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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与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渊源，他加入过共产党、反对过共产党、感谢过共产党。他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变化。那么，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为何发生重大转折？他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样的？他为国共关系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遗产？
“共产作风”惹国民党非议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所生，乳名建丰，号经国。1925年，15岁的蒋经国终于争取到蒋介石同意，前往苏联留学。
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蒋经国有了一个俄国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不久，蒋经国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的团小组长是邓小平（当时名叫邓希贤），两人交情甚笃。
1927年，从上海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宣布实行“清党”，开始“反苏反共”。作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一下成为了矛盾的焦点。内心彷徨矛盾的蒋经国终于在一次会议中步上讲台，宣称“不是以蒋介石儿子身份发言，而是以共青团之子的身份讲话”，谴责父亲是“叛徒、杀人凶手”。在1935年至1936年底西安事变之前这段局势混沌不明的时间里，蒋经国数次被斯大林召见。1936年11月16日，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蒋经国于1937年4月19日抵达杭州，回到了阔别整整12年的祖国。父子终于见面之时，父子情和中国传统孝道战胜了意识形态的分歧。杭州国民政府主席别馆的大门一关上，蒋经国便扑通跪下，向父亲三叩首。
年轻时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留苏12年的经历，对蒋经国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日后他以苏联式的组织培训机制，改革国民党干部体系；经济上采取的决策措施，也带着浓重的苏联色彩。蒋经国曾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集会上演讲，他本人还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这立即为他招来了许多非议，越来越多的国民党要员形容他有严重的“共产作风”。蒋介石在流言之下，交代特务头子戴笠插手此事。
曾经在戴笠手下担任要员的文强少将回忆说，蒋经国刚回国时，蒋介石通过戴笠指示文强，每个月找蒋经国谈话一次，做他的思想工作，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回国后的蒋经国，从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开始，逐步成长为父亲的左膀右臂。目睹蒋经国在赣南整顿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取得骄人成绩之后，蒋介石安排他一步步实现了对政权的掌控。
高调“反共”，进入权力核心
抗战胜利后，蒋经国一直跟在蒋介石身边。虽未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但他积极扩充自己在“三青团”内的力量，在国民党内羽翼渐丰。而蒋介石在内战节节失败、众叛亲离之下，对儿子也愈加信任，父子感情终于重归亲密无间。
1949年，蒋经国随蒋介石飞往台湾，从此永别大陆，再没有回头。又一个12年，他完成了由“红”转“白”的全过程。曾经的红色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的，唯有在苏联养成的清廉与亲民的作风。这也成了他日后能够在台湾力行“革新”、赢得民心的关键。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为了培养蒋经国，帮他进入权力核心，可谓煞费苦心。他让蒋经国进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负责“武装国民党员的精神意志、强化他们反共的力量，来稳定台湾的情势”。一时间，参与国民党的改造、宣传“反共”成了蒋经国的主要工作。台湾问题研究者认为，“中央改造委员”的身份对他后来的升迁最为关键。
1973年，蒋介石把许多事情都交给蒋经国。同年3月，邓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了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邓小平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方式（统一）……”。
蒋经国与蒋介石一样，一生奉行“一个中国”立场。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两岸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鸿沟吗？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滞留大陆的老国民党人，透过公开、私下的渠道，向蒋家父子不断招手。卧病在床的蒋介石顾不了这些，负责台湾党政军大事的蒋经国，迫于两岸政治角力，他亲口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那么愚蠢。”
与邓小平联手搭建两岸和平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为了安抚党内和民众的情绪，蒋经国奉行“三不”政策，即与大陆“不妥协、不谈判、不接触”。此提法一出台，立即遭到海内外舆论的批评。“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就成了突破口。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来数10万大陆籍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兵们处于被排斥和孤立无援的境地。同时，台湾当局禁止退伍军人返乡。这些已近垂暮之年的老兵无法回归故土，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此时，中国大陆用行动争取两岸统一。1979年1月1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消息，称金门炮击正式停止。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示好。北京的对台办负责人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老弟”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
但蒋经国对邓小平的这一和平攻势，反应相当敏锐。台北方面一方面很坚定地谢绝廖承志来访，蒋经国说：共产党提议两岸对话，是“旧瓶装新酒”。但另一方面，蒋经国也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此以往，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如果两岸人民旅行、贸易往來审慎发展，必可提升台湾在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
