化表示怀疑和不确定。那么豆瓣的分值是否就是价值的体现?不能片面地把这种分值理解为价值判别,而应该是文学价值+传播热度+读者喜欢+口碑的综合评价。否则的话,我们无法理解《追风筝的人》得分是8.9,钱钟书的《围城》同样是8.9分,两者如何区别?区别在于,为《追风筝的人》打分的人有三十三万多,而为《围城》打分的人有二十多万,仅此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前者是近些年的新书,有营销行为的参与;后者是经典旧作,基本属于自发的打分。明白了这个前提,再看这两个相同的分值,就能明白两本书的侧重根本就不在一根线上,尽管它们的分值是一样的。分值只能是一个参考,当然不是一个孰高孰低的判断书。   其二是豆瓣网的评论系统。在最早的豆瓣网上,书评都来自读者自发的上传和分享,与传统的文学评论相去甚远,更接近于读后感的轻松、自我和单纯。随着更多出版人和写作者的涌入,豆瓣的书评水准开始提升,相对专业的解读性文章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所谓的“豆瓣红人”开始出现,即拥有更多粉丝和号召力的写作者。这一点在豆瓣电影的页面中更为引人注目,有的影评人的早期评论可以左右一部电影的票房。图书是小产业,且产品众多,不像电影一样能够上院线的毕竟是少数,图书就分散多了。为了适应新媒体的速度,豆瓣开发出了“短评”功能,与相对较长的评论形成支撑。从《百年孤独》来看,综合评分9.2分,打分人数为十四万人,短评五万多条,书评3538篇,其中标题为“在你觉得阅读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勉强”的书评,被7800多人认为“有用”,列为最热门。有意思的是,这篇最热门的书评并没有触及到小说本身,只是表达一种观念:有些书不到年纪,不到真正懂得孤独,是读不懂。如果读不进去,就不要勉强。如果生命厚待你,会给予你第二次阅读它的机会。毫无疑问,这种带有自我反省和安慰意识的文章,总是容易打动那些不读书的人。标题为“那些关于时间和孤独故事”的书评,有3800人点赞,算是真正的“技术贴”,文章分层级将《百年孤独》的故事进行了梳理,尤其是对家族中的七代人物进行了整理,有助于读者进入小说本身。我们依然不难发现,即使如此细致的报告式阅读,依然谈不上是深入的文学评论。不过,用户并不在乎这一点,他们期望获得的是共鸣和分享,而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引导。
  豆瓣的价值在于十年之功积累下来的数据。有一个阅读公号“书单来了”,开始挖掘和消费这座矿藏,对豆瓣打过高分的书进行分类,每条微信内容推个三五本,冠以标题党式的标题。有一篇“5本文学经典,讲述5个对抗平庸生活的普通人”,点击率超过了十万加。第一本书就是《斯通纳》,豆瓣打分最新数据超过17000人;第二本是库切的《青春》。评分数都来自豆瓣。潜台词无非是豆瓣打出的分数值得信赖。据说这个公号粉丝目前已经超过五百万,正走在商业化的路上,流量迟早会具有商业用途。豆瓣的这些数据还会有多少用处,目前不得而知,但我们需要面对这些数据,正如所有做出版的人,理论上都需要掌握自己的书被谁买走了、读完之后给出了怎样的评价。这些豆瓣知道,当当知道,京东也知道,唯独出版社不知道,更别说读者了。大众点评时代让人人都成了美食家,这多少丧失了很多乐趣,失去了发现的乐趣,不过对普通的食客来说,减少了进错饭店的时间成本和心情成本。我们谈论豆瓣的评分机制,不是为了大众点评背书,而是想指出在传统的桌餐之外,另一桌流水席或者说自助餐已经开始了,并且所安排的食物都来自食客们自己探索和评点过的。
