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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18日，上午9时许，一趟由北京开来的火车专列缓缓停靠在武昌站。从车厢里，走出的是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这一幕永载史册。40多分钟后，隆隆专列前往深圳、上海等地，撰写出改变中国的历史事件——“邓小平南巡讲话”。
2013年的7月盛夏，刚履新8个多月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来到了武汉，明确释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思路。
事隔21年，中国新一轮改革的信号再次从武汉发出！
冲破观念藩篱
1976年，是个不平凡的年份。
那一年，32岁的熊兆铭被分配到武汉市科技交流站 从事技术推广工作。那个时代，科技人员都是主动到工厂推广新技术，且一律免费。
熊兆铭清楚记得，当时他到武汉大型厂矿企业推广一种新型机床刀具，这种刀具可以转动，当刀口钝了，不需拿去磨刀，换个方向就可继续用，如此可大大提高生产率。
然而，熊兆铭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到工厂推广这种刀具，大家都很欢迎；一旦他走了后，工厂又重新使用原来的刀具。
如果说，用老刀具一天可生产5件商品，而新刀具则可生产8件商品。那为什么工厂不选可生产效率高的新刀具呢？熊兆铭调查后发现，在计划经济时代，干多干少一个样，而且多干了活，自己还得出力搬来搬去，这样谁会愿意多干活呢？
“这对新技术来说不是严重的浪费吗？谁还会去创新呢？”熊兆铭很苦恼，但思想不够解放的现状他无力改变。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80年下半年，当时的国家科委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结合不密切、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等问题，并首次倡议科技成果可实行有偿转让。
科学技术成果有偿转让？这让熊兆铭心头一动。当年底，在时任武汉市科委主任肖望的支持下，熊兆铭向武汉市政府打报告，表示愿成立一家科技服务公司。1981年1月，武汉市政府1号文件出台，其重头戏就是批准成立武汉市科技服务公司，这在全国是第一家。公司将一改过去无偿向企业推广新技术的模式，面向全社会提供有偿技术交易。
不过，在那个年代，即便政府有批文，争议还是很大。有人甚至怒斥“搞邪了”，国家花钱培养科研人员，用国家科研设备研制出的技术，居然还要收钱？
为了澄清争议，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忙着举办一场科学技术交易会，让人们见识市场交易带来的活力。
当年8月，武汉地区首届科学技术交易会，在汉口万松园的武汉68中校园举行。当时共邀请有62家大专院校、大型企业参加，502个科技成果作为商品首次亮相，同时企业有102个技术难题公开招标，成交额90多万元。
“过去无偿推广，因来得太容易，企业对新技术不重视。现在好了，市场经济，花钱买来的技术，谁都难以忽略。”熊兆铭没有想到，他们这次“吃螃蟹”的技术交易会，引起了中央媒体关注，人民日报配发评论员文章《看“活水”是怎么流动的》，盛赞这场交易会开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先河。
自此，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科技部门到武汉取经，大大小小的技术交易市场也随之遍地开花，技术创新在中国越来越活跃。
年近古稀的熊兆铭早已退休，但他仍然没有放下科技工作，现在武汉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当会长。“无论是技术交易，还是科技孵化，武汉都走在了全国前列。但为什么武汉的企业、品牌反而在全国不是很突出呢？”他认为，这依然跟观念落后有关。
很多小微企业，守着家庭管理模式，还抱有小富即安的心态，公司一旦达到一定规模就不敢再闯了。熊兆铭现在的工作，就是对小微企业进行帮扶，帮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帮他们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帮他们与资金、政策等对接，帮他们把企业不断做大。
发展需要“幸福指标”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GDP总量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仍有待提升。
经济要发展，生活要幸福，能不能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在湖北，有一位企业家一直致力探索这样的新型发展模式。
他就是茅永红，是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百步亭社区党委书记。
百步亭社区地处武汉近郊。开建前，这里到处是鱼塘和沟渠，水电路等市政配套全无。首期开发用地，7家房地产公司先后进驻，都因条件恶劣、赚不到钱，又先后退出。1995年，百步亭集团作为第8家开发的企业，踏上了这块土地。
别人放弃的项目，百步亭集团为什么敢接过来干？“安居才能乐业。只有建买得起的房子，老百姓才住得安心。”茅永红正是看中了项目的位置较偏、基础设施偏弱，开发成本相对中心城区便宜。
安居项目怎么建？茅永红经考察发现，国内很多同类项目，因为缺乏统一配套和后期管理，脏乱差现象严重，成为政府的包袱，百姓的痛处：房地产开发公司只建不管，建完就走，无配套设施，居民生活不便；业主、物业矛盾重重，社区管理混乱，所有问题最终交给政府；居民家家铁门铁窗全副武装，互不来往。
如何防止这一现象重演？如何趟出一条开发新路？茅永红带着班子成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前期论证。
1997年，百步亭提出全新开发理念：将房地产开发定位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文明社区”。在那个居委会统辖城区基层管理的时代，“社区”还是个新鲜词。
