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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社会动荡不安，民间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作者施耐庵也不是幸运的，从成年起，包括事业和婚姻生活，其所经历之事皆是不顺，内心一直郁郁不平，终以不合当道权贵而弃官归里，至此闭门著述专心而成《水浒传》。《水浒传》历史地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言：“《水浒传》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也却是如此，《水浒》中正是因为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才得以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流传至今。“鲁智深自然是其中之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在此，我就试着谈一谈我对鲁智深这一人物的拙见。
鲁智深在《水浒》中的第一次闪亮登场是在第三回“拳打镇关西”中：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竟入茶坊里来。一个“大踏步”踏出了鲁智深一生的光明磊落、一生的功成圆满，也踏进了读者的心里。紧接着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的英雄形象，看上去，似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随后，与史进、李忠同去吃酒，因李忠欲卖膏药讨钱稍后再去，鲁智深便不耐烦等，并顺便将周遭的看客一股脑都哄走了。而李忠则见其凶猛，敢怒不敢言，只陪笑道“好急性的人”，也却是如此。我们看到一个五大三粗而且脾气急躁的莽汉，可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莽汉虽无万贯家财，却视钱财如粪土，视朋友感情如珍宝。所以看到他哄散众人，让李忠无生意可做，心里便觉得很是解气，顿觉鲁智深是一个很重感情的莽汉。
不料，三人在酒楼喝得正高兴，却被父女俩的哭声打搅，鲁智深先是气愤愤的，当听得父女告知原委，竟当场直骂郑屠是个“腌臜泼才”，甚至还扬言要打死了那厮，被史、李二人用力劝住。他又慷慨解囊，解了自己的囊不说，还要解了史、李的囊。至此，我们看到了鲁智深虽五大三粗、脾气急躁，却也心地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凡见不平之事，定要出手，若在今天，一定要给他颁发一个见义勇为的荣誉奖章。
在去往东京的路上，又因路见不平，大闹了桃花村。在途中，投宿到一家庄院，却又碰着桃花山的土匪强抢民女，搞得庄中诚惶诚恐。也是这桃花山的土匪倒霉，偏碰着了嫉恶如仇、侠肝义胆的鲁智深，这等闲事可是又管定了。果不其然，将前来抢人的二头领打得落花流水，等到大头领复来报仇时，才见是昔日的李忠，既是如此，鲁智深这等闲事又定是管圆满了。我们看到不管是状元桥的恶霸、桃花山的土匪，还是后来瓦罐寺的强盗，甚至是大相国寺的那伙泼皮，鲁智深都来者不拒，照打不误，他这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恰是每一种革命所必须的，所以他要不到梁山那都是一种损失，他要成为反抗者那也是他性格的必然。
上梁山之后，就有了“忠”和“义”的矛盾冲突，一种是“忠君”的封建思想，另一种是十足的兄弟情义。因为同是被官所逼，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恨天下奸臣贼子，同杀天下大恶之人，他们所打劫的只是将相不是贫民。因为这一“义”，他们“八方共域”，亲如兄弟，如为一家，实则是建立了一个人人都向往的大同社会，尤其是在古代那个朝代更替频繁、战争不断的年代里，能有这样一个社会更是人人所向往的。其实不论是在那时还是在今天，这种惩恶扬善、替天行道的“义”都是人们所称赞和宣扬的，就像今天电影里的蜘蛛侠备受人们欢迎一样，不也是因为蜘蛛侠在人间所行的“义”吗？可是如果只顾“义”，那就违背了“忠”，以宋江为代表的认为“义”得服从“忠”，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他们虽是反抗，但只是反奸臣，不反朝廷，他们认为朝廷之所以软弱腐败是因为有那些奸臣蒙蔽圣聪，所以坏的是奸臣贼子，而不是朝廷。而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故而，宋江一直期盼受朝廷招安，有朝一日能够搏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这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但这也不能怪宋江，这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对人们的压迫而成的“奴性”已经根深蒂固了，不容得作者摆脱，宋江也就自然成了这一封建“奴性”最典型的代表了。而以鲁智深为代表的洒脱之人并不看重所谓的“忠”，在宋江作《满江红》表露招安之心时，李逵说：“招安，招安，招什鸟安？”随后鲁智深也说：“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作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听听他们说的，不管是臣子还是皇帝，只要是坏人，但杀无妨，没有什么“忠”不“忠”的。口上虽如此说，但正是因为他们太看重“义”，太看重他们彼此之间的兄弟感情，所以保留了自己的意见，顺畅了宋江的招安计划，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义”最终没有能摆脱“忠”。