可以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将开始的时候，两岸修好的舞台，已经由邓小平和蒋经国“联手搭建”完毕。
1981年，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示好”。中共中央下达指令给浙江溪口地方党委，修缮丰镐房以及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因为邓小平、廖承志清楚地知道，蒋经国是个大孝子。溪口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但又秘密地送进了台湾“总统府”。蒋经国看到故乡，不禁老泪纵横。 邓小平还对“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
随着时间推移，蒋经国认为两岸谈判的时机已经慢慢成熟。但在台北和北京之间进行正式对话之际，“中间人”是不能缺少的。蒋经国把这个敏感角色只托付给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1980年，李光耀二度访问中国，翌年，邓小平派出中国总理率领大批官员访问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李光耀试图让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高级官员了解台湾的情势。
蒋经国与李光耀意气相投。李光耀每次到台北，都和蒋经国单独交谈好几个小时，交换彼此对中国、对两岸议题的看法。蔣经国认为：李光耀对两岸议题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深入。至于邓小平，至少有一次通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
到了1983年，蒋经国私下指出：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日渐茁壮强大。如果台湾和大陆能够结合，“中国的未来，必定会有伟大的前途”。
1984年9月26日，中、英达成了关于香港未来的协议。在这种大背景下，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在台湾访问了3天，与蒋经国私下长谈，这一次，蒋经国明确告诉李光耀，对于改造台湾的政治体制，他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和最新的想法。
1987年，台湾发生多种变化，其中最富戏剧性的当推1987年10月14日，国民党继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再全面开放岛内民众前往大陆旅行，这一举动，等于背叛了蒋家王朝整个的反共斗争。接下来两个月里，申请到大陆探亲的台湾居民有几万人。蒋经国很满意。邓小平：“经国死得太早了”
1988年元旦，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台湾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29家）、限张（维持在每天对开3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200家左右的新出版物，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20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
1988年1月12日，由马英九主持起草的结束大陆人掌控台湾政治过程的草案，获得通过。马英九准备翌日晋见蒋经国，报告这个好消息。可是，13日下午，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去世。中共中央发了唁电：“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蒋经国死后，台湾局势日益演变，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摘自《决策与信息》2011年第6期，《东西南北》2011年第15期，《作家文摘》2015年11月10日）
“共产作风”惹国民党非议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所生，乳名建丰，号经国。1925年，15岁的蒋经国终于争取到蒋介石同意，前往苏联留学。
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蒋经国有了一个俄国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不久，蒋经国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的团小组长是邓小平（当时名叫邓希贤），两人交情甚笃。
1927年，从上海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宣布实行“清党”，开始“反苏反共”。作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一下成为了矛盾的焦点。内心彷徨矛盾的蒋经国终于在一次会议中步上讲台，宣称“不是以蒋介石儿子身份发言，而是以共青团之子的身份讲话”，谴责父亲是“叛徒、杀人凶手”。在1935年至1936年底西安事变之前这段局势混沌不明的时间里，蒋经国数次被斯大林召见。1936年11月16日，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蒋经国于1937年4月19日抵达杭州，回到了阔别整整12年的祖国。父子终于见面之时，父子情和中国传统孝道战胜了意识形态的分歧。杭州国民政府主席别馆的大门一关上，蒋经国便扑通跪下，向父亲三叩首。
年轻时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留苏12年的经历，对蒋经国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日后他以苏联式的组织培训机制，改革国民党干部体系；经济上采取的决策措施，也带着浓重的苏联色彩。蒋经国曾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集会上演讲，他本人还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这立即为他招来了许多非议，越来越多的国民党要员形容他有严重的“共产作风”。蒋介石在流言之下，交代特务头子戴笠插手此事。
曾经在戴笠手下担任要员的文强少将回忆说，蒋经国刚回国时，蒋介石通过戴笠指示文强，每个月找蒋经国谈话一次，做他的思想工作，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回国后的蒋经国，从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开始，逐步成长为父亲的左膀右臂。目睹蒋经国在赣南整顿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取得骄人成绩之后，蒋介石安排他一步步实现了对政权的掌控。
高调“反共”，进入权力核心
抗战胜利后，蒋经国一直跟在蒋介石身边。虽未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但他积极扩充自己在“三青团”内的力量，在国民党内羽翼渐丰。而蒋介石在内战节节失败、众叛亲离之下，对儿子也愈加信任，父子感情终于重归亲密无间。