什么是社区？“就是普通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家园，不仅让老百姓住得舒适，还要让居民生活得方便，生活服务、文化娱乐、医疗健康等全面保障。”湖北首创国内“建设、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的百步亭体制，自己建，自己管，把住宅产品延伸到社区服务。
建设初期，“百步亭模式”在业界也有一些争议。有人劝茅永红，虽然你的梦想很美，可现实会很残酷。在集团董事会上，有股东也不赞成他的做法，认为企业还没赚钱，就要背上大包袱，不利于发展。 但茅永红力排众议，坚持不懈，探索出“社区房地产”的开发新路：在同质化的房地产竞争中，实行差异化战略，将房地产开发的产品定位为“社区”，把住宅产品的产业链延伸到社区服务。
“未来，公司将在现有社区房地产的基础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茅永红说，当前社会进入到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解放思想，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在社区房地产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打造服务型房地产。”茅永红说，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日益突出，但养老服务并没有跟上，产业化发展还没有形成，一方面是巨大的养老服务需求，另一方面是服务市场发育不足，亟须找到破解的路径。社区居家养老是最佳方式，符合中国国情和居民需求，也是百步亭今后建设服务型房地产的重要任务。
“所有的探索，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人们在享受改革开放各项成果的同时，能够生活得更幸福。”茅永红对百步亭的未来充满信心。
思想解放没有终点
“中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切变化都离不开思想解放。没有思想解放，如今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是不可能的。那段历史不能忘记。”作为武汉大学老校长的陶德麟，亲历了中国思想解放的一次又一次重大事件。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年7月，陶德麟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北上参加“理论与实践问题研讨会”，开始了七天七夜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两个凡是’的戒律严重阻碍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不从哲学上打破‘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重新确立真理问题上的实践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得不到正确的解决，一切拨乱反正的举措就无从谈起。这是当时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首要问题。”当时，陶德麟在会上作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的发言，并向《哲学研究》编辑部提供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致李达三封信的复印件——这是反驳“两个凡是”的有力依据。
“会后，我所感受到的精神解放的喜悦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仿佛从阴暗狭窄的囚笼里一下跨到了晴朗宽阔的原野。”陶德麟回忆道，他返回武汉，激情挥就一首《西江月》：山外骄阳暗下，林间好月初悬。微风过处听鸣蝉，一派清光如鉴。回首人间颠倒，消磨多少华年。凭他沧海起狂澜，我自冰心一片！
“不久后，湖北省召开‘千人大会’，对真理标准展开大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了小半个月，思想解放的闸门开启了。”陶德麟说。“而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改革开放成了定局，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开辟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民族之幸。”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14年后，邓小平视察南方的专列首站抵达武昌。从武昌站那并不宽阔的站台上拉开“南方谈话”序幕，在这场改革大潮中，邓小平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论断。
当时，对于这几个“标准”之间的关系，理论界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为此，陶德麟发表了系列论文，对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与实践标准关系作了系统阐释。这些探索，拓宽了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三个“标准”的理论视野。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发展真理的动力。实践不会停顿，思想解放没有终点，实事求是没有尽头。”陶德麟深有感慨地说，“中国发展的道路是中国人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自己‘走’出来的。我们党已经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实现中国梦的道路。”
