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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一届我带的是(11)班,班里的学习风气很好,全班81个学生,54个男生,27个女生,个个活泼可爱,具有个性,也不泛桀骜不驯。当时的语文教师是年轻有为的吴老师,他虽个头不高但很精神,像貌不是很出众但注重仪表。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不仅是因为他有阳光、帅气的一面,也是因为他的课堂很精彩;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字正腔圆,而且能够旁征博引,口吐念珠。可是到了八年级上学期的时候,他辞职下海了,于是学校从近郊的农村中学借调了一位语文老师——李老师。
李老师与吴老师截然不同,李老师性格内秀,工作兢兢业业,勤奋刻苦,是个很务实的人,可是李老师的普通话不到吴老师纯正,李老师发型不到吴老师一丝不苟,李老师的老式夹克不到吴老师的或T恤或西装的青春帅气。注意到这一点,必存疑虑的我,作为班主任,在新的语文老师没露面之前,我首先在班里为他作了隆重的介绍:
“同学们,这一学期接带我们班语文课的是一位资深的老师,他教学经验丰富,对中考颇有研究,课堂教学能围绕大纲,紧扣主题,很少有废话,而且对学生很有耐心和爱心,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字很漂亮,无论是硬笔或软笔,在全县都是屈指可数的……”。
其实我向学生们介绍的全是事实,可是担心的还是发生了。两节课之后,同学们开始给我递纸条,写什么的都有:
“新老师上课不精彩,声音太小。”
“新老师讲话很土,衣着也不讲究。”
“新老师知识面窄,不跟我们讲很多课多的事。”
“……”
有的甚至给老师起外号,当场反驳老师,指责老师的不是,有的学生还直截在作文本上写下不喜欢新老师的几大点,最后甚至发展到语文课代表要求辞职,不愿意为新老师服务。
当时李老师也清楚自己的困境,他在班里感叹“后娘难当”,甚至想打退堂鼓,再回原来的学校任教。我一面努力地做学生们的思想工作,一面不断地找李老师谈心,提醒他城镇和农村的孩子不太一样,要多注重自己的仪表;鼓励他要坚持下来,要尽自己最大的宽容、爱心和耐心认真上好每一节课,熬过这最艰难的阶段,等学生们度过信任危机期,适应了他的教学模式,期中考试成绩比上学期有所提高了,学生和家长们会慢慢接纳他的。
另一方面我又利用班费买了一个能够上课随身携带的扩音器,以便解决老师音量小的问题;然后再多次找个别同学谈话,找班委谈话,利用周会堂在班公开讨论其事。在讨论会上,我首先肯定了孩子们要求进步的心理以及具有评价老师上课水平的权利。然后我问:“你们认为一个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穿着、长相、性格,还是责任心和教学水平?”
孩子们当然是对后者给与了肯定回答。
我继续问:
“李老师的教学态度有问题吗?”
“老师的教学水平有问题吗?”
“你们对李老师提出那么多的不满,老师有没有计较你们,而没表现出老师应有的宽容、爱心和耐心?”
得到的自然都是否定的回答。
最后我指出了学生们对老师评价中的片面性,指导他们要全面地看问题,看问题的主流。又向他们分析中国现在的人才录用形式——不仅要具有宽广的知识面,而且要学会做考试卷。
这样的局面坚持了一个多月之后,班级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同学们上语文课又都聚精会神地听讲、热热闹闹地讨论、认认真真地笔记了。课下有主动到李老师跟前背书的,有去问作业的,有的还在作文本上写下了真诚的道歉信。李老师现在也比以前讲究多了,头发理成平头偶尔还打点亮发膏,衣服干净、得体甚至还配上了领带。那一届(11)班的语文中考均分成绩在全县排名第二。一直到现在我与李老师仍搭档同带一个班,而且配合的很愉快。
李老师与吴老师截然不同,李老师性格内秀,工作兢兢业业,勤奋刻苦,是个很务实的人,可是李老师的普通话不到吴老师纯正,李老师发型不到吴老师一丝不苟,李老师的老式夹克不到吴老师的或T恤或西装的青春帅气。注意到这一点,必存疑虑的我,作为班主任,在新的语文老师没露面之前,我首先在班里为他作了隆重的介绍:
“同学们,这一学期接带我们班语文课的是一位资深的老师,他教学经验丰富,对中考颇有研究,课堂教学能围绕大纲,紧扣主题,很少有废话,而且对学生很有耐心和爱心,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字很漂亮,无论是硬笔或软笔,在全县都是屈指可数的……”。
其实我向学生们介绍的全是事实,可是担心的还是发生了。两节课之后,同学们开始给我递纸条,写什么的都有:
“新老师上课不精彩,声音太小。”
“新老师讲话很土,衣着也不讲究。”
“新老师知识面窄,不跟我们讲很多课多的事。”
“……”
有的甚至给老师起外号,当场反驳老师,指责老师的不是,有的学生还直截在作文本上写下不喜欢新老师的几大点,最后甚至发展到语文课代表要求辞职,不愿意为新老师服务。
当时李老师也清楚自己的困境,他在班里感叹“后娘难当”,甚至想打退堂鼓,再回原来的学校任教。我一面努力地做学生们的思想工作,一面不断地找李老师谈心,提醒他城镇和农村的孩子不太一样,要多注重自己的仪表;鼓励他要坚持下来,要尽自己最大的宽容、爱心和耐心认真上好每一节课,熬过这最艰难的阶段,等学生们度过信任危机期,适应了他的教学模式,期中考试成绩比上学期有所提高了,学生和家长们会慢慢接纳他的。
另一方面我又利用班费买了一个能够上课随身携带的扩音器,以便解决老师音量小的问题;然后再多次找个别同学谈话,找班委谈话,利用周会堂在班公开讨论其事。在讨论会上,我首先肯定了孩子们要求进步的心理以及具有评价老师上课水平的权利。然后我问:“你们认为一个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穿着、长相、性格,还是责任心和教学水平?”
孩子们当然是对后者给与了肯定回答。
我继续问:
“李老师的教学态度有问题吗?”
“老师的教学水平有问题吗?”
“你们对李老师提出那么多的不满,老师有没有计较你们,而没表现出老师应有的宽容、爱心和耐心?”
得到的自然都是否定的回答。
最后我指出了学生们对老师评价中的片面性,指导他们要全面地看问题,看问题的主流。又向他们分析中国现在的人才录用形式——不仅要具有宽广的知识面,而且要学会做考试卷。
这样的局面坚持了一个多月之后,班级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同学们上语文课又都聚精会神地听讲、热热闹闹地讨论、认认真真地笔记了。课下有主动到李老师跟前背书的,有去问作业的,有的还在作文本上写下了真诚的道歉信。李老师现在也比以前讲究多了,头发理成平头偶尔还打点亮发膏,衣服干净、得体甚至还配上了领带。那一届(11)班的语文中考均分成绩在全县排名第二。一直到现在我与李老师仍搭档同带一个班,而且配合的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