1949年，蒋经国随蒋介石飞往台湾，从此永别大陆，再没有回头。又一个12年，他完成了由“红”转“白”的全过程。曾经的红色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的，唯有在苏联养成的清廉与亲民的作风。这也成了他日后能够在台湾力行“革新”、赢得民心的关键。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为了培养蒋经国，帮他进入权力核心，可谓煞费苦心。他让蒋经国进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负责“武装国民党员的精神意志、强化他们反共的力量，来稳定台湾的情势”。一时间，参与国民党的改造、宣传“反共”成了蒋经国的主要工作。台湾问题研究者认为，“中央改造委员”的身份对他后来的升迁最为关键。
1973年，蒋介石把许多事情都交给蒋经国。同年3月，邓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了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邓小平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方式（统一）……”。
蒋经国与蒋介石一样，一生奉行“一个中国”立场。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两岸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鸿沟吗？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滞留大陆的老国民党人，透过公开、私下的渠道，向蒋家父子不断招手。卧病在床的蒋介石顾不了这些，负责台湾党政军大事的蒋经国，迫于两岸政治角力，他亲口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那么愚蠢。”
与邓小平联手搭建两岸和平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为了安抚党内和民众的情绪，蒋经国奉行“三不”政策，即与大陆“不妥协、不谈判、不接触”。此提法一出台，立即遭到海内外舆论的批评。“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就成了突破口。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来数10万大陆籍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兵们处于被排斥和孤立无援的境地。同时，台湾当局禁止退伍军人返乡。这些已近垂暮之年的老兵无法回归故土，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此时，中国大陆用行动争取两岸统一。1979年1月1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消息，称金门炮击正式停止。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示好。北京的对台办负责人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老弟”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
但蒋经国对邓小平的这一和平攻势，反应相当敏锐。台北方面一方面很坚定地谢绝廖承志来访，蒋经国说：共产党提议两岸对话，是“旧瓶装新酒”。但另一方面，蒋经国也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此以往，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如果两岸人民旅行、贸易往來审慎发展，必可提升台湾在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
可以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将开始的时候，两岸修好的舞台，已经由邓小平和蒋经国“联手搭建”完毕。
1981年，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示好”。中共中央下达指令给浙江溪口地方党委，修缮丰镐房以及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因为邓小平、廖承志清楚地知道，蒋经国是个大孝子。溪口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但又秘密地送进了台湾“总统府”。蒋经国看到故乡，不禁老泪纵横。 邓小平还对“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
随着时间推移，蒋经国认为两岸谈判的时机已经慢慢成熟。但在台北和北京之间进行正式对话之际，“中间人”是不能缺少的。蒋经国把这个敏感角色只托付给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1980年，李光耀二度访问中国，翌年，邓小平派出中国总理率领大批官员访问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李光耀试图让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高级官员了解台湾的情势。
蒋经国与李光耀意气相投。李光耀每次到台北，都和蒋经国单独交谈好几个小时，交换彼此对中国、对两岸议题的看法。蔣经国认为：李光耀对两岸议题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深入。至于邓小平，至少有一次通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
到了1983年，蒋经国私下指出：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日渐茁壮强大。如果台湾和大陆能够结合，“中国的未来，必定会有伟大的前途”。
1984年9月26日，中、英达成了关于香港未来的协议。在这种大背景下，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在台湾访问了3天，与蒋经国私下长谈，这一次，蒋经国明确告诉李光耀，对于改造台湾的政治体制，他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和最新的想法。
1987年，台湾发生多种变化，其中最富戏剧性的当推1987年10月14日，国民党继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再全面开放岛内民众前往大陆旅行，这一举动，等于背叛了蒋家王朝整个的反共斗争。接下来两个月里，申请到大陆探亲的台湾居民有几万人。蒋经国很满意。邓小平：“经国死得太早了”
1988年元旦，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台湾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29家）、限张（维持在每天对开3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200家左右的新出版物，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20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
1988年1月12日，由马英九主持起草的结束大陆人掌控台湾政治过程的草案，获得通过。马英九准备翌日晋见蒋经国，报告这个好消息。可是，13日下午，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去世。中共中央发了唁电：“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蒋经国死后，台湾局势日益演变，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摘自《决策与信息》2011年第6期，《东西南北》2011年第15期，《作家文摘》2015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