对于未来，这位学术泰斗谦虚地说：“我作为理论界的一个小兵，过去与大家一起尽过一点微薄之力。现在年事已高，但还不敢懈怠，还深感有责任赶上时代的步伐，跟在大家后面继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支点杂志2013年11月刊）
这一幕永载史册。40多分钟后，隆隆专列前往深圳、上海等地，撰写出改变中国的历史事件——“邓小平南巡讲话”。
2013年的7月盛夏，刚履新8个多月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来到了武汉，明确释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思路。
事隔21年，中国新一轮改革的信号再次从武汉发出！
冲破观念藩篱
1976年，是个不平凡的年份。
那一年，32岁的熊兆铭被分配到武汉市科技交流站 从事技术推广工作。那个时代，科技人员都是主动到工厂推广新技术，且一律免费。
熊兆铭清楚记得，当时他到武汉大型厂矿企业推广一种新型机床刀具，这种刀具可以转动，当刀口钝了，不需拿去磨刀，换个方向就可继续用，如此可大大提高生产率。
然而，熊兆铭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到工厂推广这种刀具，大家都很欢迎；一旦他走了后，工厂又重新使用原来的刀具。
如果说，用老刀具一天可生产5件商品，而新刀具则可生产8件商品。那为什么工厂不选可生产效率高的新刀具呢？熊兆铭调查后发现，在计划经济时代，干多干少一个样，而且多干了活，自己还得出力搬来搬去，这样谁会愿意多干活呢？
“这对新技术来说不是严重的浪费吗？谁还会去创新呢？”熊兆铭很苦恼，但思想不够解放的现状他无力改变。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80年下半年，当时的国家科委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结合不密切、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等问题，并首次倡议科技成果可实行有偿转让。
科学技术成果有偿转让？这让熊兆铭心头一动。当年底，在时任武汉市科委主任肖望的支持下，熊兆铭向武汉市政府打报告，表示愿成立一家科技服务公司。1981年1月，武汉市政府1号文件出台，其重头戏就是批准成立武汉市科技服务公司，这在全国是第一家。公司将一改过去无偿向企业推广新技术的模式，面向全社会提供有偿技术交易。
不过，在那个年代，即便政府有批文，争议还是很大。有人甚至怒斥“搞邪了”，国家花钱培养科研人员，用国家科研设备研制出的技术，居然还要收钱？
为了澄清争议，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忙着举办一场科学技术交易会，让人们见识市场交易带来的活力。
当年8月，武汉地区首届科学技术交易会，在汉口万松园的武汉68中校园举行。当时共邀请有62家大专院校、大型企业参加，502个科技成果作为商品首次亮相，同时企业有102个技术难题公开招标，成交额90多万元。
“过去无偿推广，因来得太容易，企业对新技术不重视。现在好了，市场经济，花钱买来的技术，谁都难以忽略。”熊兆铭没有想到，他们这次“吃螃蟹”的技术交易会，引起了中央媒体关注，人民日报配发评论员文章《看“活水”是怎么流动的》，盛赞这场交易会开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先河。
自此，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科技部门到武汉取经，大大小小的技术交易市场也随之遍地开花，技术创新在中国越来越活跃。
年近古稀的熊兆铭早已退休，但他仍然没有放下科技工作，现在武汉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当会长。“无论是技术交易，还是科技孵化，武汉都走在了全国前列。但为什么武汉的企业、品牌反而在全国不是很突出呢？”他认为，这依然跟观念落后有关。
很多小微企业，守着家庭管理模式，还抱有小富即安的心态，公司一旦达到一定规模就不敢再闯了。熊兆铭现在的工作，就是对小微企业进行帮扶，帮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帮他们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帮他们与资金、政策等对接，帮他们把企业不断做大。
发展需要“幸福指标”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GDP总量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仍有待提升。
经济要发展，生活要幸福，能不能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在湖北，有一位企业家一直致力探索这样的新型发展模式。
他就是茅永红，是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百步亭社区党委书记。
百步亭社区地处武汉近郊。开建前，这里到处是鱼塘和沟渠，水电路等市政配套全无。首期开发用地，7家房地产公司先后进驻，都因条件恶劣、赚不到钱，又先后退出。1995年，百步亭集团作为第8家开发的企业，踏上了这块土地。
别人放弃的项目，百步亭集团为什么敢接过来干？“安居才能乐业。只有建买得起的房子，老百姓才住得安心。”茅永红正是看中了项目的位置较偏、基础设施偏弱，开发成本相对中心城区便宜。
安居项目怎么建？茅永红经考察发现，国内很多同类项目，因为缺乏统一配套和后期管理，脏乱差现象严重，成为政府的包袱，百姓的痛处：房地产开发公司只建不管，建完就走，无配套设施，居民生活不便；业主、物业矛盾重重，社区管理混乱，所有问题最终交给政府；居民家家铁门铁窗全副武装，互不来往。
如何防止这一现象重演？如何趟出一条开发新路？茅永红带着班子成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前期论证。
1997年，百步亭提出全新开发理念：将房地产开发定位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文明社区”。在那个居委会统辖城区基层管理的时代，“社区”还是个新鲜词。
什么是社区？“就是普通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家园，不仅让老百姓住得舒适，还要让居民生活得方便，生活服务、文化娱乐、医疗健康等全面保障。”湖北首创国内“建设、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的百步亭体制，自己建，自己管，把住宅产品延伸到社区服务。