  民主式打分有好处,自然也有坏处。如今豆瓣不是唯一的意见空间,它正在没落,正如人们所批评的那样,豆瓣的趣味正在变得狭隘和固化,也同样在慢慢变得圈子化,以至于流失了大量的老用户,新来的年轻人至少在阅读这一块,并不像他们眼中的“大叔”和“阿姨”们那样有着情结。加上水军的来势汹汹,数据的注水越发变本加厉,当一个出版商雇佣了百十来个水军,每人负责操作十个账号,在短时间给一本书打分,显然可以掀起一点风浪,让一本劣质书变成热门。譬如当年李继宏的最优译本事件,先是在豆瓣引起口水,继而全国引起争议。豆瓣网曾经有过的黄金期,并不容易重现,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心化”并不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如今新书在豆瓣的阅读率变得日益稀少,尽管豆瓣内设的“最后关注图书榜”看似活跃依旧,但难以避免地开始呈现出图书馆式的暮气。
  传统的文学榜单不会因为关注少而失去地位,它们依然是圈子内部循环必要的环节。新媒体榜单也不会因为负面影响而走进死胡同,它们身上从一开始就具备的商业基因,有欲望进行自我调整。群体性评分就是商业点,有人在就会有商业在。资本的全部逻辑在于用户数量,其余的不过是锦上添花。群体性的民主意见的缺陷也清晰可见,就是选出了相对中庸的好书,譬如豆瓣文学书中,参评人数最多的是《追风筝的人》,有近三十三万人进行了打分,短评九万多条,书评七千余篇,可谓壮观。不能否认,这是一本好小说,但它的文学性显然算不上一流。即便这样看似浩荡的人数,和它的全部读者相比依然是一小部分:一部分读者在销售平台的刺激下,进行评论和晒单;还有大量的人静默无言,无从知晓他们的态度。
  这样的生产机制和传统文学榜单的区别,就在于十几个人和十几万个人的差别。十几个人如果犯错了,也就是十几个人的事。十几万人犯错了,那就不仅仅是错,而是阅读口味变了,本质上是生意方式变了。十几个人做主,有可能推出新颖的具有探索性的写作方式。群体性的综合平衡得分,则剜掉了创新的可能。《平凡的世界》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话题。在许多专业学者的眼里,这部长篇小说谈不上多好,譬如学者洪子诚先生就没有在文学史中谈起它。在读者群中,这部小说却扮演着青年人精神火炬的角色,每年都在卖出数以万部。问题由此而来,这种巨大的差异是怎么诞生的,专业的批评意识和大众的接受认知是否会越走越远?弥合这种距离的方法,除了强硬地假装友好地拉近他们,是否还有别的温和的法子?《平凡的世界》只是一个案例。这个远远称不上有意为之的个案,其意义在于时时刻刻提醒人们,专业的声音可以推崇一本书,却无法阻止一本书被不断地阅读,那么在所谓经典化的过程中,谁才是经典化的主力部队,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普通的阅读者?
  金宇澄的《繁花》则是另外一种情況,真正地叫好又叫座,在当当网有七万七千多条评价,豆瓣打分是一万两千余人,京东网可见评论数据“2.3万+”以上。这些可观的数据折射出很多信息。事实上,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前,《繁花》的势头已经像火焰一样燃烧着。回观这本书的传播史,可以思索的问题在于,谁发现了这本书,又是谁加速了这本书的传播。关于《繁花》的传播历程,当然有许多故事可以讲述。
  一个合格榜单的全部使命,仅仅是选摘出优秀的作家作品,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工作是在选择之后,花费更大的力气对入榜者进行推介,如此才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问题是如今的榜单制作者们会有这样的公心么?毕竟物质上受惠的未必是他们,而是出版商们。奈保尔曾经建议作家们说,再独特的想法,也得找到容易被读者理解的传播方式来传达。置换到榜单,道理是一样的,再好的榜单,也得找到容易被读者理解的方式来传达,必须与读者群体联合起来,必须去影响销售,不然做出来就烟消云散,何必费这份心呢?
  榜单应该是一种驱动,尤其是在新作和新人出来之后,借助专业的眼光,用大众接受的表达方式,完成引擎的点火,一旦进入跑道,自然会万物花开。
  (责任编辑: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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