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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重复居住的居址，通常不容易挖。人活得好好的，一代接一代，不会在地底下埋什么东西。房子旧了坏了，就把房子拆掉，废物运走，再在上面盖新的。居住遗址很珍贵，可以告诉我们最多的事情。西安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都是挖出两大块村落的居住遗址，很珍贵。但那是稀有遗址，不是一般考古发现的常态。
大多数时候，最有机会挖到东西的地方是古人的垃圾堆。像是圆山贝家，出土了一大堆贝壳，那就是当时的人吃完贝类，将壳集中丢弃的垃圾堆。考古学的进展必须经常依赖垃圾堆。废弃的垃圾比持续使用的东西更有可能被留下来。通常没有人会搬走垃圾堆，以后使用居址的人也不会去动垃圾堆。
最有价值的垃圾堆，是在“工坊”或“作坊”旁边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曾经办过汝窑特展，展览中的一部分展品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当然是从清朝皇家一路流传下来的，都是精品。但另外一部分则是从河南汝州市的汝瓷博物馆借来的。小朋友会对这些借展品特别有感觉，特别有兴趣，他们一直问：“这些东西怎么都破破的？”
这些破破的瓷器，是考古学家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宫廷收藏的汝窑精品不可能藏在地里让考古学家去挖吧？考古学家能挖的，是汝窑作坊做坏不要，堆到垃圾场去的。这样挖出来的东西，在古董市场上的价格很低，可是在历史研究上的价值很高，让我们可以更普遍地了解当时的工艺技术与工艺标准。
郑州商城挖出过一个最惊人的作坊及其垃圾堆，那就是“人骨作坊”。那是做骨器的地方，只不过使用的材料是大量的人骨。许多史学家就是以这个发掘结果证明奴隶制社会的存在，铁证如山，如果不是有大批命如草芥的奴隶，哪来的人骨材料，哪来的人骨作坊？
考古学也高度依赖墓葬，这也不会被后来的人随便乱动。考古人类学系被戏称为“挖死人骨头”，说老实话，考古学家还真的很在意死人骨头。有两个条件使我们必须在意死人骨头。第一，骨头最有可能石化，可以存留很久;第二，墓葬的方式，必定有其意义。像十三行文化遗址中人的墓葬，头都朝向同样的方向，那绝对不是偶然。
秦始皇陵兵马俑很有名，那是公元前220年左右的东西。查《史记会注考证》，其中就搜罗了历来关于秦始皇陵地点的种种考证。换句话说，两千多年来，陵寝的地点不是秘密，也没有真正失传。历代许多其他的皇帝陵，几乎都被盗挖了，很多人都知道地点的秦始皇陵，居然没有盗掘或出土记录。20世纪60年代，陕西农民挖到兵马俑，开始时还没有人认为那会是秦始皇陵里的东西。因为第一，初步发现的地方，离旧记载骊山秦始皇陵的中心有几公里远，谁想象得到秦始皇陵的范围会延伸那么远。第二，挖出来的东西没有人看过，没有人记录过，两千多年前的东西可能保留得好好的、从来没被挖出来过吗？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众多的“二次葬”，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就叫“捡骨葬”。如果是一次葬，出土时骨骸是照着人体形状排列的。但若是出土的骨骸集中在一起，就表示应该有二次葬的行为，也就是在下葬后经过一定时间，再将坟墓挖开，把皮肤肌肉彻底腐化后的骨头重新换个方式、换个地点再埋葬一次。为什么要这样麻烦地进行二次葬？这显然是牵涉人们对死亡、死后世界的想象与解释。
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看，一般来说，屈身葬的墓葬当中发现陪葬品的概率远高于直身葬。通常对特殊的人，会在他死时多做些努力，用比较复杂的下葬方式表达他的特殊性。表达特殊性的另一种手段是陪葬品。墓葬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凭借下葬的情况去推演其社会及文化意义。为什么选择这些东西陪葬？为什么放在这里？例如在屈身葬中，陪葬品经常放在头部两侧及膝盖边，肚腹位置放陪葬品的就不多了，为什么如此？思考解答这种问题，极有意思。
考古一般能挖到的是垃圾堆和墓葬，因此我们应该明白：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有高度偏差，是有偏见的，绝对不可能构成全面的知识。考古学很大一部分靠概率，靠运气。
就算只有一次葬，也可以看出一些复杂的意义。死人自己不会动，葬的姿势、位置、方向一定是活人帮他处置的。人死了，身体自然僵直，最简单和直接的方法应该就是那样葬下去。但是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却常常发现侧身葬、屈身葬，甚至还有直身葬。为何如此大费周章？我们只能告诉自己这些负责下葬的活人，一定有他们特别的想法。
但考古就是这么一回事。秦始皇陵竟被神奇地完整保留了下来，供后人发掘。到现在已经开挖，挖出大批兵马俑的这块区域，占整个秦始皇陵不到一半的面积，还有一半仍然埋在地底下。现在不能挖，不敢挖，因为人们没有把握挖了之后，与空气接触的快速氧化作用会不会摧毁里面的东西。必须要确知如何处理氧化问题才能开挖，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全部发掘，更没有人知道最终会挖出什么东西来。