建设初期，“百步亭模式”在业界也有一些争议。有人劝茅永红，虽然你的梦想很美，可现实会很残酷。在集团董事会上，有股东也不赞成他的做法，认为企业还没赚钱，就要背上大包袱，不利于发展。 但茅永红力排众议，坚持不懈，探索出“社区房地产”的开发新路：在同质化的房地产竞争中，实行差异化战略，将房地产开发的产品定位为“社区”，把住宅产品的产业链延伸到社区服务。
“未来，公司将在现有社区房地产的基础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茅永红说，当前社会进入到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解放思想，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在社区房地产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打造服务型房地产。”茅永红说，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日益突出，但养老服务并没有跟上，产业化发展还没有形成，一方面是巨大的养老服务需求，另一方面是服务市场发育不足，亟须找到破解的路径。社区居家养老是最佳方式，符合中国国情和居民需求，也是百步亭今后建设服务型房地产的重要任务。
“所有的探索，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人们在享受改革开放各项成果的同时，能够生活得更幸福。”茅永红对百步亭的未来充满信心。
思想解放没有终点
“中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切变化都离不开思想解放。没有思想解放，如今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是不可能的。那段历史不能忘记。”作为武汉大学老校长的陶德麟，亲历了中国思想解放的一次又一次重大事件。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年7月，陶德麟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北上参加“理论与实践问题研讨会”，开始了七天七夜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两个凡是’的戒律严重阻碍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不从哲学上打破‘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重新确立真理问题上的实践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得不到正确的解决，一切拨乱反正的举措就无从谈起。这是当时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首要问题。”当时，陶德麟在会上作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的发言，并向《哲学研究》编辑部提供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致李达三封信的复印件——这是反驳“两个凡是”的有力依据。
“会后，我所感受到的精神解放的喜悦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仿佛从阴暗狭窄的囚笼里一下跨到了晴朗宽阔的原野。”陶德麟回忆道，他返回武汉，激情挥就一首《西江月》：山外骄阳暗下，林间好月初悬。微风过处听鸣蝉，一派清光如鉴。回首人间颠倒，消磨多少华年。凭他沧海起狂澜，我自冰心一片！
“不久后，湖北省召开‘千人大会’，对真理标准展开大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了小半个月，思想解放的闸门开启了。”陶德麟说。“而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改革开放成了定局，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开辟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民族之幸。”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14年后，邓小平视察南方的专列首站抵达武昌。从武昌站那并不宽阔的站台上拉开“南方谈话”序幕，在这场改革大潮中，邓小平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论断。
当时，对于这几个“标准”之间的关系，理论界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为此，陶德麟发表了系列论文，对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与实践标准关系作了系统阐释。这些探索，拓宽了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三个“标准”的理论视野。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发展真理的动力。实践不会停顿，思想解放没有终点，实事求是没有尽头。”陶德麟深有感慨地说，“中国发展的道路是中国人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自己‘走’出来的。我们党已经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实现中国梦的道路。”
对于未来，这位学术泰斗谦虚地说：“我作为理论界的一个小兵，过去与大家一起尽过一点微薄之力。现在年事已高，但还不敢懈怠，还深感有责任赶上时代的步伐，跟在大家后面继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支点杂志2013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