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日记中的记录和议论,为进一步研究张学良提供了参照和依据
　　
　　在胡适日记中,有见识的看法和有价值的史料随处可见。
　　比如,1934年1月底,胡适为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八次董事会议,从北平抵达南京。在参观中山陵时,他的感觉是建筑费用太高,既不美观也不实用。他认为如果能把道路修到孙中山墓前,去掉那四百个台阶,就可以方便游览,节省费用。另外,在与朋友们谈到国内形势时,他强调所谓“武人横行”的混乱局面,完全是因为“文人无气节,无肩膀”所致,这也是南京政府的问题所在。
　　会议结束后,胡适于2月11日乘火车返回北平。上车后遇上许多熟人,其中有位名叫王化一的人对他说:“在张学良的保险箱里,只有两件东西,一件是50万元的收条,一件是一块银元。”
　　王化一曾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古北口警备司令,是一位著名的东北籍抗日将领。王还说:那张收条是张学良赞助一位日本议员参加竞选的费用,后来该议员竞选失败,这50万元也就打了水漂。至于那块银元,则是张学良“决定杀杨宇霆的关键”。
　　张学良为什么要杀杨宇霆呢?这事还需要多说几句。
　　杨宇霆是东北军的重要人物,他早年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步入军界。由于他足智多谋,很快受到张作霖的重用,并在东北军中获得“小诸葛”的称号。在杨宇霆的帮助下,张作霖实力增强,也才能对日本人保持强硬态度。据说,有一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之后,一个日本人明知张作霖是绿林出身,没什么文化,却为了让他出丑,故意请他写字。没想到张作霖提起笔来,很潇洒地写了一个大大的“虎”字。随后,他又在落款处写了“张作霖手黑”几个小字。看到这里,那个日本人几乎笑出声来。张作霖的随从也在一旁悄悄提醒道:“大帅,‘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字。”谁知张作霖瞪起眼睛骂道:“妈拉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吗?对付小日本,手不黑行吗?我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这才恍然大悟,会心地笑了。而在场的日本人则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火车站被日本关东军谋杀后,张学良子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统帅。其后,杨宇霆承担起指导少帅的责任。据说,他不仅规劝张学良要戒除毒瘾,还批评他只顾玩乐,不问政事。对于杨宇霆的这种做法,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很不高兴。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不断挑拨他们的关系,说杨宇霆颇有野心,是张学良身边的最大隐患,应该及早除掉。
　　在日本人的挑唆下,张学良也认为杨宇霆在他面前过于跋扈,便想去除这心头大患。但由于杨是“前朝重臣”,他一直不忍下手,于是那块银元便成了是否杀害杨宇霆的关键。据王化一说,有一天夜里,张学良在卧室里对这个问题“筹思不决”,便取出一块银元,想通过占卜来决定是否下手。他的设想是如果“袁头向上则杀杨,向下则不杀。”没想到掷了三次,都是“袁头向上”。于是“他不觉泪下”。
　　看到丈夫落泪,于凤至十分诧异。经过追问,张才如实回答。这时于凤至也拿起银元丢了两次,没想到都是“袁头向上”。最后一次,银元掉在床上,她过去一看,也流下了眼泪,原来这一次还是“袁头向上”。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终于下了除掉杨宇霆的决心。
　　听了王化一的这番话,胡适不仅把这件荒唐事记录下来,还在日记中写道:“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引者按: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其实,胡适一直对张学良很不满意。比如“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曾多次劝张学良辞职,把军政大权交给南京。张学良也表示愿意听劝,但始终没有兑现。1932年热河事件爆发后,胡适又在信中对张学良说:去年夏间曾劝先生辞职,当时蒙复书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得实行。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国人世人之道。……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名,恐将尽付流水了。
　　胡适记录和议论,为进一步研究张学良提供了参照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