考古学极其神奇，带着很大的运气成分。而且不管怎么努力，甚至运气也够好，考古能发掘出来的东西，毕竟还是像一幅总共由3600片拼图碎片构成的大拼图，却只是东一个，西一个，给了360片，要我们去解答这拼图上到底画了什么。這360片拼图碎片，每一片都花很大力气，还要靠运气才能弄到，然而它们只是巨大的3600片拼图碎片的十分之一。此外的十分之九必须依靠想象与解释。所以，想发挥考古的最大作用，要靠想象力，也要靠文字及其他史料的相互对比。
大多数时候，最有机会挖到东西的地方是古人的垃圾堆。像是圆山贝家，出土了一大堆贝壳，那就是当时的人吃完贝类，将壳集中丢弃的垃圾堆。考古学的进展必须经常依赖垃圾堆。废弃的垃圾比持续使用的东西更有可能被留下来。通常没有人会搬走垃圾堆，以后使用居址的人也不会去动垃圾堆。
最有价值的垃圾堆，是在“工坊”或“作坊”旁边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曾经办过汝窑特展，展览中的一部分展品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当然是从清朝皇家一路流传下来的，都是精品。但另外一部分则是从河南汝州市的汝瓷博物馆借来的。小朋友会对这些借展品特别有感觉，特别有兴趣，他们一直问：“这些东西怎么都破破的？”
这些破破的瓷器，是考古学家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宫廷收藏的汝窑精品不可能藏在地里让考古学家去挖吧？考古学家能挖的，是汝窑作坊做坏不要，堆到垃圾场去的。这样挖出来的东西，在古董市场上的价格很低，可是在历史研究上的价值很高，让我们可以更普遍地了解当时的工艺技术与工艺标准。
郑州商城挖出过一个最惊人的作坊及其垃圾堆，那就是“人骨作坊”。那是做骨器的地方，只不过使用的材料是大量的人骨。许多史学家就是以这个发掘结果证明奴隶制社会的存在，铁证如山，如果不是有大批命如草芥的奴隶，哪来的人骨材料，哪来的人骨作坊？
考古学也高度依赖墓葬，这也不会被后来的人随便乱动。考古人类学系被戏称为“挖死人骨头”，说老实话，考古学家还真的很在意死人骨头。有两个条件使我们必须在意死人骨头。第一，骨头最有可能石化，可以存留很久;第二，墓葬的方式，必定有其意义。像十三行文化遗址中人的墓葬，头都朝向同样的方向，那绝对不是偶然。
秦始皇陵兵马俑很有名，那是公元前220年左右的东西。查《史记会注考证》，其中就搜罗了历来关于秦始皇陵地点的种种考证。换句话说，两千多年来，陵寝的地点不是秘密，也没有真正失传。历代许多其他的皇帝陵，几乎都被盗挖了，很多人都知道地点的秦始皇陵，居然没有盗掘或出土记录。20世纪60年代，陕西农民挖到兵马俑，开始时还没有人认为那会是秦始皇陵里的东西。因为第一，初步发现的地方，离旧记载骊山秦始皇陵的中心有几公里远，谁想象得到秦始皇陵的范围会延伸那么远。第二，挖出来的东西没有人看过，没有人记录过，两千多年前的东西可能保留得好好的、从来没被挖出来过吗？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众多的“二次葬”，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就叫“捡骨葬”。如果是一次葬，出土时骨骸是照着人体形状排列的。但若是出土的骨骸集中在一起，就表示应该有二次葬的行为，也就是在下葬后经过一定时间，再将坟墓挖开，把皮肤肌肉彻底腐化后的骨头重新换个方式、换个地点再埋葬一次。为什么要这样麻烦地进行二次葬？这显然是牵涉人们对死亡、死后世界的想象与解释。
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看，一般来说，屈身葬的墓葬当中发现陪葬品的概率远高于直身葬。通常对特殊的人，会在他死时多做些努力，用比较复杂的下葬方式表达他的特殊性。表达特殊性的另一种手段是陪葬品。墓葬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凭借下葬的情况去推演其社会及文化意义。为什么选择这些东西陪葬？为什么放在这里？例如在屈身葬中，陪葬品经常放在头部两侧及膝盖边，肚腹位置放陪葬品的就不多了，为什么如此？思考解答这种问题，极有意思。
考古一般能挖到的是垃圾堆和墓葬，因此我们应该明白：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有高度偏差，是有偏见的，绝对不可能构成全面的知识。考古学很大一部分靠概率，靠运气。
就算只有一次葬，也可以看出一些复杂的意义。死人自己不会动，葬的姿势、位置、方向一定是活人帮他处置的。人死了，身体自然僵直，最简单和直接的方法应该就是那样葬下去。但是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却常常发现侧身葬、屈身葬，甚至还有直身葬。为何如此大费周章？我们只能告诉自己这些负责下葬的活人，一定有他们特别的想法。
但考古就是这么一回事。秦始皇陵竟被神奇地完整保留了下来，供后人发掘。到现在已经开挖，挖出大批兵马俑的这块区域，占整个秦始皇陵不到一半的面积，还有一半仍然埋在地底下。现在不能挖，不敢挖，因为人们没有把握挖了之后，与空气接触的快速氧化作用会不会摧毁里面的东西。必须要确知如何处理氧化问题才能开挖，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全部发掘，更没有人知道最终会挖出什么东西来。
考古学极其神奇，带着很大的运气成分。而且不管怎么努力，甚至运气也够好，考古能发掘出来的东西，毕竟还是像一幅总共由3600片拼图碎片构成的大拼图，却只是东一个，西一个，给了360片，要我们去解答这拼图上到底画了什么。這360片拼图碎片，每一片都花很大力气，还要靠运气才能弄到，然而它们只是巨大的3600片拼图碎片的十分之一。此外的十分之九必须依靠想象与解释。所以，想发挥考古的最大作用，要靠想象力，也要靠文字及其他史料的相互对比。