总之，鲁智深嫉恶如仇、侠肝义胆、重情重义，又粗鲁而精细、简单而率性，但不是大脑简单的那种天真，相反，是看透世事沧桑的睿智和洞达，是返璞归真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是水浒世界里唯一一个真正具有纯正侠者胸怀的好汉，用苏子的话来说就是“实乃绚烂之极也”。明代中后期的思想家李贽，在《水浒传》的批语里，对鲁智深的赞扬可说无以复加，称鲁智深为“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萨、罗汉、佛”。在那个黑暗的封建社会里，鲁智深就是给穷苦人民带来温暖的一轮太阳，给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信心的一个天使，给迷惘中的反抗者带来光明的一盏灯塔！
鲁智深在《水浒》中的第一次闪亮登场是在第三回“拳打镇关西”中：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竟入茶坊里来。一个“大踏步”踏出了鲁智深一生的光明磊落、一生的功成圆满，也踏进了读者的心里。紧接着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的英雄形象，看上去，似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随后，与史进、李忠同去吃酒，因李忠欲卖膏药讨钱稍后再去，鲁智深便不耐烦等，并顺便将周遭的看客一股脑都哄走了。而李忠则见其凶猛，敢怒不敢言，只陪笑道“好急性的人”，也却是如此。我们看到一个五大三粗而且脾气急躁的莽汉，可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莽汉虽无万贯家财，却视钱财如粪土，视朋友感情如珍宝。所以看到他哄散众人，让李忠无生意可做，心里便觉得很是解气，顿觉鲁智深是一个很重感情的莽汉。
不料，三人在酒楼喝得正高兴，却被父女俩的哭声打搅，鲁智深先是气愤愤的，当听得父女告知原委，竟当场直骂郑屠是个“腌臜泼才”，甚至还扬言要打死了那厮，被史、李二人用力劝住。他又慷慨解囊，解了自己的囊不说，还要解了史、李的囊。至此，我们看到了鲁智深虽五大三粗、脾气急躁，却也心地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凡见不平之事，定要出手，若在今天，一定要给他颁发一个见义勇为的荣誉奖章。
在去往东京的路上，又因路见不平，大闹了桃花村。在途中，投宿到一家庄院，却又碰着桃花山的土匪强抢民女，搞得庄中诚惶诚恐。也是这桃花山的土匪倒霉，偏碰着了嫉恶如仇、侠肝义胆的鲁智深，这等闲事可是又管定了。果不其然，将前来抢人的二头领打得落花流水，等到大头领复来报仇时，才见是昔日的李忠，既是如此，鲁智深这等闲事又定是管圆满了。我们看到不管是状元桥的恶霸、桃花山的土匪，还是后来瓦罐寺的强盗，甚至是大相国寺的那伙泼皮，鲁智深都来者不拒，照打不误，他这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恰是每一种革命所必须的，所以他要不到梁山那都是一种损失，他要成为反抗者那也是他性格的必然。
上梁山之后，就有了“忠”和“义”的矛盾冲突，一种是“忠君”的封建思想，另一种是十足的兄弟情义。因为同是被官所逼，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恨天下奸臣贼子，同杀天下大恶之人，他们所打劫的只是将相不是贫民。因为这一“义”，他们“八方共域”，亲如兄弟，如为一家，实则是建立了一个人人都向往的大同社会，尤其是在古代那个朝代更替频繁、战争不断的年代里，能有这样一个社会更是人人所向往的。其实不论是在那时还是在今天，这种惩恶扬善、替天行道的“义”都是人们所称赞和宣扬的，就像今天电影里的蜘蛛侠备受人们欢迎一样，不也是因为蜘蛛侠在人间所行的“义”吗？可是如果只顾“义”，那就违背了“忠”，以宋江为代表的认为“义”得服从“忠”，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他们虽是反抗，但只是反奸臣，不反朝廷，他们认为朝廷之所以软弱腐败是因为有那些奸臣蒙蔽圣聪，所以坏的是奸臣贼子，而不是朝廷。而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故而，宋江一直期盼受朝廷招安，有朝一日能够搏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这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但这也不能怪宋江，这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对人们的压迫而成的“奴性”已经根深蒂固了，不容得作者摆脱，宋江也就自然成了这一封建“奴性”最典型的代表了。而以鲁智深为代表的洒脱之人并不看重所谓的“忠”，在宋江作《满江红》表露招安之心时，李逵说：“招安，招安，招什鸟安？”随后鲁智深也说：“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作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听听他们说的，不管是臣子还是皇帝，只要是坏人，但杀无妨，没有什么“忠”不“忠”的。口上虽如此说，但正是因为他们太看重“义”，太看重他们彼此之间的兄弟感情，所以保留了自己的意见，顺畅了宋江的招安计划，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义”最终没有能摆脱“忠”。
总之，鲁智深嫉恶如仇、侠肝义胆、重情重义，又粗鲁而精细、简单而率性，但不是大脑简单的那种天真，相反，是看透世事沧桑的睿智和洞达，是返璞归真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是水浒世界里唯一一个真正具有纯正侠者胸怀的好汉，用苏子的话来说就是“实乃绚烂之极也”。明代中后期的思想家李贽，在《水浒传》的批语里，对鲁智深的赞扬可说无以复加，称鲁智深为“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萨、罗汉、佛”。在那个黑暗的封建社会里，鲁智深就是给穷苦人民带来温暖的一轮太阳，给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信心的一个天使，给迷惘中的反抗者带来光明的一盏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